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羅奇：重塑中美經濟關係（一）-斯蒂芬·羅奇
本文是曾任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和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為2019年第二十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獨家撰寫的背景報告。報告共計一萬餘字，共分為六個部分。觀察者網將分兩次刊發此文。
【文/史蒂芬·羅奇】
很少會有人否認美中關係是全球最為重要的雙邊經濟關係，也很少會有人否認中美經濟關係目前正深陷危機之中。
儘管兩國近期有望達成新的貿易協定，但業已形成的關税戰仍可能將兩國關係拖入更為糟糕的境地。兩國關税之戰的導火索是什麼？我們應採取哪些措施方能避免一場更為嚴重且持久的爭端？為了尋求這些關鍵問題的答案，這裏有必要對中美雙邊經濟關係之特點加以剖析。
從本質來看，中美雙邊經濟關係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依存關係，二者之間不可分離。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由來已久，後者是中國最為重要的外需來源——對其出口導向的經濟奇蹟起到了關鍵作用。
同時，儲蓄短缺的美國對中國的依賴也很明顯。中國是美國儲蓄盈餘的重要來源國，是美國政府債券的最大國外債權人，同時還是美國第三大以及增長最為迅猛的重要出口市場。
同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一樣，美中關係如今也步入了第40個年頭——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當時兩國都面臨着巨大的經濟難題。
當時，美國正深陷“滯漲”泥潭而無法自拔。而中國在經歷了二十年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後，經濟發展也幾近停滯。因此，美中都極度渴望找到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也認識到彼此之間互為依存的經濟關係藴含着有利於彼此的巨大機遇。從多方面來看，這在當時是權衡利弊後的最佳手段。
不幸的是，同人際關係一樣，這種相互依存並沒有幫助美中兩國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
在合作過程中，面對某些隨之而來的問題，合作的一方通常會為了自身的發展而開始謀求改變。而這種發展趨勢正在美中兩國的經濟領域上演。
中國正在經歷調整，意欲實現經濟的再平衡，改變其自身經濟結構，即從出口轉向國內個人消費，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從儲蓄盈餘轉向儲蓄吸收，以及從引進技術轉向自主創新。
然而，相互依存又是一種高度敏感的關係。當合作的一方做出改變，而另一方未做調整時——尤其是當美國經濟無法改善國內過低的儲蓄水平之時——未調整的一方往往會產生一種遭到蔑視的感覺，而衝突也將隨之產生。實際上，美中之間的貿易和關税戰標誌着兩國已經進入相互依存關係當中典型的“衝突階段”。
1.一場錯誤的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是一場錯誤的戰爭——戰爭的矛頭指向的是兩國之間巨大的雙邊貿易失衡，而對美中造成極大困擾的卻是鉅額儲蓄失衡所造成的多邊貿易問題。
長期存在國內儲蓄短缺問題的美國，2018年同102個國家存在商品貿易逆差。而作為全球最大的儲蓄盈餘國，中國在2017年同169個國家存在貿易順差。
因此，採用雙邊的修復辦法是無法解決多邊問題的——任何企圖通過關税或其他限制措施來解決此類問題的嘗試只能改變國家之間的逆差（或順差）現狀，而無法緩解整體的失衡狀態。
儘管面臨當前的宏觀經濟對立形勢，中國仍試圖在貿易層面，通過相關手段協商解決同美國貿易層面的經濟衝突，包括同意多年大規模購買美國農產品（大豆）、能源（液化天然氣），可能還包括電子產品（半導體）和機械產品（飛機）。
然而，中國的這種非常典型的應對方案無法幫其化解來自美國的壓力。
對於中國而言，最好的解決方案是將美國多邊逆差當中中國所佔據的部分轉移到美國的另一個逆差國上——最有可能轉移到能夠給美國造成更高成本的逆差國上。
從實際作用來看，這相當於將高企的關税轉嫁到最終消費者身上，而對於中美貿易而言，這裏的最終消費者就是美國消費者。
對於國際經濟問題來説，雙邊解決方案和多邊解決方案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1930年5月，1028位美國主要理論經濟學家向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撰寫了一份公開信，呼籲總統否決待定的斯姆特-霍利關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bill）。
胡佛對這一呼籲置若罔聞，而隨之而來的全球貿易戰使得一場原本普通的經濟蕭條現象演變成了經濟“大蕭條”。
為了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其所採用的手段提出了與此類似的粉飾性説辭。
