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構建網絡空間有序治理的新秩序正成為全球共識

【文/沈逸】

2019年3月30日，全球社交媒體巨頭馬克扎克伯格在《華盛頓郵報》刊發社論，建議從仇恨言論、選舉一致性、隱私保護以及數據妥善使用等四個方面着手，建設完善網絡空間治理新秩序。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以來，由於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歐美主流媒體，普遍傾向於將社交媒體干涉選舉，影響結果，作為反思的基本方向，臉譜公司成為眾矢之的，並因此承受了來自歐美行政部門、立法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及商業競爭給對手的巨大壓力，提議建立網絡空間治理新秩序，強調通過這種秩序，對網絡空間特定類型的信息、數據以及相關的使用行為進行規制，對臉譜公司和扎克伯格來説，也是順理成章的。

另一方面，就扎克伯格的公開信，以及歐美主流媒體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後的一般反應來看，更加重要的是揭示出了一個已經在非西方國家普遍實踐的客觀事實：其一，全球網絡空間裏流動的信息和數據，是需要得到有效管制的；其二，這種管制的主體，是各主權國家的政府；其三，秩序和自由，應該在互聯網以及全球網絡空間的治理秩序中，得到均衡的考慮和體現。

如果將扎克伯格的公開信放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長時段里加以觀察，可以發現，這封公開信的發表，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性的事件，可以將其與阿拉伯之春的失控、歐美發達國家遭遇互聯網自由反噬並列，作為網絡空間自發發展階段走向結束，全球各方共同聚焦探索有序規制和有效管理的新階段的開始。

這種轉變首先是由全球網絡空間的力量分佈所決定的。20世紀90年代，發端於歐美發達國家互聯網接着冷戰結束的契機，向全球拓展。彼時，網絡用户、技術創新、成熟商業模式和運用，乃至國際體系中硬實力的對比，以及軟實力的分佈，均呈現顯著的西方中心色彩。壓倒性的優勢，導致互聯網以及全球網絡空間發展早期，歐美國家，無論是政府還是非政府的力量，堅定的相信可以簡單的照搬歐美國家前互聯網時代的國內治理模式，加上一些基於新自由主義基本理念的演繹，在網絡空間簡單複製一個具有形式上絕對自由屬性的治理結構。這種結構的核心特徵，就是帶有顯著親西方屬性的信息，藉助全球網絡空間，進行從西方世界到非西方世界的單向度的流動；在此過程中，實現三個目標：政治上，互聯網成為歐美國家外交和戰略的工具，用網絡推動其他國家的顏色革命；經濟上，用技術和商業應用的先發優勢，在全球網絡空間實現新的中心-外圍結構，對外圍輸出基礎設施、軟件和應用，將外圍的數據以及數字化的資產，抽回分佈在中心或者中心可控的地理範圍內；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用網絡傳播自由主義基本理念，在觀念上實現有效的規訓。

在此過程中，歐美發達國家在實踐中形成的核心訴求，就是反覆強調，國家主權雖然在形式上可以宣稱繼續適用於全球網絡空間，但具體的實踐中，必須以不實質性忤逆歐美國家上述自由流動的定義的。在最極端的案例中，當個別國家政權遭遇生存性危機的時候，歐美國家以及媒體仍然堅持認定，實施緊急狀態並不意味着國家有權暫時切斷與全球網絡空間的連接。從實踐看，相關觀念在2010年至2011年間達到了階段性的高潮；2013年因為斯諾登披露的稜鏡門事件後暫時性的有所緩和；2014年之後又因為中國的高速崛起和在數字經濟領域取得的成就，重新進入了強烈批判、質疑以及謀求否定中國等國家對網絡空間實施有效主權管轄的路徑上。

需要説明的是，極其強調經濟理性與個人主義的歐美國家，以及西方媒體，雖然口頭上説的是一種絕對化的互聯網自由，但其實遵循的是國內-國際兩個維度的自我中心主義取向：在國內，必須確保特定階層對政權以及信息內容傳播的權力不受挑戰和威脅；在國際，必須確保歐美發達國家的核心利益不受威脅。換言之，這種自由不是信息技術革命的自由流動，而只是籠罩在自由流動外衣下的信息流動與網絡空間的霸權。建立在這種取向基礎上的秩序，本質上是一種身體進入了21世紀，腦袋還停留在冷戰時期的羣體所偏好的冷戰時期舊秩序在網絡空間的投影。這種秩序看似新鮮，但本質上是追求已經無法回到的過去，在那個過去裏，西方發達國家牢牢的佔據着中心的地位。

2015年在東方千年水鄉小鎮烏鎮，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建議以尊重網絡空間主權平等為基礎，遵循四項原則，五點主張，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提前4年，對扎克伯格在公開信提出的治理問題，進行更加有效和全面的回應。從公開信的內容看，儘管提出了治理新規則的需求，提出了政府治理的迴歸，但是在治理對象上，嚴格的聚焦於由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後對扎克伯格的詰問，基本上是希望通過對互聯網自由最小限度的修補，在商業和傳播上尋求為陷入被動的臉譜公司解套。因為這四個治理的領域，忽略或者説繞開了至關重要的核心問題：遵循何種方式，讓其他國家心安理得的共同採取行動，對網絡空間實施有效治理，而無需自身的核心利益關切遭遇重大損害，無需擔憂可能遭遇的多重標準的不公對待，無需時刻去推測在合作中遭遇背叛的概率。

2007年至2011年間，西方媒體毫不顧忌的用所謂臉譜革命，推特革命，去稱呼在非西方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性質的政權更迭或者是政治動盪，因此，從最積極的視角看，扎克伯格的公開信至少説明了現在確實到了需要構建有效治理體系的階段。但除非中國以及廣大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真實關切能夠得到有效的體現，真正遵循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辦的方式，推進符合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實踐，否則全球可能還需要面臨更加嚴峻和艱鉅的挑戰與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