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聖明：美國干涉+激進右翼，中拉關係=？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聖明】

最近，有兩條與中拉關係有關的新聞：

3月13日，薩爾瓦多新當選總統納伊布·布克爾因為在美國對薩中關係發表消極言論，並決定暫緩取消與中國台灣省的“自貿協定”而吸引了中國媒體的關注。這位商人出身的“非主流”總統聲稱將致力於改善和美國的關係，並對與中國的外交關係進行“重新評估”。美國新任駐薩大使提名人則趁勢表示將推動薩爾瓦多與台“復交”。這一消息使得因為建交而勢頭良好的兩國關係面臨着在此人上台後再起波瀾的可能。

納伊布·布克爾，他的商人出身和對社交媒體的偏好使得他成為了薩政壇傳統兩極之外的“攪局者”。（圖片來源：wiki）

而一個星期之後的3月21日，依然在美國，被稱為“熱帶特朗普”的巴西新總統博索納羅在訪美之行尚未結束時，便公開宣稱尋求在今年下半年訪問中國，並表示對這個最大貿易伙伴的訪問“很重要”。而就在幾個月前，他對中國的態度還並不友善，不僅聲稱中國在巴西的投資是“掠奪”，還幾乎是史無前例地在總統競選期間前往台灣進行“訪問”。也曾一度引起中巴關係將發生不利變化的擔憂。

如果把兩條新聞放在一起來看，可能會發現許多頗為有趣的巧合。無論是薩爾瓦多新總統布克爾，還是巴西新總統博索納羅，都是以“破局者”的形象參加大選並當選，都積極希望與美國改善關係，也都在選舉前後對中國和本國的關係有過一些“別的想法”。

而照此推斷，雖然現在不能確定布克爾總統一定會在上台後出於現實的經濟考量和他的巴西同行一樣對華“真香”，但即使只是出於和其最大貿易伙伴美國討價還價的需要，廣闊的中國市場和可觀的中國投資對薩爾瓦多依然有着強大的吸引力。畢竟該國仍以出口咖啡等初級產品為主要經濟來源，且國內多數基礎設施陳舊不堪。所謂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也許這位新總統的“反華”行為在他真正就職之後，就會逐漸偃旗息鼓。難以構成對兩國關係的長遠威脅。

不過，雖然中薩關係因為布克爾目前的這些言論而出現徹底的實質性倒退的可能性並不大，但目前拉美政壇所表現出來的某些趨勢依然值得關注。眾所周知，與十年前拉美許多國家紛紛建立偏左翼政權的“粉紅浪潮”時期不同，2015年以來的拉美各國政壇普遍存在着“左退右進”的變化。阿根廷和智利等拉美主要國家的右翼政黨成功在2016-2017年的大選中獲勝，加上一直由右翼執政的哥倫比亞等國，在拉美造成了多數國家都由右翼掌握的局面。

這種“左退右進”的情況在2018年之後依然持續，上文所述的博索納羅和布克爾的當選就是其例證之一。由於中拉之間有着深厚的貿易聯繫與政治經濟交往，且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有諸多合作空間，拉美政治氣氛的整體“右轉”本身並不會對中拉關係良好發展的基礎造成實質性影響。

2015年時拉美執政黨的“左右”劃分，可見此時“粉紅浪潮”尚未消退，但在2016-2019年，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和薩爾瓦多等國都選出了右翼總統，使得左翼勢力出現明顯退潮

但是，當這種政治氣氛的轉變與網絡社交媒體的普及和傳統政黨的吸引力下降等因素相結合的時候，就會出現較為激進的偏右政治領袖得以上台執政的情況。這些政治領袖在競選中一般都會刻意標榜自己“反教條”、“反建制”甚至是“政治素人”的一面，並通過激進口號和出格舉動吸引選民支持。他們中有些人急於顯示自己的不同之處，對“改正”前任的“錯誤政策”操之過急，缺少評估。也有些人缺乏從政經驗，對某些特定舉措的意義和價值缺乏最基本的理解。政策的隨意性也較為突出。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非主流”領導人一旦沒有正確地意識到維持本國和中國之間的良好關係的意義所在，便會傾向於把對華外交或經濟合作當成國內國際政治鬥爭的籌碼來使用，從而對雙邊關係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

