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構“西方中心論”？先要了解西方現代性的起源

【在4月29日外交部記者會上，有記者問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並沒有都出席“一帶一路”高峯論壇，是否對論壇的舉辦有影響。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個別媒體的這種論調流露出濃濃的“西方中心論”的味道。“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成功與否，和西方國家領導人與會之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他們並不一定總是國際舞台的主角。

巧合的是，當天晚上，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節目播出第16期——解構“西方中心論”。節目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通過回顧歷史以及自身的經歷的思考，講述了“西方中心論”的來歷以及如何對其解構。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演講部分，以饗讀者。】

節目視頻截圖

關心歷史和政治的人一定聽説過一個説法，叫做西方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主義。過去兩三百年隨着西方世界的崛起，隨之而來的就是西方中心論的崛起。特點是什麼呢？一切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西方文明是優越的，西方文明是理性與民主。那麼與之相對立是東方文明，東方文明是愚昧，是專制。我們國內學界到今天為止，還有不少人也是“言必稱希臘”。在他們眼裏，只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的不一樣，中國一定是錯的，西方一定是對的。中國要做的無非就是不斷地向西方模式靠攏、接軌，甚至最後被西方社會所承認所接納，這很關鍵對他們來説。我們叫做甚至不惜拆掉故宮，建一個白宮。

好在中國今天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們可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地、更加客觀地、也更加實事求是地來看待這一切，來審視所謂的西方中心論，指出它的問題所在和它的不實之處。我覺得，這是中國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過程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要從精神層面強健起來，所以我們要解構西方中心論。

五年前我曾在荷蘭，做過一個講座，談中國模式。互動的時候，**有一位歐洲學者就問我，他説中國正在迅速地實現現代化，但是他説中國好像不願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大家可能聽説過這個詞，英文叫做modernity，在西方話語中它是神聖的，它一般指的是歐洲啓蒙運動以來所形成的這種理性思維，以及伴隨着西方工業化，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我個人認為，我也講過多次這樣的觀點，今天的中國正在重新界定現代性。我當時對這位歐洲學者的問題我是這樣回答的。我説如果你要真的要了解西方社會的現代性，你要了解它是怎麼形成的。我剛才講了一個情況，我説我們今天這個會是在海牙，我説就離我們這會場不遠的地方，有兩個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一個是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故居，斯賓諾莎是荷蘭17世紀的叫理性主義哲學家。另一個是荷蘭的叫Delft瓷器博物館。

我説在斯賓諾莎的故居，你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是多麼的渴望，他通過研究之後發現中國不是一般的國家，而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歐洲當時還是政教合一的國家，他能夠講這個話是很了不起的，是革命性的。在當時的歐洲，他説中國是一個遵循自然法的國家，就是中國人是相信自然規律的。他説這種國家的治理，是更符合人性的。那麼這裏還有一個故事，就是當時斯賓諾莎遭到了宗教迫害，他被基督教會除名，但是德國另外一位哲學家也是中國粉絲，叫萊布尼茨，他很有勇氣，他專門到海牙，和斯賓諾莎悄悄地見了一面。他們共同的發現，就中國是個很獨特的國家，它不像歐洲，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是世俗國家。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採用了世俗的，貼近自然的，而非神權的方法進行治理，結果是成功的。

康德在1794年發表的宗教哲學論文《萬物的終結》提到，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受到過中國老子的影響。（圖為斯賓諾莎）

那麼為什麼要去Delft瓷器博物館？因為它是荷蘭的瓷都，就像我們江西景德鎮一樣，當然我們比它歷史要長很多早很多。那麼荷蘭在17世紀的時候，是歐洲最發達的國家，其最發達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和中國進行大量的貿易，它把中國大量的瓷器運到歐洲銷往歐洲各國，所以賺的盆滿缽滿。當時中國瓷器，有點像幾年前的iPad iPhone。所以中國的瓷器貿易當時在17世紀是荷蘭主導的，所以荷蘭因此發了大財。那麼中國瓷器給當時的歐洲帶來的衝擊，不僅僅是瓷器本身的品質質地精良，歐洲遠遠達不到這個水平，他們花了上百年時間模仿，你要去他博物館看，就做不像，一直到很晚，大概到19世紀，荷蘭才終於掌握了製作瓷器的工藝，開始有自己的青花瓷。

