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我在《流浪地球》看到的，是人類最根本的政治問題
【本文來自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範勇鵬，2月底在觀學院發表的《流浪地球中不僅有科技，還有人類政治之問》主題演講。此前觀察者網曾發佈精編版，現刊發全文，以饗讀者。】
科幻將人的境況拉到了一個極端的尺度，簡單粗暴地提出了許多人們不會去想的政治問題，而且可以揭示出被文化和學術話語層層包裝的一些底層問題。所以今天藉着科幻談談政治問題。
一、全球政府：天下大同vs萬國競存
《流浪地球》中涉及政治的一個主要情節設置就是出現了聯合政府。
實現世界政府是人類歷史上長久的願望。從孔子到康有為、章太炎、毛澤東，到我們今天提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但丁、康德、雨果，到近代幾乎所有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心靈，都渴望某種形式的人類共同體。
《復聯》系列雖然沒有聯合政府，但是有監管神盾局的“國際安全理事會”
歷史地看，中國人自古就重視一統，地中海文明傳統則更加多元。歐洲人在二戰後追求一體化，英國人今天卻要退出歐盟，蘇格蘭還要退出英國。美國1787年為了統一聯邦而制憲，1861年為了統一國家打內戰，今天好些州都有分離運動。
大趨勢是走向合還是分，這是中國和其他文明歷史的一個大區別，甚至影響到不同文明的基本思維模式。比如在整個西方政治學思維中，都流行着一種“城邦眼界”，也就無法從大的規模和維度上理解世界。
究竟是天下大同更好，還是萬國競爭更好？在今天的網絡上也是個爭論的熱點，往往有一些公知和學者總在論證分裂、多元的好處。其實不新鮮，早在清末，嚴復就説了：“知歐洲分治之所以興，則知中國一統之所以弱矣”。
今天簡單分析下，為何統一更符合正義和人類利益。
在西方政治學的譜系中，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分支，一個是比較政治學，側重於國家內部政治，特別是政治制度的研究；另一個是國際關係學，主要關注國家與國家構成的體系。這種學科劃分像內科和外科，典型的西醫思維。
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者提出了一些前提假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就是“無政府狀態”。在國際關係中，不同於國內政治，沒有一個政府來裁決，有冤也沒處伸，只能自求多福。所以從這個學科視角來看，國家最關鍵的就是生存問題。《三體》中的宇宙社會學描述的其實就類似於國際關係的生存狀態。這麼看，其實叫社會學是不準確的，因為只有對同處於一個社會之內的關係的研究才是社會學，嚴格來講，應該叫“宇宙國際關係學”。
那麼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最大的區別在哪裏？簡化地講，國內政治是一個共同體之內的政治，是權力和利益的分配機制，是可以妥協的。國際關係則是一種生存競爭關係，不能妥協，因而就不是一種“政治”狀態，當然現實不是這麼簡單和絕對。
美國有部電影叫《天啓》，梅爾·吉布森導演的，一個瑪雅人部落一天清晨遭到敵人突襲，就滅了。數不清的民族被消滅掉了。最近看到有人翻譯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空前的入侵》，講了一個西方用細菌戰消滅了中國人，然後西方國家約定互不使用生物武器的故事。因而，這種生存恐懼深深載入了人類政治基因，是所有國家制度的底層結構。
圖/豆瓣電影
整個歷史上，人類政治最大的進步，最優的進化方向是什麼？就是將國際關係變成國內政治，將人和人之間的生存競爭轉化為可以妥協共存的“政治”關係。説白了，就是要實現更大規模的統一政治秩序，在這個秩序下才能實現人類最大的自由、平等、福利和尊嚴。中國今天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還需要實踐的不斷充實，但是從出發點上，就不同於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
