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就“攻堅‘基本解決執行難’”答記者問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於2019年3月12日15時在梅地亞中心新聞發佈廳舉行記者會，邀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偕林，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葛曉燕就“攻堅‘基本解決執行難’”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文字實錄如下：
主持人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歡迎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本場記者會的主題是“攻堅‘基本解決執行難’”。我們很高興地邀請到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先生，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偕林先生，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葛曉燕女士，來圍繞這一主題，共同回答大家的提問。
首先，我們有請劉貴祥專委。
發佈會現場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下午好！參加人大記者會對最高法院來説是第一次，所以我們非常珍惜。也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與媒體記者朋友就今天這個專題進行交流，回答記者朋友們提出的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
今天記者會的主題是攻堅“基本解決執行難”。那麼什麼是執行呢？執行就是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使生效的法律文書所確定的權益得到實現。比如説，判決書判決要還錢，那麼使這個錢能還到申請執行人的手裏，這就是強制執行。執行難的問題來源於裁判文書不能得到有效及時執行。執行難的問題由來已久，在我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種案件井噴式增長，案件大量增加，一些執行案件不能得到及時有效執行，人民羣眾把它稱作“執行難”。
我剛才説了，執行難的問題由來已久，這些年來長期存在，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嚴重影響了人民羣眾合法權益的實現，同時也嚴重影響了人民羣眾對司法的信心和信任，影響了我們的司法公信力。因此，解決執行難，社會高度關注，人民羣眾殷切期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提出“切實解決執行難”，最高人民法院堅決貫徹落實《決定》作出的重大部署。2016年3月，提出了用兩到三年的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破除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藩籬。到現在，三年的時間已經到了，大考已至，我們是不是可以交出個滿意的答卷呢？今天，我願意就這個問題與記者朋友進行坦率、真誠、深入的交流。謝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現在開始提問。
人民日報社記者
第一個問題想提給劉貴祥專委。今天上午，周強院長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指出，用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這一階段性目標已經如期實現了。請問經過這場攻堅戰，現在的執行工作和三年前相比有了哪些變化？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好，我來回答這個問題。這三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堅持標本兼治，“一性兩化”的基本工作思路，奮勇拼搏，攻堅克難，改革創新，確實使我們的執行工作發生了重大變化，甚至是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想，看得見、摸得着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方面，我們針對執行難的成因複雜，執行程序中各種矛盾交織疊加的特點，構建了綜合治理的工作格局，也就是黨委領導、政法委協調、人大監督、政府支持、法院主辦、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的綜合治理執行難這個大的工作格局，形成強大的社會合力，齊抓共管，奠定了解決執行難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基礎。
第二方面，我們清理了一大批歷史性積案。剛才我説到，執行難由來已久，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有大量的案件沉澱下來，沒有及時解決，有些案件一直到2016年，有的可能很多年了。我們採取措施，對過去歷史性的多少年前的案件進行全面核查，登入到信息化案件系統中，然後再進行篩查，凡是有瑕疵的、不符合結案標準的，重新查控財產，重新以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着力點，予以進一步化解和解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啃下了許多難啃的骨頭案。通過對歷史性案件的清理，我們還了執行程序中歷史性舊賬，卸下了歷史包袱。為下一步解決執行難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第三方面，大力推進執行模式的重大變革，破解執行中的“四大難題”。我們常説執行難有四大難，這是歷史上形成的。