長久以來，政客們喜歡以雙邊的視角來處理此類爭端，因為這樣做可以讓矛頭有明確指向：這樣，你便可以將某個特定國家作為一個臭名昭著的惡棍，並以此來“解決”問題。相比之下，大多數經濟學家更青睞多邊解決方案，原因在於，它更強調因儲蓄和投資之間的錯配而產生的國際收支扭曲。
這種簡單和複雜方案之間的對比是導致經濟學家經常喪失公開討論機會的一個顯而易見的重要原因。因為晦澀的科學道理從來都不以簡單易懂而著稱。
對美中關係的討論完全符合上述特點。
中國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政治目標。因為在美國2018年高達8910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逆差中，中國一國便佔據了47%的份額。此外，中國還被指責嚴重違反國際規則，包括強制技術轉讓、黑客入侵，到早期的貨幣操縱以及以國家補貼對過剩產能進行傾銷的各類指控。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還在輿論戰中敗下陣來——包括政策制定者和部分知名學者在內的西方人士指責中國未遵守其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所達成的“大談判”（grand bargain）的相關要求。
由兩名奧巴馬政府的前高級官員在《外交季刊》所發表的一篇最新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未能像所期望的那樣有效引導或約束中國”。同對待朝鮮、敍利亞和伊朗一樣，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也不再進行“戰略忍耐”，而是變得毫無耐心。奉行國家主義的特朗普政府牽頭對中國進行指責便説明了這一切。
在這種高度緊張的政治環境下，從多邊的角度看待該問題的經濟學家（包括本人）的觀點就顯得空洞不切實際。
將鉅額往來賬户逆差和貿易逆差歸因於美國國內儲蓄的一般性短缺——2018年僅佔國家收入的3%，相比之下，二十世紀最後三十年的平均儲蓄水平為6.3%——這種觀點完全得不到公眾的重視。同樣，這種觀點也無助於讓人們更加認清這樣一個現實，即：中國僅僅是美國所面臨的一整個複雜多邊問題當中的一個佔比較大的雙邊部分。
此外，它也無法幫助我們説明：若對供應鏈扭曲加以校正，真正反映出其他國家向中國裝配平台提供的輸入要素，那麼美中雙邊貿易失衡的比例將會減少35-40%。
相反，政客們完全無視對存有缺陷的雙邊修複方案進行多邊性評估的關鍵意義：對美國低成本供應商（中國）施加關税和供應鏈懲戒手段，將直接對美國消費者和企業造成新的沉重負擔——該分析結論得到了最新實證研究的有力支持。
儘管雙邊的觀點在理論和實際方面都存在瑕疵，但它卻在美國擁有大片市場。因為處境不佳的美國中產階級所表現的焦慮情緒，讓當今美國面臨着巨大的政治壓力。
持雙邊觀點的人認為，是貿易逆差導致了失業和工資下降。此外，由於2018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達到了GDP的4.3%，使得這種政治壓力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進一步加劇。
因此，瞄準中國變成了他們理所當然的政治訴求。
我們該如何解讀可能會達成的包含為了減少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的共同承諾的協定？考慮到美國多邊問題的嚴重程度，該協定將基本於事無補。
此外，2017年末不合時宜的鉅額減税將會導致未來數年內預算赤字大幅增加，美國儲蓄短缺問題將進一步加劇。這將造成國際收支逆差和多邊貿易逆差的不斷加劇，而這些都無法通過針對某一國家的定向雙邊措施加以解決。
不幸的是，財大氣粗的中國居然希望就此同美國達成一份協議，這讓美國政客們的説辭顯得理由更加充分，即中國是在主動認罪。
資料圖：東方IC
2.不可靠的證據
儘管可能試圖尋求一種雙邊修複方案來解決一個多邊問題，美國還是以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為由對其採取了強硬態度。
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於2018年3月22日公佈的“301條款”報告（下稱《301報告》）為揭露中國的這一野蠻做法提供了有力證據。該報告長達182頁，包含1139個腳註和五個附錄，是一份足夠讓任何律師團都感到底氣十足的報告。
《301報告》並非憑空捏造，它是基於近年來所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制定而成的，似乎有力證明了中國的技術竊取行為，令人幾乎難以辯駁。
但這裏存在一個嚴重問題：它所依據的都是不可靠的證據，在美國的任何一家法庭都站不住腳。
《知識產權委員會報告》（IP Commission Report）的調查結果為上述指控提供了基礎，也為《301報告》提供了根據。
該委員會由兩位知名的美國公務員擔任聯合主席，包括前美國國家情報局總監海軍上將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和前猶他州州長及前美國駐華大使和現任美國駐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