簡單講，更大規模的政治共同體具有更強的正義性，它把人類最惡劣的生存方式——戰爭，轉化成一種政治的生存方式——共存。
從效率看，大規模政治秩序表現也更好：
1，規模越大，生存能力越強。
《流浪地球》原著中的情節：小星老師的生態球：太小了，小的生態系統無論多麼精確，都是經不起時間的風浪的。
2，規模越大，衝突越少。攻守平衡理論。到一定程度，會形成恐怖平衡，二戰就是一次檢測，今後大國之間不大可能輕易開戰，因為開戰就是世界末日。
3，規模越大，效率（產出/能耗比）越高。韋斯特《規模》，在生物體以及公司和城市這樣的人類組織中，規模越大者成本越低，產出越高。他沒有談及國家，但是用歷史來檢驗，似乎也是符合的。
大規模政治靠什麼實現？
肯定不是靠武力征服，強加於人就可以做到的。在構建聯合政府方面，人類有很多政治經驗可資借鑑，歷史上不同形態的大帝國，美國、蘇聯和歐盟的制度試驗。但迄今為止，中國的歷史經驗是最成功最成熟的，其中有一套非常高明的邏輯。
首先，要靠發達的組織
韋斯特用兩種結構來比喻，一種是晶體結構，比如國際關係就是一種無組織的晶體結構。一種是分形結構，中國從西周分封、秦漢郡縣一直到今天的黨政體系，就是人類政治中最發達的分形結構。可以説，中國在各個時期，都是人類政治組織程度最高的文明。這是中國大一統的組織基礎。
其次，要靠功能
地球聯合政府最大的合法性是它有拯救人類的功能。構建一個大規模共同體的第一條就是滿足人們的功能性需要的能力。
歷史上所有大規模國家都多少提供過功能性公共產品：外部安全、交通物流、水利工程、貨幣、度量衡等。這些東西，用西方經濟學的話來講，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但是從廣度、深度和持久性上，無人能與中國匹敵。歐元之父蒙代爾因提出歐元理論而得了諾貝爾獎，開玩笑地講，秦二世更有資格得這個獎。
今天中國的一帶一路，就是中國式秩序邏輯的繼承和創造，當然這次我們不是為了大一統，而是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最近美國人康納寫了本書《超級版圖》，高度認同一帶一路做的事情，提出世界正“從政治空間構成轉向功能空間構成”，他認為與中國“互聯互通的硬實力相比，縹緲的軟實力則略顯蒼白”。
這樣一個功能性的共同體提出了一個要求，就像流浪地球的聯合政府一樣，需要由專業的人來管理。這一點也體現了中國賢能政治的傳統。
中國自古尚賢而不尚眾，治理國家是種科學，需要專業的能力。古代官員和士大夫治理國家的智慧和具體技術，在人類的前現代階段可以説是登峯造極了。讀讀中國史書中的各種典、志、政書，沒有任何其他文明堪與比肩。我們今天的政治家和官員政治經驗和治理能力，同樣普遍高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
一位美國學者曾對我講，中國的省部級幹部的能力要遠高於美國的部長、州長，他認為原因是中共的培訓體系，這個理解太狹窄了。我們可以對比美國，去年4月，扎克伯格在美國參議院接受質詢時，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Orrin Hatch問了一個問題：facebook為何不收費還能活下去。害得小扎差點沒笑出來，回答説，我們有廣告啊。Hatch幹過40多年參議員，算是資深政客了，竟然問出這麼低級的問題，如果不是有利益交換故意放水的話，他的政治能力實在堪憂。
第三，共識
任何共同體的成員，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個性，增加共性才能共存。教化，美國歸化。
但是只要是個羣體，就一定會有內部分歧。
中西曆史區別，派系。劉慈欣作品中對派性這個問題比較敏感，《流浪地球》中有飛船派和地球派，原著中地球派5000多聯合政府官員和士兵被處死。《三體》中有拯救派和降臨派。
《內戰》瞭解下
