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五四運動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意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從宏觀歷史的發展進程看，五四運動是中國從近代步入現代的轉折點。
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農耕社會的自然發展過程在西方列強的入侵下被迫中斷，中國由此進入了對外抵禦強敵入侵，對內進行社會變革的近代歷史。
但是，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國的自救運動並未走出傳統社會的基本框架。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只是在形式上推翻了帝制，整個社會的基本框架和精神面貌仍未突破傳統社會的桎梏，中國並沒有因為這場結束帝制的革命進入現代社會。
真正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五四運動。正是五四運動（廣義的五四運動包括髮端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使得中國的現代社會意識開始形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科學觀念、民主精神以及現代政黨開始湧現。而五四運動在引進和介紹西方各種思潮時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中國從此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現代建國進程。
正是基於這個基本判斷，本文堅持認為五四運動並不屬於中國近代史的歷史範疇，而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筆者不同意中國近代史持續到1949年的觀點）。五四運動對現代中國具有奠基性意義。要認識現代中國，必須理解五四運動。
一、中國的現代民族與國家意識形成
一般説來，五四運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學生因“巴黎和會”拒絕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特權的要求而發動的愛國主義運動。廣義的五四運動則包含了發端於1915年並持續到二十年代初的新文化運動。所以，廣義的五四運動既是一場因特定事件而起的社會運動，也是一場持續數年的思想文化運動。
本文在五四運動100週年之際討論其歷史意義，當然不是從編年史的意義上來考察狹義的五四運動，而是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來探討廣義的五四運動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意義。所以，當本文提到五四運動時，並非侷限於發生在1919年5月的歷史事件，同時也是指持續數年的思想文化運動。
本文堅持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從近代社會進入到現代社會的歷史轉折點，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最根本的理由是五四運動孕育出了中國社會的現代意識，中國開始進入了以革命方式建構現代國家的歷史進程。
何為現代意識？社會意識是一個極為寬泛的概念，但其中最根本的是現代民族的自我意識與國家意識，科學觀念和民主精神。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對中華文明的自我定位早有華夷之辨。但是，中國傳統的華夏意識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一直到晚清時期，中國人仍習慣於從族裔的意義上來理解民族。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和同盟會雖然在海外成立，但在民族問題上仍未走出中國古代傳統觀念。同盟會政治綱領中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實際上來自朱元璋的《奉天討元北伐檄文》中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所以，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專門以大總統身份帶領新政府百官拜謁明孝陵，發佈了《祭明太祖文》和《謁明太祖陵文》。
孫中山拜謁明孝陵
不可否認，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社會已經有了超越族裔的民族思想。梁啓超早在1901年就首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康有為也在1902年提出了“滿洲蒙古，皆吾同種，何從別而異之”的説法。1905年，梁啓超對中華民族做了現代意義上的界定：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逐漸形成“五族共和”的思想。
但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前，現代民族意識僅僅侷限在少數知識精英圈內，社會大眾，包括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在思想上仍未走出“華夷之辨”的窠臼。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憲法，雖然借用了西方國家的概念，但基本上是脱離社會大眾的一紙空文，對社會並無實質性影響。只有到了五四運動時期，由於社會大眾的覺醒，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和主權國家的概念才開始深入人心。
眾所周知，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的遊行是因為1919年1月的“巴黎和會”完全無視中國的國家主權和中國代表的要求，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這個消息傳到國內，立即激起了全國民眾的憤怒。5月4日北京學生率先走上街頭髮起抗爭運動，很快，這場捍衞國家主權的運動席捲全國。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成都、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的青年學生都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而這場由學生髮起的愛國主義運動迅速擴展到其它社會羣體，城市工人、文化界、教育界、實業界和商界都迅速參與這場聲勢浩大的愛國主義運動。
巴黎和會會場
為什麼“巴黎和會”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會在中國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反響？眾所周知，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多次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凌辱，結局大多以中國政府屈辱地割地賠款而告終。但即使像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入侵這樣給中國帶來巨大損失和屈辱的事件，也未激起像五四運動這樣的全國性激烈抗爭，原因何在？
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不斷遭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但是，晚清時期的中國社會並未形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和國家觀念。絕大多數的民眾對國家的理解就是朝廷即國家，國土的淪喪只是朝廷的失敗。所以，除了少數朝廷官員和知識精英對西方列強的侵略痛心疾首，大多數的民眾並不關心。
但是，到了1919年1月“巴黎和會”召開，經過四年多新文化運動的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的民眾已經開始覺醒，這是理解五四運動的一個關鍵。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陳獨秀任主編，李大釗是主要撰稿人與編輯。1916年，該刊物遷往北京並改名為《新青年》，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等成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陣地。這場思想文化運動激烈抨擊傳統，主張個性解放，宣傳科學與民主精神，引進和介紹西方各種思潮，其中包括宣傳和介紹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的革命運動。
所以，到了五四時期，經過了新文化運動啓蒙的青年學生、工人、商人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在思想上已經不同程度地形成了現代民族和國家的意識，有了對科學與民主的基本信念。對於大多數文化人來説，國家並非來自上天，而是來自人民；國家與領土不再只是朝廷“肉食者”的責任，而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每一箇中國人都有捍衞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責任。這種民眾的覺醒是五四運動能夠爆發的最根本原因。
毛澤東在五四運動期間創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詞上有一段話，可以説是集中反映了中國青年學生在五四時期的家國情懷：“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説，誰説？我們不幹，誰幹？”瞭解了毛澤東在五四時期講的這段話，也就瞭解了罔顧中國國家主權的“巴黎和會”何以能夠激起中國全社會的激烈抗爭。
對於中國社會大眾在五四運動中的覺醒，對於中國社會開始形成的現代民族意識和現代國家觀念，國外旁觀者也有記載。當時美國的駐華公使保羅·芮恩施（Paul S. Reinsch）曾這樣描述五四運動：“中國人民從巴黎決議的不幸中產生出一種令人鼓舞民族覺醒，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動結合成一個整體。”而時在中國的杜威説得更明確：“我們正目睹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二、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建立現代國家
五四運動不僅在整個社會形成了現代民族與現代國家的意識，而且也確定瞭如何建立現代國家的基本路徑，這就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來建立現代國家。所以，反帝、反封建決定了五四運動的基本性質。
