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先秦諸子都在爭論什麼？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上一篇寫道，周朝早期通過宗法分封和武裝殖民，在中原大地上實現了第一次的定居農耕文明大一統。這應該被確定為世界政治發展史的一個跨越，因為與同時期世界其他文明大為不同的是，周朝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依靠了一種“德治天下”的政治策略。
“德治”的由來
文明各有起源，起源於“多元一體”的定居，還是起源於單一部族的遷徙或征戰，區別重大，因為這直接決定了後世關於其部族始祖的類型想象。中華始祖的類型很特殊，雖然也照例被尊為戰神，但另一個更重要的面貌，則是指導萬民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聖王。
中國人作史，按“三皇五帝三王”的順序，始祖是“三皇”，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皇”字的古義是“德冒天下謂之皇”，本身就含有全天下至德之人的意思。據傳説，伏羲氏教人民作網罟以佃以漁，養六畜以充庖廚，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神農氏教人民因天時，相地宜，制耒耜，蓺五穀，嘗百草，立醫道，列廛於國，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黃帝有熊氏教人民探五行之情，佔鬥綱所建，造曆法，作算數，為文章以表貴賤，作舟車以濟不通，畫野分州，設立井田，左右大監監於萬國，遠夷之國莫不入貢。【1】
:
河南新鄭軒轅黃帝像
考察聖王們這些事功，可以看出，無不是定居農耕區內的農業革命活動，今天的話叫“改善民生”，而且是關於全天下人的民生。這當然就是一種至德。對比一下，古代以色列人的聖經敍事講述的是部族的大遷徙，古代希臘人的荷馬史詩講述的是特洛伊戰爭，都屬於前定居、非定居文明中的行為，充斥着遠征、燒殺、搶奪、復仇之類的情節，看不到“天下平”“萬國和”的景象，當然也就談不上德行、德治的問題。
那時世界不通，中國和地中海世界之間沒有交流，如果有的話，無論是古希伯來還是古希臘，也必定逃不出蠻夷戎狄的定位，有多少華麗的長詩流傳也沒用。因為率領部族遷徙或率領軍隊征伐的英雄，在古代世界隨處可見，大地上無數的蠻族遊團，每個都有自己的亞伯拉罕、摩西、阿伽門農和阿基琉斯，故事甚至更精彩，區別僅在於有沒有留下文字記錄。
聖經故事
但可以斷定，並不是每個部族都能出現自己的伏羲氏、神農氏和有熊氏，因為這些最早的農民領袖和農業革命帶頭人，都是大有功於天下萬民的聖王，只屬於“天下”型定居文明，只可能在中華大地上出現。
德治，中華政治的這個核心概念，就是從這裏出來的。換言之，中國人所謂“德治”，其實是專屬於定居農耕文明的一種道德化政治，不能説最好或最高，但卻是最適合於“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早期發展的。
中華大地上最早的定居農耕文明區，猶如大海中散佈的羣島，被無數蠻夷遊團所包圍。而之所以能夠像星星之火一樣，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終成燎原之勢，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一整套適合於定居文明的“德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周朝的早期歷史就是一部“德治”的成功史。據《周本紀》，周人先祖后稷“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則之”，本是一個定居農耕部族中的聖王。但是兒子不窋不務正業，放棄了農耕，“竄居戎狄之間”。好在第三代孫子公劉很有作為，又率領部族在戎狄之間的豳地復修后稷的稼穡舊業。然而農耕事業並不順利，因為周圍的“薰鬻戎狄攻之”。結果不用説，彎腰種地的肯定是打不過騎馬打獵的，就這樣進進退退糾纏了有一千年。到了古公亶父當政，為了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終於下決心舉國離開豳地，渡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
今日岐下週原
