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中美衝突將會是“中興”模式還是“華為”模式？
【文/ 鄭若麟】
此文見刊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結束其對歐洲三國意大利、摩納哥和法國的國事訪問。這是進入2019年以來中國國家主席的首次出訪。
其含義耐人尋味：一方面，目前由極右翼執政的意大利和法國正在發生西方內部盟國之間最大的外交分歧，法國甚至一度召回了自己的大使；雙方正處於二戰以來關係最緊張的局面；中國國家元首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敏感的時期同時訪問兩國，難免令人產生一些聯想……
另一方面，意法兩國在對中國外交策略方面也呈現了相當大的不同：意大利已經明確加入“一帶一路”計劃，雙方簽署了相關合作備忘錄。此舉政治含義顯然遠遠超過經濟含義。用德國柏林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的研究員Lucrezia Poggetti的話來説，意大利的加入給予“一帶一路”計劃以“巨大的合法性”“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徵意義”。
而法國則明顯持一定的保留態度，儘管馬克龍一再表示“關注和重視”一帶一路，但卻始終沒有邁出具體的一步。但法國已經準備好與中國在氣候問題、維護多邊主義等方面加強合作。馬克龍總統也在接待中國來賓的禮儀上做出了一些超常的安排，以強調中法之間相對其他歐洲國家更為“特殊”的關係。顯然，中法之間的接近有一位“局外人”始終存在着：退出氣候峯會並推行單邊主義“美國優先”的白宮主人特朗普……
更重要的是，歐洲目前正在重新定位對中國的全盤戰略，試圖在其內部統一認識，即中國到底是一個“戰略對手”還是“合作伙伴”。從歐盟委員會最近剛剛發佈的《歐盟—中國：策略性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文件來看，似乎將中國視為某種“戰略性對手”（strategic rival）的傾向已經相當明確。對此，中國似乎已經向歐盟提出質疑。
正是為了回答中國的質疑，法國總統馬克龍決定邀請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專程到巴黎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共同會晤。這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外交舉措。在一個雙邊峯會邊緣組成一次多邊峯會，可以説是一個小小的外交創舉。但更多的專家們認為，歐盟到目前為止並未在中美兩國之間“選邊站”，歐洲內部對中國的認知也遠未達成一致。
與歐盟的猶豫不同，中國也在2018年年底發表了對歐洲關係文件，將中歐關係定位於“沒有根本戰略衝突，共同點遠大於分歧”。顯然，對於中國而言，爭取歐洲、獲取法國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面前，是一步戰略要棋，是對一意孤行的特朗普的一種防範性措施。將在4月9日舉行的中歐峯會將會進一步將這一戰略意圖表達得更為清晰。顯然，中國外交已經越來越走向全方位，也越來越成熟、自信。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如果説，習近平主席此次出訪的小背景是中歐關係在變化中尋求突破的話，大背景則無疑是在中美貿易戰談判的激烈交鋒中探尋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對策。
人類歷史往往是在重複中循環上升，在一定的重複的基礎上，走向新的平衡。今天我們都已經確認，人類社會正面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這一大變局已經成為我們走向明天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從目前來看，對這個整體大變局的研究在西方尚未真正展開。至少我們今天還沒有發現類似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等指出一個新時代特徵的理論出現。我們習慣於追蹤西方理論的國內學術界也就處於相對比較沉寂的階段。
從近年國際上發生的三件大事上，我們即可一窺中國目前對新時代的特徵尚無深入研究、更遑論定論。一是英國脱歐，據透露我國的所有研究機構都未能預測到這一重大的歷史變故；二是特朗普當選，這也是完全出乎中國學界“美國問題專家”們的理解範疇，坊間甚至傳説有研究美國的“大佬”稱“要是特朗普當選我就把腦袋砍下來”（當然，更多的人稍理性一點，説“特朗普要能當選我就不研究美國了”……）；三是特朗普在“成功”訪華之後回國不久即發動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對華貿易戰！這也是出乎很多專家的意料的；部分激進的輿論認為中美即將進入一場新的冷戰；更出乎人們意料的，是特朗普在發動對華貿易戰之際，並沒有平息、甚至沒有暫時平息對其鄰國、對歐洲盟國、對日本等其他國家的貿易壓力，給人一種“特朗普正在向全世界發動一場捍衞美國利益的全面貿易戰”的印象。也就是説，美國已經、或至少“正在”改變其二戰以來的對外戰略……
這恰恰證明，當今世界確實正在發生着一場大變局。
