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寧願受美國欺負也不願隨中國謀發展？這個世界想明白的人越來越多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今天上午10時，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媒體吹風會上宣佈，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將於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論壇並發表開幕式演講。

今年以來，“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連下數城”，意大利、盧森堡、瑞士等歐洲國家紛紛轉身擁抱。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在北京舉行，29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及聯合國秘書長、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等3位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高峯論壇。相比第一屆，這屆峯會來的國家更多，代表性更廣，最新消息之一是瑞士聯邦主席毛雷爾要來參會，而瑞士也公開表態支持“一帶一路”倡議；此前，意大利、法國、德國、法國等各方政要也表示了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並將派政府首腦或者高層要員參加在北京的高峯論壇。

但正所謂“幾家歡喜幾家愁”，自然也有那些不開心乃至咬牙切齒的：2019年3月26日、27日、28日、4月10日、11日，重新還魂的冷戰草台班子——“當前危險委員會：中國”——持續不斷地在社交平台上發佈演講視頻，火力最兇猛的當然是曾經出任白宮幕僚長的班農。他生猛地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定義為中國最具野心的地緣政治擴張戰略，因為“一帶一路”倡議如果全部落實，那麼中國將一舉囊括麥金德“陸權論”、馬漢“海權論”以及斯拜克曼“邊緣地帶論”等三大經典地緣政治理論中關注的全部地緣戰略要點，並因此成就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全球霸權。

這從一個側面也解釋了，為什麼和班農在思想上高度共鳴的美國政要，比如國務卿蓬佩奧等，在批評、指責乃至詆譭中國“一帶一路”的實踐時，已經出離憤怒，陷入到歇斯底里乃至語無倫次的地步了。

當然，由此也產生了一個新的、更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麼迄今為止，美國沒有能夠成功阻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而且，也沒有能夠成功地提出一個替代性倡議並加以有效實踐？

2017年5月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圓桌峯會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辭。這是第一階段會議結束後，習近平同外方代表團團長及嘉賓步出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新華社記者 饒愛民 攝

2019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帶着“一帶一路”倡議對歐洲實施的旋風式訪問，不僅僅讓人印象深刻，相信對班農這樣的人來説，當他們被腦海中時刻繃緊的“冷戰之弦”加工之後，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訪問，等同於用“一帶一路”倡議輕輕鬆鬆的在北約南翼防線打開了一個突破口，然後在所有人反應過來之前，就已經橫掃中歐和西歐的主要國家。如果這被當做一場戰爭的話，班農心目中的態勢，恐怕是美國已經連重新發動諾曼底登陸反撲西歐的戰略支點都已經輸了。

但是，其他國家並不這麼看。如果部分美國人將“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擴展看成是“凜冬將至”的嚴峻威脅，那麼世界上更多的國家，選擇主動擁抱“一帶一路”，將其看做是擺脱霸權舊秩序、尋求自身新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確實，中國來了，帶來了傳統舊霸權的冬天，帶來了世界新發展的春天。

簡而言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以及在美國戰略阻撓下取得的成功，主要是源自如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新安全觀戰勝了舊安全觀。**自1648年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締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差不多500年間，雖然具有同樣的西方歷史文化背景的諸多國家在全球演繹“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權力遊戲，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基於自我中心主義和個體化的舊安全觀。雖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人類的共同利益、國際社會等詞彙或者概念，會被納入其中，但基本上都是一種包裝，對大國，尤其是所謂“霸權國”來説，自我中心的絕對安全，是指導其對外戰略的核心與根本。

中國則不同。在這點上，班農對中國屬性的三點概括，即“非資本主義”、“非基督教-猶太教”、“非盎格魯薩克”，雖然不符合政治正確，學理上大概也很難算規範，但還是蠻切中要害的：因為自身歷史特殊經歷導致的記憶，以及在全球化進程中依靠內生動力機制崛起的實踐，使得中國成為了踐行真正的新安全觀的新興大國。世界安全了中國才會真的安全；真正的安全必須考慮不同主體合理的安全關切；尊重主權平等；真正做到大小強弱不同的國家能平等的探討和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不僅指引中國的發展，而且讓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能夠真正帶來合作共贏的結果。

