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雙組合促增長，GDP增速有望回到6.6以上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會於3月5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李克強總理在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亮點紛呈，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涉及的一系列新目標、新概念和新舉措引發各界關注。

2019年中國的總體經濟形勢會如何發展？是否會擊穿6%的“心理底線”？6%-6.5%的經濟增長目標透露出什麼樣的信息？“結構性去槓桿”的內涵應該怎樣理解？如何在一片“消費降級”的輿論中刺激消費、拉動內需？

觀察者網就這些問題採訪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老師。

【採訪/觀察者網 戴蘇越】

**觀察者網：**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2019年我國的GDP增長目標定在了6%-6.5%這個區間內。您認為這個目標數字的制定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曹和平：**我們知道，以往的GDP增長目標都是點目標，例如去年我們將經濟增長目標定在“6.5%左右”，這是以一個原點為基準向左右擺動。這樣定目標有一個缺點，人們一般會認為你定的這個數字是一個下限，只要不低於6.5%，就算是完成了任務。

但這種心理預期對政府的政策操作造成了一定的壓力，業績執行下來，高於6.5%啥事也沒有，一旦低於6.5%就糟糕了，各種唱衰説法就來了。這樣一來，就好像政府為自己制定了一個只許做多，不許做空的單項調控機制，這是不符合宏觀調控過程的內在展開邏輯。

在多數情況下，調控總會出現超調現象（overshooting），尤其在結構轉型時期。傳統的參照指標在結構轉型期不再具有標杆性的指示器作用，調控總是在左一點，右一點震盪性均衡。單方向地逼近理想狀態非常困難。

今年，中央政府第一次把經濟增長的目標從點目標調整成區間目標，這是一種管理目標的優化，比較符合經濟調控的過程特點，也給政策調控團隊更多地迴旋餘地。多年來，歐元的匯率目標管理就是一個區間目標，而不是一個點目標。其實，美元乾脆放棄了與主要貨幣的區間管理，只要不大幅波動就好。

另外，把點目標換位區間目標還和中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徵相關聯。比如，過去的增長目標主要是規模增速目標，但在新的經濟成長階段，雙目標管理更為合理，在規模增速的同時，近年來加上了結構變化（增速）的目標。年度之間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中長期目標達到結構優化。有時候，為了達到結構目標可以忍受一些速度目標的降低。這是GDP增長區間管理的合理性所在。

**觀察者網：**今年的6%-6.5%目標比去年6.5%左右要低，您覺得這是不是我國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體現？未來您覺得這個數字會不會繼續下調？經濟增長率的放緩會不會成為中國經濟一個常態化的趨勢？

**曹和平：**6-6.5%明顯比去年6.6%的實際增長要低，在宏觀經濟的實體變量當中，尤其是今年採購指數所反映的信息來看，原來非常好的服務業經理人採購指數從53掉到了51；綜合經理人採購指數從51掉到49。

經理人採購指數（PM）50是經濟變化的榮枯線。PMI是先行指數，在去年第四季度時候掉到49.5的話，預示着今年一二季度經濟的增速會收縮而不會增加，具體來説是從6.6收縮，而不是增加。所以，經濟增速掉到6-6.5%這個區間是符合這些先行指數的預期態勢的。

至於中國經濟是不是就會沿着6.6%，6-6.5%，過兩年還會跌破6%這個心理底線呢？現在看來，最壞，在今年某個季度的某個月份有可能會跌破6%。

這是因為，雖然目前國家宏觀經濟實體經濟五變量（總需求、總投資、進出口、就業和庫存）基本面穩定，但是貨幣一二級市場、證券一二級市場在過去三四年間，因大金融口自身資產泡沫過高（金融深層制度改革長期滯後所致），而過度收縮流通中的高能流動性資產，包括大幅度降低貨幣發行速度所致，銀根和流動性機制閘門關得過多，遲滯了相當不錯的經濟基本面在多年下行之後（2011-2016年）觸底反彈的跡象。

有些同事認為互聯網支付大大降低了收存現金的數量，降低貨幣發行速度，包括收縮M0是必要的。但我不這麼認為，支付是所有權過户，和流動性基本沒多大關係。流動性是金融“幹-支血液”系統粘稠性太高導致的觀察現象。收縮高能流動性資產，關閉很多非銀系和非銀類金融機構的業務大大遲滯了本來就不充足的貨幣流動速度。調控被金融口超調了，這就是今年經濟增速繼續下行，將會處在6.0-6.5%的原因所在。

但這是一個絕對下行嗎？我也不認為。

第一，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不錯。以人均GDP來衡量，我們人均收入低於1萬美元，和5-8萬美元的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還很低，處在年度中高速增長期，不是一種奢望。

