張雪霖：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還比不上外國人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雪霖】
很多高校招聘公告中都強調“具有海外學習經歷者優先”，這讓戲稱自己為“土鱉”的本土博士，深感機會的不均等與受到不公平對待。今年全國兩會上，這一現象受到全國代表委員的關注與提案，引發了熱議。
由於筆者從事的是社會科學研究，對理工科領域不熟悉，不敢妄議，因此就結合社會科學研究的屬性與特徵、個人在本土的學術訓練以及找工作的感受，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粗淺認識。
資料圖：視覺中國
一
與自然科學以研究與發現自然規律為核心不同，社會科學是以人、社會與文化為研究對象的，而人具有較強的自由意志與主觀能動性，社會科學研究難以做到像自然科學那樣絕對客觀，這就涉及到價值與立場的問題。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價值中立，早已成為社科學界的共識，但其提出的價值中立主要指的是研究過程與研究方法，不應該以價值判斷先入為主，切割對社會事實的理解。人文社科研究無可避免地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體現為研究所持的或明或暗的價值與立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在全國兩會上，看望全國政協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講話指出：
“文學藝術創造、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為誰創作、為誰立言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性的理論觀點。”
説白了，我們的社科研究，要以中國問題研究為核心，建立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導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與發展實踐。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進一步來看土鱉與海歸各自的優劣。
我們看到，海外留學生也大都是做中國研究，很少看到有做留學所在國家社會研究的。換而言之，他們大多數只不過是在國外或海外做中國問題研究。那麼問題來了，難道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還比不上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強？否則，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中國留學生願意費九牛二虎之力跑到國外讀博？
這個問題，要以歷史的視角去理解。
由於中國本土缺乏內生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體系，改革開放後一批海外中國研究著作被譯介進來，迅速掀起海外中國研究熱。這批海外中國研究成果以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為集中代表，其運用的科學方法與理論視角對中國問題開展的研究，在當時的學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一方面，開始大力將西方社會科學經典理論與方法著作翻譯介紹到國內學習；另一方面，也開啓了大規模出國留學的熱潮。在當時的條件下，海外學者具有研究中國問題的理論與方法優勢。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部分書目
二
然而，改革開放至今，經過四十年的積累與發展，這一局面已經得到極大改善。中國本土的社會科學研究在快速進步中，逐步形成對中國經驗的深耕式理解。
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本質上是經驗研究，是對中國社會、文化與生活經驗的理論化提煉。在新的時代下，筆者認為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比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具有以下優勢：
（1）母語優勢。
這種母語優勢，除了指語言符號外，還包括個人長期浸潤其中的文化與社會生活經驗等。
對於中國問題研究，外國學者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進得去”，即能否深入中國經驗中來，而中國學者由於具有母語優勢，可能面臨的難題則是“出得來”，即要跳出個人的生活經驗，以相對客觀的視角與方法去認識與分析整體經驗。
相對而言，外國學者面臨的“進得去”難題不太容易克服，而中國學者面臨的“出得來”難題，通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2）調查優勢。
由於社會科學研究的獨特屬性，決定了好的社科研究成果需要長期與大量的田野調查，根植於深厚的中國經驗理解之上。從這個視角反觀上世紀80年代初的海外中國研究，無可否認他們推動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進程，然而他們基於中國社會的田野調查也是極其有限的，很多是基於文獻資料的分析。
筆者在參加一次國際學術會議時，與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亞中國問題研究學者交流，他説他已經很多年沒有來中國做田野調查了，外國學者進入中國社會調研與訪談受到很大限制。當年通過朋友牽線搭橋好不容易做的幾次調查，也都是被當地幹部導引着走馬觀花式參觀一下現場，然後拿很多政府的文件資料回去分析。
