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太陽花學運”五週年，只剩自我解嘲的政治宣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2019年兩會如期完成，貫徹“習五條”無懸念地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適逢台北“太陽花學運”五週年，兩相比對，不由得不探問後者何去何從。

只剩自我解嘲的政治宣傳

眾所周知，蔡英文當局是“太陽花學運”的具體結果，而蔡當局的經貿政策和實踐成績，直接反映“太陽花學運”訴求的成敗。

從最近五年的出貨來看，台灣作為島嶼型外向經濟體，對大陸出口貿易額不斷增長，僅2018年就超過967億美元，比2017年增加78億美元。這並不包括對香港出口貿易的數據，卻比2018年出口“新南向政策18國”的683億美元還多出一大段。2018年台灣對外貿易總額，大陸的比重佔24.192%，高出美（11.958%）、日（10.802%）兩者的總和。

蔡當局力推“新南向政策”，以圖取代兩岸經貿連結，但就2017到2018兩年內的貿易收支結果來看：台灣對東協各國共收入51,231（百萬美元），對大陸共收入161,846（百萬美元），後者是前者的3.16倍。再就觀光業來看，最近三年大陸游客來台總數連續下滑，但直到去年仍然是來台人數最多者（269.6萬人次）；而東南亞國家遊客來台總數連續三年上升，去年已高達243萬人次，但其消費額只是大陸游客的2/5。

相反的情況是，陸客來台變少了，台客赴陸卻變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高中畢業生赴陸就讀大學方面，2014年原有1353人，同年發生“太陽花學運”，次年就減為1279人。但2016年又增加為1380人；2017年增加為1650人；去年推出“惠台31條”後，更增加為2246人。

此外，“太陽花學運”拱出的一個政治素人柯文哲，上台不久便高呼“兩岸一家親”了。

2018年12月19日，雙城論壇歡迎晚宴上柯文哲致辭中引用了“兩岸一家親”的表述（@東方IC）

單從上述現象來看，所謂五年前的“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成功的政治運動，“是台灣人民的大勝利”，“它使台灣從中國的企圖箝制中解脱出來，造成中國對台工作的大頓挫”云云，顯然是自我解嘲的政治宣傳而已。

黑箱教改世代的國家觀

據島內各項民調顯示，如今不支持蔡英文當局的民眾，以20-30歲的年齡層居相對多數。而這個年齡層，恰恰是三年前最支持蔡英文的青年選民，也是台灣教改成長的世代、是反高中課綱微調的助力、是黯然的太陽花青年所在。

這羣“花青”所以黯然，是因為他們屬於“黑箱”的一部分；五年來的時勢發展和人事變遷，無不證明他們自己是更黯然的“黑箱”產品。比如台灣高等法院在去年此時判決“花青”22人無罪，但竟無一人“不服從”這陷他們於政治不義的判決──他們只願坐享“言論自由”的政治待遇，而無心揹負“公民不服從”的法治後果。李敖生前説他們他們水平很低、膽小如鼠，可謂一語中的。

然而，李敖和馬英九都説過“花青”毀掉了台灣，則恐怕是過譽之詞。“花青”闖佔公署，搗毀公物，宣稱“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其實暴露了歷史與政治見識的蒼白。

今年1月2日，在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紀念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詞開篇就將台海兩岸分隔的緣由，追本溯源到19世紀中葉的列強入侵、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的處境。然而這種歷史觀和政治觀，恰恰是台灣教改世代的人格和認知短板；“花青”的國家意識是由抽離歷史處境的虛無主義、唯心主義構成，是一種不曾在歷史上實現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政治觀。

正因為如此，由“太陽花學運”催生出來的“時代力量”，以及民進黨、台聯黨、社民黨等，才會助推2015年的“反高中課綱微調學運”。後者的理由仍然是“反黑箱”，其方法仍然是佔領公署，卻不知道自己就是去中國化黑箱教改的產物，也無識於解放自己被那隻黑箱佔領的三觀。台獨勢力操控“花青”世代的良藥，就是教改逾20年的課綱，豈能任人調整？

對此反應最快的人，就是今年1月22日被人“打臉”的台灣文化部門負責人鄭麗君；而執行最快的人，是蔡當局首任教育部門負責人潘文忠。鄭麗君是當年反對高中課綱微調和提案廢除該微調課綱的核心人物。身為台灣當朝新寵，鄭支持去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的“台獨”發言，但鄭的夫婿卻是一名東莞台商，鄭且被號稱為“最有錢的公務員”。

客觀來看，這些人的政治立場沒有道德規範、沒有歷史條理，他們以虛無又唯心的“國家意識”包裝起自己的流浪意識，卻要“花青”相信他們流浪在虛無裏的“國家”定義。於是，“花青”高喊“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卻沒有一個像樣的“救國義士”挺身奉獻，而是跑到華盛頓去現眼呼救。

統一是補上歷史課的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説：“為戰勝外來侵略、爭取民族解放、實現國家統一，中華兒女前仆後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台灣同胞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自19世紀後期以來，超過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兩岸民眾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而匯成共同的歷史主流和政治使命，“台獨”因此是為反動逆流。把逆流當主流的結果，“花青”的行動就欠缺歷史推力和政治感召，很快就現出烏合之眾的原形。

也就是説，驅策“花青”為“台獨”犬馬的後果，反而加速毀滅“台獨”的道德想象，而不足以毀掉台灣。台灣既是中華兒女百多年反帝鬥爭的一個標誌，則斷難被歷史逆流飄移中國之外。

至於習近平總書記説台灣光復後不久，由於中國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海峽兩岸陷入長期政治對立的特殊狀態，這也不是“花青”的世界觀。後者認為台灣自來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是一個不斷遭遇“外來政權”殖民的悲情島嶼，其自救之道是充滿現代性的公民培力，並乞援於美、日等國來對抗強大的中國。

