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鍛造“政治民族”：李大釗“新中華民族主義”的理論意涵

【文/ 王鋭】

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具有十分巨大的影響力。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首要任務在於維持秦漢以來的大一統國家政權，特別是清代形成的領土版圖，動員廣大的社會力量，抵抗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侵蝕，進行各方面的現代化基礎建設，讓中國擺脱日益加劇的危機，走向獨立自主、國富民強。許多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展開，都與這一時代主題息息相關，也只有促進了這一過程，才能具備基本的合法性。

它“作為一種政治綱領，一種理論體系，一股社會思潮，綿延不斷而又高潮迭起，在近代中國社會大變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發揮了異乎尋常的作用”。可以説，近代許多政治勢力、社會組織、文化團體、思想流派，都曾對民族主義的思想內容、表現形式、實踐方法展開分析與討論，並以此作為表達自身政治與文化主張的不證自明之基本前提。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伴隨着國內愛國者的民族屈辱感與海外留學人士的巨大改革熱情，民族主義思潮更是風行一時。儘管五四運動的思想言説中具有一面宣揚民族主義、一面憧憬世界主義的“兩歧性”，但正如論者所言，對“五四”一代知識分子而言，“民族主義仍是理解他們言行的重要概念工具”，即便曾設想世界主義的未來圖景，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或應説是潛藏而不是喪失”。

因此，“今天對五四思想的再認，不要太受民族主義觀點的牢籠”固然十分重要，但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民族主義主張，較之力圖用世界主義來稀釋其意義與影響，或許更應深入具體文本，仔細解讀其中的思想內核與理論意涵，以求更為深入地探討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意義與時代特色，分析為何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民族主義論述者中，李大釗無疑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代表人物。不同於陳獨秀一度質疑國家的存在有無合法性，李大釗不但強調救亡圖存的重要性，而且在1917年2月發表《新中華民族主義》一文，具體宣揚其民族主義主張。甚至有論者認為，李大釗“生活在有濃厚民族主義氣氛的環境中，並且以直率的民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傾向著稱”，同時認為“民族主義是促使李大釗響應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因素”。

本文即以李大釗所提倡的“新中華民族主義”為切入點，分析他的民族主義主張之思想特色與理論意涵，並且探討其民族主義思想與他的其他思想主張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思想基調

自從參與政治論爭開始，李大釗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喚起廣大民眾的“自覺心”，通過共同的努力來改造中國政治，讓中國走出動亂與衰敗的頹勢。1914年，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中宣稱“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就這一點而言，“若中國之為國，外無以禦侮，內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因此實難讓人心生愛戴之情。他甚至認為“以吾土地之廣，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寧自由”。針對此論，李大釗強調：

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間，而容有我，同類之人，而克造國。……是故自古無不亡之國，國苟未亡，亦無不可愛之國，必謂有國如英、法、俄、美而後可愛，則若而國者，初非與宇宙並起，純由天賜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憑其國民之愛國心，發揮而光大之，底於有成也。

可見，李大釗固然承認中國當時存在許多不容忽視的弊病，但這並非拋棄國家觀念的理由。他強調“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因此每一個國民能否產生祛除弊病、建設良好國家的“自覺”，實乃能否出現“可愛之國家”的關鍵。在這裏，李大釗將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之良莠建立在國民是否有“自覺心”上面，呼籲充分喚起廣大民眾對於改造國家的情感與能力，在這一參與國家建設的過程中鍛造國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治認同。

李大釗像

晚清以降，民族主義思潮湧入中國。按照時人的理解，“凡可以為國民之資格者，則必其思想同，風俗同，語言文字同，患難同。其同也，根之於歷史，胎之於風俗，因之於地理，必有一種特別的固結不可解之精神”。此處所言的“風俗”“歷史”“語言文字”，意在強調民族主義思潮與過去延續的傳統之間具有不可或缺的關聯。也正因為如此，晚清許多歷史論著，都強調如何在認識歷史的過程中培育愛國思想。而這種從公民性與政治性着眼來強調“歷史”與“傳統”的做法，也是民族主義在近代西方（包括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之所以能盛行的重要文化因素。

