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騷擾近百位中國學者，美國為何越來越不自信了？
【“我們不歡迎。”
這似乎是最近美國對中國學者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過去曾籠罩在中國自然科工學者頭頂的“烏雲”，如今正蔓延至人文社科領域。
4月14日，《紐約時報》稱，去年共有30名中國社科領域學者及政策研究專家的訪美簽證被吊銷或進行行政複審。另一則最新消息是，4月21日，美媒稱，因“擔心”中國“竊取”美國研究成果，有美國研究機構在聯邦當局“金主”的指導下，驅逐了一些華裔科研人員。過去18個月間，已有10名華人或中國僱員從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退休、辭職或“被休假”。
美方的這一行為令中國學者非常不解：為何美國國內的“肅殺”氣氛忽然迅速降臨？為何美國會變得如此不自信？難道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已無知到這種程度了嗎？……
觀察者網就此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進行專訪。王文院長正是此前遭FBI“騷擾”並被美方取消簽證的中方人文社科學者之一。以下為採訪全文：】
觀察者網：4月16號紐約時報刊文稱，因為擔憂間諜活動，美方禁止部分中國學者進入美國，其中有寫到您被FBI騷擾並遭美方取消簽證？當時具體情況如何？問了哪些問題，態度如何，給您的最終回覆是什麼？
王文：我不想談論當時過多細節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因為《紐約時報》、《環球時報》近期都已經報道了這件事，有上百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被FBI騷擾、或被美國使館取消簽證。我覺得這背後實際上是一股力量，想切割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我們需要更加冷靜地看待這件事，並且能夠把所有的視野都往後看、往未來看。
截圖來自紐約時報
觀察者網：您此前在其他訪談中提到一份報告《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有外媒稱，主導這份報告的兩位研究者的政治立場分別是左派和右派，但在對華態度上卻取得一致，那麼，現在美國內部包括政府、國會或您熟悉的學界對該報告看法如何，您對此有所瞭解嗎？這種對待中國人文學者的態度會是一種長期性存在嗎？
王文：那份報告的確囊括了大概幾十位美國對華研究學者的一個相對比較普遍的共識，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像謝淑麗等人也持保留看法，還專門做了個人聲明，可見美國學者內部對華態度也並非鐵板一塊。再者，這份報告折射出中國目前的影響力的確對美國產生撼動，讓美國感受到了壓力，但是並沒有大到足以讓美國無可奈何的程度。
此外，從這份報告還可以看出，一方面近年推動中國影響力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等各項工作卓有成效，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中國還不夠強大，要繼續戒驕戒躁，對於拓展我們在全球的影響力、提升制度性話語權，任重而道遠。由此來看，影響美國、主動塑造美國社會的工作和努力仍會進行，並藉此推動中美之間的融洽合作。
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仍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而且要更精細化。面對過去，我們要有更多的自信和戰略定力，面對未來，我們需要更多的自我能力提升。至於美國對中國人文學者、社會科學的態度，中短期內還是會繼續存在的，我們對此要有心理預期。
如今面臨着中國正趕超美國的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美國方面對中國學者甚至其他各領域人員採取非常規手段的行為還會繼續存在，這些行為看上去很可笑，但又能真正影響到一些人，因此我們要有高度戒備警惕以及充分預期。但隨着中國實力不斷增長，這個問題也就逐漸迎刃而解。
觀察者網：這次被美國拒籤的學者主要是社科領域研究美國的專家。以往美國主要針對自然、科工等敏感領域的學者，現在延伸到社科領域，所以美國究竟在害怕什麼？
王文：過去我們在很多研究領域與美國存在差距。這些年來，在自然科學、科技等領域，中國逐漸呈現趕超趨勢，引起美國的擔心，並且在這些領域對中國進行限制，這些還算是有一定邏輯的。但是在人文社科領域，我們過去沒想到。
美國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限制，一方面折射了近年來中國社科人文領域研究的進步，另一方面也體現中國對國際釋放不斷增長的影響力。比如，近年來中國發展模式對世界的吸引力，即使在美國也有很多人對中國的發展存在仰慕、尊敬等諸如此類的情緒。那麼，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實踐，到美國去講述中國經驗，自然引發越來越多美國人的關注和興趣，一定程度上也會撼動美國人對自己模式的那種傳統的迷信、崇拜和遵從。美國自然會對中國社科領域的學者產生擔憂和焦慮。
所以，這典型反映出美國主流社會，尤其是目前特朗普政府主導下的精英階層，對中國實踐、中國思想以及中國發展所釋放出來的軟實力有所感知，並由感知轉化為恐懼、焦慮、害怕。然後，又用一種非規則手段，對中國社科學者進行阻攔。這就像是掩耳盜鈴或杯弓蛇影。
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的衰落是從封閉開始的。我在五年前的一本專著《美國的焦慮：一位學者對美國的調研手記》中就提過美國的焦慮，現在美國有一批人就像當年滿清八旗子弟，一方面夜郎自大，不願意向對方學習，另一方面又想通過閉關鎖國的方式來顯示自己比別人更偉大，用對外界的抵制來突顯自己。這種行為是虛幻、虛妄、自負又自卑的典型表現，也是目前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的心態和現狀。