首先是查人找物難，因為人民法院在執行案件過程中擔負着為當事人查人找物的職責，這一點跟國外很多國家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國外很多國家只是當事人告訴法院、告訴執行機構説有哪些財產，執行機構就去給你採取措施就行了。但是我們要擔負着查人找物的職責，過去是“登門臨櫃”的這種形式下，一家銀行一家銀行地跑，一家房地產部門一家房地產部門跑，千里奔襲，“登門臨櫃”，可見它的效率是很低的，這麼大量的案件，我們必須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了覆蓋全國、覆蓋基本的財產形式，四級法院幹警都能統一適用的、網絡化的財產查控系統，將各種財產形式一網打盡，從而破解了查人找物難題。
二是打擊規避執行、逃避執行的難題。隱匿轉移財產，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來規避執行，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大難題。因此我們推進了信用懲戒體系，出台失信名單制度，構建聯合信用懲戒機制，形成了“一處失信、處處受限、人人喊打”的局面。
三是管理上的難題。長期以來由於案件大量積累，在案件辦理過程中，“體外循環”“抽屜案”是個現象，管不到人、管不到案。所以，我們建立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國四級法院統一的執行辦案平台和流程節點管理平台，把所有從立案開始一直到辦結，所有案件辦理的節點都在四級法院的監控之下。過去執行不規範的現象，通過這種辦法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和改進。
最後是財產變現難題。在執行過程中，如果執行人員通過查，查到的是存款，這對執行人來説是非常幸福的事，因為存款劃撥到法院的賬户，再支付給申請執行人，既省時又省力，又不會出現太多的麻煩。但是，實踐情況是複雜的，我們遇見的起碼有40%到50%，甚至有的地區是60%，查到的是各種形式的財產，比如房地產、證券、股票、車輛，甚至生豬、牛羊，我們需要把它變現成現金支付給當事人。過去傳統的拍賣，就是委託拍賣，現場敲槌的這種拍賣，受時間所限，再加上受眾範圍所限，所以成交率低、溢價率低。更重要的一點，也是讓我們廣受指責的現象，就是權力尋租、暗箱操作、不法的利益鏈條。我們推出的網絡化拍賣和網絡化的評估系統，使我們的拍賣成交率、溢價率大幅度提高，特別是為當事人節省了大量的佣金，因為這種網拍是不收佣金的。我們這幾年光給當事人節約佣金205億，我説的這是非常精確的數據，因為網拍的每一件案子，整個拍賣過程都在我們最高法院指揮中心掌握得一清二楚，一點往裏面塞假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從開始網拍之後，我們在拍賣環節的投訴率微乎其微，違法違紀目前幾乎是零。
這四大難題的破解，我認為是這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的一個重大變化，基本的變化、模式性的變化。
第四方面，我們在規範化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人民羣眾深惡痛絕的“消極執行”“拖延執行”“選擇執行”“亂執行”問題，還有執行作風不端、執行紀律不嚴這些現象，使我們必須下決心予以解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兩手抓，一手是打造信息化數據鐵籠，所有的都在監控之列。第二個是制度鐵籠，我們這幾年制定了50多個執行方面的司法解釋和規範性文件，嚴格約束我們執行權的運行，控制執行權的濫用，劃定“高壓線”，整肅執行紀律，整肅執行作風。這幾年，光從執行崗位上由於各種違法違紀調離了50多人，處置了幾百人。我們下大力氣清除害羣之馬，贏得人民羣眾的信任。
第五方面，解決了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一些突出問題。其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歷史性的執行案款沉積的比較多，管理也比較混亂，好多不能及時發放到當事人手裏。因此，我們聯合最高人民檢察院，用了9個月的時間，對所有的執行案款全面清理，歷史性案款960億全部清理發放，藉此基礎上建立了“一案一賬號”的長效機制。我可以負責任地説，執行案款管理混亂的局面，廉政風險存在的問題，我認為會一去不復返。還有涉民生案件、涉拖欠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賬款的這類案件，我們建立了一套加大執行力度的機制，執行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由這些變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實際效果方面的變化，我可以在這裏説幾個數據，我們法定期限內有財產可供執行的，實際執結率90.4%。這三年我們執行案款，也就是裝到當事人口袋裏的真金白銀4.4萬億，同比增加了71.2%。還有，由於執行環境的變化，當事人自動履行率也在提高，2016年、2017年、2018年，這三年合在一起，對人民法院裁判文書自動履行率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還有一個現象，大家知道，世界銀行有個營商環境的評估，其中有個指標叫“合同執行指標”，我們國家在評估中位列全球第六。由此我們也能夠看到，我們在強制執行方面的一些變化。謝謝大家。