與之不同，李大釗認為國民熱愛國家的“自覺心”，不能主要依靠歷史與傳統的因素，而應喚起人們對建設新的政治與文化之熱情。他認為“今日為世界再造之初，中華再造之始”，因此，有志於從事救國事業者，必須“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棄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棄專制之我，迎立憲之我；俾再造之我適於再造中國之新體制，再造之中國適於再造世界之新潮流”。基於此，李大釗認為今世最能擔當更新中國、再造國家之任者非青年莫屬。他堅信“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所以“凡以沖決歷史之桎梏，滌盪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很明顯，李大釗強調的個人突破舊因素的網羅，呈現出青春的各種樣態，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形塑新的政治實踐主體，使其能夠以新的理想與訴求投入到改造中國的事業當中。

《覺醒年代》中的李大釗

關於這一點，有論者認為，在李大釗那裏，作為個體的“小我”之價值在“大我”面前居於次席，甚至為了實現“大我”可以犧牲“小我”的利益。從一種蘇格蘭啓蒙運動式的自由主義後見之明來看，李大釗的思想或許有這樣的特點，但如果從中國歷史自身的脈絡來看，個體價值與羣體價值總體而言並非處於對立狀態，從修身到治國平天下在邏輯上乃一以貫之的過程，個體為構築一個更好的羣體（家族、鄉里、政權）有所貢獻，才能在倫理與道德上符合“公”的標準，否則便淪為“私”之體現。相應的，某一類羣體（家族、鄉里、政權）實為個人在社會上形成較為穩定的認同、達到心之所安的重要對象，這就使得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具有極強的實踐性格。也正由於這樣，恰如溝口雄三所論，近代中國對民權的訴求，在推翻一個不良的、專制的政治集團同時，還要求參與者克服利己性，致力於鞏固新的集團，以此實現“大眾的”民權。

李大釗的“新中華民族主義”，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調之上展開論述的。他強調：

吾族少年所當昭示其光華之理想、崇嚴之精神者，不在齗齗辯證白首中華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華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華之苟延殘喘，而在促進少年中華之投胎復活。蓋今日世界之問題，非只國家之問題，乃民族之問題也。而今日民族之問題，尤非苟活殘存之問題，乃更生再造之問題也。餘於是揭新中華民族主義之赤幟，大聲疾呼以號召於吾新中華民族少年之前。

突出青年的重要性，是李大釗在這一時期反覆強調的內容。而他這裏所言的民族問題乃當時世界的主要問題，可以放在一戰爆發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戰局的觀察這一背景下來理解。正如汪暉所指出的，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東方雜誌》的作者們多聚焦於戰爭與民族國家體制的關係。他們多認為在這一體制下，民族認同超越種族認同，導致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發生激烈的戰爭。為了避免被殃及甚至瓜分的命運，必須喚起中國人的民族認同與民族自覺。或許可以認為，李大釗豎起“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也和這一言説氛圍息息相關。

在李大釗看來，“十九世紀以還，歐洲大陸茁生於拿翁鐵騎之下者，實為國民的精神”。在民族主義思潮的鼓動之下，歐洲許多小國從過去的帝國當中獨立，舊有的政治合法性論述在民族主義的衝擊下左支右絀。霍布斯鮑姆認為，在19世紀歐洲，“一旦國家能順利將民族主義融入到愛國主義當中，能夠使民族主義成為愛國主義的中心情感，那麼，它將成為政府最強有力的武器”。對此李大釗亦十分清楚。他認為在近代，“發揚蹈厲以樹國民的精神，億辛萬苦，卒能有成者，則德意志帝國之建立、意大利之統一，其最著矣”。

《覺醒年代》中的李大釗

在此風潮之下，“國民的精神既已勃興，而民族的運動遂繼之以起”。李大釗注意到當時許多國家都在倡導具有本國特性的民族主義，如德國的“大日耳曼主義”、俄羅斯的“大斯拉夫主義”、英國的“大盎格魯-撒克遜主義”，甚至他把美國的“門羅主義”與印度的獨立運動都視為全球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環。雖然他並未辨析這些政治口號之間的差異，特別是帝國主義借民族主義來進行全球擴張與殖民地國家運用民族主義口號展開獨立運動之間決然不同的性質，但通過審視這一全球局勢，李大釗認為如何建立中國的民族主義綱領，已然成為迫在眉睫的時代主題。

李大釗指出：“民族主義雲者，乃同一之人種，如磁石之相引，不問國境、國籍之如何，而遙相呼應、互為聯絡之傾向也。”因此在具體的政治實踐裏，就有可能出現“或同一國內之各種民族有崩離之勢，或殊異國中之同一民族有聯繫之情”的現象。那麼“新中華民族主義”能夠實現的政治與文化基礎為何？這更是李大釗必須要充分考慮的問題。