換句話説，自內戰的反共教育開端，到冷戰固化的政軍經結構，再到橫向移植西方現代性的世界觀，構成“花青”由外部勢力及其代理人支配的“反中”頭腦。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當中有五個“70年來”，正面説明大陸當局打破兩岸隔絕狀態、推動一箇中國道路、確立“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方針、贏得國際社會支持中國統一、挫敗“台獨”與分裂活動的歷史；又有四個“任何人任何勢力”，從反面強調兩岸同屬一箇中國、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兩岸大勢向前發展、兩岸統一走向國家強大與民族復興的事實。這些話語對解放“花青”的反中頭腦，呈現摧枯拉朽的現實態勢。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去年11月利用金馬獎場合進行政治表態的傅榆。她的發言和記錄“花青”的作品──《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所引發的熱議，在今年初的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之後被完全冷落於輿論暗角，徒剩狺狺“掃帚”來續尾。

現實的態勢是，既然“花青”認為高層有黑箱作業，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就對台灣各政黨通大路、對各界別開大門，明白説出兩岸關係的來龍去脈，並明確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歷史定論與政治倫理。這樣的大白話，直搗“花青”大黑箱裏的三觀──民主協商比“言論自由”更具體成事，制度性安排較“公民不服從”更為成熟穩健。

所謂“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在“太陽花學運”五年後有了正解。

從“台獨”精神鐵幕退場之義

“民族復興”、“兩岸同胞”、“美好生活”、“國家強大”、“中國人幫中國人”、希望台灣同胞“像珍視自己的眼睛一樣珍視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樣追求統一”，這些被蔡當局視為“統戰”而不曾存在“花青”三觀裏的言語，讀來卻富有暖心的温度。

面對習五條破竹之勢，蔡當局研議兩個多月，出籠七項綱領來反制。但是，蔡七項的“拒統”綱領充滿限縮、自殘、截堵的冰冷思維；一面嘟嚷“只剩最後一口氣”，一面卻推説氧氣罩裏有毒。其所謂“民主防護網”，恐成為白色鐵幕；而“兩岸條例修正案”，正説明維持現狀破局的事實。民主不能滿足民生，它就是西方人所説的鐵幕；而兩岸條例本身，已證明一國兩制的存在。

“太陽花學運”五週年，“花青”隨風四散，甚至西進大陸；“九二共識”、“一箇中國”、“和平統一”已成為島內熱詞，“台獨”話語則氣若游絲。蔡當局唯一破壞習五條的能事，就是激勵大陸動用武力，但蔡卻受制於美國的東亞戰略佈局。當年“花青”退場，已根本地反映美國衰落、中國復興的局面──反對兩岸貿易沒什麼了不起，一個外向經濟體的大陸邊緣島要自殘，誰也阻攔不了；但想借此暴衝“兩國論”，則是美國也無法逾越的紅線，何況“花青”？

然而，蔡當局安全部門指出大陸以經濟利益掌控台灣，倒是提醒人們對於“台灣方案”的設計理念，應注意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首先曉之以義、進而導之以利，義利並舉、義在利先的原則。

比如“熱忱歡迎台灣青年來祖國大陸追夢、築夢、圓夢”，是在“中國人幫中國人”的命題上才成立的願景。為什麼統促黨總裁張安樂指出，台灣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中國人了”？因為“亡人之國，先去其史”，這是台灣產生“花青”的重要原因。國家統一的政治倫理，就存在中國歷史的條理當中，台灣當局對此有深刻的認識，課綱因而成為台灣教改的必爭之處。

“獨派”政客和媒體把國家統一的倫理污名為“以經促統”，便是沒有高於生物性的華夏意識與中國認同使然。馬英九執政時或出於私心，或囿於美國，對兩岸關係“只經不政”的模式，等於愛財無道、為富不仁，延續李扁自毀中國人之義的政治，其遇上人格異化的反中“花青”也就不算意外。

鑑於同樣的人格結構，“獨派”媒體至今仍期待“花青”來挽救他們拒統的前途：“若太陽花運動不復活，韓流亦將無法遏阻，‘和平協議’必將進一步囂張，台灣前途確令人擔憂。”但人們從“花青”五年來的表現可知，那種期待彷彿黔驢技窮的嘶鳴。

這並不是説娼妓、毒犯和性騷狂就沒有參加學運的權利，而是人們期待學運的純度比較高；“花青”恃寵而驕卻成分龐雜，敢做不敢當，與“台獨”政客敢説不敢為的行徑如出一轍，如何可能感動人心？所謂“三一八學運是改變台灣政壇可歌可泣的學生運動”云云，或許是倒反“台獨”政客退場的讖言。

可悲可笑的是，蔡當局哪壺不開提哪壺，居然提起今年是“五四”學運一百週年，這不啻拿“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打自己臉？“五四”學運是抗日反帝的愛國主義，正與蔡當局的歷史基因截然相反，更與“花青”學運無從比較。

凡以利合者，必以利分

“花青”人格是“台獨”鐵幕教育的成果，深具拜美媚日的機會主義。雖説“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終結”；但凡以利合者，必以利分。就台灣“花青”來説，民族復興首先是復興中國人之義；否則，“台灣方案”難以長治久安。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化育後人，這是針砭其弊的説法。習又説：“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們的骨肉天親。”這是認識到復興中國人之義並非外鑠，而是內在於台灣社會的傳統，只不過中國的內戰外患予逆流以可乘之機，使這塊華夏邊緣上的“花青”以為自己不是中國人罷了。

由此看來，一方面通過政治經濟的方法終結內戰外患，一方面用教育復興中國人之義，同是兩岸心靈契合不可或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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