馬基雅維利研究羅馬以來的歷史時發現：“在每個共和國都有兩種不同的派性”（《李維史論》）實際上遠不止兩種，比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的黨爭堪稱歷史奇觀，也就今天的美國可相提並論。可以説從希臘、羅馬、中世紀城邦一直到今天的所有自由民主國家，一個普遍現象就是派系鬥爭。美國製定憲法時的關切之一就是怎樣避免出現黨派鬥爭，華盛頓總統告別演説也批評了國會中出現的派別。可是，最終美國還是未能逃脱黨派政治。美歐現在都處於派性上升的階段。
中國也有黨爭，但少得多，而且主流觀念上是反對的，“君子不黨”，出現黨爭大都是末世之兆。
影視劇中的魏忠賢 圖/豆瓣電影
這是怎麼做到的？
文化上，中國從古到今就是向心性的，通過一種聚合性的文化，“為萬世開太平”。
社會上，中國通過逐漸消除貴族制而消除了派系鬥爭的一個主要根源。（西方現代制度直接源於中世紀貴族制，貴族制也一直是派系鬥爭的主要淵藪。所以派系鬥爭乃是議會制度的孿生物。章太炎早在20世紀初就發現西方之所以產生議會制，實源於封建傳統，“歐洲諸國憲政初萌芽，去封建直三四百歲。日本且不逮一世”。“名曰國會，實為奸府”）現代社會，代替貴族階級是資本的力量，要想將派系鬥爭的破壞力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就要求在資本和政治權力之間劃出界線，對資本加以有效制約和正面引導。今天共產黨講新型政商關係。
載體上，古代中國通過培育出一個全國流動的士人階層，使之成為共同體凝聚性的粘合劑。這羣人具有知識、治國術、國家關懷、天下眼界。在小農時代能夠維繫大規模共同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這樣一羣人。他的人生價值不是在自己的鄉村，“田舍郎，天子堂”。從漢代就是異地為官，流官，今天也是。古羅馬的軍團、基督教的教士、伊斯蘭教的軍隊和宗教知識分子在歷史上也發揮過類似的作用，但程度有限。
隨着現代化進程，出現高度的社會流動。但是今天中國的黨政幹部體系，依然是在更高層次上發揮着類似的作用。這一羣人不屬於地方、不屬於任何利益集團，而是黨和國家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他們可以到別處去掛職，到鄉村去蹲點，對口幫扶，西部援建，實際上是我們這個大共同體維繫凝聚和活力的血液。相比起來，選舉制度最大的特徵是地方性，而且會把地方性帶入到國家政治中，形成了新的派系鬥爭之源。西方自由民主制讓各種利益在政治中博弈，自然不能説它完全沒有優點，但是今天西方面臨的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制度也難辭其咎。
第四，吸引
中國歷史上大規模共同體的實現，不僅僅是文化上的“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更是一種利益和權力的獎勵機制。
舉個例子，中國古代的科舉和官僚制度用一個特定的知識體系來分配政治權力，使更大的範圍內人們都願意學習漢語、學習儒家經典、通過客觀性的選拔機制加入到權力中心，獲得超越地方性的更大權力槓桿，最後形成一個大家共有的政治生活空間。在今天的歐洲一體化中也存在的類似的現象，比如像北愛爾蘭這樣的地區，在參與歐盟政治的過程，獲得了更好的議價條件，一些落後地區通過加入一體化議程，得到了額外的資源和便利。
二、公平的制度：自由vs平等
在很多科幻中都存在一個很難解決的具體的問題，誰去活誰去死。
三種標準：
在《流浪地球》中，大原則是通過抽籤。在原著中還有個情節，地下城被岩漿淹沒時，是按年齡排隊疏散。吳京應該不用抽籤，因為在那種危機之下，要考慮專業性，所以政治和科學技術領域的專業人應該可以優先。這裏就涉及三種原則，抽籤（絕對平等）、年齡（功利標準）和能力（選賢任能）。
《流浪地球》 圖/豆瓣電影
滅霸打響指的抽籤方式，恐怕過於強調“絕對平等”
在美國電影《2012》中，各國政治精英和優秀基因是優先的，另外方舟的船票是可以花錢買的。10億歐元一張。也就是精英、基因、金錢。
《星際穿越》中，似乎沒有提這個問題，而且沒有其他國家的身影。好像對美國人而言，美國就是世界，美國人就代表人類。外星的殖民地掛的也是美國國旗。對比《流浪星球》臂章上邊是聯合政府標誌，下邊才是中國國旗。