作為19世紀著名的民族主義闡釋者，勒南認為民族精神有兩個重要組成部分，首先是集體擁有的豐富回憶，其次是當下在一起生活的願望。某種程度上李大釗對“新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述也體現出類似的思路。在他看來，“吾國曆史相沿最久，積亞洲由來之數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華民族，畛域不分、血統全泯也久矣，此實吾民族高遠博大之精神有以鑄成之也”。可見，李大釗認為中國各民族之間長久的交往與聯繫、中國文化裏“高遠博大”的政治傳統是構成“新中華民族”的歷史基礎。而他對“中華民族”的理解，也基本繼承了清末梁啓超、楊度等人提倡的整合各民族於一體的“大民族主義”理論。這一點顯示出晚清思想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具體而微的影響。

不過李大釗在論述“新中華民族主義”時，除了顯示“中華”代表因“高遠博大之精神”而形成的各地人民“畛域不分、血統全泯”這一歷史與文化遺產，更為重視的是在當代中國政治與社會語境裏，各民族所可能產生的休慼與共感：

以餘觀之，五族之文化已漸趨於一致，而又隸屬於一自由平等共和國體之下，則前之滿雲、漢雲、蒙雲、回雲、藏雲，乃至苗雲、瑤雲，舉為歷史上殘留之名辭，今已早無是界，凡籍隸於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矣。然則今後民國之政教典刑，當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統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義，即新中華民族主義也。

很明顯，李大釗認為各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後共處於“共和國體”之下，是“新中華民族”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一個新的政治實體在中國出現，為“新中華民族”成長壯大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共同致力於“共和國體”的奠基與建設，是“新中華民族”能夠形成穩固認同的情感與心理基礎。借用韋伯的觀點來理解，“這種政治命運的共同體，即生死與共的政治鬥爭共同體，會在各個羣體當中產生共同的記憶，這種記憶往往比單純的文化、語言或人種共同體的紐帶具有更深遠的影響”。如果説近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於“確立起由人人自主而奠定的民族主權”，進而鍛造一個“政治民族”，那麼李大釗“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核心要義即強調此主義之“新”，正在於打破過去長期存在的文化上、風俗上、語言上的區隔，不再將民族主義內涵單純地藉助於符號式的、本質主義式的“文化”，讓在中國國土內生活的各族人民，在參與新政權的過程當中形成堅實穩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

二、“新中華民族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

在《新中華民族主義》一文中，李大釗還強調：

以吾中華之大，幾於包舉亞洲之全陸，而亞洲各國之民族，尤莫不與吾中華有血緣，其文明莫不以吾中華為鼻祖。今欲以大亞細亞主義收拾亞洲之民族，舍新中華之覺醒、新中華民族主義之勃興，吾敢斷其絕無成功。……吾中華民族於亞東之地位既若茲其重要，則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為亞細亞主義之主人翁者，宜視為不可讓與之權利，亦為不可旁貸之責任，斯則新民族的自覺尚矣。

無可否認，李大釗在這裏對中國面積之大與影響之廣的具體描述，或許有溢出歷史實相之處，但他強調在審視亞洲問題之時，中國的地位至關重要，中國在歷史上曾極大地影響周邊地區的政治與文化形態，這一點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這顯示出李大釗在論述“新中華民族主義”時，並非停留在中國內部展開思考，而是設想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會給周邊地區帶來哪些具體的影響。

因此，李大釗提倡“新中華民族主義”，必須面對當時另一種由日本所描述的亞洲政治圖景——“亞細亞主義”。作為近代日本在面對西方勢力東漸的危急時刻，圍繞着“東洋”與“西洋”的認識問題而形成的特定的亞洲觀及其政治思想與實踐訴求，“亞細亞主義”的主要議題之一便是如何看待中國，以及在此基礎上應形成怎樣的對華策略。隨着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海外擴張的野心日益增強，古典亞細亞主義中的那種認同東方文化，把亞洲視為一個整體併力求振興亞洲的思想因素日趨衰亡，通過侵略中國等周邊國家和地區來獲取自身利益，維護日本政治與經濟霸權的擴張型亞細亞主義塵囂直上，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一戰爆發之後，杜亞泉、章錫琛等人在《東方雜誌》上頻繁專文討論這一思潮，一方面介紹日本輿論界對“亞細亞主義”的論述，另一方面批評這一主張在學理上有不少缺陷，在實踐上只能導致亞洲局勢越發撲朔迷離、危機四伏。