當我們遍覽西方理論著作時，我們可以發現，在科技、軍事、金融、文化、宗教等多個領域，西方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話題上基本上閉口不談；只在科技領域做出了一些預測，其核心在於5G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問題就由此出現了，既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西方並沒有認為世界正在出現任何真正意義上的變局和突破，但為什麼西方——包括美國和歐洲——在近期內卻出現了相當大的一些政策上的調整和修訂呢？尤其是對華政策的調整和修訂？
這是因為西方在主導世界五百年後，首次感受到了一種對其優勢地位的嚴峻挑戰；而且這一挑戰是來得如此咄咄逼人、真切無疑：那就是中國的崛起。對此感受最深、最切的，當然就是世界今天的霸主美國！美國感受到了壓力，是因為美國幾乎是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現一個龐然大物已經站到了它的身後，而且體量與它已經差距不大——或者説，差距雖然依然很大（這完全看從什麼樣的角度來觀察問題），但卻已經能夠威脅到美國的霸主地位。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對於美國來説，就是當今世界切切實實出現了一個對手。
這個對手其實是在十多年前出現的。只是美國的選舉體制導致其未能及時對這一事實做出相應的反應，結果一直等到今天的特朗普衝到了對抗這個對手的第一線時，“大變局”已經迫在眉睫。十年前的一個統計數字告訴了我們這個事實：
根據美國研究機構HIS測算，2010年世界製造業產出為10萬億美元。中國以佔世界製造業產出19.8%的比例，略高於美國的19.4%，從而成為製造業世界第一的國家。製造業世界第一的寶座，美國從1895年坐上以後，一直坐到了2009—2010年。美國丟失世界製造業首席位置，是美國稱霸全球以來歷史上首次出現的一個驚人事實。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美國一向利用種種手段，來全力壓制在製造業領域逼近美國的任何國家，包括其盟國，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美國在製造業領域佔據絕對優勢的地位。那麼，是什麼原因使美國竟忽略了中國在製造業領域對它的超越呢？
美國（西方）內部正在發生“裂變”？
我相信，是因為美國和西方內部均出現了兩股相對立的力量，且彼此敵視、彼此仇恨、彼此廝殺……這兩股力量絕非傳統的“左右翼之爭”，雖然其表現形式在美國依然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但其實質卻是圍繞着全球化、圍繞着移民政策、圍繞着對外貿易戰略、圍繞着製造業戰略等一系列南轅北轍、針鋒相對的執政方略而展開的爭鬥。正是這場圍繞着反對全球化的傳統產業資本與支持全球化的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激烈角力，導致其無暇顧及中國的迅猛發展。而等到他們之間鬥出了一個特朗普，雙方都暫時喘上一口氣時，這才重新凸顯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差距正在急劇縮小之中這一事實，其標誌就是美國失去了世界第一產業大國的位置。特朗普上台以後，美國才瞠目結舌地看到，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差距甚至已經縮小到美國無法接受的程度。
應該承認的是，製造業產值超越美國，只是表明中國在大約十年前悄悄然地走到了超級大國美國的身後。中美兩國關係當時顯然還是一個超級大國與“多強”中的一個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們今天被吹上天的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當時幾乎無人知曉。只是在此之後發生的事就比較令人吃驚了：從2010年迄今短短的不到十年內，中國工業製造業產值已經從超越美國走向相等於美、日、德三國的總和。中國在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在2014年首次超越美國名列世界第一。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由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首任院長、國際問題專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才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那麼這是否就説明，百年未遇之大變局首先就意味着過去人們所説的“一超多強”正在朝着“兩超多強”的格局在演變？是否意味着東方在經歷了五百多年的挫折之後，終於可以與西方平等對視了？東西方力量對比正在從強弱懸殊走向了大致平衡了？
對！也不對！
説對，是因為這確實是一個事實，數字統計擺在那裏！如果將中國的工業產值與另外一個大國俄羅斯相比的話，中國超出了13倍。這還不説明問題嗎？
