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十六期：解構“西方中心論”
【17世紀，歐洲學者發現不同於歐洲藝術反映的宗教和上帝，中國瓷器上的圖案几乎都是民生。這給當時的歐洲帶來一種震撼，正是中國的世俗文化將歐洲從神學世界引向人間。這就是現代性，這就是啓蒙運動的要義。
近日，東方衞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每週一晚21:30持續熱播。每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結合自身經歷，從國內外熱點、難點問題切入，比較中西文化，建構中國話語。
在4月29日的第十六期節目中，張維為教授講述西方啓蒙運動的歷史淵源，解構“西方中心論”。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演講部分，以饗讀者。】
張維為：
關心歷史和政治的人一定聽説過一個説法，叫做“西方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主義”。過去兩三百年，隨着西方世界的崛起，與之伴隨的便是西方中心論的崛起。
西方中心論的特點是什麼？一切以西方話語馬首是瞻。西方文明是優越的，西方文明是理性與民主。與之相對立是東方文明，東方文明是愚昧，是專制。
國內學界到今天為止，還有不少人仍然是“言必稱希臘”。在他們眼裏，只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樣，那麼中國一定是錯的，西方一定是對的。中國要做的，無非就是不斷地向西方模式靠攏、接軌，甚至最後被西方社會所承認、所接納，對他們來説這很關鍵。我們將其稱之為不惜拆掉故宮，建一個白宮。
好在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今天的我們可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更加客觀、也更加實事求是地來看待這一切，來審視所謂的西方中心論，指出它的問題所在和它的不實之處。**我覺得，這是中國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過程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從精神層面強健起來，所以我們要解構西方中心論。
五年前，我曾在荷蘭做過一個講座，談中國模式。互動的時候，有一位歐洲學者問我，他説中國正在迅速地實現現代化，但是中國好像不願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大家可能聽説過這個詞，英文叫做modernity，在西方話語中它是神聖的，它一般指的是歐洲啓蒙運動以來所形成的這種理性思維，以及伴隨着西方工業化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實際上，我個人認為，我也多次講過這樣的觀點，今天的中國正在重新界定現代性。我當時這麼回答這位歐洲學者的問題，我説：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西方社會的現代性，你就要考察它在歷史上的形成過程。今天這個會是在海牙，離我們這會場不遠的地方，有兩個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一個是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故居，斯賓諾莎是荷蘭17世紀的理性主義哲學家；另一個則是荷蘭Delft瓷器博物館。
在斯賓諾莎故居，你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是多麼的渴望。他研究發現中國不是一般的國家，而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而歐洲當時卻還採取政教合一的形式。他能夠講這個話是很了不起的，是革命性的。在當時的歐洲，他説中國是一個遵循自然法的國家，中國人相信自然規律。這種國家治理的方式，更加符合人性。
斯賓諾莎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這裏還有一個故事，當時斯賓諾莎遭到了宗教迫害，被基督教會除名。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也是中國粉絲，他很有勇氣，專門到海牙，和斯賓諾莎悄悄地見了一面。他們共同發現，中國是個很獨特的國家，它不像歐洲，不是政教合一的統治，而是世俗國家。用今天的話來説，中國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採用了世俗的，貼近自然的，而非神權的方法進行治理，結果是成功的。
為什麼要去Delft瓷器博物館？因為它是荷蘭的瓷都，就像我們江西景德鎮一樣，當然景德鎮的歷史比它要長很多很多。17世紀的荷蘭，是歐洲最發達的國家，其最發達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和中國進行大量的貿易，將中國的瓷器運到歐洲，銷往歐洲各國，賺得盆滿缽滿。