觀察者網：以往美國對自己政治制度非常自信，並相信讓更多中國學者瞭解美國的價值觀，有利於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但現在搞這套關門政策，是否顯示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不再那麼自信？您對此怎麼看？
王文：美國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全然沒有過去那麼自信，主要源於美國發展到今天已經變了，不再是華盛頓、亞當斯、傑弗遜、富蘭克林那個時期的美國。其中有以下幾個關鍵因素：**第一，美國的種族變了，現在不是過去的“WASP”——白人、安格魯-薩克遜、基督教新教為主要社會結構的美國，到2035年前後，美國的白人將下降到50%以下。**所以，美國整體人種構成導致了美國鉅變，這使其兩百多年來的社會制度、賴以生存的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基礎被撼動了。
**第二，美國意識形態受到國家政策影響。**隨着技術發展及國內外各方面政策出現巨大的失誤，如國內的金融危機、槍支失控、社會治安以及所謂“技術監控”，對外則有所謂“反恐戰略、反恐戰爭和對外擴張戰略，都使美國國力受到極大挫敗、軟實力出現重大衰落，導致美國人對本國發展喪失信心，對現狀不滿。但美國政府將這一現象的原因歸結為新興國家的興起，尤其是中國的崛起。所以，中國成了美國失去信心及國內外結構變化的替罪羊。
當像我這樣的中國學者經常到美國講述中國發展、變化和可借鑑經驗，時常會讓一些美國人感受到不同點，有的也受益。**即使與美國學者相互辯論，儘管英語不是母語，但中國學者多半不會佔下風。這使得美國知識界、精英界感到內心非常受挫，於是有一些智庫也像美國政府建議要有所行動，非常典型的就是美國胡佛研究所2018年底推出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研究報告，直接點名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中國智庫、學者對美國的影響力。**美國政府現在用這種取消簽證的極端方式，背後恰好體現了美國對兩百年來賴以生存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出現了巨大的動搖和內心的不自信。
觀察者網：冷戰結束後，福山曾斷言歷史終結了。但現在看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僅在本國面臨困境，還在其干預過的拉美、中東、非洲國家也都沒有取得成功。您覺得是他的這套自由民主制度哪裏出了問題嗎？
王文：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實際上已經有違於美國建國之父們的初衷。當時的初衷是為“天賦人權”，應給每個人基本的尊重，賦予人人選舉權。但走到今天，這種所謂的“民主”出現了變異。
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所謂“民主”異化成了“選主”，即不是目的的導向，而是程序導向。“民主”的初衷是希望給予老百姓做主的權利，結果卻片面地成了只用選票走基本程序，簡單選出領導人的結果。“選擇中”的程序比“選出後”結果更重要。
**第二，所謂“民主”異化成了“錢主”。**誰籌的錢多，誰投入選戰的錢多，誰成為國家權力主導者可能性就會越高。總統、州政府、議會選舉，大體都有金錢規律在主導。有錢人羣體主導着選舉結果，政客為有錢階層服務，成為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制度的潛規則。在這個邏輯下，華爾街常常成為眾矢之的。
**第三，所謂“民主”異化成了“媒主”。**誰能操縱媒體，無論是用錢、各類新媒體手段還是議題設置的方式，能操縱公眾輿論，誰就能在政治選舉中佔上風。
林肯當所講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確切的翻譯成是“民可作主”、“由民作主”、“為民作主”。這裏的關鍵是，“民”最終享有“主”的結果，而不只是程序、手段。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不只是中國目前需要推進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改革，某**種程度上看，美國也需要推進美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改革。能否成功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直接決定了美國未來的走向。**美國也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美國“全面深化改革之路”應該是永遠在路上。但可惜的是，美國精英們抱殘守缺、刻舟求劍，拿着兩百年前的所謂“民主原則”不動，不顧及目前的時代變化，沒有跟上這個時代。
觀察者網：通常認為，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表面之下是美國霸權。但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美國這些年頗有些失道寡助的跡象。您怎麼看從1990年代到21世紀這一時期美國明顯的霸權衰落？背後有什麼原因嗎？
王文：事實上，美國的經濟實力目前仍是領先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講到，與十年前相比，美國經濟在全球佔據的比重還是有所上升，十年前大概是23%，十年後的2018年大概是25%，所以美國經濟還在往上走。但為什麼過去這些年美國霸權長期處於衰落，那是因為美國賴以支撐其全球霸權的三大基礎都出現巨大崩塌或瓦解現象。
**第一是美國的軍力失效。**過去20年左右，美國的軍力雖然打贏了戰爭，但並沒有佔到便宜，比如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
雖然從軍事層面上美國贏得戰爭，但從經濟上來看是失利的、不合算的，更重要的是在道義層面上有損於它的形象，不只是美國國內相當多人反對，國際社會也對美國殘忍的、在很多場景下近乎屠殺的行為表示不齒，這極大影響了它在全球的霸權。
