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東勃：“五四”之後，更多人才意識到自己是一箇中國人
【文/ 曹東勃】
前些時校報同事約稿，要我談談五四百年。思慮再三，終是婉拒。一來最近要麼是開會，要麼是下鄉，靜下心來想問題的時間實在太少；二來這個題目太過宏大，深恐表達不周，有所誤導。不過，這倒不妨礙在這樣一個“大日子”即將到來之際，在這裏向各位朋友彙報一點個人記憶的片段和閲讀思考所得。
五四運動的意義，是在歷史的延展中逐漸清晰和凸顯的。五四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水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是我們從小到大主流史觀的定論，也是學術界普遍接受的看法。
可是，五四之前，辛亥革命前後，儘管規模未必達到這種席捲全國的地步，類似抗爭性運動也還是有的。何以五四的意義就如此特殊呢？
一個常見的説法是，**五四運動是以青年學生為先鋒、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參與、工人階級首次以獨立姿態登上歷史舞台併發揮決定作用的一次徹底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這一帶有些許“庶民勝利”性質的廣泛政治參與，何以可能？
1942年的《世界學生》雜誌有一期五四特刊，邀約了羅家倫、許德珩、王芸生等五四的參與者或見證者撰稿。其中，**顧頡剛先生《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一文給人印象最深、啓發最大。**顧先生五四前後是北大的學生，五四當天雖不在北平，但對運動的觀察獨具慧眼。
顧先生開宗明義地點到：
“五四運動究竟有它的特殊成就，那便是文化建設的奠基。在五四運動以前，反抗強權是一件事，文化建設又是一件事，兩者不生關係。大家只覺得別人以堅甲利兵來攻我，我們也只有用堅甲利兵去對付；可是在文化方面，我們自有歷代祖宗相傳的一套，不應該遷就別人，所以他們喊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但在五四以後，大家知道要反抗強權，這個基礎是要建築在文化上的，必須具有和列強大略相等的文化，無論是物質的和精神的，方可抵得住列強的侵略，於是激起了‘創造新文化’的呼聲。”
（顧頡剛：《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在顧氏看來，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的發生，實際上也是破舊與立新兩條路徑的交匯，而運動所反映出的兩條路徑各自的幼稚病（照搬西方、食洋不化）和復古病（唯我獨尊、天朝本位），在五四之後其實經歷了進一步的碰撞與中和。
顧頡剛認為，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城鄉並起、婦孺皆知、全國動員，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當居首功：
“五四運動所以能配合文化運動，並不是參加運動的人都有這個明顯的目標，乃是文化運動比五四運動早了一二年，正當它順利推進的時候適有五四運動的發生，既有運動不能沒有宣傳，宣傳的工作以白話文為接近民眾的利器，而白話文運動乃是這個文化運動的核心。當五四運動在北京發動之後，各處罷市罷課，所有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都成了這個運動的中堅分子，而這種中堅分子即是這一二年中涵泳於新起的白話文中的人，他們一發動，白話文就推進到每個城市和鄉村裏了。”
（顧頡剛：《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今天，《中國詩詞大會》受熱捧，《朗讀者》受熱捧，一些以文成名的“平民明星”也受到熱捧。這些現象明白地提示人們，目下並沒有什麼古今中西之別、文言白話之爭，倒是有一點共通之處：**人們內心中那些最柔軟的部分，很容易被樸素的語言和靈性的生命體驗激活。**當我們見證各類以文字為生的平民明星橫空出世、“一戰成名”時，應當感謝的絕不是什麼“祖師爺賞飯吃”，而是新文化運動的各位先賢干將。沒有他們整整一個世紀前的艱難推動，就不可能有現代文學革命，更不可能有這類文化領域的“庶民勝利”。
新文化運動從白話文開始，白話文的推廣從標點符號開始。“句讀之不知”似乎比“惑之不解”更低級。但是，當胡適等人試圖引入現代標點符號來解決這個初級問題，竟然遭到那樣強烈的牴觸：“秤鈎（指問號）也能入文嗎？”
白話文革命的最根本動機和最深遠影響在於達到“言文一致”的效果。所謂言文一致，簡單説來，就是書面語言和口頭表達一致。晚清的黃遵憲説“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胡適説“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人們常常用“説一套做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來描繪人的言行分離。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人們的言行分離之間還有一個過渡狀態，就是言文分離。説的是一套，寫的另一套；日常語言是一套，文化積澱又是一套。