當時的中國瓷器，有點像幾年前的iPad、iPhone。由於荷蘭在17世紀主導了中國瓷器貿易，因此發了大財。**中國瓷器給當時的歐洲帶來的衝擊，主要是由於瓷器本身精良的品質，歐洲工藝遠遠達不到這個水準，他們花了上百年時間進行模仿，你可以去博物館參觀他們的仿製品。**一直到大概19世紀，荷蘭才終於掌握了製作瓷器的工藝，開始有自己的青花瓷。
圖片來源：節目視頻截圖
同時，歐洲的人文學者還從中國瓷器中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世界。他們發現中國瓷器不僅質地精良，圖案精美，而且這些圖案反映的內容，和歐洲的藝術也不一樣。
17世紀的歐洲藝術，反映的主題主要是宗教和上帝，而中國瓷器上的圖案反映的幾乎都是民生，都是老百姓的生活，農夫耕作、老人垂釣、兒童嬉戲、多子多福，還有就是山水風光的大自然。用今天的話來説，中國藝術的題材是非宗教的，接地氣的人間生活。這一切給當時的歐洲，帶來一種震撼，甚至可以這樣説，正是中國這種世俗的、政教分離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把當時的歐洲從神學世界引向人間世界。這就是現代性，這就是啓蒙運動的要義。
我對這位歐洲學者説，如果你要了解啓蒙運動開始所產生的所謂現代性，一定要了解這種現代性的一個最重要的起點之一就是中國。
我們可能都聽到過一個概念，叫做“西學東漸”，就是西方各種各樣的學問源源不斷地傳到東方，傳到中國，影響了中國的方方面面。其實歷史上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學西漸”，中國各種各樣的學問，源源不斷地傳到西方，影響了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國有一位很優秀的歷史學家，叫朱謙之，早在上世紀40年代他就著書立説，指出歐洲文藝復興發生在意大利不是偶然。為什麼？因為在當時歐洲國家中，和中國接觸最多的是意大利。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物質商品和文化思想傳到了意大利。他認為從13世紀到16世紀，許多重要的中國發明，通過阿拉伯世界傳到了歐洲，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創造了必要條件。
另外大家也知道威尼斯的旅行家、商人馬可·波羅在中國待了17年，回到歐洲之後出版了《馬可·波羅遊記》，一時洛陽紙貴。歐洲人通過這本遊記瞭解到了原來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如此富庶的大國，商人從中發現了財富，哲學家從中發現了思想。
《馬可·波羅行紀》 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我們現在講，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多數人説是林則徐，也有人説是魏源。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魏源的《海國圖志》對當時的中國，對當時的日本，都產生了一種震撼。特別是日本的崛起，應該説這本書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一下子讓很多亞洲的知識界人士，發覺歐洲已經明顯地領先亞洲了。
作為比較，我們也可以説《馬可·波羅行紀》在歐洲出版的時候，給14世紀的歐洲人帶來震撼。這種震撼，可能會大於《海國圖志》給亞洲人帶來的震撼。《馬可·波羅行紀》出版後，翻譯出了無數版本，歐洲人突然意識到，原來在東方還有這麼發達，這麼了不起的文明和國家。從此，歐洲人開始了各種各樣的探險，想到中國來追求財富，也有些人想追求思想。
17、18世紀，歐洲啓蒙運動的一大批思想家，對中國文化和思想充滿了敬意。他們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和傳播，對歐洲的啓蒙運動，對歐洲方方面面的發展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大家一定知道，法國最偉大的啓蒙思想家之一是伏爾泰，他是中華文明的鐵粉，説過很多讚美中國文化的話。他曾經這樣寫道：“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
伏爾泰 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我們一些學者説，伏爾泰可能對當時中國的真實情況不瞭解，所以有一種浪漫主義的嚮往。其實如果我們還原歷史，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回溯到伏爾泰所生活的歐洲和那個時代的中國，進行客觀的比較，這兩者最大的差別是什麼？**整個17世紀，乃至18世紀上半葉，歐洲一直在進行戰爭。有學者做過統計，整個17世紀的一百年內，歐洲大約只有三年時間，沒有大的戰爭。**德意志民族經歷了三十年的宗教戰爭，沒有形成統一，死亡人數不計其數。一般認為至少1/4的人口，由於戰爭而消亡。
