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雅克：中國將成為怎樣的全球性大國？

【文/馬丁·雅克】

中國將成為怎樣的全球性大國？十年前，這個問題或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急迫性。十年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自從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衰落之相日益突出；其次，同樣自從那場危機以來，中國不斷崛起。在這十年裏，中國經濟規模翻了一番；而美國經濟大約只增長了10％。

這些變化也帶來另外一些結果，在新一代領導人的領導下，中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變化，從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發展到今天變得外向得多、開闊得多。中國不再僅僅被動地接受全球化及其規則，而成了全球化的構築者與塑造者。西方正面臨全新的情況。西方最大的困難是，在中國問題上總處於被動狀態，沒有跟上節奏，因為西方其實不相信中國會成功，不相信中國的發展具有可持續性。現在西方必須接受事實，世界正在發生鉅變，我們無論如何也要理解這種變化。

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於，在我們思維深處是不理解中國的，我們的思維範式認為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終有一天世界上所有人都應該、必需且必然變得和我們差不多，也就是説世界上只有一種現代性，這就是西方的現代性。

老實説，這種提法已無法維持。因為世界上不光中國發生了鉅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政治、文化根源都和西方不一樣。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必須開始嘗試理解中國與西方的不同之處。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都與西方存在巨大差異。儘管中國和西方也存在關聯和相似之處，但兩者間的差異是根本性的、恆久的。我就説四點：

第一，我們一提到國家就會想到民族國家，但中國絕不能被簡單劃歸民族國家範疇。在我看來，我們不應僅僅將中國看作民族國家，還應將其視為文明國家，它的傳承是文明的傳承。中國對國家-社會關係的認識、儒家價值觀、個人的社會角色、人際關係，甚至中國的美食、語言，都是中國傳承的文明遺產，它們的歷史遠遠長於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歷史。中國既是文明國家又是民族國家，從這樣的角度去看中國，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不同之處。

第二，我們總認為中國是個中央集權化程度很深的國家，運作國家的一切決定都出自北京，這當然不是真的。中國有14億人口，不可能事無鉅細都由北京決定。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總結出一個經驗，唯一可以既維持統一又確保國家機器正常運作的辦法是對地方差異給予足夠的尊重，或者説“一文多制”即“一個文明多種制度”。當代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對香港迴歸提出了“一國兩制”構想。這種思維與民族國家的思維截然不同，它來自中國悠久的文明史，民族國家絕不會有這種想法。

第三，便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我們認為治理在本質上便是普選權、多黨制，中國卻不一樣。正因如此，西方長期以來一直堅信中國當前的體制是不可持續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但如果你關注關於中國治理的學術研究，關注皮尤中心的全球態度調査，就會發現中國人對政府治理的滿意度非常高，完全具有可持續性。儘管中國體制與西方存在巨大差異，它仍然享有巨大的支持和充分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必然不同於西方政府的合法性，因為我們的合法性源於我剛才提到的民主程序。這種合法性有三個重要因素：一是中國人將國家看作社會的化身和守護者；二是中國人關於國家治理的思想源於家庭，所以家庭便是國家的縮影；三是中國至少在隋唐時便有了選賢任能的傳統。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導致中國人對國家治理的理解不同於西方人，而這樣的治理模式又是非常有效的。

第四，西方和中國對普世性的理解大不一樣。歐洲和中國在鼎盛時期都存在一個共同點。歐洲將普世性看作一場傳播福音的佈道，要改造世界，通過殖民、宗教、語言、文化等方式，把文明的信息傳到尚未開化的土地。中國不認為普世性的表現是自身的外在化，而認為自己是中央王國，是天朝，是文明的終極形式，因此根本沒必要離開中國。所以，中國的普世性是一種留守型的普世性，而西方的普世性是一種向海外進發的普世性。

辨析以上差異，對理解中國的世界觀和中國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所有國家的擴張都遵循一個規律，首先是經濟，經濟不強何以成為強國？因此不論英國、美國還是中國，現代史上所有大國都在不同程度上符合這一規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共同點。但在此以外，回顧中國和西方的歷史便會發現一個顯著的差異。在西方傳統裏，軍事實力、政治權力和政治控制力非常重要，其鼎盛時期的表現形式便是殖民主義。中國則不一樣，在從14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的500年時間裏，中國唯一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是跟越南打的，而同樣在那500年裏，僅僅在英國和法國之同，就爆發了142場戰爭，這可以看出中國基本不侵略其他國家，也不怎麼幹涉其他國家的內政。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説，中國對外用兵的傳統其實不深，中國人真正重視的是文化實力。這樣一來，西方傳統和中國傳統就走上了兩條路，西方高度強調軍事實力，中國高度強調文化實力，儘管兩者都重視經濟實力，但我們要知道，由於人口規模的影響，中國未來的經濟實力可能比歷史上所有大國都要強得多。