大致分類，我們可以畫出一個光譜，最左端是平等的原則，最平等的是抽籤，然後是按類別比例抽樣，然後是根據年齡或能力等標準排序，再往右是根據優生原則、基因質量優先，再右是花錢買生存權，最右端是按民族、種族、宗教或某一羣特定的人。基督教的方舟。其實在不用逃離地球的時候，這個光譜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存在的。大體上左端就算左派，右端算右派，越左越平等，越右越自由（強者的自由）。結合這個光譜，從科幻電影就可以看出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基調。
如果讓大家選擇，你們希望用哪種方式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在這個問題，一般情況下是屁股決定腦袋的。拿我來講，我不是貴族，家裏又沒礦，所以應該支持平等，比較偏左。我人過中年，孩子卻很小，所以相比起劇烈變革，我應該更傾向於穩定，所以有一定的保守色彩。
例外肯定有。恩格斯是資本家，卻支持老馬。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是地主出身，卻投身革命。今天很多經濟地位和教育水平不高的網民，卻主張自由主義。但從大面上看，屁股決定腦袋是靠譜的。所以在這些問題，是很難達成共識的。
但是，總有最低的共識可能。借用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的一個概念，“無知之幕”。羅爾斯有很多問題，他從無知之幕中得出的第一原則是自由。這是因為他是站在現代個人主義和慾望政治的立場上，是以契約觀念為出發點的，下一部分我會講。這説明他根本不夠“無知”。實際上人生在世上，並不天然是個人，個人是現代性的產物。人生也不是要達成什麼契約，而是要完成生活。
我認為真有無知之幕的話，平等原則應該是最優先的。切蛋糕。在科幻電影中，《流浪地球》中的抽籤可能要比《2012》中的鉅額船票或《星際穿越》中的只有美國人走，更能被多數人接受。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人類歷史上的制度模式。
制度的本質，就是以看似技術性的手段來解決權力分配問題
人類歷史上的權力分配方案：
●方案一：權力=血緣（部落制、宗法制、封建制；私有性、世襲、封閉）
●方案二：權力=宗教（歐洲教會體制、阿拉伯哈里發、伊朗、印度；進步：上升渠道、教權憲政，公共性增長。缺點：如何解決異教？教派）
●方案三：權力=知識（舉薦、考試、官僚制；進步：更大公共性、平等性。缺點：腐敗，僵化衰朽）
●方案四：權力=財富（抽籤、投票、代議制；進步：基於財產的平等和公共性。缺點：金錢政治，易向世襲制倒退）
●方案五：權力=階級（階級專政。進步：代表多數、鋤強扶弱。缺點：易陷入派系鬥爭或階級鬥爭，容易被精英顛覆）苦力王爺
歷史上的各種制度大都是混合制度：
●前現代國家：權力=知識方案是最優選項。
●現代早期國家：權力=財富方案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
●現代西方：權力=財富+知識=代議制+官僚制=自由民主（有利於經濟科技發展、穩定，但易於再世襲化、制度衰朽）
●當代中國：權力=知識+階級=官僚制+先鋒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獨特優勢：避免了資本方案的私有性、世襲性問題，官僚方案的僵化衰朽趨勢，階級動盪和不穩定問題）
大家可以自己比較一下，哪種制度模式更自由、更平等、更有流動性、更公正？
三、道德的含義：人性vs生存
劉慈欣和江曉源的對話，提出了《流浪地球》中最深刻的政治問題，要人性還是要生存，引起網絡熱議。
其實很多人把《流浪地球》拉出來懟人性問題是不公平的，大劉比較老實，自己掉進了陷阱成了靶子。
《星際穿越》中，布蘭德博士也是毀滅自己的人性來拯救人類，他説“踏入宇宙，我們就要遠遠超越個體的生命範疇，不要以個體思維來思考問題，要以種羣為前提”。這句話提醒我們，談政治道德，以個體還是羣體為出發點是大不一樣的。
《2012》中，政府官員、優秀基因和掏得起10億歐元買一張船票的人都能上船，是不是符合人性呢？甚至都不讓普通人知道災難的來臨。當科學家問上司，我們什麼時候讓人民知道，上司回答，我們工作是確保災難之後還有政府。