當時的中國是什麼情況？正是康乾盛世。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上半葉的一百多年內，不管當時的中國存在多少問題，但中國是規模最大的統一國家，實現了總體上的和平，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當時的歐洲卻天天在打仗，所以伏爾泰把他的目光投到遠方的中國，我想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欽佩。另外當時歐洲多數國家，還在採用政教合一的政體，戰亂不斷的原因就是宗教之間或者同一宗教下不同教派之間無休止地打仗。而中國早已是一個世俗國家，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
德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歌德也讚美中國和東方。他説在那可愛的東方，我感到月的光輝，樹枝飄動的湖面上的幽光，在夏日中帶來沁人肺腑的清涼。中國古代月光的意境就這樣傳到了歐洲。伏爾泰當時也説過這麼一句話，可以看作是對歌德詩句的註解，他説歐洲的君主和商人在東方發現的僅僅是財富，而我們哲學家在那裏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一個新的物質的世界。
可以説整個16世紀到18世紀期間，我們看到的是“中學西漸”，也就是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等，隨着中國的物質文明不斷湧入歐洲，影響了歐洲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
剛才提到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他就非常渴望得到關於中國的各種信息和知識。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他準備在自己的房門上貼一個牌子，上面寫着“中國知識中心”，所有關於中國的信息都彙總到這兒。他認為中國有着令人讚歎的道德，有着自然神論的哲學。這種極富權威的哲學的創立，在希臘人的哲學以前就形成了。萊布尼茨還認為，中國在實踐哲學方面是佔有明顯優勢，但他也覺得歐洲在思辨哲學方面還是領先的，所以他覺得可以雙方優勢互補，組成一種世界文化。
萊布尼茨的著作《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提到：“中國人以觀察見長，而我們以思考領先，正宜兩好合一，互相取長補短，用一盞燈點燃另一盞燈”。這句話也被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在布魯塞爾出席中歐工商峯會時所引用。
政治方面，啓蒙運動提倡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而啓蒙思想家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偶像，往往就是孔子。中國學者樓宇烈這樣概括，他説從某種角度來講，現在西方的人文主義或者人本主義，正是吸收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而發展起來的。它促使西方社會，從中世紀的神本主義，轉向以人為本。
在伏爾泰眼裏，理性使中國擺脱了戰亂。與頻繁戰亂的歐洲相比，中國當時的社會安定，令人羨慕，令人崇拜。所以他認為中國是由哲人哲人進行統治。哲人王的統治，實際上是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他覺得理想的國家應該哲人來統治。
中國學者朱謙之經過考證也認為，從16世紀到17世紀，歐洲來華許多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把中國的宋儒理學傳入歐洲，影響了一大批歐洲啓蒙思想家，為他們反對宗教，主張理性提供了強大的武器。從歐洲啓蒙思想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大一統與戰亂頻繁的歐洲形成鮮明對比。所以他們把中國的理性，把中國的大一統看作是中國和平強大的根本原因。
現在大家普遍把亞當斯密當做經濟學之父。但是經濟史學家的研究認為，亞當斯密的背後還有一位偉大的法國經濟學家魁奈，他被當時的歐洲學人尊稱為“歐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放任”，這一概念來源於法文，現在也是用法文Laissez-faire，一般認為是魁奈用法文對老子的“無為”概念的翻譯。**此外，魁奈還專門談到了中國的皇帝，如何在每年春天到來的時候，前往社稷壇主持親耕大典，以示重視農業和民生。後來的法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親自效仿，奧地利的約瑟夫國王也效仿參加，表示親近農業的耕作儀式。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提到，18世紀歐洲啓蒙思想家普遍嚮往中國。他有這麼一個描述，説在整個漫長的18世紀，對於法國啓蒙思想家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中的某一部分不對中國倍加讚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讚美。他們心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民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中國的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一切官職均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將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這些法國啓蒙思想家，歎為觀止，心往神馳。