中央廣播電視總枱央廣記者
我們觀察到，有些地方法院是舉全院之力攻堅執行，可以説是屬於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我的問題是，請問劉專委這樣的狀態可否持續？攻堅之後，會不會又回到原來的狀態？謝謝。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我簡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您的這個問題非常好，我相信也是很多老百姓心存疑問的問題。也有很多人當着我的面問，這三年採取的措施，幾乎是各級法院舉全院之力，這種情況能夠長期持續下去？會不會又回到了過去？歷史上有百萬案件大清查、無執行積案的專項行動，但是其結果是清了又積，積了又清。那麼這次經過兩三年的攻堅，每年又會有新產生的六七百萬件的案件，會不會又是新的案件堆積下來回到原點？對這個問題，我非常自信地告訴各位，肯定不會。為什麼呢？我想，首先一點，我剛才已經説了，我們這次是對幾十年所有的、不放心的案件進行了一次統盤清查，納入到案件管理系統，永遠在監控之下。把這些案件消化，使我們卸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過去案件的積累，使我們負重前行，舉步艱難，卸了下這些包袱，使執行工作進入到一個良性循環的狀態，這個底數清了，我們心裏有數了。
第二，這次“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堅持的是標本兼治，也就是説我們在攻堅“山頭”的時候、削平“山頭”的時候，同時在做艱苦的“鋪路架橋”的工作。舉個例子，我剛才説到全國法院都在廣泛適用的“網拍”系統，得到了人民羣眾的充分認可，這是一套各級法院嵌入到我們工作平台裏面的一個工作系統，這能夠回到過去的狀態嗎？我們編織了一個網絡化查控系統，坐在北京的辦公室可以查新疆一個農村信用社的存款，可以查中俄邊界一個信用社的存款，這樣一個網絡體系，能夠回到過去的狀態嗎？我們的信用懲戒得到人民羣眾和社會的廣泛認可，除了“老賴”之外，所有人都説好，這個能夠回到過去的狀態嗎？我們一邊削“山頭”，清理積案，一邊搞長效機制建設。雖然長效機制建設還任重道遠，但是已經初步形成了框架，會越來越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説，也是不可逆轉的，不可能回到原來。更重要的一點，我們對下一步的工作有統盤的考慮和打算，我就不在這裏細説了。謝謝大家。
中國日報記者
我們注意到，現在街頭的電子屏幕、老賴地圖等經常曝光一些老賴信息，產生了巨大反響。請問，這種做法是否有法律依據？法院在實際執行工作中，如何處理好曝光和隱私保護之間的關係？謝謝。
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葛曉燕
你剛才説的“老賴”，在法律意義上，叫做“失信被執行人”，是指有履行能力但是逃避執行、規避執行，抗拒執行的被執行人。被執行人一旦被納入到“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法院將依法對他進行信用懲戒，這在法律上是有明確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55條對此作了明確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這個規定又作了司法解釋。因此，公佈失信被執行人的有關信息，這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葛曉燕
大家都知道，隱私權是人的一項基本權利，受到法律的保護，人民法院對此高度重視，在執行工作中也嚴格依法保護。但是，公佈失信被執行人的相關信息和隱私保護之間並不矛盾。
首先，我們並不是對所有的失信被執行人都進行公開曝光，我們只是選擇其中情節嚴重的失信被執行人，予以公開曝光，以敦促他們儘快履行法定義務，在社會上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社會風尚。
第二，對於公開的內容來講，嚴格限定在法律的範圍之內。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規定可以公開的信息，人民法院一律不得公開。對失信被執行人的工作單位、聯繫方式等內容，就不會公開。
第三，即使對依法可以公開的失信被執行人的信息，人民法院在公開的時候，也採取一些技術性處理，例如對他的身份證信息上有關出生年月數字給予隱去，這樣做的目的也就是儘可能地保護隱私。
實踐證明，失信被執行人公開曝光他們的相關信息，對於推進我們社會誠信建設和解決執行難起到了非常好的推進作用。比如説在江西，2015年12月4日，江西高院和江西日報社，以及江西18家金融媒體共同打造了“法媒銀”失信被執行人曝光台，這個曝光台具有公開曝光、聯合懲戒、在線舉報、自我監督等多項功能。一旦失信被執行人一處失信，往往就處處受限。然而，只要失信被執行人一旦履行了法定義務，這個平台立即對他的失信名單信息給予屏蔽，相關的聯合懲戒措施也同時解除。這個平台同時也是我們法院系統自我監督的一個平台，當事人可以通過這個平台查詢到自己關注案件的辦理進展，還可以在線舉報、反映執行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法院都及時予以處理。三年來，這個“法媒銀”平台在推進“法治江西、誠信江西”建設方面，在幫助我們攻堅執行難方面，都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認可。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以及銀監會三個部門聯合發文，向全國予以推廣。
