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剛：絲綢之路如此發達，羅馬、波斯功不可沒

【3月2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始對意大利、摩納哥、法國進行國事訪問。在意大利，雙方將進一步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合作。

此前，意大利曾表示希望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計劃，以提振意大利出口。這樣，意大利將成為首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G7國家。但從歷史上來看，意大利早已在絲綢之路上佔據重要作用。本文即從歷史角度解讀“一帶一路”上的中西關係。】

（文/ 張國剛）

歐亞大陸和瀕臨地中海的北部非洲，自古以來構成了一個“世界島”！軸心時代的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都孕育於茲，繁榮於茲。二十世紀初葉，英國學者麥金德（H. J. Mackinder，1861-1947）認為，相對於世界島而言，美洲大陸、英倫三島、澳大利亞、日本列島，只屬於被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隔絕的邊緣地帶。

——其實，這個世界島是被絲綢之路連接着的。

至少在古羅馬時代，地中海周邊的海陸通道都是暢達的。西歐亞大陸乃至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交往密切。比如，公元前兩千年到公元前五百年，印歐人的民族大遷徙，從今天的伏爾加河、第聶伯河中下游出發，重塑了西歐、南歐、北歐、西亞、南亞的民族分佈。又比如，公元前四世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從地中海橫掃西亞、中亞和南亞，把希臘文明帶到了巴克特里亞（興都庫什山）。總之，西歐亞大陸及北非地區，由於種族、宗教、文化、戰爭和經濟的聯繫，交流密切。只有更加遙遠的極東地區——中國，因為高山（喜馬拉雅山山脈）和大漠的阻隔，處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區域，發展出獨特的華夏文明。所以，對於西部世界而言，真正具有“他者”異質的東方，不在尼羅河，不在高加索，而是在天山以東地區，在中國。

把中國文明與西歐亞及地中海世界鏈接起來的通道，就是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

一

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張騫受漢武帝派遣，鑿空西域，開通絲綢之路，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其實，早在張騫之前，走通東西方通道的，是眾多不知名的英雄。商周玉器，並不產自內地，而是通過“玉石之路”從新疆和田運來。《管子》多次談到“禺氏之玉”（王國維認為“禺氏”就是“月氏”），也許就是這條路上的“走私品”。但是，為什麼到了張騫之後，絲綢之路才真正建立和發展起來呢？這與絲路此端的漢唐帝國國力強盛密切相關。

先秦時期，玉石之路上的商品往來，具有私人販運性質，而且販運的主體很可能是西戎民族。秦穆公稱霸西戎，對於東西貿易的開拓，有一定促進作用。秦朝及漢朝初年，匈奴幾乎壟斷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自然也壟斷了絲路貿易。只是到了漢武帝之後，憑藉幾代人六十年的休養生息政策，積累起來的國力，果斷採取反擊匈奴的政策，因此才有張騫的出使。

張騫來到大月氏新定居地（今日之阿富汗），引起他注意的是蜀地的竹製品和紡織品，當地人告訴他，這些物品是從印度來的，帶着軍事外交目的出使的張騫，不經意間就發現了經過四川、雲南到緬甸而至印度的商貿通道。張騫第二次出使，攜帶了更多的物品，分送出使諸國，雖然這不算官方貿易，卻促進了西域諸部族和邦國來華。這些外邦來使，與其説是向風慕義，不如説是為了經貿往來。

繼漢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後，昭宣時代和東漢王朝，致力於建立西域地區的軍事管理體制——西域都護，從而保障了這條貿易通道的暢通。唐朝設立安西四鎮以及伊西北庭都護府，對葱嶺東西地區的羈縻府州，實行了有效的控制，從而使唐朝的絲綢之路，比之於漢代有了更加長足的發展。可以説，漢唐時代的國力強盛，是絲綢之路得以建立、鞏固與發展的先決條件。