托克維爾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當然，18世紀歐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數對中國持否定態度的，主要是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他們把中國政體定義為“專制政體”，這一觀點隨着歐洲經濟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國和亞洲經濟地位的下降，逐步變成了西方的主流觀點，影響至今 。
但今天我們回頭看一看孟德斯鳩和黑格爾對中國的批評，你就會發現這個話語逐漸成為主流的過程，正好是歐洲國家崛起的過程，也正好是種族主義理論在歐洲興起的過程。種族主義理論就認為，歐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種都不如歐洲人優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鳩的自然環境決定論是種族主義理論的起點之一。黑格爾是哲學家，他從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出發，故意把中國塑造成西方的對立面，中國是東方專制主義，是歷史停滯的國家，以反襯西方的所謂自由、文明和進步。這種虛構出來的話語體系，實際上也影響了不少中國人，一直到今天。
對於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觀點，很多人都提出過質疑。比如嚴復，早在1906年就寫過文章，指出黑格爾哲學在本質上是反自由的，是以進步和歷史規律的名義，對落後民族進行征服的藉口。我國另外一位思想家章太炎也對黑格爾提出批評，指出中國的莊子哲學才具有真正的自由精神。這些觀點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哲學家杜威反思德國古典哲學；與第二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哲學家羅素反思德國古典哲學，大致是一致的。
章太炎，1908年發表《四惑論》批評黑格爾哲學 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中國還有位學者劉夢溪，有一本專著，專門考證中國歷史上的“狂”。他説“狂”實際上就是一種自由，在中國文化中源遠流長。他説中國很早就有武俠文化，這是一種超然的自由。我們還有自由文人的傳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我們還有繪畫中的大寫意，書法中的狂草。我們的道家崇尚自然，佛家崇尚頓悟。這些都是真正崇尚自由的表現，是真正的知識和精神的自由，而這種傳統在歐洲是很少的。
這是由於中歐經濟制度的不同。中國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內，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而歐洲的土地在多數時間內，是不能自由買賣的。中國的小農經濟，每家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雖然不是很大，但屬於自己。把中國説成是專制，歐洲説成自由，應該説是張冠李戴 。恰恰是當時歐洲人的自由太少太少了，所以拼命爭取自由。
回頭看，無論是黑格爾也好，孟德斯鳩也好，應該説他們對中國的瞭解是非常有限的。英國學者李約瑟也曾經説，如果古代中國真像有些人宣傳的那樣，是一個絕對專制，毫無自由的社會，那就無法解釋幾千年來中國會產生這麼多的創造與發明，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那麼漫長的歲月裏，中國總是處於相對歐洲領先的地位。真實情況確實這樣，在過去2000多年曆史的大部分時間內，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方面幾乎是全面領先當時的歐洲。
今天我與大家一起回望歷史上這場聲勢浩大的“東學西漸”或者“中學西漸”運動，一方面是有感於今天西方人出於種種原因，很少主動提及歐洲啓蒙運動中的中國作用；另一方面也有感於不少學者，包括中國學者、外國學者，還是陷在西方中心主義裏難以自拔。我們國內一些所謂自由派學者、公知，還動不動鼓吹要給中國人啓蒙，其實現在最需要被啓蒙的是他們自己，是他們所崇拜的西方。
這幾年，我在西方做講座，經常提出非常善意的建議，希望他們借鑑一些中國人的經驗或者智慧。比方説，我們講解放思想，他們需要解放思想，我們講實事求是，他們需要實事求是。