第二，近年來最高決策層的目標合理，只要調整金融機構政策，或者説只要貨幣財政政策到位，今年第四季度恢復或者超過6.6完全有可能。

第三，調整金融機構第一季度的貨幣政策配合不錯。與去年底相比，一月份的高能流動性增加了小20%；從社會融資規模看，今年一月份是46353萬億，去年底是15898萬億，幾乎是上一個月的三倍。

基本上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貨幣政策逆轉了以往幾年穩貨幣防風險的做法，轉向促進經濟增長與防範風險並重，但促增長放在優先地位的政策方向。

再看財税，總理這次講話最大的亮點是減税，我算了一下，大概可以為企業讓利9000億，相當於企業獲得了這9000億的流通性。第二，如果製造業的營改增落實到位，那就還有8000千億，一共17000億，加上今年的財政赤字預算部分，將會超過4萬億。基礎貨幣和基礎財政加起來給經濟注入了4.2萬億的高能流動性和高信用資產，商業配套應該可以達到二十萬億以上。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會縮政策傳導週期， 一般在三個季度後將會看到後果，如果説在今年九月底後出現經濟增速加快，我不會感到奇怪。所以説，我個人認為經濟增長率不大會從6-6.5%區間向跌穿6%方向慣性下行，如果真跌穿了，也不會持續多長時間。

中國政府在2003年以後很少用貨幣和財政政策雙組合來大力度促進經濟的增長。從這次總理的講話來看，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啓動了這麼一個過程。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經歷較長時間的結構性指標調增，規模性指標調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後，結構性調整取得成效，經濟增速穩定在中高速區間（5.5-8.5%）之際，將經濟增速穩定在以6.5%為中位數區間附近的一次積極嘗試。

**觀察者網：**從去年到今年，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一直是政府致力推進的問題。當下，很多企業也確實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困難。您認為在2019年，什麼樣的措施可以有效地幫助企業渡過這樣的難關？

**曹和平：**總理的報告從多個方面闡述了這個問題，除了剛才我們提到的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擴張性組合，還有很多舉措，諸如增強市場活力，擴大對外開放，改善區域不平衡，持續減貧等等。這些政策都會從不同的側面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好的環境。

從這些政策裏你會發現，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增加基礎流動性的同時，事實上也在引導項目實施。前段時間的財政局長會議可以看做是這個猜測的一個重大註腳。可以想象，基礎政策方向適度調整後，各領域的政策都會誘導關聯資源向促增長目標聚合。

總理講話的措施是相當到位的，比往年力度要大。我們要看到，前幾年我們的政策幾乎是要把GDP的速度刻意地壓下來，今年政策的改變將會釋放這部分被壓抑的因素。

**觀察者網：**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用專門一個章節講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擴大內需、提升居民消費能力是促進經濟發展、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兩年我們身邊討論“消費降級”的氛圍卻很濃，特別是很多年輕人都抱怨“壓力很大、不敢花錢”。您覺得在這種氛圍下，如何刺激國內的消費需求？

**曹和平：**要促進消費需要在兩個方面做工作。

第一就是增加需求。目前國家有幾個政策是可以增加需求的。比如減税，提高個人所得税的起徵點，這等於是把可支配收入留在更大眾的消費者手上。

第二個是支持市場主體建設。互聯網金融在數字技術支持下，在近年來有快速發展趨勢。通過線上電商消費會降低消費者購買同類產品的價格。

過去有一種説法叫“生產環節漲一分，流通環節漲三分”，什麼意思呢，如果線上銷售給你送貨到位的話，百分之六七十的價格可以降下來。原因在於，老一軌線下經濟的物流成本是消費者支付價格的主要部分。通過線上消費，消費價格降下來了，等於消費者的收入提高了。收入一旦提高，消費傾向增加，這就是政策帶來增加消費的空間。

所以我不認為價格降低了，支付的額度減少了，就是消費降級了。“消費降級”這個話我不能同意。

比如，很多年輕人覺得在花錢上有壓力，或者選擇花更少的錢買便宜貨，其實是線上經濟把物價降下來了。消費的選擇反而增多了，原來很可能你消費不起這個東西，現在消費得起，這怎麼能用消費降級來描述呢？這實際上是以價格下跌為表，以消費集合增加為裏的消費水平提高。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在我年輕的時候根本不敢花錢打出租車，而現在我身邊的一些年輕人有了叫車軟件，即使很短的距離也會選擇打車。因為電商平台給他們提供了便利，而他們也願意花錢去享受出租車帶來的方便。花錢帶來的方便，雖然支出增加了，但得到的乘車質量和效率也增加了。這説明現在的年輕人的消費傾向實際上是相當高的。

不排除這一部分內容，單純講消費降級是不合適的。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怎麼穩定住這個高昂的消費傾向，穩住預期，讓內需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引擎。