“言文一致”有助於消除言説經過文字最終過渡到行為的中間環節。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並軌，當然是前者對後者的兼容幷包、雅俗共賞，讓文學飛入尋常百姓家，不離乎人倫日用。由此，從文學革命而至倫理革命，再由倫理革命發展到五四時期的政治革命。五四青年們的街頭演説，一定不會是大臣們的奏摺體，也不大可能是西遊水滸紅樓體，而只能是一種更徹底的平民話語體系。只有這種言文一致的文體能夠發揮出政治動員的巨大能量。
**大俗之中藴含着大雅。當然，這並不意味着非要表達出某種民粹主義的腔調，那未免做作，也淪為鄉愿。**然而雅俗之間，確實存在着某種通道。詩三百篇不過是時人口耳相傳的歌謠，傳至今日已被人們奉為大雅，正所謂“思無邪”；詩為正統時，詞體被認為是輕佻浮躁，太過世俗，陸放翁生逢詩詞相交之際，詩有九千首，詞卻不多，不過是用作世俗消遣；待後人將詞奉入廟堂，民間的曲又成為世俗的代表；再後來是小説，然後是白話小説，到今日白話小説也已登上大雅之堂了。這雅俗之辨，實在是亙古不絕，綿綿不斷。
為了推廣白話文，當年胡適曾與古文派在詩歌層面上“鬥法”。相對温和的保守派文學團體“南社”並不反對在小説和演講中使用白話，但堅持認為詩歌是個例外，因為詩歌是“文學的高級形式”。胡適偏不信這個邪，閒來無事寫了不少白話打油詩作，這些當時的舊派文人以為俗不可耐的作品有不少膾炙人口流傳至今，其中就包括上世紀70年代的台灣流行歌曲《蘭花草》。
我們完全無須抬高這些年不斷出現的某些現象級平民文人，他們的文風之所以讓人眼前一亮，並非有多麼的清奇超凡。恰恰相反，這些“新風氣”正合於陳獨秀1917年在《新青年》雜誌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搖旗吶喊時，所撰的《文學革命論》中那幾句標誌性口號：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7第2卷第6期，第1-5頁）
白話文的推廣固然有新文化運動先鋒們衝鋒陷陣、左衝右突的功績，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制度背景則是數量龐大的“閲讀受眾”羣體被批量化地生產出來了。各類新式學堂層出不窮，培養出大量現代知識階層，他們具有一定的購買力和閲讀理解能力，是有錢有閒的市民階層。
**在當時的脈絡中，農村被視為文化荒漠，沒有哪家媒體是旨在為農民提供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今天則不同了。文盲幾乎不存在了，文化傳播的載體也一躍進入智能化、數字化階段。**技術進步貌似讓世界變得更“平”、也給城鄉設置同樣的文化議程。因而，掌握了先進的文化手段和工具的農民，也可以在今天寫出動人心絃的文字。
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今天熱捧的很多平民文人，不過是做到了“我口道我心，我手寫我口”這樣的最基本要求，平實記述自己生活，居然就被大家如獲至寶一般孜孜以求、推崇備至？難道説，一百年來，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的成果遭到蠶食，以至於我們對這類返璞歸真的文字感到新鮮、稀罕起來？抑或是，今天很多專“以文字為生”者，偏離這些基本要求太過遙遠，以至於迴歸到“言文一致”、説真話、講人話，似乎又成了一個很高的標準？再或者是，我們使用白話文一百年之後，又“增生”出某種文化的“贅疣”（官話、套話、空話、大話），以至於一些樸素的文字撲面而來時，有一種久違的感動，進而視如珍寶？
另一個大問題是，今天的閲讀環境和氛圍，在表面繁盛之下，也有着迥異於以往的亂象，這很像波茲曼對奧威爾和赫胥黎的比較：也許今天更值得我們擔憂的，是那種淹沒在一地雞毛下的生活瑣事、汪洋大海的信息浪潮之中的精神文化需求。
白話文運動一經開啓，其潛移默化的再造國民認同之功業，就堅定不可動搖了。
顧頡剛説：
“白話文本極自由，不像文言文有許多格律，有習慣使用的一套話，因而向不入文的各種社會情態以及個人情感，都有了發泄和記載的機會。為了表示出社會的黑暗面，就此激起一般人改造社會的熱忱，五四運動即與文化運動結了不解之緣。”
（顧頡剛：《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他在1942年寫此文時，業已關注到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的平民教育運動、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的鄉村建設運動，並由此談及自己在“長城抗戰”（七七事變）後與一二同仁大辦雜誌，發行量竟也在短短五六年間破五千萬冊。凡此種種，都是直接間接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擔負起文化改造的歷史使命。