但不少朋友都跟我講，張老師，你為什麼老是去喚醒那些不想醒的人呢？
讓他們繼續睡着，不也挺好嗎？
**馬澤晨（節目嘉賓）：**剛才張教授回顧了東西學相互交流的歷史，讓我想到了一個側面。大約在清朝初期，當時有一些外國使團，他們通過畫版畫記錄中國，有點類似於今天的照片，因為那個時候的技術就到這個份兒上。
如果你觀察那個時期的版畫，你會發現，它明顯地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個時期，畫中的建設都異常的高，午門的兩層雁翅樓，畫得跟四五層、六七層一樣的高樓，也就是説，他們最開始來到這個地方，完全以一種仰視的心態看待，非常欽佩。但是經過一番瞭解之後，他們發現能夠壓制閉關鎖國的清朝的方法。這個時候，他就把明明兩三層的樓，畫得像一兩層一樣，把人都畫的比較醜陋。
如果當時他們的版畫技術是一種媒體，那麼現在的西方媒體是不是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比如説“黃馬甲”運動，如果是在東方世界，是不是就又是“民主之光”了？
**張維為：**這就是雙重標準，在西方屢見不鮮。人權問題、技術轉讓問題，恐怖主義問題，包括新疆“七五”事件，他們都不用“恐怖主義”這個詞。你講的案例，很好地證明了他們的雙重標準。
**葉青林（節目嘉賓）：**我想到的是對當下的現實意義。今天的中國能夠取得這麼好的成績，依靠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我想起美國一位研究毛澤東的著名學者講的這麼一段話，他説毛澤東最大的成果就是把中國古代已有的樸素共產主義思想，也就是大同理想，與產生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就讓馬克思主義成功地告別了歐洲血統，在中國有了“出生證”。
**張維為：**我們現在講告別“西方中心論”，有的人就會質疑，説馬克思主義同樣來自於西方。你可以這樣回敬他，你説我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不一樣的。
**李志暉（節目嘉賓）：**聽完張教授的演講，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緊迫感。剛才張老師講到，西方很多思想家，比方説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還有後來啓蒙時代的《論法的精神》、《社會契約論》，甚至《聯邦黨人文集》等等，這些當然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思想的精華。
但是，這些思想家主要針對的是當時當地的現實問題。中國的文化傳統，人口規模，地理環境，社會形態跟西方是不一樣的，我們應該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社會變革越強的背景下，所產生的思想就會越偉大。當今中國的變革最宏大的，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有這種緊迫感，像我們百家爭鳴的古人一樣，創造當代的中國文明，讓它也隨着中國的發展傳向世界各地。
**觀眾1：**張教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聽了張教授的講座，有兩個問題想要問一下，就是您覺得“西方中心論”有哪些弊端？第二，就是西方學者如何看待“西方中心論”這種問題？
**張維為：**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西方中心論”帶來的一系列的災難。包括印第安人的消失，在殖民中的種族主義，包括現在還能影響很多人的所謂歷史終結論。西方中心論就認為，整個世界都要朝着西方模式走，結果你就會看到顏色革命的失敗，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很有意思。即使從西方學者角度，現在有很多學者在反思“西方中心論”。
而且我發覺是這樣的，一旦西方世界面臨危機的時候，最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時死了一千萬人，傷了兩千萬人。這樣一個大災難之後，很多西方學者，開始把目光投向東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羅素，英國哲學家。1920年左右，他在中國，在北京、上海、長沙好幾個地方做演講。當時我們國內的知識界不自信，總覺得中國文化不行，他卻説你們這文化真好，特別崇尚和平。終有一天，他認為中國將會獲得足夠的自衞能力，到那個時候，就會發覺中國這種和平的文化對世界將是多麼巨大的一個財富。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實踐的，中國發展起來，強大起來，卻會做和平的中堅力量。
也是在一次大戰之後，美國哲學家杜威，我們叫實用主義理論家。當時他也是到北京、上海，到中國很多地方做演講。他批評黑格爾，説黑格爾的理論直接導致了德國的軍國主義。中國的孟子思想，特別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説這個是很了不起的。我覺得這是他們在反思他們的很多問題。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他在跟高爾基的通信中反覆強調，他説中國文化真是了不起。歐洲人認為，人文主義（humanism）是歐洲人特有的，他説這就錯了，中國人那才叫真正的人文主義。一旦到危機來臨的時候，他們就把目光投向中國文化，發現裏面有很多道理。