審看這段歷史，從戰術上講，肯定是周人敗了，薰鬻勝了，因為前者被後者趕跑了，丟了豳地。但是從戰略上講，卻正好相反，因為周人撤離時，“豳人舉國扶老攜幼，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最後不僅重建了新的根據地、擴大了地盤，而且盡收民心。到了古公之子王季、之孫西伯，“修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周家八百年王業，自文王始。
在公元前一千紀的那個世界，其他地方有沒有可能發生類似的故事，大可懷疑。軍事上的失敗者反而成了文化上的勝利者，憑着仁義二字最終贏了全天下，這樣的“德治天下”敍事，遍讀其他民族的史詩，恐怕找不到第二家。
後人紀念文王，全都是動人故事——敬老慈幼，禮賢下士，耕者讓釁，民俗讓長，修德行善，發政施仁，澤及枯骨…蓋人心至是已去商而歸周矣，“德治”大勝。但這裏似乎有個問題：周人這些道德觀念和行為到底是如何產生的呢？真的是頭腦中聰明智慧靈光一閃的產物嗎？設想一下，假如周人沒有離開豳地南下關中平原，“德治”能夠在北方的薰鬻戎狄當中產生同樣的效果嗎？能夠讓周圍的蠻族遊團像中原的殷商諸侯一樣紛紛歸附嗎？
絕無可能。不要説當時的薰鬻戎狄，從那時起到後來的匈奴、五胡、突厥……直到兩千多年後蒙古諸部，這些北方遊牧-遊獵民族只要不進入中原的定居文明圈，就不知“德治”為何物。他們不僅不會因“德治”所歸順，反而毫不猶豫且理直氣壯地一次次越過長城碾壓整個中原乃至南方。為什麼？歸根結底，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道德標準，周朝的“德治天下”只能在定居農耕文明為主的區域內起作用，而在遊牧遊獵文明為主的區域內，基本沒用。
敬老慈幼在定居文明中是美德，但在遊牧文明中卻不是，因為根本沒條件，整個部落必須不斷地長途遷徙甚至快速奔走，不可能因為要照顧少數老人，影響整個羣體的機動性。恭敬守禮在定居文明中是美德，但在遊牧文明中也不是，在馬背上生活的所有男人必須以好鬥、殘暴、貪婪和好色為基本品質，才能讓整個羣體獲得更多的獵物並且更快地繁衍。
一條條考察下來，在定居文明中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那些道德行為，在遊牧文明中也許恰恰是非道德，因為不能促進羣體的生存發展利益。周文王禮賢下士，尊八十歲的呂望為太公，因為賢士們頭腦中的一個良策，就可能大大推進治國平天下的事業。但遊牧民族的世界就是茫茫大草原，散落着無數的野獸羣體和異族部落，要想生存下來就要儘可能多地消滅它們，因此，計謀遠遠頂不上勇猛，智力不能代替臂力，與其禮賢下士還不如錘鍊戰士。
就是這樣。若沒有大面積定居農耕區、大規模定居農民人口，再出一百個周文王也沒用。周人從豳地舉國遷徙到岐下週原，從地理上看就是跨越了農-牧分界的400毫米降水線，融進了定居農耕的核心區；從歷史上看就是匯入了當時的農業革命浪潮，順應了定居農耕區的大一統趨勢。“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成功，當然要歸功於文武周公這些開國者的偉大政治實踐，但背後的深層歷史運動，卻是那個歷史時期定居農耕區域的迅速擴大和對周圍遊牧-遊獵蠻族遊團的大量吸收。
先秦諸子都在爭論什麼？
與定居農耕區大一統趨勢發生的同時，是一個堪稱政治奇蹟的新事物的出現——原本作為地理概念的“天下”，通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制度安排和“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實行，成了一個地理、政治和倫理的“三位一體”。
天下，同時意味着全部土地、全體人民和全局秩序，天道、人倫和天人相與之際三合一，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類似的“三位一體”。
早周其時，封王所到之地，新城拔地而起。以周文王為源頭，在全天下制邑立宗，每個城市自始封者開始別子為祖，建立宗廟，下一代則按嫡長子繼承製再繼別為宗。一切都井然有序，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重要的是，當人為制定的宗法制度遍行於全天下，各地的宗廟都只祭人祖不祭鬼神之後，關於天的觀念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研究者們注意到，在講述周人遷徙故事的《詩•皇矣》等篇章中，天還是一個被稱為“帝”的人格神，“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像極了希伯來《舊約》中的耶和華；而到了較晚的《書•呂刑》等篇章中，天即變成了“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的抽象物，與人為秩序合二為一了。梁啓超對此總結道：