當然，任何一項制度都是在不斷實踐中去完善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也是一樣，我們今後會不斷地完善這項制度，使其在助推法治進步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貢獻。謝謝。
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基本解決執行難雖然實現預期目標，但是有些方面、有些地區執行難問題仍然存在，甚至還較為突出。請問接下來人民法院將如何加以解決？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我來簡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在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中有這樣一個表述，“基本解決執行難這一階段性目標如期實現”，同時報告中還有另外一個表述，“我們深知，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與黨中央提出的切實解決執行難目標和人民羣眾期待相比還有差距”。在有些地區、有些方面執行難依然存在，甚至還比較突出。從堅持問題導向這個角度，我剛才説了，要和媒體記者進行坦率的交流，因此也不應該回避問題。
實際上我們對存在的問題和短板還是心中有數的。一方面，從我們的信息化建設上來説，像查控系統，雖然我剛才説了，能夠“一網打盡”，但是實踐中存在着“魚不在水裏”，也就是我們説的隱匿財產、轉移財產，他根本不進行財產信息登記，或者用別人的名字登記，這個時候只有網就撈不着魚，這是個短板。另外，這個查控系統在我們攻堅戰的時候，千軍萬馬湧到這條道上來，發生堵塞、運行不暢、信息部分不準確的現象是我們必須克服的。
第二方面，我們的聯合信用懲戒，大家都説非常好，但是其他限制措施能不能都做到像我們限制坐飛機、坐高鐵這樣，能夠自動識別、自動攔截、自動懲戒呢？目前沒有全部都做到。也就是我們還有很多聯合信用懲戒部門沒有進行這方面的網絡化對接，以至於實施效果不是都很理想。
第三方面，我們的執行人員、我們法院內部依然在有些地方還存在選擇性執行、消極執行、亂執行的現象，還存在作風不正甚至違法違紀的現象，嚴重影響司法公信力，影響人民羣眾對司法的信任和信心。此外，我們還有許多歷史性的案件沒有徹底消化乾淨，等等，這些問題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咬定“切實解決執行難”這個目標不放鬆、不懈怠、不動搖，必須持續發力，必須持續真抓實幹，迎難而上，久久為功。
為此，我們對下一步做了全面的部署和考慮：第一，我們已經制定了下一步推進解決執行難五年的工作綱要，從執行體制改革、執行模式改革到整個信息化升級換代等等方面做了一個全面的部署。第二，有關方面目前正在着手製定從源頭治理執行難的一些方案和意見。第三，人民法院將採取措施，進一步提高我們執行隊伍的綜合素養，改變目前我們執行隊伍的綜合素養不能完全適應執行需要的情況。此外，推進完善強制執行的立法體系。目前，《強制執行法》已經被列入立法計劃，最高法院正在按照人大常委會的要求，緊鑼密鼓地起草《強制執行法》，爭取在今年年底向全國人大提交。還有和強制執行密切相關的企業破產製度的完善，探索制定個人破產製度，等等。
總的來説，我們對下一步整個執行工作的推進有一個全盤的考慮，而且會更加發力，絕不會減弱現在的工作力度，努力向切實解決執行難邁進。謝謝。
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記者
我的問題同樣問給劉專委。您剛才具體介紹了一下我們這兩年在解決執行難問題上取得了一些成效，您剛才也説到啃了很多硬骨頭。我在跟身邊很多朋友交流的時候，他們有個感受，法院花了那麼多力氣解決執行難，可是還是有些案件得不到執行，您認為到底問題出在哪裏？我們怎麼樣才能把書面上的成效和人民羣眾的感受切實結合在一起呢？謝謝。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您提的這個問題，應該説是我們的一個痛點。我作為多年從事執行工作的一員，有一些案件不能實際得到執行，把真金白銀裝到當事人口袋裏，這對我們來説有時候感覺是很失敗的。我把實踐中面臨的兩種情況介紹一下。第一類情況，存在一些有財產可供執行，但是還是沒有得到及時執行的情況，這種情況多數是由於執行面臨情況的複雜性。比如説，當我們執行一個房產的時候，馬上要採取拍賣措施了，這時候出來一個人説這是我的房子，我們把他叫做案外人，案外人提出異議，提出異議之後，做了裁定，如果他不服，提起異議之訴，這樣一審二審，九個月就過去了。
再比如，財產要處置，我剛才説了拍賣，我們的網拍雖然很好，但是有些財產市場不需要，也會流拍，流拍之後，可以以物抵債。問題是我們很多人申請執行人不要這個財產，不同意以物抵債，這樣財產就處置不了，案件就擱置到這兒了。還有，當我們涉及到執行一個被執行人的時候，他有好多債主，都要這筆錢，這就出現了執行分配問題。一個當事人認為你執行分配得不公，用通俗的話説，就會提異議和異議之訴。所謂執行程序，要救濟當事人的合法權利，有個程序救濟，你又不能沒有這個程序，但是這個程序救濟有的時候需要時間。所以，我們在設核心指標的時候，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核心指標是説，有財產可供執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內達到90%執結，那麼為什麼不能達到百分之百呢？客觀的情況，確實難以達到百分之百。當然，我們也毋庸諱言，有的沒執行的，尤其這幾年，存在着極個別的現象，有我們自己消極執行的情況，有的也確實存在案件多，一個人手裏握着幾千件案子，顧不過來，有時候他就選簡單的、容易辦的先辦了，有這樣的情況。但是現在在逐漸消化，這種情況將越來越少，可以説是微乎其微了。