這位澳大利亞學者的經歷不是個案，而是普遍情況。我們看到，外國學者來中國做社會調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而中國學者則可以自由地對中國問題展開全方位而深入地調查。
通過二手文獻資料或零星片面的調研，對於理解中國這樣一個處於鉅變中的超級大國與複雜社會而言，無異於隔靴搔癢，而中國學者在學習與掌握了科學的方法後，則具有長期深耕中國問題與經驗的巨大優勢。
（3）成果優勢。
這裏的成果是指社會科學研究的產出，對推動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理論的建設，與服務和指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而言的。具體成果的載體包括期刊雜誌、學術著作、媒體評論以及諮政報告等多種形式。目前對學者的學術評價機制最重要的還是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學術論文。
外國學者及海外留學的博士，由於具有語言與對SSCI體系較為熟悉的優勢，大多數還是以發表SSCI為主。尤其是在當前高校的學術評價機制中特別重視SSCI發表，甚至很多高校沒有對SSCI分等級，任何1篇SSCI就相當1篇A類CSSCI，這就更加強化了發表SSCI的趨勢。
然而，值得注意的學術期刊是有國界的，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這體現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
其一，西方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降，與經歷了幾百年的現代化轉型與發展相伴隨的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已經比較成熟，發表在SSCI上的學術成果不啻為在西方的理論大廈中的空格中補一塊塊玻璃，無助於推動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
其二，任何人文社科期刊雜誌都是有或明或暗的特定立場與價值，西方SSCI的立場決定了其不可能為了中國人民，為了中國的民族復興與現代化發展而服務。以中文為基礎的期刊論文、學術著作、媒體評論與諮政報告等學術成果，則在發展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理論與服務中國現代化改革實踐方面都具有優勢。
資料圖：視覺中國
三
我們看到，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經過幾十年的學術積累與發展，中國學者相較於海外學者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具有母語優勢、調查優勢和成果優勢。學者羣體自身及其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人才培養質量的高低。
當然，前述分析的中國學者的優勢，並不代表一定就能把這個優勢利用好。然而，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社會科學近些年也得到了快速發展與推進，以上幾種優勢轉化實際科研能力的勢頭愈發凸顯。因此，本土培養的博士水平，也並不一定比海外培養的博士差。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孫新華副教授，以社會學為例統計了45週歲以下的青年學者，其各種成果被CSSCI引用的排名，他發現前100位高被引學者中只有14位在海外攻讀博士學位，即“海龜”只佔到14%，其中10位來自香港高校、美國3位、英國1位，其他86位高被引學者都是在國內接受的博士訓練。這説明了“土鱉”在中文引證上佔據絕對優勢。這與前述提及的海歸學者主要發表SSCI有關係，當然也有少數海歸學者在中文期刊發表上成果突出，進入榜單。
隨着國家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日益重視，以及學術生態的淨化和人才培養嚴進嚴出模式的開啓，本土博士培養的水平與質量都將在快速進步。以筆者所在的研究團隊對人才培養的要求為例，本碩期間的經典理論閲讀訓練，一般要達到150本以上，涉獵至少兩三個學科；博士期間的田野調查經驗訓練至少要達到400天，跨越10個省以上，這些也只是基礎要求。有了這樣系統而嚴格的學術訓練，以及對中國經驗的深厚理解，我們有自信做出具有原創性的研究，我們也很自信地認為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並不比海外的差。
結合個人去年找工作的體會，我發現國內高校對海歸博士的認識也在經歷一個理性化過程。特別是現在的學科評估實行動態調整以及爭創“雙一流”的新形勢下，很多高校已經開始做出政策調整，由早些年只要是海外名校畢業的海歸博士，不管有沒有成果，都會給予很好的職稱與薪酬待遇，到現在變成即使海外名校畢業，但也要有相應的成果才行。
當然，目前高校人才招聘的主流依然存在對海歸與本土博士的二元化對待制度。在本土社會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水平已大幅度提高的新形勢下，人為地設置“海龜”與“土鱉”二元區分與待遇機制，是不合時宜的，也是不自信的流露。
英雄不問出身，新時代呼喚建立統一的根據科研實力與原創力為基礎的人才評價與待遇機制，打破對本土博士的制度化排斥機制，建立更加公平的學術競爭環境，實現機會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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