《東方雜誌》：1904—1949年，中國近現代史上刊齡最長、影響最大的綜合性雜誌，主編有杜亞泉、錢智修、胡愈之等。

依李大釗之見，提倡一種區域聯合的政治口號在當時實屬必要，但其內容實質必須區別於日本為對外擴張張目的“亞細亞主義”。在這一點上，他認為在“新中華民族主義”口號之下喚起廣大民眾參與改造中國，能夠給周邊國家和地區提供一種設想新的區域聯合之可能性：

以吾中國位於亞細亞之大陸，版圖如茲其宏闊，族眾如茲其繁多，其勢力可以代表全亞細亞之勢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亞細亞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誇，亦實舉世所公認。故言大亞細亞主義者，當以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為絕大之關鍵。

近代中國之所以衰微，與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掠奪息息相關。中國內部狀況的鉅變，本身就是對19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所建構的國際體系的巨大沖擊，象徵着突破這一極不平等國際關係的嘗試。就此而言，將“中華民族之復活”視為另一種“亞細亞主義”的曙光，並非單純建立在古代中國不容忽視的文明輻射力之上，而是象徵着20世紀亞洲反侵略、反殖民運動的重要一環，開啓了一種新的“政治”，即“吾人但求吾民族若國家不受他人之侵略壓迫，於願已足，於責已盡，更進而出其寬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誘提亞洲之諸兄弟國，俾悉進於獨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殘虐，脱於他人之束制”。正如汪暉所言，在這一分析視角里，“構成亞洲之為亞洲的不是從儒學或某種文明類型中抽繹出來的文化本質，而是亞洲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中的特殊位置——這個特殊位置不是產生於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的敍述，而是產生於有關亞洲社會內部的階級構成和歷史傳統的動態分析”。

在此基礎上，李大釗從中國的視角出發，批評日本式的“亞細亞主義”是“吞併中國主義的隱語”。它採取的是帝國主義的邏輯，根本無助於亞洲的區域和平與平等。他指出：“日本國民而果有建立大亞細亞主義之理想之覺悟也，首當承認吾中華為亞洲大局之柱石，倘或有外來之勢力橫加凌制，不惟不可助虐，且宜念同洲同種之誼以相扶持相援助，維護世界真正之道義，保障世界確實之和平。若乃假大亞細亞主義之旗幟，以顏飾其帝國主義，而攘極東之霸權，禁他洲人之掠奪而自為掠奪，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結果必召白人之忌，終以嫁禍於全亞之同胞。”

在另一篇文章當中，李大釗更是直言：“我主張的新亞細亞主義，是為反抗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而倡的，不是為怕歐美人用勢力來壓迫亞洲民族而倡的。我們因為受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壓迫，我們才要揭起新亞細亞主義的大旗，為亞洲民族解放的運動。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第一步，是對內的，不是對外的；是對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不是對歐、美的排亞主義的。”

近藤邦康曾以民眾作為帝制時期被統治的客體，如何經由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論述而逐步轉化為革命主體為線索，來分析李大釗與晚清思想的內在聯繫。其實李大釗在分析“新中華民族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之關係時，也延續併發揚了晚清思想中的相關議題。章太炎在1907年曾發起創辦“亞洲和親會”，旨在“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而中國在其中的意義，便是作為一個亞洲的大國，“幸得獨立，則足以為亞洲屏蔽，十數鄰封，因是得無受陵暴”。

章太炎

換言之，章太炎所構想的亞洲區域體系，是要在各殖民地與被帝國主義壓迫國家擺脱這種不平等的支配關係並各自獨立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全新的、平等的政治格局。章太炎希望中國的反清革命在其中能起到示範作用，從而帶動周邊地區的反帝運動。此外，他認為“中華民國”的“中華”，代表了特定疆域內創建各種政治與社會治理的制度，以及不斷實踐與完善這套制度的人，“中華”是對這一歷史過程的承認與概括。正是擁有了數千年豐富的生產、交往與組織經驗，“歷史民族”才有可能成為具有自覺政治意識的“政治民族”。可以説，李大釗關於“新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述，進一步繼承、延續了章太炎對“中華民國”的性質與意義的分析，深化了清末革命的時代主題。