最重要的一個情況，影響觀感和大家的直接感受，就是我們説的“執行不能”的案件。老百姓為什麼説他是“老賴”呢？是有錢，欠錢而不還錢的時候。我説的情況是，欠錢但是沒錢，因此還不了錢。這種情形，我們把它叫做“執行不能”。實際上，在我們的執行程序中，有相當大量的被執行人，讓法院窮盡一切執行措施，找不到他的財產。我説過一句話，“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在這類案件上，我們下的工夫、投入的司法資源，甚至比執行完畢的還要多，可是勞而無功。對我們來説，這肯定是比較痛苦的事，但是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
從企業的角度來説，大家都知道有個“殭屍企業”，而且“殭屍企業”肯定不是少數。“殭屍企業”進入到我們的執行程序中，已經債台高築，什麼履行能力都沒有，這就變成“殭屍案件”了。還有涉及到個人債務的，個人債務在我們執行案件中佔了70%，像大量的交通事故糾紛、人身傷害糾紛、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糾紛，還有非法集資、民間借貸這一類糾紛，被執行人往往一開始履行能力就很弱，出現風險之後，更是沒有償還能力，家徒四壁。我曾經遇見這樣一個交通事故的案子，他家裏比較困難，借錢去租人的車搞運輸，想賺點錢，結果發生了交通事故，把人撞殘疾了，判了六十多萬塊錢，這對他來説是雪上加霜。當我們對他採取執行措施的時候，他家裏連一個值得去賣的電視都沒有。這種情況，顯然是執行不了的。所以，這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
總的來説，“執行不能”這種情況，它是一種商業風險，有時候甚至是一種商業陷阱，一開始就讓人套路了，有時候是法律風險。那麼對這種情況，我們要讓法院一定要把它真金白銀地執行到位，大家説這可能不可能？有時候一欠就是幾十個億，國家不可能拿這筆錢。這種案件還是有大量的，大家可以想像出不少這樣的例子出來。但是問題是，對這部分案件，每年都有相當大的量，每年滾雪球一樣滾下來，我們年年都得面對這批案子，壓力很大。所以，我們法律上採取一種辦法，叫做“終結本次執行”，實際就是做暫時結案處理。所謂的暫時結案處理，是因為查不到他任何財產，我們就發一個“終結本次執行”的裁定，然後把它放到我們的“終本庫”裏，對社會公開。一旦進入到“終本庫”，我們有網絡化查控系統，每半年過濾一次，一旦過濾出財產，立即恢復執行。當然，當事人發現財產線索讓我們去核查的，也可以恢復執行。還有，凡是納入到“終本庫”的，別看這個案件説是“終結本次執行”了，但是在我們網上一直掛着，限制他高消費，並沒有不管。
當然，我們對那些當事人生活困難的“執行不能”案件，採取了司法救助的辦法。類似我剛才舉的例子，我們進行了相應的司法救助，以解決他的燃眉之急，解決他的一時之困。當然，在這類案件裏面，大家最擔心的一個問題是，法院能不能做到把有財產的案子和無財產案子真正能夠甄別到位？不要把無財產可供執行、終結本次執行當做一個筐，把有財產的人也往裏裝，這不是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嗎。我們專門出台一個司法解釋，還有我們的監控系統，對這個問題是採取了嚴密的措施進行防範。也就是説，法院忠實履職是最基本的要求。對這個問題，我回答到這裏，考慮到這是特殊情況，解釋得稍多了一點。謝謝。
澎湃新聞記者
我有個問題想要請教，關於反腐敗行動當中的涉案財產處理問題。我們關注到，十八大以來，中央持續加大了反腐力度，有不少貪官落馬，這些貪官當中也有很多“鉅貪”，請問這些“鉅貪”背後的這麼多錢怎麼處理？另外，這些貪官也會被處以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這一塊案款是怎麼執行的？謝謝。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好，我簡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人民法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堅決貫徹落實中央反腐鬥爭的決策部署，充分發揮我們的司法審判職能，依法、高效、有序地審理了一批涉職務犯罪案件。在發揮司法職能，懲治貪腐犯罪的同時，加大了對貪腐份子的經濟處罰力度，追繳他的非法所得，提高他的違法犯罪成本。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2015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九）》有個重要內容是，對貪污賄賂犯罪增加了“罰金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為了確保“罰金刑”適用的有效性和嚴肅性，專門出台了一個司法解釋，在這個司法解釋中，依託於主刑，分層次地規定了適用“罰金刑”應該把握的標準，從這個標準上可以看出來，對貪腐犯罪的“罰金刑”適用標準要遠遠高於一般犯罪“罰金刑”的適用標準。同時，這個司法解釋中還明確規定，對於沒有追繳到案的犯罪分子非法所得，要一追到底，不設時限，隨時發現隨時追繳。
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共依法審結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職務犯罪案件117件117人。其中29人被判處沒收全部個人財產，其餘88人被判處罰金、沒收部分個人財產。財產刑全部執行到位。絕大多數犯罪分子的貪污所得被全部追繳。謝謝。
法制日報全媒體記者
我們的問題是，對於農民工討薪、交通肇事賠償、贍養費、撫養費等涉民生執行案件，執行效果如何？謝謝。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吳偕林
由我來回答這位記者的提問。我們一直講“民生無小事”，涉民生案件的執行，事關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貫徹落實，也事關我們人民法院司法為民宗旨的踐行，既是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重點，也是執行攻堅的一個難點。最高人民法院歷來高度重視，多年來從理念、機制、方式、保障等方面，全面加強涉民生案件的執行工作，並對全國法院給予指導、提出要求。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偕林