2017年，根據該委員會的估算，美國經濟因知識產權竊取而遭受的損失在2250億美元至6000億美元之間，範圍之大令人生疑。商業機密竊取佔知識產權竊取案件總數的80-90%，其餘的是假冒或盜版軟硬件。
然而，涉及到商業機密竊取具體數額時，這裏卻出現了一個嚴重問題，因為沒有任何確鑿數據能夠支持上述聲明。
這裏便是令人值得尋味的地方。
知識產權委員會的調查參考的是另一項研究，即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和責任企業與貿易中心於2014年共同開展的一項研究。
事實證明，該調查所依賴的是不可靠的“代理模型”——從本質來看，相當於企圖在統計方面通過製造與犯罪行為數據有關的聯繫來解讀商業機密竊取，包括販毒、腐敗、職業欺詐和非法資金流動。
儘管對任何國家而言，這些都是在所難免的問題，但將此解讀為美國遭受了相當於其GDP總量的1%-3%的損失（即知識產權委員會所聲稱的因知識產權竊取而使美國遭受的損失）則顯得非常牽強，令人難以想象。
在知識產權委員會的估算中，關於中國在這些損失中的佔比結果則更加令人生疑。
這些結果來自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根據該局的報告，2015年起獲的假冒和盜版商品價值總計13.5億美元。實際上，這裏採用了另外一個模型——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人員構建的模型——該模型將此全部歸為美國的損失。按此計算，中國佔據了其中的87%——其中52%來自中國大陸，35%來自中國香港。對於盜版軟件，另外一個“模型”在沒有直接可用記錄的情況下，將61%的總體損失歸咎於亞太地區。
與此同時，美國未採取任何實質性措施來量化中國在商業機密竊取中的佔比，如上所述，商業機密竊取在美國總體知識產權損失估算結果中佔據了很高份額。
總結：目前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能夠證明中國大規模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即使這種論斷得到了廣泛認可。這些指控只是得到了並不足信的證據的支持，而這些證據則源於那些相關性和可信度都很低的模型。
3.愚蠢的301條款
301條款這個背景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提出了類似的不可靠論斷。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正是利用這些論斷指責中國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方面涉嫌採用不公平貿易行為。
發表於一年前的《301報告》如今已迅速成為不容辯駁的證據，為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發起的關税和其他懲罰性貿易措施提供了基礎。在目前的貿易戰中，該報告已成為美方有力的進攻武器。
然而，千萬不要被該報告所迷惑了。同知識產權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一樣，《301報告》在一些關鍵方面同樣不足信。
首先，在其提出的大量指控中，該報告聲稱中國存在“強制性技術轉讓”行為，並指出美國企業為了在中國運營，必須轉讓其專利技術藍圖和運營系統。據稱，這種轉讓是在合資企業制度框架內發生的。
合資企業制度是一種外企與國內企業的合作伙伴關係，是中國和其他國家長期以來賴以發展和擴張新行業的模型。目前，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成立的合資企業和戰略聯盟則超過了110000家，在中國就有超過8000家合資企業運營。
值得注意的是，出於商業上的考量，美國和其他多邊企業希望進入這些經過合法協商的制度之內——不僅可以在中國迅速壯大的國內市場去的立足點，還可以將高成本的國內生產過程轉移到低成本的海外中國平台。
相比之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卻將美國公司描繪成迫於中國壓力的無辜受害者——這與高度精密的多邊企業所具備的出眾戰略能力極不匹配。
諷刺的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實際上承認了其並沒有確鑿證據證明這種技術共享是強制性的——是否具有強制性是控告的核心所在。
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長達182頁的報告當中，第19頁掩藏着這樣一段帶有承認意味的內容，即“轉讓政策和措施變得愈加隱蔽，往往以口頭命令的形式‘秘密’傳達。”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此調用了知識產權委員會報告中的一頁內容，並將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所開展的調查作為其指控的依據。
這些調查顯示，19%的調查對象聲稱其曾被迫向中國合作伙伴進行技術轉讓。有趣的是，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2018年開展的最新調查顯示，99%的調查對象認為，他們在過去的一年中並未發現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存在變壞的趨勢。
