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武:強國心態的修煉過程不能省略
【文/ 周德武】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身居世界第二的中國,究竟修煉成什麼樣的國民心態呈現在世人面前,是個常談常新的話題。
中國幾十年發展的視角衝擊超過了所有未來學家的想象,更不用説普羅大眾了。於是近來年,全球主要大國對中國表現出集體焦慮,對華政策中出現了許多應急反應式的政策措施,並更多表現為對華遏制的成分。中國如何看待這種現象並巧妙應對,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一門必修課。
綜觀全球大國崛起的歷程,自信、寬容、積極進取的國民心態是一個強國的標配。中國正行進在強國夢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夜之間就修煉到位。妄自尊大者用俯視的心態看待世界,為“中國傲慢論”增加了攻擊的炮彈;而妄自菲薄者則始終仰視羣雄,總認為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為“中國崩潰論”提供了口實。學會用平視的眼光、平常的心態看待這個世界,需要我們與時間一起成長。
小時候,在我的腦海裏,家鄉的概念只是方圓幾公里的地方。後來到北京讀大學,當別人問你來自哪裏的時候,家鄉的概念自然變成了一個省。再後來到美國擔任常駐記者的時候,家鄉的概念變成了中國。這就不難理解宇航員在天空旅行的時候,為什麼把家的概念理解成“地球”。家鄉概念的不斷變化,其實質是人的視野在發生改變,隨之看問題、看世界的角度也會發生變化。視野決定格局,小至一個人,大至一個國家,雖然我們的眼界會受到歷史和現實的制約,但只有不斷拓展自己的視野,我們才能看到地平線上更大的格局。
人的生命有限,知識受限。人類在碰到世界性難題時首先不得不寄希望於歷史的發展軌跡給我們一些啓示。國際關係領域也概莫能外。特別是世界呈現出兩強對壘格局時,舊有歷史提供的答案似乎一再指向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將強未強,似強還弱;美國將衰未衰,似衰未落。在展望中美兩國關係未來態勢的時候,我們一些人始終無法擺脱冷戰思維,一山不容二虎之説,或多或少嵌入到各自國家的決策之中。

資料圖:視覺中國
近年來,國際關係領域的陰謀論大行其道。陰謀論的最大問題會掩蓋決策的失誤,錯過政策糾偏的機會,為投機分子提供土壤。其實,世界發展到今天, 尤其是信息時代,一國採取的政策更多表現為陽謀。在信息氾濫的社會中,我們早已不缺信息,而是缺乏對信息的準確判斷。所以,用辯證的思維而不是用陰謀論的邏輯準確判斷世界大勢顯得尤為重要。
在國際舞台上,大國的縱橫捭闔是常態。我們對一些國家間的正常交往尤需保持平常心。
也許在過去漫長的苦難歷史中,中國作為列強受害者的角色承受得太多,我們一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世界各國的反應一概視為對中國的打壓,只要這些國家搞到一起,馬上就聯想到這些國家正在醖釀對華的大陰謀,情不自禁地認為某種行為是衝着我們來的。
在人類有限的歷史中,霸權的爭奪只能有一個勝出者,所以,大多數的爭霸戰以戰爭方式收場,這也就是為什麼修昔底德陷阱之説能如此氾濫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今天的世界既是多元的,也是共存共榮的時代,中美兩國完全可能同處一個繁榮的世界中,而不是一方的繁榮與發展以犧牲另一方為代價。習主席早就指出,人類身體已經進入21世紀,但一些人的大腦還停留在冷戰時代。
存在決定意識,但意識往往落後於存在,這恐怕是世界的通病。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並積累了相當的物質基礎。當我們把經濟影響力迅速轉化為國際影響力的時候,世界面臨整體的不適應。換個角度想一想,世界對中國的集體焦慮也在情理之中,畢竟中國的崛起超出了別國的消化能力,我們應當給世界一點消化的時間。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一國的崛起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大國健康心態的塑造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國際社會對中國新角色的適應需要時間,國內建立集體共識也需要足夠的時空。從亞投行的設立,到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提出,其實,中國領導人的視野早已從中國一隅擴大到全球,這就鑄成了中華民族復興的軌跡不是以犧牲某種利益為從代價,而是在追求雙贏和多贏的目標。但普通百姓達到這樣的認識水平卻需要更長的時間。
中國的巨大成功為世界所矚目,全球掀起中國熱不足為奇。試想,在四十年間走過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這樣的人間奇蹟不去研究,政治學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包括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發揚光大者、哈佛教授埃利森在內的美國人都非常羨慕中國製度的巨大優勢。上至美國總統,下至加州百姓,都很羨慕中國高鐵。試想想,沒有中國公有制的制度優勢,何來中國高鐵?如果沒有中國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何來數億中國人較快實現脱貧?西方許多學者對中國的制度投了羨慕的一瞥,身為中國人,有什麼理由不對我們的制度抱持更多一點自信。