前文談到，李大釗認為踐行“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最主要力量是中國的青年，“新中華民族主義”逐步實現的過程，也正是新的政治主體誕生、成熟的過程，這也是“新中華民族主義”之所以“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此基礎上，李大釗設想中國青年在從事更新中華的事業的同時，也應成為“新亞細亞主義”的重要參與者：

亞細亞的青年，就該打破種族和國家的界限，把那強者階級給我們造下的嫌怨、隔閡，一概拋去，一概衝開，打出一道光明，使我們親愛的兄弟們，在真實的光輝之下，開誠心，布公道，商量一個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個共同改造的運動，斷不可再受那些特權階級的愚弄、挑撥、隔閡、遮蔽。中華的青年應該和全亞細亞的青年聯成一大同盟，本着全亞改造的方針，發起一聯合大運動。

在另一篇文章裏，他又強調：

我們的“少年中國”觀，決不是要把中國這個國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國競爭場裏爭個勝負，乃是要把中國這個地域，當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們居住這個地域的少年朋友們下手改造，以盡我們對於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責任。

梁啓超認為：“我國人向來不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而謂必須有更高級之團體焉，為一切國家所宗主，是即所謂天下也。換言之，則我中國人之思想，謂政治之為物，非以一國之安寧幸福為究竟目的，而實以人類全體之安寧幸福為究竟目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鏖戰正酣之際，嚴復就預測：“歐戰告終之後，不但列國之局將大變更，乃至哲學、政法、理財、國際、宗教、教育，皆將大受影響。”當時不少中國知識分子都期待一戰能一掃19世紀列強爭霸之慘狀，為締造全球大同式的世界主義製造條件。與很多人一樣，李大釗在當時也對世界主義心嚮往之。他呼籲：“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間的家國、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障、生活的煩累，應該逐漸廢除。”這一點表面上確實呈現出與“新中華民族主義”之間的“兩歧性”。但如果分析“新中華民族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之間的內在邏輯，即二者都旨在打破舊有的、不合理的束縛與壓迫，突破不平等的內外體系，嚮往通過新的政治主體來實現新的聯合形式，那麼我們便可看到，從中國自身的視角出發，“新中華民族主義”堪稱塑造一個新世界的起點，可以“打出一道光明”，提供了想象一種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而非苦惱於一廂情願地把西方當成“世界”，但後者卻並未把中國視為其中一員，因此只能淪為中西之間邊緣人的窘境。因此，李大釗思想中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是具有不少共通的理想與價值追求的。

三、從“新中華民族主義”到馬克思主義

在比較中日近代民族主義思想時，丸山真男認為中國在晚清未能通過改組統治階層的內部結構來實現現代化，因此遭受了列強的長期侵蝕與滲透。但也正由於這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為了能夠最終反抗帝國主義，必須完成從根本上改革舊社會與舊政治體制的時代任務，所以民族主義與革命運動具有內在結合之特點。回到歷史現場，辛亥革命之後，列寧從全球革命形勢變化的角度指出：“世界資本主義和俄國1905年的運動終於喚醒了亞洲。幾萬萬受壓制的、由於處於中世紀的停滯狀態而變得粗野的人民覺醒過來了，他們走向新生活，為爭取人的起碼權利、為爭取民主而鬥爭。”因此，“亞洲的覺醒和歐洲先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鬥爭的開始，標誌着20世紀初所開創的全世界歷史的一個新階段”。在這樣的視野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是全球反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運動的重要一環。以此為切入點，我們也可以理解李大釗從提倡“新中華民族主義”到服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程。

李大釗的政治生涯，最開始主要是與湯化龍、孫洪伊等進步黨人關係密切，直至1917年，李大釗與高一涵還替孫洪伊起草地方自治法規。章士釗則回憶，李大釗“及與餘交，議論竟與《甲寅》沆瀣一氣，當時高（即高一涵——引者注）、李齊名，海內號甲寅派，胡適之曾屢道之”。但是目睹民初政治與社會的各種亂象，依李大釗之見，在內憂外患並存的現實條件下，中國之再生需要克服極大的困難：“吾以老大衰朽之邦，風燭殘年，始有新中華之誕育。先天遺傳之病惰種子，在在皆足以沉滯新命發育之機能，甚且有流產胎殤之恐焉。故吾人於新命誕孕之中，所當盡之努力，所當忍之苦痛，尤須百倍於美、法、俄諸國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間所能竟此大任。”在此焦慮下，章士釗對於現政府的支持態度，讓李大釗感到不滿；而李大釗經常對研究系進行攻擊，章士釗也並不同意。二人之間，分歧日增。因此，十月革命的成果，給予李大釗一個徹底有別於進步黨式的、新的分析中國問題與世界格局的視角，讓他能夠以此為出發點，去思考中國未來的道路。他在《庶民的勝利》一文裏談到，十月革命“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而“這勞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勞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覺醒年代》中的李大釗