第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301報告》將中國注重對外投資的戰略（即“走出去”戰略）刻畫成一種國家主導的特別計劃，旨在快速吞併美國新興企業及其專利技術。
這種指控被解讀為，中國公然地掠奪攫取作為全球創新領軍者的美國最為珍貴的資產。
這種論斷自然也找不到確鑿的數據支持。由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製作的一份關於中國對美國進行的海外併購活動年度統計顯示，在2005-2017的13年內，科技領域僅僅發生了17樁併購案。
相比之下，房地產領域的併購交易卻達到了52樁。實際上，中國對美國科技企業的併購交易量還落後於金融、能源、交通和娛樂領域的交易量。
儘管缺乏證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仍堅稱中國政府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戰略明顯是該國為了獲得關鍵行業的未來全球主導權，而採取的一項別有用心的社會主義陰謀。
這些行業包括：自動駕駛汽車、高鐵、先進信息技術和機牀、特殊新材料、生物製藥和精密醫療產品以及新型電源和先進農業設備。
此外，對於力圖通過從引進技術轉為自主創新的方式來避免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產業政策本身就是一種需要時間考驗的戰略。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指責中國對一大批帶有國家引導和大力補貼性質的特別行業政策提供支持——企圖從以自由開放市場為主導的體系中搶奪競爭優勢，而具備此類體系的美國會受到各類規則的制約。
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是因長期依託其本國的產業政策而實現國家經濟和競爭目標的。而這正是日本所謂的計劃理性發展狀態的核心。
它幫助日本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取得了飛速發展。日本國際貿易和工業部巧妙運用了國家補貼信用分配和税收手段保護了日本的新興行業。德國也取得了令人同樣印象深刻的經濟奇蹟，德國對中小企業進行的大力支持加速了其經濟騰飛。
1961年，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開始強調美國強大的軍工聯合體，將其作為美國以國家補貼和税收為支撐的創新的關鍵。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相關創新、互聯網、GPS、半導體領域的突破、核能、成像技術、醫藥創新等都是美國獨特工業政策的重要直觀體現。美國直接通過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規劃聯邦國防預算來落實上述政策——美國今年的總體軍費開支接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中國、俄國、英國、印度、法國、日本、沙特阿拉伯和德國這些國家的合計專項國防開支總額。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強調創新在塑造國家未來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完全正確的。也許，這正是特朗普總統前不久簽署總統令提出“美國人工智能倡議”的原因所在。但是，聲稱中國以工業政策為工具並以一己之力來實現這一目的則完全是在天方夜譚。
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中國的指控中，第三點是網絡間諜活動。
兩國於2015年達成了一份美中聯合網絡協議。在此之後，絕大多數相關報告都報告了中國網絡入侵行為的下降趨勢。不幸的是，在與網絡有關的貿易違規行為方面，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引用的證據基本都早於2015年兩國簽署的網絡協議。
總而言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看似令人印象深刻的《301報告》基本上是一份具有傾向性的政治文件，進一步點燃了美國的反華情緒。
因此，對於日益將自己視為受害者的美國來説，由中國支持的知識產權竊取如今已被其認定為一種已發生的事實。
實際上，同我們一樣，中國人也是很難對付的競爭者，他們並不總是按規則行事。對於那些違規行為，中國必須負責。
但是，加徵關税不僅有可能引發一場不斷加劇的貿易戰，還將在本已錯誤的基礎上漸行漸遠，因為加徵關税不僅需要確鑿無誤的證據來證實這些指控，而且還需要繼續對此加以判定。
相反，在不可靠的證據基礎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所包裝的指控以及與之同謀的美國政治團體給這場極為重要的討論帶來了巨大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