有人説，俄羅斯電影《太空救援》就能兼顧生存和人性：空間站中氧氣不夠了，兩名宇航員只能生存一人。能夠倖存的那個人放棄了機會，選擇留下來同生共死。但是，這與流浪地球有兩點不同。1，他們面臨的只是一個空間站和兩個人的毀滅，代價和意義與人類毀滅不可同日而語。2，那個放棄倖存機會的宇航的理由是什麼：我活着回去，怎麼面對咱們的女兒？他的選擇仍是在人類社會倫理的尺度下。
《太空救援》 圖/豆瓣電影
更深一步講，所謂人性往往只不過是生存需要的一種工具。比如，最有人性光輝的是什麼行為？是愛、自我犧牲、無私的利他行為。但是很多研究認為，所謂愛無非是生物藉以繁衍後代的一種機制。在《星際穿越》中女主人公談起他對可能已經死去的戀人的愛，表面看對一個死人的愛雖然沒有社會功能，但是有可能在更高的層次上是有用的。所以，如此超然的一種人性，仍然是以某種有用性為基礎的。
英國學者道金斯寫了本科普著作《自私的基因》，就是要解釋一個問題，生物為何會有利他行為。他的解釋很無情，生物的無私行為背後是基因的自私，對基因要生存、要繁衍下去的本能來講，個體只不過是個交通工具，唯一的用處是把基因保存下去，交給下一代。
有人説，你從本能和功利的角度看人性，是不是把人性貶低了？我承認人性有很多層次。不過如果我們把討論限制在政治的語境中，那它還真不是什麼高大上的東西，西方政治話語中所講的人性的背後無非是利益，而且是一部分人的利益。
大家思考政治問題，一定要學會一種本領，就是透過西方政治學那些美好的概念、透過那些義正辭嚴的“大詞”，看到背後的權力結構和利益關係。以賽亞·伯林就説過，思想背後都是利益。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幾乎所有政治概念，都是在歷史中不斷演變、飄移、偷換的產物。
舉例：進步、價值、國家在歷史上都不是今天的含義，比如自由、人權都是與財產有着直接的關係。自由主義主張的就是有產者的自由。英國的洛克最早提出了三種“不可剝奪的人權”：“生命、自由和財產”。後來到美國革命時，《獨立宣言》的作者傑斐遜不好意思講的那麼直白，另外他本人也有一定的民主主義傾向，就改成“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從這個演變過程來看，西方政治概念中的幸福，那就是財產。
財產似乎沒什麼不好，誰都想富裕，中國古人也講有恆產者有恆心。但是當你把一種財產地位給轉換成權力關係，再包裝成道德高地，這就帶來了三重的不公平。
同樣，人性這個詞背後也是利益。大家想想，西方從古到今，什麼時候講人性？古希臘，人是城邦動物，人的價值在於是共同體的一員，更接近流浪地球的價值觀。古羅馬，講的是公民美德、榮譽、家族，羅馬政治生活是以家族為核心組織起來的，個人不那麼重要。這個傳統在意大利半島一直持續到現代初期。《羅密歐與朱利葉》美國電影《教父》反映的都是這樣的故事。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是以血緣和封建義務為紐帶，沒有個人的空間。只有到了近代，人性這個詞才冒出來，與解放、啓蒙、自由一起成了西方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那麼人性概念從哪裏來？人性來自個體意識，個人主義。來自於中世紀末的意大利，之後在英、法、荷、西、瑞、波、匈和波希米亞，16世紀中葉都確立了個人。近代歐洲的傾向之一就是將個體性視為人類特有的條件和人類幸福的主要成份。
阿倫特説：現代政治的特徵就是私人利益變成公共事務。
歐克肖特説：“幾乎所有近代關於道德行為的著作都以個人開頭。”。所以霍布斯以個人為出發點來發明他的國家理論，康德建立起以個人為目的的哲學。
在政治上，代議制民主就是個人的產物。因為近代歐洲發明的代議制和法治是最有利於將個體利益轉化成權力的方式。
歐克肖特如此評價代議制：這種統治樣式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英國等地的議會制政府達到高峯，曾經是共同體的東西被認為是個人的聯合。這是倫理學中確立的個體主義在政治哲學上的對應物。