以我們福建法院為例，這幾年我們始終堅持把涉民生案件的執行，包括剛才這位記者提到的農民工工資問題、贍養費、撫養費問題等等，始終作為我們執行工作的重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我們在工作當中堅持把常規執行與集中執行相結合，把強制執行與善意執行相結合，把面向一般主體執行與突出特殊主體執行相結合，同時也把傳統執行手段與現代執行方式相結合，通過這四個方面的結合，取得多重的效果。應該説，從這幾年的實踐來看，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我跟大家通報一下有關情況。
第一，從“三優先”快速兑現真金白銀方面入手。我們專門開闢綠色通道，對涉及到農民工工資、交通事故賠償等民生案件的執行實行“三優先”，即“優先立案、優先執行、優先發放”執行款。比如説2018年，我們全省法院執結涉民生案件3.3萬餘件，執行到位金額達到12.67億元，其中涉及到農民工工資的案件達到3.65億元，惠及1.8萬餘人。
第二，強化善意執行，為羣眾救困解難。特別是涉及農民工案件的執行，往往是與企業相關聯的，所以我們把這種涉民生案件的執行與企業的發展聯動考慮，努力讓民生保障權益得到最大化。比如説，福建莆田中院曾經執行過一個“正鼎地產”的系列執行案件，通過善意執行，讓一個“爛尾樓盤”變成了“黃金樓盤”。如果按照一般爛尾樓盤來處置，可能就要簡單拍賣，那價值不是最大化，可能是最小化。通過善意執行，讓“爛尾樓”變成了“黃金樓”，盤活了40億的樓盤，而且發放了農民工工資1億多元，還解決了3452户業主產權證辦證風險問題。如果這個樓盤拍賣，那這3452户已經付款的業主將血本無歸。通過這樣的善意執行，為他們救困解難。
第三，開展“暖心”行動，並把它作為常態化的化解工作機制。我們每年都會部署一些“春夏秋冬”四季戰役，還有我們去年開展的“亮劍八閩”百日攻堅決勝戰役當中，都把涉民生案件的執行納入集中專項行動中去，來開展集中統一執行。比如今年1月9日，我們開展了涉民生案件的集中統一行動，這一天，全省法院清空了19處房產，司法拘留了73名被執行人，同時也發放了執行案款3987.3萬元，發放了司法救助款445.88萬元。
第四，“三個一律”，形成執行威懾，確保民生案件的執行。“三個一律”，即有財產線索的一律依法核查；符合條件的一律納入失信名單或者限制高消費名單；拒不執行法律義務情節嚴重的，一律依法嚴懲。我給大家通報一下執行情況，今年元旦、春節期間，我們開展了一個“暖冬”執行行動，這些行動當中，一共採取了控查措施205人次，司法拘留145人，移送追究刑事責任5人，限制出入境60人，還對一些被執行人罰款20萬元。通過“三個一律”的舉措，形成了“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震懾效應，也推動營造了全民守法、人人守信的社會氛圍。
第五，加強探索“執行+保險救助”，兜牢基本民生底線。去年開始探索建立全省“執行+保險“救助工作機制，除了傳統的執行救助以外，藉助保險的力量，來拓寬救助的資金來源。三年以來，我們通過司法執行救助，或者説加上保險救助，一共發放了執行救助款達到8174.75萬元，發放給4911人。
民生就是民心。民生案件的執行，就是要民生優先，執爭朝夕，行穩致遠。下一步，我們還要繼續強化涉民生案件的執行，堅定守護好民生保障的法治防線，堅持兜牢基本的民生底線，讓更多的真金白銀落入人民羣眾的口袋，也讓人民羣眾在執行工作當中不斷有滿滿的獲得感和暖暖的幸福感。謝謝大家。
廣西廣播電視台記者
我注意到，前兩天也就是在“兩會”期間，廣西玉林中院一名執行幹警在上班期間突發疾病，不幸去世。請問，法院在保護幹警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方面有什麼舉措？謝謝。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好，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在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提到了，這三年，我們犧牲在執行工作崗位的幹警是46人，如果再加上剛才您提到玉林的這位同志，應該説到現在為止犧牲在執行工作崗位上的是47人。這幾年，我們一線的廣大執行幹警確實是艱苦奮戰，無私奉獻，不怕犧牲，做出了巨大而艱苦的努力。我非常熟悉的黑龍江高院執行局局長，50出頭，連續加班，在辦公室剛安排部署完外地執行的工作之後，説躺着歇一會兒，就沒有起來。這些同志的離去，我們是非常悲痛和非常沉痛的。
我們都知道，執行案件量非常大，全國平均是一年一位幹警要執結150件案子，像北京、廣東這些發達地區，一個人一年要完成1000件左右案件。面臨着這些堆積人山的案件，又面臨着當事人期待的目光和期盼，他們不得不加班加點。再加上我們對案件有一些目標要求，這確實是個現實的問題。但是，關心幹警、愛護幹警，也是最高法院和各級法院一直非常高度重視的。比如説，今年有的地方在攻堅戰中不休假，有很多地方也是自覺的不休假，所以最高法院馬上發通知，要求一定要給這些同志調休、倒休，不能這樣連續疲勞作戰，還要注意大家的身心健康。比如，我們特別強調對幹警定期進行體檢，要求活躍我們的文體活動形式，減輕幹警的心理壓力。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舉措，比如，我們加大了對一些輔助性工作的外包，加大聘用制僱員的力度，儘可能減輕法官的負荷，減輕法官的工作壓力。我們目前大力推進執行信息化、執行智能化，實際上是想通過提高工作效率、通過人工智能，用機器來代替法官做一些輔助性工作，減輕執行法官的壓力。