值得提出的是，葱嶺以西的道路建設，早在漢代官方開通絲綢之路交通之前，古波斯帝國和亞歷山大帝國時期，就有相當的水平。

羅馬和波斯，都很重視道路的修建與維護。以波斯帝國為例，修建了從帝國的四個首都通向各地的驛道。在帝國的西部，有一條從古都蘇撒（Susa）直達小亞細亞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長達兩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設一驛站及商館，亦有旅舍供過往客商留宿。驛站特備快馬，專差傳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換騎，日夜兼程，整個路程七日到達。波斯皇帝誇口説，他在蘇撒宮中能吃上地中海的鮮魚，似乎比楊貴妃在長安吃上四川的新鮮荔枝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帝國東部，自巴比倫橫跨伊朗高原，經中亞各城市而到達大夏（即巴克特里亞，阿富汗北部地區）、印度。顯然，波斯帝國的道路，把中亞、兩河流域、小亞細亞、敍利亞和埃及串聯了起來。亞歷山大帝國時期，在從大夏到埃及的廣大東方地盤上建立了以“亞歷山大里亞”為名的新城七十餘座（經考古證實的不下四十座），從地中海濱向東蔓延到阿富汗、印度邊境。在西漢張騫打通西域而建立起從中原經新疆至大夏的商路後，中亞原有道路網中的主要幹線便成為絲綢之路的西段，從長安橫貫中亞、西亞到歐洲，構成了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

二

絲綢之路對於中國方面來説，主要是邊境貿易，中國人主動出境貿易，不佔主流。文獻資料記載，陸上絲綢之路擔當東西貿易的商人主要是塞種人，即大月氏人、匈奴人，中古時期則以粟特人為主流。《北齊書·和士開傳》説這位北齊寵臣是西域胡商之後。前些年出土的虞弘墓、安伽墓、康業墓等，都是在華粟特胡商或者其後裔。唐宋以後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為主，還有部分猶太人。不是説，華人沒有參與絲路貿易的。《法顯傳》上提到，他從斯里蘭卡返回中國的途中，就是因為中國商人（同時也是法顯的檀越）對他的保護，才免於同船婆羅門商人的戕害。但是，由於社會結構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也由於中國政府對於國外經商的嚴格管控，華人蔘與絲綢之路上的貿易，不是用部族或家族方式，而是以單兵遊勇的方式。阿拉伯人文獻記載，公元九世紀的廣州，外商有數萬人之多。

關於邊境胡商前來貿易的情況，《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有一條對於北魏“四夷館”前來販貨客商的記載：“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這裏的“商胡客販，日奔塞下”已經把來華貿易的熱絡情景表現無遺。外商來了之後，“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填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鹹悉在焉”。據記載，這些僑居商人，即所謂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裏”。

隋唐一統，特別是唐太宗平東突厥、平高昌，促進了絲綢之路貿易發展。唐太宗對來自昭武九姓的使者（他們關心的大約正是貿易）説：“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於是，“諸胡大悦”（《新唐書·西域傳下》）。唐人文獻和小説筆記裏，商胡或胡商，是出現頻率甚高的詞語。吐魯番出土文書中，對於貿易物品的規格和價格管理，井井有條，就是為適應邊境貿易的外商而定，當地居民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需求。唐朝在邊境地區，設置了管理商貿活動的“互市監”，安祿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做互市牙郎，就是管這項工作的。他們通“六蕃語”，與外商談生意有優勢。邊貿開市，“市易之日，卯後，各將貨物、畜產，俱赴市所。官司先與蕃人對定物價，然後交易”（《白孔六帖·互市》）。邊境節度使熱衷於邊貿，因為這是其重要的財政收入之一。而這筆收入，中央政府是把它計算在邊軍經費開支中的。《新唐書·西域傳下》説：“開元盛時，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輪台，地廣則税倍。”

宋代，西北地區掌握在西夏政權手裏，海上貿易因而興盛。十三世紀的蒙古帝國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東西方貿易也空前高漲，馬可·波羅一家就是從這條路上來華的。《馬可·波羅遊記》關於中國的記載，最為突出的描述集中在經濟、商業、道路走向和地形上，反映了作者作為商人的主要興趣所在。他不僅提到金銀、寶石、珍珠、鹽、稻米、穀物、大黃、姜、糖、香料，令他關注的還有瓷器、紡織品和絲綢。他詫異地説，“大汗用樹皮所造之紙幣通行全國”，當金銀一樣充軍餉。國內的交通運輸、關津道路、驛站以及物價的管理，以及蠻子（原南宋地區）居民的工藝和經商才能，宏大而美麗的城市與港口，有着舟楫之利的廣闊的水域系統，都令馬可·波羅讚歎不已。

三

十六世紀開始的大航海事業，是近五百年來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歐洲人的東來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這一偉大事變背後，就與“絲綢之路”直接相關。