那麼這種基於個人主義的人性，以及基於財產權利的制度，最根本的動能是什麼呢？慾望。黑格爾對啓蒙主義的批判講的很清楚：現代社會追求的就是慾望的滿足，放棄了永恆的倫理。黑格爾反對天賦人權觀念，也就是永久不變的人性，因為人權是經濟人、原子人的創造。黑格爾：“權力和財富是自我的兩個最高努力目的” 歐克肖特同樣也反對天賦人權觀念，強調近代以來的理性主義政治的慾望本質，稱它是一種“所感知的需要的政治”。
這些講起來有點玄，實際在政治中的表現很簡單：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或政治多元主義，或自由政體。基本特徵就是將國家權力變成了一個表面上可以公平競爭的、允許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的遊戲，也就是所謂的法治。你不爽，你可以來參政啊，你看我們多透明、多開放（中西腐敗不同），you can you up。你參與不進來，那是你自己無能。這套制度是不講公平、不講正義的。甚至在理論上，把正義解釋為程序正義。只要我符合程序，你不能因為結果而來抱怨，只能怪自己是loser。
有人會問了，二戰之後，歐洲搞了福利國家，美國有平權運動，保障各種，權利，不是也很進步嗎？這裏有兩個條件和一個陷阱。條件1，西方能夠對全世界進行剝削，所以可以對內進行分贓，消除一部分矛盾。條件2，來自共產主義的競爭，為了贏得人心，它需要做做樣子。陷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是集體本位的，所以提倡的都是集體主義的進步措施，如普選權、男女平等、民族平權和自治、社會福利等等。這套東西看起來很好，但只有在一種共同體優先的意識下才能保持適度。西方為了競爭，把這套東西借鑑過去，嫁接在個體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上，就產生了文化多元主義這些東西。今天人見人煩，連特朗普都看不下去的白左現象，主要就是源自那個時期。
可想而知，以個人慾望為基礎的社會，加上以滿足慾望為目的的半吊子社會主義公共政策，帶來的是什麼？共同體不見了，所有的社會羣體都變成了利益集團，所有個人都變成慾壑難填的永不滿足的消費機器，最終必然導致社會分裂和國家財政破產。
這種社會制度的口號就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免於匱乏的自由”。
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
人類可以免於匱乏嗎？即便是物質稀缺解決了，就可以免於匱乏了嗎？人的慾望是天生不可能滿足的。一種政治是要滿足人們基本的需求，還是號稱要滿足人們的慾望？邊界在哪裏？
延着慾望的方向下去，要麼就是普遍的混亂，要麼就是一部分人的慾望不斷得到滿足，其他人受到壓抑。這一部分或者是一個社會中的某些階級，或者是世界上的某些民族。基於慾望的政治，永遠不可能產生“命運共同體”。
慾望得不到滿足的人們怎麼辦？個人主義的“個人”顯然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特指資產階級。除了資本精英階層，多數人在進入現代社會時，並沒有選擇的能力，沒有享受自由的能力。今天在座的各位，恕我直言，絕大多數是沒有資格當“個人”的。這些人怎麼辦？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們給他們起了很多名字，勒龐：“烏合之眾”，英國哲學家密爾和美國建國者：“多數暴政”，歐克肖特：“不成功的個人”“反個人”“大眾人”，用今天網絡語來説，就是loser。這些loser建立起來的政治，在這些人看來就是“極權主義”、“威權政體”、“民粹主義”。
大眾人的道德不是自由、人性、財產權，而是公共的善，他們需要平等、需要保護、需要政府、需要對結果的干預。這種道德是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在不少地方失敗了，為何在中國能夠成功，道成肉身？原因之一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義性追求與中國政治傳統很多內在相通之處。中國政治自古就有約束過度自由的一面，壓抑工商業、反貴族，雖然也有弊端，但總體上是形成了一個比較崇尚平等的平民社會。中國歷史上的平準、均輸、漕運、救荒，都有着“損有餘以補不足”的意思，也就是老子講的，天道。農民造反也是打着“替天行道”，等貴賤、均貧富、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