我認為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有以下幾大特徵：一是中國的經濟實力。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經濟轉型令人矚目，2015年時中國GDP在全球總量中的佔比就已經超過了15％，現在已經達到了16％-17％。這非常了不起，到2030年或2035年，中國貢獻的GDP將達到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中國經濟規模將大於美國和歐洲的總和，儘管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意外情況，但這些預測總體上都會成為現實，鑑於近期的歷史，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樣的預測，否則可能犯下大錯。

二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毫無疑問，在中國的認知裏，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中美關係，但從戰略角度看，我不認為這是理解中國對外關係和優先事項的準確方式，我認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戰略優先級最高的是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要解釋這一點，關鍵是要理解中國從哪裏來。1978年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非常貧窮，人均收入甚至低於許多非洲國家，所以它對發展中國家有某種親近感，能夠理解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許多人批評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但如果你看看非洲國家的民調結果，65％的非洲人對中國的態度是比較正面的。根據預測，到2030年，被稱為“南方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將貢獻67％，只有33％來自發達國家。所以，中國自然會高度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三是“一帶一路”。中國在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打交道的過程中學到了很多經驗。如今經過大力推動，中國已經投入了鉅額資金，沿線許多國家對這項倡議展現出巨大熱情，因為它們看到了改善當前處境的機遇。我想這大約能反映出各國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和對亞投行一樣，美國對“一帶一路”基本抱着不參與的態度，不久前還公佈了另一套戰略與其競爭。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美國應該參與“一帶一路”，因為如果你不參與就無法塑造相關規則、制度。美國提出的替代性計劃在資金方面嚴重不足，不論目前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都無法與中國的巨大投入相比。同時，也必須承認，“一帶一路”在某些國家遇到了一些嚴峻的問題。問題到底出在哪裏？我認為這個問題是貪婪、腐敗、倉促、莽撞等因素綜合形成的，中國欠缺對沿線國家政治環境的瞭解，低估了民間組織的重要性。但這些困難肯定壓不垮“一帶一路”，長期來看，我認為“一帶一路”會取得成功。

此外，不要低估“一帶一路”可能給治理模式帶來的巨大變化。目前歐亞大陸還沒有真正強大的地區性組織，我認為未來民族國家的概念可能會發生變化，新的地區組織可能會誕生，也就是説整個地區的治理方式會發生革命。由於歐洲和美國參與度不高，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重要性將越來越突出，中國在相關項目上的法律話語權將越來越大。

四是中美關係。我認為中美關係已經駛入了未經勘測的水域，從1972年尼克松與毛澤東會晤至今的這個時代已經結束。為什麼結束？因為美國的立場變了。為什麼美國會改變立場？因為許久以來美國一直沒有把中國看作自己的敵手，所以這種關係是非常不平等的。美國人現在有種心態，覺得中國是個威脅，或者至少也是個挑戰。我認為在討論中美關係的時候，我們過度誇大了中國軍費開支的重要性。中國不是蘇聯，中國一向不像西方和俄國那樣看重軍事實力、美國不可能阻止中國崛起，除非它發動核戰爭。中國崛起是一個偉大的、非同尋常的歷史時刻，它背後是世界的根本性轉變。

中美競爭最根本的問題不在於貿易，而在於創新。西方認為中國沒有真正的創新能力，無法做出創造性和激進的改變。我認為這是個很嚴重的誤解。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漸進式創新積累了巨大的創新思維能力。經過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後，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極強的創新能力，創造了許多我們無法想象的東西，成為了世界創新大國。中國的經濟崛起會對美國構成嚴峻的挑戰，但美國訴諸保護主義的應對辦法是錯誤的。實際上隨着中國經濟激烈競爭，迸發活力，美國企業應該投身加入其中，向中國學習，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西方特別是美國而言，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找到另一種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西方不能繼續自以為是天下第一、固步自封，而是要跳出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世界，學會在新形勢下生活。我認為美國最大的挑戰在於學會適應新的世界，接受中國作為一個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確定新的合作形式和對抗形式。

**注：**作者是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訪問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訪問教授馬丁·雅克，本文是今年2月份在第32屆卡姆登年會上的演講稿（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