但説不對，則是因為在中國崛起的背後，是西方自身的分裂，是西方自身的分裂帶來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相對衰退。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是在軍事、科技、金融還是在文化領域，美國迄今為止都依然是一個真正的世界霸主；崛起中的中國與之相比，還有着相當大的弱勢。這一點，在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我們對自身實力的反思和自省，已經使國人有了非常清晰的認知。也就是説，中國製造業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幾十年裏迅速超越美國、並在總體實力上迅速逼近美國，與美國內部兩大力量板塊對中國的看法和對策有着密切的關聯。當然這並不是否定中國自身的巨大努力。中國華為和5G技術的突破和領先已經充分證明了中國人自身的成功，勿需贅言。
在過去四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期間，西方和美國一直將其視為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環節，一個可以產生巨大利潤的機遇。在這一階段，美國和西方的兩大力量板塊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對中國的認識是一致的。這就是中國獲得西方大量投資和企業轉移的根本原因。對於跨國金融資本而言，產品在哪裏生產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融資本能夠投資生利。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這類投資利潤空間是非常大的，而且不僅僅是對跨國金融資本而言，實際上當時對西方產業資本而言同樣是利潤大到無法抵禦。
十幾年前我曾在江南的一座小城裏看到中國的一家服裝大企業在生產加工美國的一條名牌褲子。令我奇怪的是，褲子上掛着兩個價籤：一個是256美元；另一個是“大減價：99美元”。我不懂，就問。據廠商告訴我：這是來自美國的一個定單。褲子的式樣是美國設計的，中國廠商用10美元的成本製成褲子，銷往美國；而美國訂這批褲子是為了在大減價期間拋售準備的，所以準備了兩個價籤。實際銷售價格就是99美元。除去運費等其他費用，美國商人可以賺大約50至70美元；而中國廠商賺……1美元，其他9美元是成本。我深感不公，問中國廠商為什麼接受這樣不公的條件。這位後來非常著名的中國廠商回答説：我現在不在乎利潤，我在乎的是保持住這批工人，保持住我的生產能力。所以，只要不虧，我就做。我相信將來我會製造出自己的品牌的……
事實上，今天這是一家中國的名牌服裝企業。當時的美國企業對能夠將生產轉移到中國、以大幅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大幅削低自己的生產成本，來獲得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從兩個價籤都要中國企業一併掛上這個細節可以看出，美方的利潤可以達到一種什麼樣的程度。因此，當時美國企業向外轉移、特別是向中國轉移是大規模的、成批量的、難以抑制的。但長此以往的結果，就是美國的生產能力就這樣一點點地消失了。
但在當時，美國還控制着“設計”環節，所以就控制着利潤來源的大頭。因而在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對於美國的產業資本而言，只要能控制“設計”，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同樣是有鉅額利潤可圖的——他們唯一沒有想到的是，中國自身產業升級的速度竟會那麼快——上述中國服裝品牌今天已經大規模“入侵”過去由美歐品牌幾乎獨霸天下的高檔服裝領域……
在其他技術領域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當中國也能“設計”的時候，對於產業資本而言，不僅鉅額利潤迅速下降，而且由於企業轉移到中國而導致的美國產業空心化、製造業能力急劇下降，並造成美國本土就業嚴重不足等一系列問題，迅速形成美國的一個弱點。
最為典型的例子是蘋果手機，美國《製造和科技業新聞》發行人理查德·麥克考夫曾説過這樣一段話：“蘋果在美國本土僱傭了2.6萬名員工從事設計和開發新產品，可是卻透過富士康等下游廠商在中國大陸僱傭超過70萬名製造業員工。這些企業把總部設在美國，在別的地方創造工作機會，美國人也需要這些工作，但每一個製造業的工作都在中國大陸。”
而當中國自己也生產出足以與美國蘋果手機競爭的華為、小米等手機時，蘋果手機的優勢便幾乎消失殆盡。這時，雖然對於跨國金融資本而言，服裝和蘋果手機在哪個國家生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由它來進行投資。但對於產業資本來説，“世界工廠”中國的生產能力達到一定程度後，設計能力也必然會提升。那時美國企業的生存空間就將被擠壓殆盡。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當美國產業資本外移後、或因為無法與外來廉價商品競爭而倒閉時，整個產業鏈上的就業就都將消失，其結果就是造成發達國家的失業率直線上升。這正是在整個西方發生的事。