高鐵(資料圖/視覺中國)
期待強國善待中國的崛起是一種政治幼稚病,但把中國的崛起建立在某個大國的衰落基礎上也未必是成熟的思維框架。精神上的侏儒絕對無法成為國家巨人。一方面,我們不能指望別的國家心甘情願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對西方採取的每一項措施處處對號入座。基於此,我們在呼籲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放棄冷戰思維的時候,其實我們首先要放棄冷戰思維,而不是嘴上説説而已。
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上,任何國家的決策都是以國家利益作為決策的基礎,但國家利益的實現不能唯我獨尊,而是相互包容,彼此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搞結盟及“羣毆”越來越不合時宜。
正像意大利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一樣,美方的立場不再是意大利的唯一參考。在西方七國集團中,意大利率先邁出了一步,充分説明今天的西方世界早已不是鐵板一塊,誰先擁抱中國,就先擁有明天,這是中國人有理由自信的重要源泉。幾年來的實踐證明,在“一帶一路”問題上,儘管西方社會對此有許多誤解,但時間是治癒傷口的最好辦法。

3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羅馬同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舉行會談。(圖/新華社)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許多東西是不可改變的,但我們唯一能夠改變的是看待萬事萬物的心態。
第一次大戰爆發前,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早已超過英國,穩居世界第一,美國總統對充當世界領袖躍躍一試,但是美國國民的認知與領袖的認知有着巨大的落差。
一戰開始初期, 美國既做德國的軍火生意,也做英國的買賣。英國軍艦經常在大西洋上攔截美國的船隻,防止軍火落入德國之手。美國除了抗議之後,對英國的耀武揚威也只能“忍辱負重“。
一戰結束後,當威爾遜總統要求國會批准加入國聯的時候,國會拒絕了總統的要求,當時的美國還是孤立主義佔據上風,對“領導世界”不感興趣。
1941年2月,美國《時代》雜誌創辦人盧斯第一次喊出了“美國世紀到來”的口號,但美國百姓仍不認同。直到10個月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才被迫參加二戰,與英蘇等國結成反法西斯同盟。
1944年,羽毛豐滿的美國走向了構築戰後雅爾塔國際體制的舞台中央,美國百姓充當世界領袖的心理也漸漸走向成熟,之後的美國變得“躊躇滿志”,登上世界之巔也就順理成章了。
可見,美國上下適應老大的角色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
反觀歐洲大國,儘管英法老牌帝國被二戰抬上了手術枱,但真正讓他們接受曾經的老大“風光不再”的現實也是經歷了痛苦的過程。1956年,英法起初還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上試圖捍衞宗主國的利益,但美國最終斷了兩國有意長期佔領埃及的念想。當英法軍隊最終被迫從埃及撤離的時候,時任法國總統不得不感嘆,“歐洲世紀徹底結束了”,從此開啓了美主歐從的模式,奠定了歐洲大國的政治附庸地位。
實力是自信的源泉,謙虛是自信的正常表達。實力的積聚過程也是國民自信逐步建立的過程。如果説硬實力的增長可以吃壓縮餅乾的話,那麼軟實力的建構則需要長時間的洗禮,這個過程無法省略,中國也不會超越。但有一點,我們在構築成熟大國國民心態的過程中,至少可以比過去更加自信一點。
(此文主要觀點首發於《環球時報》2019年4月1日。作者為人民日報前駐紐約記者,現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