某種意義上，今天的世界也面臨巨大的危機。現在，很多西方人也開始把目光投向中國。這個趨勢已經很明顯地出現了。
**李志暉（節目嘉賓）：**我覺得“西方中心論”，最終的受害者可能是西方本身，中國對此有過教訓。清朝時期，中國自認為是天朝上國，結果很快就被打敗了。一個民族也好，一個文明也好，如果它自認為是中心，缺乏開放、包容的氣度，或者是別人強制把它認作中心的時候，就意味着這個文明和這個民族正在走向衰落。
**觀眾2：**我有一個問題，隨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我們已經逐步告別了西方中心主義。我們中國應該怎麼面對這種局面？
**張維為：**首先我覺得你的觀察是準確的，非西方板塊正在迅速崛起，而西方板塊的走衰，走衰的速度比我們預計得還要快。
中國的選擇就是和平發展，就是“一帶一路”，把餅越做越大。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來，最後可能變成你不得不來。中國人善於造“勢”，善於謀勢，勢起來之後，最後成為潮流。
政治方面存在三期疊加。一個是所謂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美國人叫“修昔底德陷阱”；一個是國際秩序，默克爾總理講，説如果我們的舊秩序不能夠容忍中國，中國人就會創造新的秩序；還有就是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挑戰，比方説人工智能可能會帶來的失業問題等等。回顧人類歷史，過去這三種情況的任何一種都可能會帶來戰爭。但是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中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國的力量是一個和平的力量和發展的力量。
如果研究美國，就會發現美國的普通百姓厭倦戰爭。美國在過去30年內打了13場戰爭，浪費14萬億美元。一個金融危機又浪費了20萬億美元。結果導致奧巴馬出兵攻打利比亞，遭到美國老百姓反對，國會也通不過，只得做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和平力量對世界產生的影響，哪怕是三期疊加，但是前景會比過去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好。
**觀眾3：**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在各個領域建立全面的領先優勢，那麼去“西方中心論”，可能只是我們自己在自話自説。不知道張教授您對此怎麼看？
**張教授：**我個人觀點，西方走衰的速度，比我們原來預期的要快；而中國崛起的速度和規模，也比很多人預期的要快。今年3月，美國的蓋洛普公司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做了一個民調，問題是美國和中國，誰的領導力更強，類似這樣一個問題。在今年的民調統計中，中國的領導力比美國高兩到三個百分點。你可以看到，世界對中國、對美國的看法，實際上正在迅速地變化。
最近有一個案例，就是波音737MAX事件。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禁飛的國家，過去這一權力由美國的FAA所掌控。但是今天的中國提出禁飛，獲得世界其他國家的追隨。這就是遊戲規則的改變，秩序的根本是遊戲規則，西方主導的遊戲規則，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我們可以趨利避害，我們可以非常尊重。
實際上，文化自信不能完全與中國發展的程度掛鈎。文化自信的最終建立，還是需要最廣泛、最根本、最基礎的自信。
**觀眾4：**張教授好，我覺得世界的格局是不是需要重新佈局？
**張維為：**中國崛起，毫無疑問會改變世界格局。二戰以來，從學界觀點來看，這個世界構成中心和外圍的格局。西方國家是中心國家，發展中國家是外圍國家，兩者呈現二元依附關係，也就是外圍國家依附中心國家，外圍國家供養中心國家。
我們經常講，一部蘋果手機在中國生產的95%利潤給中心國家拿去，中國只能拿5%。但中國厲害的地方就在於，通過這5%的積累慢慢慢慢發展起來了，結果發展起來以後形成現在新的格局。當今中國成為這裏中心外圍體系中獨立的一級，這一級很厲害，中國與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是最大的貿易伙伴、投資夥伴、技術夥伴。
這就構成了嶄新的三元互動關係。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非常獨特的，相對主動的地位，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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