開始時西方認為這是因為“世界工廠”中國的競爭力太強造成的，因此一致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提升勞動力成本（藉口當然是“人權”……）。但問題是，中國在通過了《勞動法》之後，競爭力雖有所下降，但卻遠未使西方競爭力復甦，這才最終導致西方的中下階層開始在自己內部尋求答案，這就是西方極右翼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
當然，美國認定中國產業升級的成功是因為“偷竊了美國的知識產權”、是中國實行“市場換技術”的不公平競爭等等，所以特朗普的美國才會在與中國進行的貿易戰中，將“知識產權”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國產業資本對中國的態度開始發生180度的轉彎，這就是特朗普發動中美貿易戰的根本原因。
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對中國對策的遲疑、猶豫，就表現在特朗普與希拉里之爭上。這一遲疑、猶豫的結果，就是中國迅速趁機掩身美國的身後……
必須認清美國內部分裂對我之利弊
對於美國—西方是否存在着兩大不同的資本：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兩者的利益是如何從一致走向分野的、進而使兩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鋭，我們的學術界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共識；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沒有真正認識這一點，我們似乎還有研究視角上的空白點。
我們對中國本身的認識是非常充分、完整無缺、客觀公正的；無論是長處還是短處，我們對自己的國家都一清二楚。這是我們“知己”的優勢。但是，在“知彼”、在對西方內部究竟在發生着什麼樣的驚天動地的“核裂變”，我們卻研究不透、甚至處於半懵懂狀態。我們因此而對美國和西方內部究竟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兩大力量板塊一直存在着爭議。
其實表現這兩大力量板塊的存在和利益分野的現象早已層出不窮。美國之所以會在前幾年爆發令人驚駭的“華爾街運動”，爆發“99%勞動者反對1％金融資本家”，其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利益的分野。產業資本的衰弱，導致的是一大批美國中產階級和下層以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工人階級失去他們的就業機會。在這個時候，產業資本與其僱傭的勞動階層（即其“剝削對象”）的利益是一致的。於是便在西方內部形成了以產業資本加上為他們工作的中下層勞動階層，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兩大力量板塊。這並不是要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但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產業資本與為之僱傭的大部分中產階級和下層勞動階級確實存在着利益共同點，尤其是在經濟活動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時代。
如果説，在全球化初期這兩大力量板塊的利益還基本上是一致的話，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我們已經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觀察到這兩大力量板塊的主要矛盾：
一是金融資本需要企業外移以降低生產成本，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而產業資本則需要企業迴歸本國以增加本國中下層勞動階級的就業。企業迴歸，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二是金融資本需要移民湧入、甚至不惜引入非法移民，以降低本國生產成本（非法移民成本更低），謀求最大利潤；而產業資本則要堵住外來移民，將工作機會保留給本國中下層勞動階層。封堵移民，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三是金融資本需要全球商品的完全自由流通，只有在商品完全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跨國金融資本的投資才有意義；而產業資本則需要大幅提高對外來商品徵收的關税，以提高本國產品的競爭力。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四是金融資本需要各類跨國協議來強化其在各國的法律保障；特朗普的頻頻“退羣”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為產業資本要儘可能減少國際規則對其的約束力，以強化其產品輸往各國的方便。而且特朗普領導的美國還需要利用美國的國內法來約束外國競爭對手。華為和孟晚舟事件説明特朗普就是這樣做的。