但是中國深厚的政治傳統是講“度”的，過猶不及，有深厚的“中庸之道”政治智慧。王夫之講“處焉得宜”。中國政治傳統對人的慾望既不是單純的壓抑，也不是一味放縱，這是中國能夠實現兩千制度進化不絕的重要原因。過去常有人講朱熹“存天理滅人慾”是反人性的。但實際他不反對正常的人性，反而稱之為“天理”，他反對的是過度的人性、過度的慾望，稱之為人慾：“飲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慾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慾也”（《朱子語類》）。相比起來，西方的制度，有點像《禮記·樂記》中説：“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曾説，在一個墮落的民族維持自由政體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弊端雖然很容易被認識到，但糾正它卻很困難；……僅僅用合法手段是不夠的……必須用非法手段”。（《李維史論》）按照他的政體循環理論，這種政體如果要生存，必須要更傾向於王政而不是民主政體。大家看看今天的美歐，美國大選、法國黃馬甲、特朗普和國會的鬥氣、以及美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是不是會發現歷史何其相似，太陽底下無新事。
孔子講克己復禮，王陽明、毛澤東講人人都是堯舜，今天我們講社會主義道德，都是為了在天理和人慾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度。這個度，從政治角度講，才是真正的人性。更高的人性是天理和人慾之間，慾望和道德之間，權利與責任之間，個人和集體之間的一種適度狀態。
相比起慾望，責任、自律和犧牲才是更高級的人性，這種人性不僅不與生存相矛盾，而且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生存的條件。不管地球流不流浪，在這種人性為基礎的社會之下，人類才會得到更好的生存境況。
結論
《流浪地球》的啓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文明
藉着流浪地球的熱度，我們聊了一些政治話題，其中歸結起來很簡單，首先，政治生活是一種文明的生活，雖然離不開生存關切，離不開人的基本慾望，但是政治是有度的。作為人類，我們要克服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人和人、人和社會、人和自然之間都要尋求一種和諧之度。作為個人，我們要解放個性、追求人性和自由，但是這一切不能與美德、責任和共同體意識相違背。
其次，我們需要的政治制度，首先是一種保障人們基本平等的制度，政治權力不能被一部分人所壟斷，利益的分配要做到公正，社會要有足夠的流動性。但是，永遠沒有理想制度，我們要保持初心，保有改革和自新的能力，在動態中追求更美好的共同生活。
最後，從人類正義和福利看，我們要向着世界大同努力，雖然很難，可能幾十代人、上百代人都未必能夠達到，但這是值得努力的。戰爭、災難、疾病、氣候變化都需要在人類尺度上應對，資本和科技的發展也都需要一種全球維度的秩度安排來加以調節。西方的很多科幻電影中，往往會有神或類似於神的存在，比如《第五元素》中的更高文明，或《星際穿越》中的“他們”，中國的科幻中卻很少看到。這是中國歷史在未來的投射：對我們而言，歷史就是我們的宗教，人民就是我們的神。我們不需要別人來拯救，而是像愚公移山一樣，像《流浪地球》中用一百代人、2500年來完成一個救贖，我們信仰的就是人的力量，是人類文明的生生不息，這是最大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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