當然，更重要的是，剛才已經提到了，我們的執行工作經過攻堅戰之後，已經進入到良性循環的狀態，按照正常的工作秩序在運行。我相信，我們法官的身心健康問題也會得到進一步重視和好轉。當然，這47位幹警中有幾位是在執行過程中被暴力抗法犧牲的，還有幾位是凌晨到執行現場去，因為在山區發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總而言之，我們會進一步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關心我們幹警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謝謝。
中央廣播電視總枱國廣記者
剛才劉專委提到了有關“老賴”的話題，我的問題也是和這個有關。社會上有很多“老賴”欠錢不還，一方面他們轉移或者隱匿資產，另一方面他們還會享受高消費的生活，甚至有時候過得比債權人都還要好。我的問題是，法院在制裁這種惡劣現象方面會有哪些措施？謝謝。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對剛才説到的這種教科書式的“老賴”，老百姓都是深惡痛絕的，那麼我們採取什麼樣的措施，能夠有效地打擊這樣典型的教科書式的“老賴”呢？首先，我們在實踐中已經做的也是應該這樣做的，就是依法用足用活我們的強制執行手段，強制執行動用的是國家強制力。因此這幾年，我們通過打擊拒執罪，判了1.3萬人。為了很好地發揮刑法第313條拒執罪的功能作用，除了過去公訴的情況，雙軌制也搞了，可以自訴，充分發揮當事人維護自己權益的作用。另外，對不履行法律義務、符合條件的，司法拘留了50.6萬人，還有限制出境措施，這三年有3.4萬人。
第二，剛才已經説過，聯合信用懲戒，納入失信名單，這幾年從實行失信名單制度以來，納入失信名單的有一千多萬人。當然藉此我也解釋一下，大家説怎麼會這麼多？以前每年有幾百萬件案件，這麼多年累計這麼多。還有，有的失信被執行人是因為多個案件被多個法院多次納入到失信名單，我們進行了一個測算，實際上，目前還在網上掛着的是800多萬，但是涉及到的市場主體不到500萬，大概是這樣的情況。但是不管怎麼説，信用懲戒，限制他高消費，這毫無疑問是個非常有效的辦法。
第三，我們已經有所作為但是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的措施，就是“立、審、執”的銜接機制，解決一些利用關聯公司和股東關係隱匿轉移財產、逃避執行的情況，姊妹公司之間互相轉移財產，股東花着企業法人的錢就像花自己的錢一樣，這種情況下，我們有的時候找到廟了，和尚跑了。怎麼通過“立、審、執”的有效銜接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公司法第20條有個濫用法人人格，承擔連帶責任這種制度，我們要充分發揮這種功能作用，穿透他的獨立人格，使他承擔連帶責任。另外，我們還要充分有效利用多種查控手段，比如説對企業的審計，這種手段雖然麻煩點，也要用。我們發現一個企業光貸款，這兩三年貸了十幾個億，可是它的賬上從來沒放過一分錢。另外還有懸賞公告，發動羣眾舉報等等方式。總而言之，充分利用各種手段，查找他的財產線索，以達到有效的打擊規避執行、逃避執行行為的效果。
經濟日報融媒體記者
我們知道，對一些企業的執行有時候會面臨一些兩難的境地，有的企業陷入了債務危機，這個時候法院如果加大執行力度的話，會造成這個企業的破產。請問劉專委，怎麼處理善意的執行與加大執行力度之間的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剛才您問的這個問題，對於執行工作來説，我認為這是個更高層次、更高境界需要把握的一個問題。這實際上是怎麼在執行過程中把加大執行力度和文明執行、善意執行、追求一個最好的社會效果有機結合的問題。一方面，對剛才説到的這種“老賴”，我們是絕不能手軟，也絕不姑息。因為這關係到整個社會誠信的基本的要求、基本的道德風尚。另外一方面，我們在執行案件過程中，正如剛才這位記者所提到的，往往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個企業有技術力量，有相當強的技術工人，有非常好的發展前景，但是由於市場等各種因素，一時出現了資金鍊斷裂，出現債務危機。當一個企業出現債務危機的時候，會引起債權人的恐慌心理，往往見到的景象是，各地法院和有關司法部門蜂擁而至，紛紛採取查封等手段，左叼一口、右咬一口，企業不死也得死。那麼，怎麼處理這些問題呢？確實對執行人員來説，要有比較高的綜合素養，要有比較高的把握政策界限的能力和水平。所以説，我們從意識上要樹立公權力的所謂審慎性和歉抑性，審時度勢進行把握。我想説這樣幾點：
第一，出現這樣的情況，人民法院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儘可能採取執行和解的辦法，與雙方當事人溝通。當事人現在可以通過保險，對保全措施進行擔保。這個成本是比較低的，你提供類似這樣的擔保，然後拿出個還款計劃，度過一時的債務危機，讓這個企業能夠活下來，又能促進就業、保住就業，又能促進經濟發展，何樂而不為呢？
第二，要有效利用執行和破產製度的銜接，我們國家有企業破產重整和破產和解制度。對於一個有發展前景的企業，當你申請破產重整，而且能夠得到債權人和有關股東的一致意願的情況下，我們進入到破產重整和破產和解的程序，那麼整個執行程序會中止下來，進行新的債務組合和對企業的拯救。所以，破產重整和破產和解是治病救人，是拯救這個企業，使它起死回生。為什麼有的國家把破產法叫做“企業更生法”，就是這樣。當然，有很多企業畏懼提破產這個事，好像一提破產是個很不好的事，實際上有時候通過重整和和解是解決債務危機的一個很好的辦法。
第三，對法院來説，在採取查封、控制措施的時候，一定要有限度，要把握好界限。我們現在有明確的要求，絕不能明顯的超標的查封。二是能夠活封的不要死封。機器設備，農用工具、生產性車輛，你用其他的方法完全可以達到查控的效果，何必非得給它捆到那兒不讓它動呢？還有，如果有多種財產形式，你只能採取最經濟的、對生產經營影響最小的執行方式去採取處置措施。還有，不能把民事糾紛當做刑事犯罪去處置。我們在保護民營企業的一系列措施上，都有明確規定。