五是跨國金融資本需要全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都逐漸演變成為“選舉民主加自由經濟”的統治模式；因為只有這樣，跨國金融資本才能通過對金融和貨幣的直接控制，來影響和主導世界各國政權的選舉產生，使之被納入跨國金融資本能夠控制的範疇。而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產業資本則沒有這個需求，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後便削弱這方面的開支。
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已經詳細介紹過，在西方選舉民主國家，資本是如何通過一手控制政客、政黨，一手控制媒體，來主導民主國家的選舉結果的。我在西方工作的二十多年，目睹一人一票的選舉是如何被一步一步通過政黨、黨內預選、媒體和廣告的影響、控制和最終被主導的。這是西式民主的歷史性衰退過程……
錢和媒體，是資本控制選舉的秘方。而特朗普恰恰是通過自己手中的錢（作為大富翁，特朗普自己有錢可以支撐自己的競選，而不像其他政客那樣離不開資本）和推特（據報道，特朗普在推特等社交網絡上有數以千萬計的粉絲，因此特朗普對他們的影響力遠超美國媒體）、再加上美國選舉體制中的“贏者通吃”的制度規定，背依產業資本和與產業資本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在全球化進程中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的中產階級和底層勞動階級，一舉突破資本對選舉的主導和控制，當選美國總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特朗普的獲勝不是共和黨的勝利，而是美國民粹主義革命的勝利。
而在美國所發生的這一切，在歐洲也都在孕育之中。
因此，今天的西方和美國實際上已經分裂成支持和反對全球化的跨國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兩大力量板塊。認清這一點，對於我們與美國和西方的下一步打交道有着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
當然，這兩大力量板塊在對付中國的問題上正在取得共識，即必須遏制中國的崛起。這主要是因為跨國金融資本本來以為可以通過對中國的投資促使中國在開放的進程中逐步走向選舉民主體制。但卻落空了。因此，跨國金融資本迅速地通過其豢養的所謂“戰略家”“中國問題專家”們改變腔調，唱衰中國……對於特朗普所代表的產業資本則對中國的體制本身並不感興趣，他們關注的是在科技、軍事、金融和文化領域全面壓制中國。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一反其他美國總統的習慣用語，可以稱中國領導人為“我的朋友”，可以坦然宣稱“喜歡”朝鮮領導人……
因此，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對中國的策略是不同的。前者尋求的是永遠領先於中國，而後者則謀求有朝一日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我們由此觀察到，特朗普與美國金融資本在幾乎所有其他領域都處於尖鋭對立狀態，唯有對華戰略（發動一場貿易戰）得到了美國政界、資本和媒體（以及相當部分美國民眾）的鼓掌！
西方是否也將踏上政治變革的門檻？
我們已經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正是緣於西方內部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利益的分野，今天在國際關係領域，各國關係、力量對比、矛盾焦點、合縱連橫……都在變化之中；有的還非常劇烈。如前文所提及，意大利和法國作為同一個思想意識形態陣營裏的盟國，竟出現意大利政治家跑到法國支持一心要推翻馬克龍政府的“黃馬甲運動”那裏去，公開表示支持這場運動這樣匪夷所思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法國目前是跨國金融資本的大本營，而意大利則已經完全倒向本國產業資本，成為一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權……
與此同時，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的爭鬥，也使西方民主體制本身爆出了二戰結束迄今為止最為嚴重的內部危機。法國“黃馬甲運動”在這一點上是非常説明問題的。正是由於法國政壇先後選擇了右翼總統薩科齊、左翼總統奧朗德、不左不右總統馬克龍上台執政，但都沒有解決法國在“光榮三十年”結束後經濟衰退的總體趨勢，導致大多數法國民眾的生活水準近年來持續下降，法國“黃馬甲運動”開始將目標直接指向統治西方的真正的三大權力核心：資本、政權和媒體。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黃馬甲運動”是一場極右翼革命。其本質與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是一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被嚴厲鎮壓下去，“黃馬甲運動”似亦難逃這一命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實際上轉向了特朗普，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特朗普當選標誌着“佔領華爾街”運動改頭換面地又回來了；“黃馬甲運動”亦同樣。