1942年，正是日寇大兵壓境、席捲三分之一箇中國的危急存亡之秋，其情其景較之五四的“外爭國權”更為惡劣。這種緊迫感之下，顧頡剛也在此文中間接談及自己在1939年提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學術判斷和政治建言。其問題意識的內在源頭也在於對五四運動另一個重要意義的認知，那就是加速了中國民眾的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他講到：
“我在這十餘年中，時常到農村去，也時常到邊疆去，目擊耳聞，使我心頭起了許多的悲傷和苦悶。例如，我們住在城市的人，大家知道自己是中國人，這是毫不成問題的，如果説成為問題那是太可笑了。但是到農村裏去，他們就很有些人只知道自己是某一村人而不曉得他的國籍，還有年紀大些的只知道自己是大清國的人。至於邊疆地方，宗教既活躍，政教又合一，他們往往只知道自己是某一寺院的人，彷彿這個國家乃是內地同胞所專有的。更有甚者，外國傳教士到了我們的邊疆，他們用種種手段獲得當地人民的歡心，知道他們與內地大隔絕，就造出各式各樣的分化輿論來，當地人民受了他們的麻醉，竟然相信他自己不是中國人，而是別一國的人。舉此一端，可窺其餘。”
（顧頡剛：《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又言：
“這種情形，教人看了如何不提心吊膽！謝天謝地，抗日戰爭激發了每一角落裏的人們的心，他們會知道日本人正在攻打我們中國，也知道我們中國正在抵抗日本人的攻打。有了這一點簡單的啓示，國家民族的觀念即已播下了種子。”
（顧頡剛：《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2011年，央視播出了李幼斌主演的一部電視劇《中國地》。該劇講述了“九一八”事變後，今遼寧省朝陽市清風嶺地區的老漢“趙老嘎”，帶領全家、全村以及後來投奔而來的人民，浴血奮戰，後來在中共的關注和支持下，固守清風嶺堅持14年之久未讓日軍佔領的抗日傳奇故事。這部劇非常真實地再現了一羣邊遠山區的普通農民，如何在對外抗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民族國家觀念的過程。他們從張作霖時代直至日據時期，始終是佔山為王的“土皇帝”心態，皇權不下縣，山高皇帝遠，管他誰當政，地是自家的地，哪是什麼“中國地”，只要你外部力量不“反客為主”，他就始終跟你虛與委蛇、相安無事。這種心態，與魯迅筆下那些靜觀同胞被砍頭的“看客”並沒有多大區別。是鬥爭、戰爭教育了羣眾，也是教育、文化改變了觀念，“中國地”的同仇敵愾、萬眾一心的動員力才能深深紮根。
《中國地》劇照
這個民族國家的觀念從何而來？正是從“外爭國權”的五四運動而來，從巴黎和會的“奇恥大辱”對知識分子“多年教育”的衝擊而來，從白話文作為交流溝通載體推動現代教育更快更廣的普及進程而來。觀念變革驅動的新文化運動及其對世界改造的加速，遠比重點倡導“不隨地吐痰”之類的新生活運動重要得多。
**以語言教育為牽引的現代文化和現代教育在偏遠山區的普及，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在我所掛職的滇西國家級貧困縣，且不説普通話的推廣普及，便是作為方言的地方版本“漢話”，也不能説達到全覆蓋的程度。**而在大市場、大流通的格局中，不會説普通話、不會寫標準漢字，意味着隔絕於現代教育文化和市場體系之外，非但在自身文化水平提升上受到限制，也直接影響到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可接受程度和就業質量。
在文章的最後部分，顧頡剛將討論的重點回歸到學術與教育，指出了兩個“可怕的現象”。
一是教育“大躍進”誘發的整個大中學教育體系的質量失控。五四運動風雲際會在北京大學的直接後果。那是因為五四時代只有北大一家國立大學，全國人才趨之若鶩。五四之後，國立大學增加，而不少專科性院校也都升格為大學。
大學“擴招”，大學教師供不應求，於是中學裏一些優秀的教師轉作了大學教員。兵荒馬亂之際，大學教師礙於面子還能堅守崗位，中學教員本身社會地位和收入都不如前者，於是離崗或兼職經商者不在少數，加劇了中學教師的缺口，於是“剜到筐裏就是菜”的濫竽充數就見怪不怪，中學教學質量的下滑便成為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顧先生憂心忡忡道：
“我親眼所見，許多大學裏初畢業的劣等生，論學則懵然無知，寫文則別字連篇，這一類的廢材居然一個個當了中學教員，而且校方求之不得、一提就成，初不必本人去鑽營請託。我又親眼見到，原有的中學教員，一教十年廿年，一本新書都不曾看，上了堂馬虎敷衍，下了堂打牌吸煙，比朽木還要腐敗，然而憑了這一點老資格，他們在學校裏養老是沒有疑問的了。中學如此有名無實，中學教員如此走向沒落的路途，然而中學是有志上進的青年所必須經歷的階段，又是恰當青年人最富熱情而又最容易脱出正軌的時期，最適宜於學習而又最不瞭解自己責任的時期。把他們交付到一班衰老腐化的中學教員手裏，我真為他們捏一把冷汗，覺得他們的前程總要給這班人斷送了！”