**觀察者網：**去年關於去槓桿問題，經濟學界有不少討論。今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堅持結構性去槓桿”，您覺得以往我們説的“去槓桿”存在哪些問題？您怎麼理解這個“結構性去槓桿”？

**曹和平：**去槓桿其實有兩種理解，一種是針對企業説的，比如説一個企業上市了，市盈率是十五六倍很正常，如果到了十七八倍、二十倍那就太高了，這就是槓桿率太高了。這是實體企業的資產槓桿。

第二種槓桿，不是指企業的股性資產槓桿，而是銀行間市場上銀系機構之間及與其它金融機構因預期下降，形成信用配給（credit rationing），互相委存代理形成的金融資產槓桿。

在信用配給條件下，銀行把業務委託給其他金融機構，資產管理的規模就增加了，比如我給你委託三十個億，你再給我委託二十九個億，其實都是原來的三十億資產，但是這一相互委託，金融資產的管理規模就從三十個億變成五十九個億了，反映出來就是金融機構的業績增加了。

這實際上是一種宏觀經濟的空蕩，但在金融機構的表格上，反映的卻是金融資產的增加。滿足了小監管，但脱離了大監管，形成資產虛假泡沫。原本的一份資產一份收益率，現在變成了五份資產一份收益率，這就是金融機構之間的資產高槓杆。

我認為結構性去槓桿這個概念既包含了企業股性資產去槓桿，更包含了金融機構債性金融資產去槓桿。在政策上這樣提，就有可能杜絕光是金融機構要求人家財税系金融機構去槓桿，要求實體企業去槓桿，而對自己的資產去槓桿避重就輕，把風險轉嫁到別人身上的現象。

目前確實有這樣一種現象，金融機構整體把自己包裝得很好，它們高喊穩貨幣、防範金融風險，好像他們自己最沒有風險而風險都是地方政府造成的。如果結構性去槓桿能把金融機構的問題解決掉，那整個經濟才能夠持續健康發展。

**觀察者網：**剛才您提到了地方政府在去槓桿中的角色問題。您怎麼看待目前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

**曹和平：**地方政府的債務有問題嗎？我覺得有。但是總體來説遠沒有達到國際通行的警戒線標準。

為什麼地方政府債務會出現這麼大的爭議，或者説是“爆點”，我認為是國外一些人不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政策調控，一出現一些不良信息，有人對他們説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馬上就有人抓住一點信息高高唱衰。第二個我覺得是銀行性金融機構有意把整體的金融風險推到地方財税體系上來，銀行系太“聰明”了。

**觀察者網：**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經濟改革時，特別強調市場的作用，有媒體統計其中“市場”提到了57次，“政府”提到了37次，您怎麼理解在改革關鍵時期政府和市場的作用？

**曹和平：**政府和市場，這兩個詞在報告中誰提得多一點，誰提得少一點，我覺得都很正常。我們不應該抱着這種“字詞統計思維”來解讀報告。

很多人覺得我們國家的經濟應該多學習西方，多提“市場”少提“政府”，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中國上溯三千年的歷史，我們的公共品資源的成分和種類比西方經濟中的成分和種類要多。我們的公共品運營比較嫺熟，有長時間的歷史積澱，不能僅僅因為信奉西方經濟理論就覺得他們的小政府大市場在西方不錯，我們也就應該搞成小政府大市場。那是不是美洲種玉米我們中國人也應該把小麥都剷掉去種玉米呢？制度沉沒成本太高了。不符合因地制宜的邏輯。

從現實因素來看，結構功能主義的特徵就是你越用某種功能，這種功能就越強；你越少用一些功能，這類功能就越弱。人類不就是少用尾巴而僅僅留下尾巴骨，猴子不就是少用抽象思維而頭腦偏小嗎。難道為了猴子有了尾巴在樹上睡覺更方便，而要求人類把尾巴再長長嗎？

經濟機體功能也是這樣，西方政府對公共品用得少，他們的產業基礎公共品質量就很低，除了社保，安全，環境這等方面，他們的產業發展公共品的性能特別弱。可是我們這邊這方面用得特別多，這是我們通過實踐而鍛煉出的強項，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強項丟掉呢？

市場和政府的關係應該因國家制宜，根據資源稟賦和文化的不同有自己獨特的模式。理想的問題應該這樣問，中國和西方各自使用公共品和市場的最佳組合有什麼不同，而不是説西方的組合就是中國的組合。這就像如果今天突然把美國變成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它運行不出大問題才怪。既然如此，你為什麼要求中國一定要變成美國那樣，不用你就暴跳如雷，這也不對嘛。

**觀察者網：**非常感謝您針對以上問題精彩而生動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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