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清明祭典説明兩岸同宗同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4月8日上午，居住鄭州市的小舅子傳來“己亥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直播錄像，還附帶兩句話：“昨天”、“每年農曆三月初三”。

也是“昨天”，台灣民間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己亥年恭拜軒轅黃帝大典”。這麼看來，兩岸民眾與文化同宗同源，奉黃帝為中華人文始祖，已成共識。從共同始祖的源頭來看，“兩岸一家親”是客觀的歷史規律和政治倫理。

正是基於共同的歷史規律和政治倫理，中華文化正統含納台灣與大陸；背離這種歷史規律和政治倫理，也就是背離中華文化正統。

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圖/新華網）

華夏化與去中國化

2016年11月，“第54屆台灣十大傑出青年”何景榮説：“林媽利等學者的研究，早就證明台灣人的先祖並非炎黃子孫，反而與東南亞南島民族是血脈兄弟！”何某作為有印尼淵源的台灣新住民，迷信林媽利破綻迭出的祖源基因研究，以為台灣人不是炎黃子孫；但事實上，當今東南亞的所謂南島民族，未必和炎黃子孫沒有血緣關係。

且重點是，血緣並非決定一個民族的最主要因素，文化才是民族發展與融合的主題。台獨派的南島民族論，已經是落後的政治宣傳。就連被稱為“原住民”的台灣先住民，也更多的是來自大陸華南的上古移民。台灣當局知道文化對於民族認同的作用，所以自21世紀以來，就在中小學的語文課綱用“多元文化”取代“中華文化”；並決定自2019年中開始，全島小學生必選東南亞7國語文修習。

其間，馬英九當政時期的微調課綱試圖恢復“中華文化”，但蔡英文當局隨即撤廢該微調課綱，改以即將上路的既無中華又非文化的符號化、工具化的新課綱“語文素養”。同時期，蔡當局自2017年2月起，相繼禁止中正紀念堂販售與蔣介石相關的商品、取消官方遙祭黃帝陵典禮、不再由官方主祭鄭成功等，全面從文化和教育領域撲滅中國元素。

雖然，蔣介石具有政治爭議，鄭成功也存在歷史詮釋的差異。但他們的中國人身份和象徵，才是台獨派的忌諱所在。

鄭成功像（圖/中國國家博物館）

就台灣的華夏化來説，鄭成功驅逐荷殖與蔣介石驅逐日殖，並在島上恢復華夏文教與制度，正是作為新殖民主義代理的台獨派必欲去鄭、去蔣的理由。今年1月19日，一位統左派學者對筆者説：“蔣介石國民黨對台灣有三個貢獻，分別是提倡國語運動、實施大學聯考制度、原住民與漢人（外省老兵）通婚。”就台灣華夏化的歷程而言，這名學者的説法有其客觀依據，且上述貢獻的影響直到今日，甚至以後。

以1995年版台灣“末代統編本”高中語文課本為例，滿目從孔子到胡適的思想，從虯髯客到劉姥姥的氣度，從詩經到唐詩宋詞元曲的風韻，無不是今日40歲以上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儘管沒有台灣人物，也沒有共產黨和左翼人物。經過文革與改革開放的大陸民眾，對於“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印象，多存留在當今中年以上的年齡層，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

歷史人類學者王明珂的研究認為，國民黨式的中國人認同教育對於台灣青少年產生了很大影響，後者回答“本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前20名人物依序是孫中山、唐太宗、秦始皇、孔子、蔣中正、劉備、岳飛、武則天等。王明珂認為，對大多數漢族系台灣人而言，建立在“歷史記憶上的中國人認同”，仍是其族羣認同的最大範圍。

不過，王明珂發表那種看法時，“四一○教改運動”才開始3年，顯然還未見“成效”。然而1997年開始實施的《認識台灣》新課程，則改變了使用者日後的國族身份認同，這包括本省與非本省族羣、升學或就業取向的學生。台北“中研院”學者楊子霆等人的研究還證實，李登輝當局實施的這套《認識台灣》新課程，也改變了舊教材使用者的國族身份認同。

換句話説，1997年確實是台灣人整體對國族身份認同逆轉的一年。

從那之後，台灣當局開放兩岸探親十年以來的“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印象，其實已經產生質的變化，中華文化博物館化、商品化、工具化的傾向變本加厲。今年1月16日起，在日本東京展出顏真卿《祭侄文稿》，就是將近悦遠來的中華文化變成取悦遠人的例證──它背離“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的中華文化正統。

中華文化正統必然包含中國的道統和法統

考察中國歷史，中華文化正統必然包含中國的道統和法統，也就是中國文化和政治的相成性與連續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説，承認“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即兩岸同屬一箇中國，就是中華文化正統。從國際政治來看，“一箇中國”原則的共識，也是國際間對中華文化正統的肯定與承認。