但是同時歐洲的人文學者還從中國瓷器中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世界。他們發現中國的瓷器不僅質地精良，圖案精美，而且這些圖案反映的內容，和歐洲的藝術也不一樣，歐洲藝術到當時17世紀，反映的主題主要還是宗教和上帝，而中國的瓷器上的圖案反映的幾乎都是民生，都是老百姓的生活、農夫耕作、老人垂釣、兒童嬉戲、多子多福，還有就是山水風光的大自然。用今天的話説就中國藝術的題材早就是非宗教的 ，接地氣的人間的生活。所以這一切給當時的歐洲，帶來一種震撼，甚至可以這樣説，是中國的這種世俗文化，政教分離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把當時的歐洲從神學世界引向了人間世界。這就是現代性，這就是啓蒙運動的要義。

我對這位歐洲學者説，我説如果你要了解啓蒙運動開始的，所謂現代性，一定要了解這種現代性的一個最重要的起點之一就是中國。

我們現在可能都聽到過一個概念叫做西學東漸，就是西方的各種各樣的學問源源不斷地傳到東方，傳到中國，影響了中國的方方面面。其實歷史上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學西漸”，就中國的各種各樣的學問，源源不斷地傳到西方，影響了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有一位很優秀的歷史學家，叫朱謙之，他早在上世紀40年代他就著書立説，他説歐洲文藝復興發生在意大利，這不是偶然的，為什麼？因為當時歐洲國家中和中國接觸最多的是意大利，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物質商品和文化思想傳到了意大利。他認為從13世紀到16世紀，中國的許多重要的發明，通過阿拉伯世界傳到了歐洲，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另外大家也知道威尼斯的旅行家、商人馬可·波羅在中國待了17年，回到歐洲之後出版了《馬可·波羅遊記》，一時洛陽紙貴。歐洲人通過這本遊記瞭解到了原來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如此富庶的大國，商人發現了財富，哲學家發現了思想。

我們現在講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多數人説是林則徐，也有人説是魏源，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時魏源的《海國圖志》對當時的中國，對當時的日本，都產生了一種震撼。特別是日本的崛起，應該説這本書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一下子讓很多亞洲的知識界人士，發覺歐洲已經明顯地領先亞洲了。作為比較，我們也可以説《馬可·波羅遊記》14世紀在歐洲出版的時候，給歐洲人帶來的震撼。可能會大於當時《海國圖志》，給亞洲人帶來的震撼，所以《馬可·波羅遊記》，一下子翻譯出了無數的版本，歐洲人突然意識到，原來在東方還有這麼發達的，這麼了不起的文明和國家，所以開始了各種各樣的探險冒險，想到中國來想追求財富，也有些人想追求思想。

17、18世紀的時候，歐洲啓蒙運動的一大批思想家，對中國文化和思想充滿了敬意。他們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和傳播，確實是對歐洲的啓蒙運動，對歐洲方方面面的發展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大家一定知道，法國最偉大的啓蒙思想家之一是伏爾泰，他是中國中華文明的鐵粉，他説過很多讚美中國文化的話。他曾經這樣寫道：“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

伏爾泰，特別推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法則

我們一些學者説，伏爾泰可能對當時中國真實情況不瞭解，所以有一種浪漫主義的嚮往。其實我們只要還原歷史，我們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還原到伏爾泰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歐洲和那個時代的中國，進行客觀的比較。這兩者最大的差別是什麼？歐洲整個17世紀，乃至18世紀上半葉一直在打仗。有學者做過統計，整個17世紀，歐洲大約只有三年，一百年中只有三年沒有大的戰爭，前50年1年沒有戰爭，後50年2年沒有戰爭，德意志民族經歷了30年的宗教戰爭，當時德國還沒有統一，死亡人數不計其數。一般認為至少1/4的人口，因為戰爭而消亡，那麼當時中國是什麼情況？是康乾盛世。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上半葉100多年，不管當時中國存在多少問題，但中國是規模最大的統一的國家，總體和平的國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歐洲則天天在打仗，所以伏爾泰把他的目光，投到遠方的中國，我想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欽佩。