既然“新中華民族主義”之“新”建立在新的政治實踐者於共和政體下形成新的聯合與認同，那麼蘇聯的“庶民”作為革命的最主要參與者，他們通過打破列強所形塑的世界體系，創造出一種新的政治聯合，這無疑給李大釗思考如何在中國推翻由官僚與武人支配的政治，擺脱列強對中國的控制，提供了絕佳的借鑑與參考。質言之，“民主主義、勞工主義既然佔了勝利，今後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都成了工人”。如此一來，“新中華民族主義”不再寄希望於抽象意義上的“青年”或“青春之力量”，而是思考如何與廣大被壓迫的、長期處於“失語”狀態的羣體聯繫在一起。他們的翻身解放，才是中國擺脱民族危機的關鍵所在。

因此，在《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裏，李大釗更是頗為激動地宣稱：“赤色旗到處翻飛，勞工會紛紛成立，可以説完全是俄羅斯式的革命，可以説是二十世紀式的革命。像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為二十世紀的羣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羣眾。這大羣眾裏邊的每一個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

對李大釗而言，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意義正在於，它藉助階級、資本、帝國主義等概念，揭示了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壓迫與危機，以及在這種情勢之下新的政治主體應當如何形塑、動員、組織。它使李大釗認識到，中國人不再將救亡的訴求寄託在舊式的武人政客與列強資助之上，而是寄託在被動員起來的廣大工人與農民，依靠嚴格的組織紀律與清晰的政治經濟綱領，重新改造國家與社會，真正擺脱孱弱貧窮的境地，同時獲得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參與感。猶可注意者，李大釗思想的這番變遷，在當時絕非個案。杜亞泉與《東方雜誌》的作者們目睹當時的俄國革命與德國革命，也開始探討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與橫暴，同時寄希望於“科學的勞動家”成為20世紀政治的新主人。

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李大釗認為“democracy”一詞應翻譯為“平民主義”，其在精神上與社會主義相一致。他指出：“真正的德謨克拉西，其目的在廢除統治與屈服的關係，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目的，亦是這樣。無論富者統治貧者，貧者統治富者；男子統治女子，女子統治男子；強者統治弱者，弱者統治強者；老者統治幼者，幼者統治老者，凡此種種擅用與治服的體制，均為社會主義的精神所不許。”因此，為了讓中國走出衰頹的境遇，必須剷除國內由權力、資本、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各種不平等支配關係。通過向國人介紹當時全球範圍內風起雲湧的社會革命與工人運動，李大釗呼籲：“我們要知道這樣大的問題，都是因為分配而起的。我們要知道，有生產才有分配，有生產的勞工才有分配的問題。像我們這種大多數人只想分配不想生產的國民，只想了搶飯不願作工的社會，對於這種世界潮流，應該怎麼樣呢？那些少數拿他們辛辛苦苦終年勞作的汗血，供給大多數閒人吮括的老百姓，應該怎麼樣呢？這大多數遊手好閒不作工專搶乾飯的流氓，應該怎麼樣呢？望大家各自拿出自己的良心來想一想！”

“五四”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多將“中國的民族革命理解為具有世界意義的革命”。這意味着在他們的政治視野裏，中國自身的解放與改造離不開世界其他地區革命所帶來的全球政經體系的變化。李大釗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運用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將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與世界革命聯繫起來。他指出：“受資本主義的壓迫的，在階級間是無產階級，在國際間是弱小民族。中國人民在近百年來，既被那些歐美把長成的資本主義武裝起來的侵略的帝國主義踐踏摧凌於他的鐵騎下面，而淪降於弱敗的地位。我們勞苦的民眾，在二重乃至數重壓迫之下，忽然聽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呼聲，這種聲音在我們的耳鼓裏，格外沉痛，格外嚴重，格外有意義。”所以，“像中國這樣的被壓迫的民族國家的全體人民，都應該很深刻的覺悟他們自己的責任，應該趕快的不躊躇的聯結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建設一個人民的政府，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此處所謂的“世界革命”，就是要創造一個新的世界體系，民族主義固然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但其結果並不僅是讓中國國內的境況有所改觀，而且是以此為出發點，讓中國革命具有世界意義，成為突破19世紀東西方列強所形塑的世界體系的重要起點。總之，由於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階級、國家、資本、帝國主義的分析方法，李大釗的民族主義始終是在一種國際視野之下呈現出來的。