顧頡剛：《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顧頡剛指出的第二個可怕問題是，大學文科教育或我們今日廣義上的通識教育的沒落。無論新文化運動還是五四運動，都與北大息息相關，然而追根溯源，必須落在北大一眾文科師生的肩頭。北大文學院一時風頭無兩，領風氣之先。
其實彼時的辦學風格已然分為兩個取向，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學為一種，以郭秉文的東南大學為另一種。前者受留學德國的蔡氏影響，重基礎、重學術。後者受留學美國的郭氏影響，重應用、重服務。兩者並無對錯之分，本是相得益彰。
蔡元培在新文化運動之初執掌北大，以兼容幷包的方針大搞改革，本意針對的是當時北大的“精緻利己主義”，所以他提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學商科的不為發財，學法科的不為做官”，正是德國教育家洪堡關於“大學的真正成就在於它使學生有可能，或者説它迫使學生至少在他一生當中有一段時間完全獻身於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學，從而也就是獻身於他個人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的教育理念。
蔡氏關於“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文、理，學也；法、商、醫、工，術也”的説法，更是直白道出他心目中大學的理想類型，就是致力於基礎科學的研究型大學。
顧頡剛時隔二十餘載重提蔡校長的舊話，針對的是當時業已十分嚴重的職業導向或就業導向的專業選擇，他認為大學應該是人才教育而不是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是由專科學校去辦的。
五四之後到四十年代，中國大學裏工科崛起並逐漸成為吸引學生數量最多的系科的狀況已經比較普遍，而與此同步的正是文學院為代表的五四時期具有“領導性”的系科地位的相對下滑。無論是從實業救國的政治正確而言，還是從就業擇業的出路角度來説，這其實是那個動盪年代很可理解和接受的一種變化。不過，身在文科的顧先生還是略感傷感地自問自答：
“有國文很好的學生嗎？有，在工學院。”“有英文很好的學生嗎？有，在工學院。”
顧頡剛：《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他甚至頗有些頹廢地説：
“好學生都投向職業教育方面去了，剩下來的平凡猥瑣的學生，想進職業教育之門而不可得，聊勝於無，只有姑且進了文學院以取得大學畢業的文憑，作他年混飯的階梯……優秀學生進了職業性的院系固然未始不可擔任領導的工作，但一個人既進入了一種專門的職業，見聞所及必定囿於局部，他作廣大領導的機會當然減少，就是做這領導的興趣也定不會很高的了。這是國家的埋沒人才，還是人才的自甘埋沒？所以我覺得，這真是我們將來的隱憂，要紀念五四的人決不可忽略了這一點。”
顧頡剛：《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我們當然可以事後諸葛亮的視角指摘前人，認為這是過於狹隘地理解了通識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係，而且是可以通過學制的合理設計與教學改革協調二者，致力於一種寬口徑、厚基礎的卓越人才培養模式。可是這種輕鬆的方案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中，其“何不食肉糜”的觀感大概並不會更好一些。
顧文的最後，迴歸到新文化運動中魯迅的白話文小説那句著名的“救救孩子”上，儘管魯迅與他之間矛盾誤會甚深，此刻他只想説一句：“為了保持五四的精神，使它能達到將來建設使命，我們尤其應當救救孩子！”
**總之，這場由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新文化運動所引導，由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學生髮起的朝野博弈的政治運動，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現代政黨建設以及中國現代教育和現代文化事業等培養和儲備了眾多人才。**直至今日，關涉五四的諸多話題及其歷史細節，仍是激盪知識界的重要課題。
百年“五四”，必然會得到隆重的紀念。一方面，由於國共俱為“五四”之子，不接過和扛起這面旗幟，就會讓對方佔去先機，因此必須如2005、2015年的抗戰勝利紀念一樣，爭奪和牢牢掌握紀念的話語權。另一方面，紀念好“五四”百年，也是兩年之後紀念好“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如期實現和紀念好建黨百年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必須以雄辯事實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五四精神最忠誠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