元朝以後，西域地區出現了哈密、別失八里、柳城、于闐、火州以及吐魯番等割據政權。帖木兒汗國（一三七〇至一五〇七）控制了中亞，奧斯曼帝國（一二九九至一九二二）統治了西亞，特別是一四五三年拜占庭滅亡之後，絲綢之路的陸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礙。因此，十五世紀歐洲人的大航海事業，其重要動力之一，就源自破除絲綢之路的阻塞，適應東西方貿易增長的需求。歐洲人不滿意絲綢之路被西亞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間商人所壟斷，他們這回攜航海技術進步的優勢，要直接走到東西方貿易的前台，航船所向，就是遙遠的中國和印度！

在葡萄牙人一四九八年進入印度洋以前，東方商品運往歐洲和非洲北部的通道有波斯灣和紅海兩條。波斯灣一線是自波斯灣入口處的霍爾木茲上行至巴士拉，敍利亞和土耳其商人，在此提取贏利豐厚的商品，經西亞陸路運往敍利亞或黑海的大港口，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加泰羅尼亞（今屬西班牙）人，前來這些港口購買提貨。

取道紅海的貨物則多來自馬六甲，經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即中國古書上的古裏），或阿拉伯半島南端的亞丁，進入紅海，在圖爾或蘇伊士卸貨，並由陸路運往開羅。到達開羅的貨品一部分前行至亞歷山大，直接由威尼斯、熱那亞和加泰羅尼亞商人躉去；另一部分則由北非的撒拉遜商人，從亞歷山大運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一些內地城市。

從中可見，傳統絲綢之路的中端控制在伊斯蘭教徒手裏，在西端，整個歐洲的地中海貿易則主要被意大利人壟斷。面對豐厚的東方貿易利潤與東方消費品誘惑，歐洲各國充滿了羨慕和嫉妒！於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揚帆，目的就是尋求一條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開阿拉伯人要挾的通往東方的道路，清除遠東與西歐之間絲綢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東來，不僅衝破了中間商的盤剝與壟斷，也衝擊着中國政府特別是明朝政府在絲路所經南海地區的朝貢體系。明朝開始直接面對西方，中國內地商品通過澳門大量進入西方市場。有數據表明，萬曆八年至十八年（一五八〇至一五九〇），自澳門運往果阿的生絲每年三千多擔，值銀二十四萬兩，崇禎八年（一六三五）達到六千擔，值銀二十四萬兩。經由馬尼拉運至美洲的中國商品則成為太平洋大帆船貿易中的主要貨物來源。世界市場對中國商品的大量需求無疑為中國沿海商品經濟的發展開闢了廣闊前景。清朝在康熙朝鞏固了對於沿海和台灣地區的統治後，基本上把海上貿易集中在廣州一地的十三行。中國主要外銷商品，有瓷器、茶葉、布匹等。

中國在對外貿易中始終處於出超地位，積累了大量白銀。明清時代，中國的貨幣改由白銀計量，這是重大原因。這就存在一個巨大風險，明清時期國內金融政策是取決於國際貿易中白銀的進口盈縮。東南地區甚至因為生產能夠賺取“外匯”（白銀）的經濟作物，而出現了糧食短缺，需要從北方或者外國進口的情況。

可是，隨着墨西哥地區白銀開採量的減少，為了平衡中外貿易，歐洲——主要是英國人——開始向中國銷售毒品鴉片，這些鴉片多數是英國在南亞或者東南亞殖民地生產的，運銷中國十分方便，從而使中西貿易變成了毒品換取商品的畸形結構，乃至導致激烈的政治和軍事衝突。歷史於是來到了另外一個十字路口。

為什麼中國政府一次次拒絕歐洲國家的主動貿易行為，諸如訂條約、設使館、開商埠，就是因為歷史上中國的陸上或者海上的絲路貿易，都是中國與周邊國家政治關係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與經濟上的往來密不可分。

可是，這一次，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面對的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朝貢體系，歐洲人也沒有任何奇珍異寶，可以平衡中國在絲綢、瓷器、茶葉等對外貿易的鉅額出超。於是，大量白銀湧入中國，衝擊着中國的金融秩序，朝廷財政嚴重依賴白銀進口，中國東南地區的產業分工甚至也依賴上了對外貿易。這是漢唐時期所不曾有過的。於是，當歐洲人為了平衡貿易逆差，向中國銷售毒品鴉片時，經濟貿易演變成政治和軍事衝突，已經勢不可免。漢唐以來絲綢之路上中國與西方的經濟與貿易關係的起伏變化，也是我們觀察“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和地區政治實力興衰消長的晴雨表。