然而，台灣走上背離中華文化正統的道路，存在比較複雜的因素。簡單地説，首先是日本殖民主義的遺留與民國政府光復台灣初期的矛盾；其次是國共戰爭、國民黨逃台的影響；其三是冷戰背景下西方文化對台灣的支配。

日殖時代以前，台灣除早期先住民文化之外，主要是閩粵的漢移民文化。後者並沒有近現代的國家觀念，只有傳統天下思維支配下的敬天拜祖思想，以及相應的地方性民俗文化。後來日本殖民統治，反彈出漢族系台人的中國意識，只不過在兩岸隔絕的客觀形勢中，以及日殖去中國化的高壓統治下，台人的中國意識只能以台灣意識的形式表現出來。

日殖當局對台實施的同化政策，從反面證明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的中國屬性；1920年代以後的台灣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就是很好的説明。然而，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遺害，以及隔絕大陸半世紀的台灣地方性民俗文化，對於光復後的國民黨統治階層來説，卻成為陌生的課題。加上內戰不已的影響，國民黨政府的手段和心態都陷入急躁粗劣的困境，有些人把國文教育和國語運動的好事辦成壞事。

1949年國民黨逃台後，內部矛盾更加嚴重。為了建構政治上層的法統，國民黨政府把台灣當成“復興基地”；而隨之來的經典式精英文化，與本土的地方性民俗文化，兩者過着“你走你的路”的日子。也就是説，國民黨單方面的政治意圖，使得兼容幷蓄的中華文化在它治下也走向片面化，成為反共政治的附庸。

而統治階層的精英文化與本土的民俗文化共同擠壓在一座島上，卻沒有得到正常的融和發展，遂產生畸型的核心/邊陲難以調和的矛盾。這種文化矛盾，恰恰是台獨派的政治空間。

雖説大陸經過文革，國民黨在台灣推行片面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但1970年代的國際政局丕變，使得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法統”破局，其“道統”也隨之破功。台獨派趁機收編長年壓抑下的島內民俗文化；“出頭天”的庶民想望，在兩岸相互隔絕的條件下，使農民、漁民、鄉土派等甘心跟隨“台獨”的召喚，也就不難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台獨派在島上一方面打擊精英層的中華文化，一方面又宰制或利用庶民階級的中華文化，其作為與日殖當局如出一轍。這就是説，台獨派以西方（含日本）文化取代過去國民黨政府統治的“道統”，暴露它殖民主義代理人的本質。

早在1960年代的冷戰背景下，由於台灣對美日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依賴體制，西方文化成為島內異議人士反對或制約國民黨的武器。所謂“中西文化論戰”，後來以全盤西化派佔了上風，就是這種背景下的成果。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除了針對大陸文革之外，就是為了防止西化派的衝擊。但隨着國民黨的“法統”破局，這場由黨政高層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更重要的是，這場國民黨精英式的文化運動，除了掩蓋西方文化的潮流之外，並沒有對接或影響上述的台灣民俗文化。一旦空洞化、博物館化的中華文化“道統”隨着國民黨“法統”倒台，潛流多時的西方文化及其價值觀便浮上台面，選舉政治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至於長期被國民黨“道統”異己化的台灣民俗文化，卻因為舊國民黨的倒台，竟也異己化地對接上西方文化選舉政治。於是，台灣什麼廟都有，什麼神都拜，選舉政治的精英全來朝拜媽祖，竟然一點都不奇怪。這就是在台灣的中華文化。

台灣民俗文化與地緣政治意義

然而，台灣的媽祖信仰有個故事。從清代開始，台灣媽祖廟便有前往湄洲祖廟進香的傳統。

至日殖時代兩岸分隔，特別是1935年以後，湄洲進香遂成為絕響。台灣光復後雖曾短暫恢復進香傳統，但不旋踵又因反共戒嚴體制而中斷近40年之久。1987年台灣解嚴，一艘堆滿走私品的宜蘭漁船被發現五尊來自湄洲的媽祖神像。這五尊原該被銷燬的“走私品”，後來成為南方澳南天宮被奉祀的神像。

眾人較熟知的台中大甲鎮瀾宮，也在1987年10月由其董監事會進香湄洲，帶回分靈媽祖一尊、印信、香火等信物，從此吸引全台信眾前往大甲區朝拜，更進而引發前赴大陸的進香潮。同年底台灣當局開放赴大陸探親後，半年之內有60多間台灣媽祖廟組團前往湄洲進香，且帶回分靈神像近千尊。次年為了媽祖誕辰紀念日，大約有13,400名台灣人赴湄洲進香。