**第二，美元體系的失穩。**儘管美元仍是全球第一大儲備、清算、支付貨幣，但冷戰結束以來，全球逐漸出現了“去美元化”的情緒。歐元崛起、其他貨幣“區域化”跡象明顯，隨着電子商務、互聯網支付的普及，“美元霸權體系”的瓦解只是時間而已。
**第三、美式價值觀的失信。**目前看來，美國自由民主的神話已日益崩潰，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年輕人，恐怕不再像上一代人那樣迷信美國價值觀。更重要的是，華盛頓共識裏的“三化”，即政治選舉化、經濟私有化和治理市場化的敍事邏輯在全世界廣受詬病。在這個前提下，儘管美國經濟實力的根基還在，但霸權衰退的趨勢已不可遏制、也不可逆轉。我覺得，美國霸權的整體崩塌只是一個時間而已。
觀察者網：伴隨着美國某種程度“衰落”，從1990年代到21世紀中國學者也經歷了一次心路轉變，特別是一批所謂“公知、美分、帶路黨”，他們的聲音和市場似乎越來越小，為何會有這種情況？
王文：中國社會的世界觀在拓展，多數中國人對美國近年來經歷了從仰視到平視的轉變，這正好與美國霸權的衰弱程度成線性關係。21世紀以來，美國形象在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變化非常明顯。改革開放初期，那種對美國的崇拜、神化的形象，逐步走下神壇。知識分子開始更正常、更清醒地看待美國。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美國發展存在很多糟粕，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優勢。這是中國社會對美國心態回擺到正常值的體現。
40年來，美國社會對華認知也在變化。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認為，中國也是有自己優勢的，越來越多美國人由過去鄙視中國、厭惡中國，到現在喜愛中國、崇拜中國甚至懼怕中國。中國形象在美國社會中的熵值，經歷了從低到高的變化。其實這也是回擺至正常值的體現。
出現上述心理重新回擺的重要原因是，中美相互變得非常熟悉。目前，兩國每年五六百萬人次的往來，互聯網密集的輿論傳導，許多中國精英與美國精英之間其實變得越來越沒有間隔。不像過去那樣，中國對美國的認識是被媒體或者某些知識分子過濾的。
應該説，現在中國對美國的認識是更加多元化，涉及方方面面：一個好的美國，一個壞的美國，一個正義的美國，一個醜陋的美國，一個追求民主的美國，一個破壞民主的美國，一個塑造法制的美國，同樣也有一個破壞法律的美國，美國形象的多面性都暴露無遺。這種情況下，那些崇拜、推崇並無限擴大美國優點的所謂“公知”的聲音自然會越來越小。
觀察者網：那麼現在一方面美國話語的衰落，另一方面中國話語逐漸崛起，近年來中國提出不少全球治理主張，比如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與美國相比，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時秉持的理念是什麼？而且為何會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可？
王文：在目前美國話語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國作為目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消費市場和貿易國，正在積極探索一箇中國式的全球治理方案。尤其十八大以來，這種探索變得相對有效的，也越來越多得獲得了世界認同。
相較於美國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國探索顯得更先進。**一是從方法論上看，**美國是“胡蘿蔔加大棒”，一邊是鴿，一邊是鷹，美國大肆強調要民主自由法治，但為了自身利益又不惜破壞民主自由法治，無限制採取雙重標準，任意揮舞大棒。但中國恰恰相反。中國講求協商合作，共商共建共享，採用“共”的方式，不會出現強制性、壓迫性手段，而是平等模式。大家有商有量，建立在協商的基礎上，主張大小國平等，主張在聯合國框架下推動合作，不用兩分法來解決目前複雜的世界問題；相較之下，美國的方法是，要麼是朋友，要麼是敵人。而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是合作、共建、包容等理念的體現。
**二是從本體論上看，**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最大本位是，站在全球，考慮的是全球利益，而不僅僅是一國利益。十九大報告中講到，“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可見，**中國的全球治理是一個“WE”的概念，即“我們”，而相比之下美國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本體論上還是一個“I”的概念，即“我”，是一國利益當先。**過去美國還會用價值觀、外交政策包裝一下，但特朗普上台後就赤裸裸地直接變成“America First”（美國第一）。
三是從經驗論上看，過去經驗通常會形成歷史的績效。美國從二戰以來主導的全球治理，並沒有給全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與繁榮，反而“馬太效應”顯著，窮國更窮，富國越富，甚至富國也沒有治理好自己，出現了“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化的跡象，如希臘、西班牙等。所以，美國領銜下的全球治理，雖然在技術發展等部分層面上給世界帶來一定推動，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國在過去四十年中解決了全世界75%的貧困，同時還解決佔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大國的現代化。這樣的歷史經驗讓全世界認為，既然中國能治理好佔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度，那麼中國經驗、提出方案或許能夠治理好更多問題。
當然，中美經驗在全球治理層面上的相互消化，還只是開始。目前看來，還不能判定中國必勝，美國失敗。相反，全球治理層面上，中美的合作遠比競爭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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