其所謂天者，已漸由宗教的意味變為哲學的意味。而後世一切政治思想之總根核，即從比發軔。【2】
天，不再是任意的、絕對的、超越於人的，而成了規則的、相對的、與人合一的。如《詩•烝民》的表達，上天與萬民直接聯繫在了一起：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對這句話，孟子的解釋是：“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彝指法度、常規；懿是美好的意思；萬民只要遵從天的法則，就是好的德行。梁啓超的解釋是：
凡一切現象，皆各有其當然之法則，而人類所秉之以為常也。故人類社會唯一之義務在“順帝之則”（《皇矣》）。【3】
中國人研究六經，往往帶着一種想當然，認為天就是天，民就是民，不用多解釋，全世界都一樣，基本上可以等同於人類社會。其實這是個大謬。在中國人開始將“天”與“民”連在一起，甚至有了“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這類思想的當時，在世界其他民族當中，無論是天的觀念，還是民的觀念，都還遠遠沒有成型。
《千里江山圖》局部
在中國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之外，滿眼荒蠻：歐亞內陸的遊牧民族長期掙扎在生存線上，為尋找水草和獵物而四處奔走，觀念上擺脱不了野獸崇拜的矇昧階段。地中海一帶的城邦民族則永遠被不同的敵國所包圍，相互攻伐，從不知“天下”的範圍有多大，自然不會形成“天下”觀。印度有較大規模的定居農耕區，但卻始終沒能形成一個與中國類似的“同心圓”或“同心方”地緣格局，無法讓定居文明成為一個整體以抵抗北方蠻族的頻頻入侵，當然也就不成“天下”。至於西歐，作為一個文明它在這個時期還根本沒有出現。
所以，當中國的先秦諸子們使用“天”和“民”這兩個概念時，兩者本質上是一對，是一枚硬幣之兩面。硬幣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本身，這個文明的一面是生養萬物的天，另一面是順天之則的民。那些不在“天下”型定居文明中的民，要麼是蠻族暴民，要麼是小城寡民，要麼是奴隸草民，皆非“天民”。
“天民”觀念最圓滿的表達，在《書•皐陶謨》中：
…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至此，從“多元一體”定居文明開始，到“天道”哲學的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自洽的天-地-人體系終於出現在中華大地上，並且從此屹立千秋。
獨立的，因為一切都起源於中華大地上獨一無二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完整的，因為正是基於這種文明，才有了集合在“天下”概念之中的地理、政治和倫理“三位一體”；自洽的，因為“天下”中的天是哲學意味的天，所以“順帝之則”就成了“順天之則”，繼而通過“天生德於予”又進一步融化成為人的道德義務，完成“天人合一”。
其他文明中不可能誕生類似的體系。僅僅從人格神到抽象的天這一步，就都沒能完成跨越，更不要説“天下”觀念的“三位一體”和“天民”的“一體兩面”。
儒家六經
然而，凡事都有兩面，正如近現代學者反思中華文明時普遍認為的，這個文明的確過於超前和早熟。回看中華歷史，無論是“三位一體”的“天下”還是“一體兩面”的“天民”，其實更多的只是士大夫們頭腦中的理想，而非真正的社會現實。周初“協和萬邦”“德治天下”策略的實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建成一個理想社會。雖説從理論上講，當時的中國農民已初步具有了辜鴻銘所説的“良民宗教”精神，但實際上，在當時的中原地區，遊牧的蠻族暴民、城邦的小國寡民、底層的奴隸草民，也都大量存在，與其他文明無異。人畢竟是人，性惡就是性惡，不可能因為《詩》《書》中幾句虛無縹緲的哲言，全體農民就都集體昇華成了與眾不同的“天民”。