在這裏，李大釗將“弱小民族”與“無產階級”相提並論，認為二者都是受到政治與經濟上不平等支配的受害者。1924年他在北京大學政治學會演講“人種問題”，便從階級問題與民族問題的關係入手，分析晚近以來的全球局勢，以及中國必須直面的時代課題。他指出，歐洲人秉持“文明論”的觀念，認為白人支配全球理所應當，其餘國家及其人民，“只有退化，只有墮落”。他們認為：

白人在世界上居於引導文化的先驅，視異色人種為低下階級而自居於高上的地位，因此人種問題在世界上也成為階級的問題，於是世界上就形成了相對的階級。人種的鬥爭於將來必定發生，這是可以斷定的。而且這鬥爭或許為白色人種與有色人種的戰爭而與“階級鬥爭”並行哩！

李大釗的這段話，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被理解成“對極端的中國民族主義給予類似馬克思主義的辯護”，但如果將眼光放到整個19世紀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全球殖民主義的興起這一時代背景中，特別是亞洲與非洲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日漸被帝國主義國家所瓜分、支配、殖民，那麼李大釗在這裏談到的人種問題在全球範圍內本質上是階級問題的觀點就自有其合理性與針對性。基於此，李大釗強調民族之成立“要更兼有主觀的事實，要在相互的意識之承認及精神上認為同族之後而民族才能成立”，所以，“我們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輸注入於我們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機復活的時候”。同時，“我們無論如何，都要猛力勇進，要在未來民族舞台施展我們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們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揚顯着我們的民族精神”。

就此而言，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思想一直存在確實是不爭的事實，但馬克思主義賦予他的，是較之先前更為廣闊且有深度的分析視野，以及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的政治學説。這預示着此後政治行動中的“民族特性”，已經融入了不容忽視的馬克思主義色彩，要實現民族獨立，離不開階級解放。革命者們必須要思考，如何將這一因素更好地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在此基礎上真正實現這一政治理想所要達到的目標。

四、結語

在一篇寫於1923年的文章中，李大釗飽含感情地指出：“中華民族現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嶇險阻的道路。在這一段道路上，實在亦有一種奇絕壯絕的景緻，使我們經過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種壯美的趣味。但這種壯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夠感覺到的。”他堅信“目前的艱難境界，那能阻抑我們民族生命的前進。我們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要知在艱難的國運中建造國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秉持這樣的態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李大釗頗致力於闡述“新中華民族主義”。在他看來，中國各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後共處於“共和國體”之下，是“新中華民族”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一個新的政治實體在中國出現，為“新中華民族”成長壯大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猶有進者，李大釗在論述“新中華民族主義”的同時，還在積極設想一種不同於日本為了稱霸東亞而故作標榜的“亞細亞主義”，能保證區域平等與和平的新的聯合方式，他將此稱之為“新亞細亞主義”。他相信，實踐“新中華民族主義”本身就是對全球不平等支配體系的衝擊，如果中國的革命者能和周邊地區的革命者充分合作，那麼從“新中華民族主義”到“新亞細亞主義”，將提供想象一種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李大釗設想借由鍛造新的“政治民族”，再造中華，反抗帝國主義，實現一個平等無壓迫的世界，凡此種種，為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契機。

正如論者所言，五四運動以後，“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神聖訴求，總是和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正當性之聲張，以及在此名義下的民眾動員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馬克思主義讓李大釗得以更為直接且犀利地分析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矛盾，讓他能夠從全球革命的角度思考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認識到廣大的底層勞動者身上所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在他那裏，民族獨立與階級翻身，是一體之兩面。可以説，從“新中華民族主義”到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日趨清晰透徹。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他開始走向政治行動，着手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並深刻影響着下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地探索、實踐讓中國擺脱民族危機、走向獨立富強的方法與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