就職儀式上的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他在競選時期提出要回到軍政府時期的親美外交，而對中國在巴西的投資則持懷疑態度，這是對當前局勢並不瞭解的表現之一，因此在其就職後便得到了少許修正（圖片來源：wiki）

在“非主流”領導人的上台之外，另一個可能對中拉關係造成不利影響的因素則是美國在拉美地區重新開始實行的干涉主義的態度。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參加競選時就一改前任總統在拉美地區推行表面緩和的基調，對拉美各國，尤其是與美國關係較為不睦的古巴、委內瑞拉等國持強硬態度。

上台之後，特朗普不僅繼續炒作包括“美墨邊境牆”在內的反非法移民措施，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間接對拉美國家表示不滿，甚至曾直接表示海地、薩爾瓦多等非法移民流出國是“糞坑國家”，並試圖促使委內瑞拉民選總統馬杜羅下台。對部分拉美國家表現出了極強的敵意和不信任感。

在其任用的閣僚中，不乏冷戰思維嚴重的國家安全助理博爾頓，極端反對卡斯特羅政權的古巴移民後代盧比奧等人。這就使得本屆美國政府對中國和拉美各國關係的正常發展採取了一種頗為 “神經過敏”的態度。

2018年拉美三國與台灣“斷交”之後，美國立刻召回了駐三國的大使，並聲稱將與他們商談如何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支持強勁、獨立且民主的機制與經濟”。而後便是3月16日美國候任大使的“推動復交”鬧劇。加上博爾頓稍早前公然表態“重拾門羅主義”的舉動，可以説，在拉美問題上，美國目前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了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色彩。

而前文所述的某些“反建制”領導人為了標新立異，高調宣傳將進一步加深與美國的關係的做法，則在一定程度上讓外交方針背離了追求互利共贏，為本國謀求利益最大化的本來目的。這些簡單化的言論和措施摻雜了過多的政治色彩，變成了“親美貶華”的站隊遊戲，助長了美國對其壓迫性的拉美政策的自信，使得局勢進一步複雜化。

歷史地來看，面對可能對自己產生“威脅”的域外勢力在拉美的存在，以及拉美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的訴求，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採取了直接“遏制”與阻止的方式，拉美各國自身的利益則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

以拉美各國與蘇聯的關係為例，在“二戰”前後，拉美國家迎來了與戰時盟國蘇聯的建交高潮，有十餘個拉美國家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但到了50年代末，與蘇聯保持正式外交關係的拉美國家僅剩3個。這其中固然有拉美各國擔心蘇聯意識形態滲透和雙方經濟文化紐帶相對薄弱的因素，但也與美國在冷戰的“遏制政策”之下，對和蘇聯關係良好的各拉美國家進行顛覆與恐嚇是分不開的。典型例子就是1954年中情局在危地馬拉支持的，推翻民選左翼總統古斯曼的政變。

即使是那些“自願”地和蘇聯斷交的國家，如委內瑞拉等，也在親美人士的推動或美國的授意之下在與蘇聯斷交之後加強了與美國的關係。由此可見，美國用較為“霸道”的手段阻撓拉美國家與他國發展正常的雙邊關係，是早有先例的。現在美國在中薩關係上的一系列干涉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是冷戰時代，乃至20世紀初美國對拉美的干涉政策的借屍還魂之舉。

1954年，美國駐委大使正在為委內瑞拉獨裁者馬科斯·佩雷斯頒發美國給予外國人的最高榮譽之一“榮譽軍團勳章”。在此之前，佩雷斯於1952年與蘇聯斷交，並向美國石油利益做出了重大讓步，是50年代初期拉美親美領導人的“模範”之一。（圖片來源：wiki）

從中國的角度出發，“非主流”領導人的不理解和北美“老大哥”的干涉無疑會給中拉關係的發展增添不穩定因素。但我們並不需要與這些故意或非故意的攪局者時刻針鋒相對，更無須像蘇聯一樣同樣用干涉內政的手段進行“反擊”。而應該通過對中拉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動，使得拉美各國領導人和民眾認識到中國在拉美的投資建設和貿易往來互利共贏的特性，讓切實推動發展的事實勝過污衊和抹黑的雜音。這樣一來，那些在上台前以種種懷疑態度看待中國在當地存在的人們，可能也就難以避免“真香”的定律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