歷史見證，短暫的“成康之治”過後，“周道衰廢”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昭王伐楚不返，厲王侈傲弭謗，再經驪山之恥、平王東遷，諸侯並起禮崩樂壞的局面已成。讀書人們心目中那個空中樓閣般的“天下”自此土崩瓦解，於是喧譁四起，眾聲鼎沸，中華文明最為光彩奪目的思想文化之花大綻放時期隨之到來。
70年對話5000年，今天的人們在重讀先秦經典時，既不能將它們僅僅看成是聖賢們高人一等的聰明智慧，也不能盲目認為其中的名句格言一如既往地英明正確。大體而言，它們只是“天下”型定居文明這個特殊文明的產物，且生髮於這個文明遭遇到理想與現實、超前與滯後、早熟與晚成之間巨大沖突的那個特殊時代。而諸子百家的不同學説，就其實質而言，就是面對這些衝突的諸種不同回應。
進行了這個界定之後，再看先秦諸子的學説，脈絡就清楚了。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抱負最宏大，對於“三位一體”的信念最堅定，天道、人倫和天人相與之際三端缺一不可，所以立志要修舊起廢，從正面匡扶周道。如太史公所言：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論詩書，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4】
對於天人相與，儒家給的是完整解。《禮記•禮運》中表達得很清楚：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淆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淆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5】
以商鞅、韓非等為代表的法家，與儒家同出孔學，兩派的區別在於：儒家的理想更高遠，追求昇平世到太平世之間的“大同”；而法家的關注點在當下，致力於據亂世到昇平世之間的“小康”。所以，法家對於“三位一體”能否恢復其實半信半疑，雖然也相信天道，但執意將其中的道解成“法”和“紀”。《管子•形勢解》：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6】
《韓非子》：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7】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屬於所謂“南派”，偏於逍遙，對於“三位一體”的信念最淡漠，不認為聖賢們能夠做什麼。於天道、人倫和天人相與之際這三端，只信天道，只解無為，根本不相信人倫。所以老子會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8】
莊子也説：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9】
以墨翟禽滑釐為代表的墨家，屬於北南之間的“宋鄭派”。但墨子魯人，習孔子之書，業儒者之業，在匡扶周道的事業上與儒家算是同志，對於“三位一體”的信念同樣堅定。墨家於天道、人倫和天人相與之際這三端，比儒家更為相信人倫的力量，也相信天人相與。對於天道，執意要解出“天志”。《墨子•法儀》曰：
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慾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10】
所謂諸子百家，就其“大宗”而言，就是以上幾家，其他諸家都是“大宗”之間混合衍生而成，不再一一詳述。本文對此進行梳理，旨在特別強調這些產生於那個特殊時代的古典學説與“天下”型定居文明本身以及這個文明內在困境之間必然的和因果的聯繫。今天的中國，正在大步跨入新時代，面對傳統思想和文化的繼承和借鑑問題，更需要對這些聯繫進行清晰的辨識。
70年對話5000年，新時代所達到的高度越高，前景越遠大，對於歷史的追溯和探究也越深越遠。筆者才疏學淺，力有不逮，在此拋磚引玉，誠邀學界同仁共襄此舉。下一篇“三千年來中國人的政與商”。敬請關注。
參考文獻：
1、見《史記》、《資治通鑑》等
2、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3、同上
4、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5、見《禮記•禮運》
6、見《管子》
7、見《韓非子》
8、見《道德經》
9、見《莊子》
10、見《墨子》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