另外當時歐洲多數國家，還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戰亂不斷的原因就是宗教之間或者同一宗教下不同教派之間無休止地打仗，而中國早已是一個世俗國家，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

當時德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歌德也讚美中國的東方，中國和東方。他説在那可愛的東方，我感到月的光輝，樹枝飄動的湖面上的幽光，在夏日中帶來沁人肺腑的清涼。所以中國古代月光這種意境就這樣傳到了歐洲。伏爾泰當時也説過這麼一句話，可以看作是對歌德這個詩句的註解，他説歐洲的君主和商人在東方發現的僅僅是財富，而我們哲學家在那裏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一個新的物質的世界。

可以説整個16到18世紀，我們看到的是“中學西漸”，也就是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等。隨着中國的物質文明不斷地湧入歐洲，影響了歐洲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剛才提到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他就非常渴望得到關於中國的各種信息和知識。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他説我準備自己的房門上貼一個牌子，上面寫着“中國知識中心”，就所有關於中國的信息都彙總到我這兒。他認為中國有着令人讚歎的道德，有着自然神論的哲學。這種極富權威的哲學的創立，他説是3000年以前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萊布尼茨還認為，中國在實踐哲學方面是佔有明顯的優勢，但他也覺得歐洲在思辨哲學方面還是領先的，所以他覺得可以雙方優勢互補，組成一種世界文化。

萊布尼茨的著作《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提到：“中國人以觀察見長，而我們以思考領先，正宜兩好合一，互相取長補短，用一盞燈點燃另一盞燈”。這句話也被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在布魯塞爾出席中歐工商峯會時所引用。

政治上我們看到啓蒙運動提倡的是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而啓蒙思想家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偶像，往往就是孔子。中國有位學者叫樓宇烈他是這樣概括，他説從某種角度來講，現在西方的人文主義或者人本主義，正是吸收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而發展起來的。它促使西方社會，從中世紀的神本主義，以神為本，神本主義，轉向以人為本，人本主義。那麼在伏爾泰眼裏，理性使中國擺脱了戰亂。與頻繁戰亂的歐洲相比，中國當時的社會的安定，確實是令人羨慕，令人崇拜。所以他認為中國是由哲人，哲學家的哲，哲人統治的。哲人統治大家知道，實際上是，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他覺得理想的國家應該哲人來統治。中國學者朱謙之經過考證也認為，從16到17世紀，歐洲來華的來中國的許多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把中國的宋儒理學傳入了歐洲，影響了一大批歐洲的啓蒙思想家，為他們反對宗教，主張理性提供了強大的武器。從歐洲啓蒙思想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大一統與戰亂頻繁的歐洲形成鮮明的對比。所以他們把中國的理性，把中國的大一統看作是中國和平強大的根本原因。

現在大家普遍把亞當斯密當做是經濟學之父，而經濟史學家，他們的研究是，就是亞當斯密的背後還有一位很偉大的法國的經濟學家叫魁奈，他被當時的歐洲學人尊稱為，“歐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那麼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叫自由放任，這個概念是法文來的，現在也是用法文，法文叫Laissez-faire，一般認為這個是魁奈用法文對老子的“無為”這個概念的翻譯。此外，魁奈還專門談到了中國的皇帝，如何每年春天到來的時候，要到社稷壇主持親耕大典，以示重視農業和民生。所以後來法國的國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也親自效仿，奧地利的約瑟夫國王也親自效仿參加，表示親近農業的耕作儀式。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就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有一本名著叫《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裏面也提到，18世紀歐洲啓蒙思想家普遍嚮往中國，他有這麼一個描述，他説在整個漫長的18世紀，對於法國啓蒙思想家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讚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讚美。他們心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民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那麼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的舉行親耕禮，一切官職均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這些法國啓蒙思想家，歎為觀止，心往神馳，這是當時托克維爾的描述。