四

截至十九世紀中葉，“一帶一路”上的中西關係，可以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發展時期。前一個時期，從遠古時代到鄭和下西洋結束的十五世紀前期，可以稱為古典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漢唐盛世，陸上絲綢之路為主體；宋元時代海上香瓷之路則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漢唐時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躍；宋元時代，南海的貿易最繁盛。

從直接交往的地區而言，十二世紀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國與西亞、中亞及南亞的交往，與歐洲人的直接往來極其罕見。十三、十四世紀，由於蒙古人的帝國造就了歐亞大陸直接交通的便利條件，使歐洲的旅行家、使節、傳教士開始設法進入中國。他們都是通過西亞的陸路前來，進入西亞之後，或者北上俄羅斯大草原抵達中國邊境，或者南下波斯灣經過一段海路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而且這些零星來訪者在中國多數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區，無奈時間不長且在此工作的歐洲人也很少。

後一個時期，主要是明清時期，從十五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初葉，相當於新航路開闢以來的三個世紀，我們可以稱之為近代早期（亦可稱為啓蒙時期，但這兩種稱呼都是歐洲中心的）。就地區而言，這個時期中國與亞洲國家的交通往來依然頻繁，但是最具影響力的是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此時期，中國在政治關係上是主權獨立的（與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逐漸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經濟上。中西仍然進行大體自願的貿易往來。雖然中國在經濟和科學領域已經逐漸落伍，但西方文明的東漸和中國文化的西傳卻保持一個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十五世紀末期以來，以哥倫布發現美洲、達伽馬開通歐洲——印度洋航路和麥哲倫環球航行為代表的許多航海活動，促進了歐洲各國航海事業的進步，隨之而來的是海外殖民勢力擴張活動的加速發展。此時，歐洲人頻頻由海路造訪中國，大多數繞過好望角斜插印度洋，也有人經由美洲貫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陸路來華幾乎只是俄國人的專利，西歐各國雖多次努力想從俄國借道，但成果甚微。十六至十八世紀承擔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穌會士。耶穌會士既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於基督教的觀念，也深刻影響了歐洲人對於中國的看法。作為一個整體的耶穌會士所塑造的中國形象成為這時期歐洲人認識中國的起點，成為歐洲人勾畫自己心目中“中國”的基礎。

從思想文化交流的層面而言，漢唐時代，影響中國的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時代至明初，傳入中國的主要是伊斯蘭文化。至於近代早期（一五〇〇至一八〇〇），則是歐洲的基督教文化通過傳教士入華。明清時期中西文化關係，基本上是一箇中學西傳的單向流動過程，雖然經耶穌會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與基督教思想傳入中國，但與中學西傳的規模和影響相比，可以説很不起眼。相反，漢唐時期佛教入華，無論是東來傳法，還是西行取經，也幾乎是單向的自西徂東。中國以“四大發明”為主體的工藝性文明則在唐宋時代傳到西方世界。

十九世紀是西方殖民主義向全球擴張的帝國主義階段，像中國這樣不曾如印度那樣淪為殖民地的主權國家，也因為鴉片戰爭而被迫打開了國門，腳步沉重地邁出了中世紀；西學東漸日益強盛，以致出現西潮洶湧的另外一種單向流動的局面。

總之，遠東地區與歐亞非大陸的絲綢貿易，從上古的走私活動，到漢唐時代的邊境貿易，乃至大航海時代以來的中歐直接通商，“一帶一路”，源遠流長。其背後的動能，也許是帝王們夾雜着野心和虛榮的政治抱負，也許有商賈們懷揣着發財夢想的各種算計，也許還有僧侶們追求真理、傳播信念的宗教熱情，以及眾多熱血男兒不辱使命、不畏艱險的報國精神。這就是近代以前的中國式“全球化”。金戈鐵馬，血雨腥風；胡天漢月，羌笛駝鈴；天方海舶，賈客鄉情；絲路花雨，木鐸聲聲。在物質和精神文明流淌的背後，人類共同的命運，也由此而編織在一起。

《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張國剛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