台灣台中，大甲鎮瀾宮（圖/東方IC）

台灣民間還信奉有“醫神”之譽的保生大帝。以台南學甲慈濟宮供奉的保生二大帝神像為例，那是一尊宋代雕刻、全球僅存最原始而古老的保生大帝神像，已有800多年的歷史。350多年前，李氏先祖從廈門迎來該神像，隨鄭成功軍隊登陸於台南學甲頭前寮溪（即今將軍溪）一帶。後來每逢登陸日，廟方與信眾均到頭前寮舉行謁祖祭典儀式，遙拜廈門白礁祖廟和大陸祖先。

這些民俗信仰文化和歷史，在地緣政治上的意義就是“兩岸同屬一箇中國”。道統與法統的合一，就是中華文化正統，無論雅俗。在歷史上，台灣民間信仰受到日殖當局的打壓，其表面理由就是“現代化”或“現代性”的需要，但實則是為了消滅台灣人的歷史傳統與民族意識。

事實證明，台灣民間信仰中的尋根式認同文化，穿越了“日殖”與“反共”兩個歷史階段，百多年來展現毫不屈撓於人為阻隔“兩岸一家親”的草根生命力，這才是殖民者和台獨論者忌憚又嫌惡它的真正原因。否則，他們也不會在指斥台灣民俗文化為愚昧、無知、宿命的同時，卻紛紛恢復日殖總督府所興建的“神社”。

由此來看習總書記提到“兩制”台灣方案時，他表示將充分尊重與保障台灣同胞的宗教信仰，就值得從民俗文化與地緣政治的關係來理解。

地方性、邊陲性的閩粵移民文化，以及早期移民的先住民文化，是台灣文化的底色，它與大陸各地方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台灣文化的特殊性，是基於中國地理、歷史、經濟和政治的條件共同作用而成，它與中華文化的普遍性是相互辯證發展的關係。正因為如此，87.3％的台灣人覺得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邊區文化的風氣，有時候還領先核心地區，但真正的全面發展又必然經由核心區。所以林則徐、辜鴻銘、嚴復、梁啓超和康有為這些邊區精英，必然往中原核心區活動發展。影響1920年代以後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人物，也是經受過中原核心區洗禮的人，例如張我軍便是。這就是中華文化正統論。

“中華”二字，也就是光明的中心，由中心散發出來光明的文化。這個中心就是地理上的中原，哲學上的中庸，倫理上的中和。從先秦學術思想，到後來支配閩粵移民世界觀的天下思維，都是中原諸夏發展出來的文化。氣魄恢弘的一帶一路，就是具體的天下思維與擔當的現代表現。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的發展生機，在於中華出發的一帶一路，而不在一例一休。

過去國民黨精英式的中華文化道統沒有做好台灣民俗的工作，新殖民主義西方文化和價值卻在台灣當道。禮失求諸野，大陸當局既然承擔起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便需要連結台灣民間文化，比如台灣人也尊奉的黃帝。

黃帝是兩岸民眾的信仰連結

兩岸一方面是台灣當局取消遙祭黃帝陵，另一方面是兩岸民眾同步祭祀軒轅黃帝。在鄭州祭拜黃帝的典禮上，不但有官方代表恭敬參與，現場且以古禮和軍禮並陳，顯然是歷史、政治與文化的高度結合。其中，中華道統與法統的意義，不言可喻。而背離民心的一方，也就背離中華文化正統。

固然，黃帝是個傳説人物，還有學者認為黃帝是三位一體的神；但作為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象徵，黃帝的意義比考證出來的人物豐富許多。

1937年清明節，毛澤東發表《祭黃帝陵文》，開篇就説：“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嶽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面對“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的現實，毛澤東發出“還我河山，衞我國權”的呼告，歷史、文化與政治的意義盡在其中。

1946年8月底，台灣名士丘念台組織“台灣光復致敬團”前赴大陸，第一個活動就是祭拜黃帝陵，以示認祖歸宗、身份認同。雖然後來發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但這無關身份認同，更與“台獨”無涉。兩岸走過分斷、曲折、誤解的歷史70年，但終歸是在中華文化的旗幟下邁向統一。

1946年，“台灣光復致敬團”耀縣遙祭黃帝陵

2018年9月某日，一位上海出租車司機問道：“台灣也過中秋節嗎？”“也過的。”“……”“只不過，月餅的生意不如烤肉醬。”“……”“……”

端午節，台灣也過的，只不過，屈原在余光中的詩裏漂流。春節，台灣人也返鄉的，如果飛機不被減班。清明追遠，炎黃子孫都如此，黃帝在兩岸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而在黃帝故里，2013年，小舅子在QQ上對妻説：“姐！我爸生前説了，將來台灣的親人回鄉，要唱三天大戲。這是他的臨終遺願，我們都等着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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