當然不同主體從中獲得的收益必然不可能是絕對均衡的，但相比美國將其他國家置於自身霸權體系時的蠻橫，相比美國要求“美國優先”時的顢頇，相比美國指點“普世價值”時的跋扈，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縱然在實踐中有些小小的不足，但已經有足夠的引力讓那些“苦霸權久已”的國家找到一個值得認真嘗試的對象了。畢竟不是所有國家都姓斯德哥爾摩，都天生喜歡被霸權虐待的。

**第二，新發展觀戰勝了舊發展觀。**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發展。過上幸福生活，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作為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興大國，意識形態和認知結構，讓中國天然對服務於資本掠奪本性的舊發展觀沒有興趣；美國的説客們無法解決的核心挑戰，就是如何讓其他國家相信“一帶一路”不會帶來任何的收益。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獨立之後尋求經濟自主性發展的道路中艱苦探索，但直到中國崛起並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被各種科學理論包裝的西方式發展道路和模式，最終都證明其實多數是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彈。良心一點的，是那種主要服務歐美國家傳教士情懷的玩物，雖然最終在發展上起不到什麼實質性作用，但好歹傳播了一些看上去不錯的理念，沒事還能拿出來獲取一些心理上慰藉；糟糕的是各種普世價值包裝下的掠奪性實踐，無論是援助變債務，還是經濟援助包裝下的政治滲透與干涉，又或者是藏着結構性路徑依賴陷阱的吮吸式發展模式。以上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直到中國崛起並系統性地提出“一帶一路”等倡議為止，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持續不斷地在一個具有顯著中心外圍特徵的世界裏陷入低速徘徊乃至徹底停滯的尷尬境地。

**第三，新秩序觀戰勝了舊秩序觀。**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大小不等，強弱不同，在客觀上可支配可運用的資源與主觀意願之間的差異也非常顯著。同時，持續不斷發展的世界，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文化，又是需要一定秩序的。

從實踐看，直到中國崛起之前，主要國家的興替，基本遵循的都是“霸權-挑戰-新霸權”循環，“屠龍者最終變成了龍”、“人們最終活成了自己最討厭的類型”，説的都是這種現象。這是有走資本主義道路，遵循有各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決定的必然。就像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一樣，資本主義國家眼中的世界秩序，就是在單一霸權和少數寡頭之間的選擇：沒法一統天下，就來個五強多極；要麼，就來個兩極對峙；再要麼，就是弄個有良心的單極霸權。喜歡這種秩序觀的，是有機會登頂或者已經成功稱霸的。

中國的秩序觀是不同的，習總書記對奧巴馬等人説，大家的事情要大家商量着辦、不能少數國家説了算，全球治理要各方共同參與，搞“一帶一路”要共建共享共治，這些並不是空泛的外交辭令，而是中國的真實想法，也是持續不斷堅持落地的真實實踐。對多數有正常思考能力的國家來説，一邊是能夠擺脱霸權壓迫，大家平等對話共同決策的新秩序，另一邊是繼續承受低質量霸權壓制的舊秩序，在兩邊之間做一個選擇，真的不會很難。

“一帶一路”的成功，其實早就有跡可循：若干年前，中國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開發銀行的時候，應者雲集的景象，也讓不少人吃了很多驚，因為參加這個銀行，跟着中國走，大家有錢賺，不是那種腦漿都被肌肉或者骨頭填滿的冷戰化石級古董戰士，誰願意在一個後冷戰的全球化世界裏跟發展過不去？誰願意相信有國家寧可跟着美國被欺負也不願意跟着中國謀發展？誰又願意非要把用來改善生活的資源用在購買那些唯一用途是製造世界末日的東西上？所以，“一帶一路”倡議成功，中國作為新型大國的創造性崛起，以及無法擺脱冷戰思維控制的舊霸權國家的結構性衰落，因為這是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規律的具體體現，是世界各國人民追求過上美好生活的必然選擇，更是無法阻擋的歷史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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