五四運動提出的一個重要口號是“外爭國權”，這個口號實質就是要抵抗外國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和掠奪，最終趕走帝國主義，建立起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新文化運動中開始覺醒的中國人，清楚地看到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國家主權的蔑視與踐踏，所以，“驅逐列強、外爭國權”成為五四運動最響亮的口號；打到列強、打到帝國主義也成為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基本的共識。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指出，國民革命的政策如果實現，“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歸於消滅，國家之獨立自由可保”。毛澤東則在抗日戰爭中提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民族之林的能力。”
反封建軍閥統治和打到封建禮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對於五四運動的反帝性質，中國學界大多數人並無異議。但對於五四運動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質，則存在着爭議。
有人認為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就基本退出歷史舞台，兩千多年以後的五四運動何來反封建的性質？其實，這種質疑並不符合事實。中國雖然在秦漢之際就從國家政治層面消除了封建主義，但在縣以下的鄉村社會仍然存在着具有封建主義性質的宗法社會，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社會一直持續到20世紀，這就是為什麼新文化運動把打倒宗法勢力，打倒封建禮教作為一個重要口號。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國，但同時瓦解了自秦漢以來的大一統格局，各省地方軍閥把中國從政治層面推回到了半封建狀態，這在國家結構形式上是一種倒退。所以，史學界主流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界定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並非照搬蘇聯的説法，而是基本符合現實的。中國要在20世紀建立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必須要剷除割據一方的封建軍閥，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幾乎所有被迫捲入現代化進程的後發國家在建國時都面臨着雙重任務。一方面，後發國家為了追趕發達國家，必須要對傳統社會進行革故鼎新的變革，發動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另一方面，後發國家又必須進行驅逐外來侵略者的鬥爭。這兩重任務時常交織在一起而難以分開。五四運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向中國社會彰示出反帝反封建是中國革命不可分割的同一革命進程的兩個方面。
美國歷史學家許倬雲認為五四運動與後來的北伐革命有着密切的聯繫。他在《歷史大脈絡》中説：五四運動為北伐鋪設了民意基礎。這是看到了思想文化運動與社會革命的關係。由國共兩黨發起的北伐革命，正是秉承了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精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把北伐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宗旨講得很清楚：
“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剝削中國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萬惡之賣國軍閥，造成筆難盡述之罪惡。帝國主義者既使軍閥竊取政權，又使軍閥盜賣國家；既使軍閥永演鬩牆之爭，令吾民受盡兵刀之苦，更嗾使軍閥壓迫革命運動，欲吾民永無自決之日；既使軍閥式的政治發生土匪，更使土匪變成軍閥，軍閥生生不已，人民困苦無窮。以軍閥為刀俎，以吾民為魚肉，如此則無怪乎中國農民不能安於鄉，工人不能安於市，商民不能安於行旅，知識界不能安於校舍。”
由此可見，反帝反封建確為五四運動的基本性質，而由五四運動開啓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一直秉承了反帝反封建性質。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明確地把由五四運動開啓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三、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
中國學人提到馬克思主義是在五四運動之前。1902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提到“麥喀士（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在1904年的《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中，梁啓超又提到馬克思主義關於“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之土地而組成者也”的主張。1906年1月，朱執信寫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一文，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動和翻譯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的片段。但在五四運動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主要還是侷限在少數知識分子圈內。
十月革命爆發後，作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熱情地向中國社會介紹馬克思主義與蘇聯革命。但是，真正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普通勞工大眾還是在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後，由於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登上了歷史舞台，先進的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社會的現實發展與需要大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
《晨報》於1919年5月開闢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譯介了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説》、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等著作。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部分著作中譯本開始出版，其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惲代英翻譯的《階級爭鬥》相繼出版。其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影響尤其大。到1926年，《共產黨宣言》已印刷十七次，累計數十萬冊，在北伐軍隊中據説人手一份。由此可見五四運動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五四運動不僅大大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同時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在五四運動之前，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主要還是作為一種思想研究和宣傳，但隨着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第一次登上了歷史舞台，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一種書齋裏的學説，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新社會，因此開始在各地成立共產主義小組。
1920年10月，由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範鴻劼、張太雷等先後加入。
1920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0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7月，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推選代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1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內還原中共一大召開場景的雕塑羣像。新華社記者 劉穎攝
從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看，五四運動跟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有一種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關係。一方面，五四運動催生了中國的工人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另一方面，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才使得五四運動開啓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為可能，五四運動才能夠真正成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中國的現代建國進程與五四運動密切相關。中國社會的現代民族意識、國家意識何以形成？中國社會的科學與民主精神何以形成？中國共產黨何以產生？新民主主義革命何以成為可能？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都離不開五四運動。所以，五四運動對於現代中國具有奠基性意義。
謹以此文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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