托克維爾

當然，現在我們回頭看18世紀歐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數對中國持比較否定態度的，主要是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他們把中國政體定義為“專制政體”，他們的觀點隨着歐洲經濟地位的上升，隨着中國和亞洲經濟地位的下降，逐步變成了西方的主流觀點。影響至今 。但我們今天回頭看一看孟德斯鳩和黑格爾對中國的批評，你就會發現他們這個話語逐漸成為主流的過程，正好是歐洲國家崛起的過程，也正好是種族主義理論，在歐洲興起的過程。種族主義理論就認為歐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種都不如歐洲人優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鳩的自然環境決定論是種族主義理論的起點之一。而黑格爾他是哲學家，他從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出發，故意把中國塑造成西方的對立面，中國是停滯不前的，沒有歷史，是東方專制主義，是歷史停滯的國家，以反襯西方的所謂自由、文明和進步。這種虛構出來的話語體系，實際上也影響了不少中國人，一直到今天。

對於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觀點，很多人都提出過質疑。比如嚴復，早在1906年就寫過文章，指出黑格爾的哲學本質上是反自由的，同時帶有以進步和歷史規律的名義，對落後民族進行征服的理由。我國另外一位思想家章太炎也對黑格爾提出批評，指出中國的莊子哲學才真正的具有自由精神。這些觀點與後來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哲學家杜威反思德國古典哲學，與第二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哲學家羅素反思德國古典哲學，也是大致一致的。

章太炎，1908年發表《四惑論》批評黑格爾哲學

中國還有位學者叫劉夢溪，有一本專著，專門考證中國歷史上的“狂”，瘋狂的狂，狂飆的狂，他説這個狂實際上就是一種自由，而在我們中國文化中是源遠流長的。他説中國很早就有武俠文化，這是一種超然的自由。我們還有自由文人的傳統，“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我們還有繪畫中的大寫意，書法中的狂草，我們道家崇尚自然，佛家崇尚頓悟，這些都是真正的崇尚自由的表現。這些是真正的知識和精神的自由，而這種傳統在歐洲是很少的。所以背後經濟制度也是不一樣的。中國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內，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在歐洲是不一樣的，歐洲多數時間內政治上是政教合一的。而歐洲的土地多數時間內，是不能自由買賣的。而我們是小農經濟。小農經濟它是每家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雖然不是很大，但屬於自己。所以把中國説成是專制，把歐洲説成自由，應該説是張冠李戴 ，歐洲人確實當時的自由太可憐太少太少了，所以拼命爭取自由。

回頭看這一切黑格爾也好，孟德斯鳩也好，應該説他們對中國的瞭解，是非常有限的。英國學者李約瑟也曾經這樣説過，他説如果古代中國，真像有些人宣傳的那樣，是一個絕對專制，毫無自由的社會，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幾千年來中國會產生這麼多的創造與發明。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那麼漫長的歲月裏，中國總是處於比歐洲領先的地位。真實情況確實是這樣，在過去2000多年曆史的大部分時間內，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方面幾乎是全面領先當時的歐洲。

孟德斯鳩，他對中國的瞭解主要來源於皈依天主教而移居法國的福建人黃嘉略。孟德斯鳩對中國持幾乎完全否定的態度，卻強調自己的視角是客觀的。

今天我與大家一起在這裏回望歷史上的這場聲勢浩大的“東學西漸”或者“中學西漸”運動，一方面是有感於今天西方人出於種種原因，很少主動提及，比方説歐洲啓蒙運動中的中國起點，一方面有感於不少學者，包括中國學者、外國學者，還是陷在西方中心人而難以自拔。我們國內一些所謂自由派學者、公知，還動不動鼓吹要給中國人啓蒙，其實現在最需要被啓蒙的是他們自己，是他們所崇拜的西方。

我這幾年在西方做講座，我經常提出非常善意的建議，希望他們借鑑一些，中國人的經驗或者智慧。比方説我們講的解放思想，他們需要解放思想，我們講的實事求是，他們需要實事求是。但我不少朋友都跟我講，張老師，你為什麼老是去喚醒那些不想醒的人呢？讓他們繼續睡着，不也挺好嗎？（完）

【今年1月7日起，東方衞視、觀視頻工作室、觀察者網聯合打造的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每週一晚21:30在東方衞視播出。每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將結合自身經歷，從國內外熱點、難點問題切入，講述中國崛起的邏輯，建構中國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