總的來説，我們在整個執行程序中，法官要有一個很強的理念，怎麼為我們黨和國家大局服務，這個要有充分的考量，採取的一些措施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追求最好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謝謝。
中國網記者
我的問題是，我們關注到在媒體報道中提到“失信被執行人的孩子不能上學”，我們想知道是否確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謝謝。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對失信被執行人採取信用懲戒措施，剛才兩位院長也都有所介紹，限制的措施非常多，我們説30多大類，100多小類，其中，限制他上高收費的貴族學校，這是在限制之列的。所謂高收費的貴族學校有兩個要點，他收費比一般正常的學校收費要高，這就屬於高消費了。第二，被執行人來支付這筆費用，如果不是限制高消費的被執行人支付的，當然也不在限制之列。所以，我們不能把正常的義務教育和高學歷教育都列為限制之列。
我也注意到去年下半年報道説，南方一個孩子考上大學了，要限制他孩子上大學，後來他就交了錢了。實際上這是個誤讀，我們專門瞭解了一下這個情況，因為我剛才説了公權力的謙抑性和審慎性，你不能濫用。實際情況是這樣，他父親被納入失信名單，欠人二十多萬塊錢，他的孩子考了大學，考得非常不錯，他朋友跟他聊天的時候説，你得注意啊，弄不好還限制你孩子上大學呢，你欠人家的錢沒還呢。這樣他就自己主動跑到法院，把這二十多萬給還了。所以，不管是教育部門也好，還是法院也好，都沒有對這種情況採取所謂的限制措施。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握界限。我還注意到一些境外媒體還在説“搞株連”，我們中國的司法是非常文明的，我們的法律制度也是非常文明的，當然不能“搞株連”了，要把握好政策界限。
主持人
謝謝，由於時間關係，再提最後一個問題。
新華社記者
我們知道，執行難是個老大難，而這次能實現執行難基本解決，這一大的轉變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謝謝。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劉貴祥
這幾年我們全力以赴地攻堅執行難，在這三年的大戰役中，我有個非常深刻的體會，如果説這幾年能夠實現“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這個階段性目標，我們的執行工作確實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變化，我認為：
首先在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為我們基本解決執行難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環境和法治環境，如果沒有這個大的環境，我沒辦法想象，會有60多家部門都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形成聯合懲戒的合力，我們把3900多家，幾乎所有的銀行都納入到我們查控系統裏面來。實際上提出來搞信息化查控聯動，在若干年前，在我沒有當執行局長之前，早都在做這個事，但取得的效果沒有這次這麼明顯，首先我認為這是個大的環境。
第二方面，黨中央一直在大力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在大力推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剛才我們説了，執行問題是個程序問題，是個信用問題。所以説，大力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我們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
第三方面，我體會非常深刻的是，各級人大對整個執行工作的監督，政府法治意識越來越強，對執行工作的支持，政協、社會各部門、各界的支持，可以説為我們形成社會合力打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社會基礎。
第四方面，現代化的信息科技給我們推進執行模式的重大變革，破解執行程序中過去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四大執行難題，提供了技術支撐。坦率地説，在2016年之前，實際上我們從2014年就開始着手探索建立信息化的執行系統，如果沒有前面這個基礎、這個經驗，是不敢提出“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的問題的，這個做到一定程度，增強了我們的信心。所以，沒有這種現代科技的支撐，沒法想象基本解決執行難。
第五方面，我也借這個機會説，剛才也提到了，我們一線的廣大幹警奮勇拼搏，不怕犧牲，無私奉獻，為實現“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這與他們的付出是分不開的。
最後，我還想借這個機會特別説一句，我們在整個解決執行難的攻堅過程中，廣大媒體記者朋友加強宣傳，深入一線、深入基層，宣傳我們一線幹警可歌可泣的事蹟，宣傳我們執行工作中的一些好的做法，當然也揭示我們存在的問題，對我們進行監督。我記得，這幾年一直在進行的“全媒體網上直播”，我知道“全媒體網上直播”看的人將近4億人次，可以説為我們營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所以借這個機會，我也向咱們各媒體的記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你們對我們人民法院工作的支持和監督，感謝你們對執行工作的支持和監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