3月23日，在法國出動軍隊的情況下，“黃馬甲運動”開始沉寂下來，但它一定會捲土重來。因為“黃馬甲運動”恰好證明法國現行政治體制和政黨已經無法解決法國經濟持續衰退的進程，證明西方民主國家體制上存在着明顯缺陷，似乎正在逼着西方民主國家對其政治體制也進行必要的改革。而馬克龍總統之所以會提出全民大辯論，是因為他也看到了這一點。但馬克龍是不可能提出任何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的。這就使人不得不問，法國乃至西方自身的政治體制也是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事實上，法國理論界已經有人就“黃馬甲運動”提出，法國應該在政治體制領域進行“必要的改革”，以使“民主能夠繼續”。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政治學教授多米尼克·盧梭就在法國左翼《解放報》論壇上發表文章，主張法國接受“黃馬甲運動”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張，建立“公民倡導的全民公決”機制、接受或至少部分接受“抽籤民主”、選出一個新的“專門由公民直接監督行政當局和國民議會的第三議會”……
這説明，西方內部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的矛盾已經開始反映到政治制度層面，已經引起有關理論人員的密切關注：西方民主體制同樣也已經面臨“不改革將沒有出路”的境地……正因為此，今天西方理論界不再諱言：中國在治理模式領域已經成為西方的“全面對手”。
四大力量板塊與三大沖突
如果將英國脱歐、美國選出特朗普和中美爆發貿易大戰視為新時代的三件我們未曾預測到的大事件，再加上震驚世界的“新西蘭槍擊案”，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今天世界三大特點：
一是世界正在形成西方產業資本、跨國金融資本、伊斯蘭世界和崛起中的中國四大力量板塊；這四大力量板塊縱橫博弈，將決定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從目前來看，西方產業資本力量板塊的代表是美國的特朗普；而跨國金融資本則歷來隱身幕後，我們今天只能大致看到，目前歐盟正在代表着這股無形但卻又無處不在的隱形力量。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預測美歐之間在未來幾年將會產生越來越多、越來越激烈的摩擦和衝突；當然，除非特朗普競選連任失敗……那將意味着產業資本的潰敗。如果出現這一幕的話，西方整體上的衰弱將迅速成為歷史現實。
二是中國內部和西方內部都面臨着對自身體制的調節、改善、梳理，誰能率先走出自身改革的困境，排除政治危機，消除社會危機，找到新的經濟發展動力，誰便將會在未來的國際全方位競爭中取得先機。西方需要重思民主的實質內涵，而中國則可能需要進一步改善民主的形式本身……從這個角度看，持續改革開放已長達四十年的中國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三是三大沖突將主導未來五至十年的國際格局：西方內部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之間、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之間、以及中國與西方之間；其中到底哪項衝突將會佔據主導地位，是對未來局勢發展的一個關鍵性判斷。
從目前局勢來看，似乎中國與西方之間、特別是與美國之間的衝突佔據着主導地位。但從更長遠的目光來看，西方內部的兩大力量板塊之間的衝突，將必然地會成為明天世界最主要的矛盾。因為兩者已經無法共生共存……
至於中美較量，早在去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前，我就在《新民週刊》上撰文指出，中美之間五至十年內將會陷於激烈的衝突之中，只是這種衝突我們不知道是以“中國模式”發生，還是以“美國模式”發生。所謂“美國模式”就是戰爭。只是，當世界進入了核時代，美國其實從來沒有對任何其他大國、特別是有可能在軍事上對美國進行反抗的核國家發動過戰爭。美國一向只對小國動手：朝鮮、越南、伊拉克……
而所謂的“中國模式”，就是一場長期的、除了戰爭手段以外的全方位的較量，無聲的、但同樣是激烈的較量。從貿易到地緣政治、從文化到軟實力衝突……所謂全方位就是沒有空白點的較量。要知道，美國雖然從來沒有發動過對蘇聯的戰爭，但卻成功地從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瓦解了這個超級大國。
今天，美國實際上也正在發動一場對中國的精神殖民、一場無形的思想戰爭！在這場看不見的戰爭中，我們似乎正處於守勢……君不見，今天媚美、崇美、恐美之風始終在神州大地徘徊。問題在於，這場隱形衝突之結果將會是“中興”模式還是“華為”模式，將決定中美兩國未來的關係實質；也將決定中國在未來世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