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欣|“五四”研究百年：突破 1980 年代的問題意識框架如何可能

【文/袁先欣】

1919年5月4日，對魯迅來説是一個尋常的日子。當天他在日記中記下：“曇。星期休息。徐吉軒為父設奠，上午赴吊並賻三元。下午孫福源君來。劉半農來，交與書籍二冊，是丸善寄來者。”(1)

正如當代一些研究者所試圖證明的，對許多當時的親歷者而言，1919年5月4日所攜帶的重大歷史意義，並不是在當天就立刻讓人感覺到的，而是在後續的多次敍説中被逐漸建立 起來的。魯迅日記中所記錄的這“平凡的一天”就是一個佐證。然而，如果説這種“建構論”在某種程度上嘗試拆解和鬆動過於僵化的“五四”解釋框架，以顯露出其背後的另一個更真實、鮮活的“五四”，那麼魯迅的言説也同樣是悖論式的。作為一個時時要戳穿“紙糊的假冠”的人， “新文化運動”的“名目”亦在魯迅揭起之列，(2)

然而，移居上海後的魯迅也曾不止一次地談到， “五四”以及由“五四”帶來的新文化蓬勃生氣和戰鬥精神構成了“文化城”北京真正的榮光。(3) 在“五四”之後的分化和落潮時期，朋友們“有的高升，有的退隱”，只留他一人“荷戟獨彷徨”於舊戰場，亦成為魯迅難以忘懷的隱痛。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和見證者，魯迅並不是不清楚“五四”經由種種敍述“層累地造成”的過程，但這無損於他對某種“五四”精神的長久忠誠——或者可以説，魯迅所忠誠的“五四”，並非組成那一日的物質細節，而恰恰是將其構建為一個精神空間的種種言説以及隨之而來的實踐。

魯迅

**不難設想 , 在“五四”逼近100週年之際 , 種種對於“五四”的回顧連同爭論，又將借紀念之名浮出水面。**這並不是新的現象。周策縱即指出，由於“五四”知識分子在運動之後不久走向分化，“關於這場運動的性質和成就及其真正的領導者等問題迅速成為焦點”，(4) 有關“五四”的回顧從此不可避免地成為各種解釋的戰場。周策縱在20世紀70年代將爭議各方的觀點總結為三種：自由主義者認為“五四”是一場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或啓蒙運動，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和傳統主義者認為“五四”招致了中國的大災難，共產黨人則將“五四” 放置在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的延長線上，將其界定為一場反帝反封建運動。(5)

“五四”90週年之際，楊念羣指出存在着五種“五四八股”：作為一場單一的愛國學生運動的“五四”；“面目猙獰”的“反傳統”的“五四”；以批判“五四”為出發點為興國學正名；從“個人解放”之成敗來判定“五四”的意義；作為一場純粹文化運動和學術積累、與政治完全無關的“五四”。(6) 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正是關於“五四”的種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言説，促生了逼近歷史現場和還原真相的衝動。然而，正如魯迅的態度所提示的，檢討“五四”的悖論恰恰在於，我們可能想象一個僅僅存在於某個確定“現場”和“真相”之中的“五四”嗎？我們可能把有關“五四”的不同解釋平行地攤開，然後從中擇取一個最“客觀”和最“中立” 的嗎？還是説，我們必須承認，作為一個百年來不斷被佔領的“象徵空間”，“五四”被反覆組織到不同的敍述和文化與政治力量之中，這個立體的、具有時間性的歷史過程，本身就是我們理解和把握“五四”的前提？

《建黨偉業》劇照

在後世的回顧中，周策縱的自由主義、保守民族主義與傳統主義、共產主義“三分法” 提供了一個簡明同時影響深遠的分析框架，某種程度上，楊念羣所謂的不同“五四八股”亦可歸納合併入上述“三分”之中。上述三種立場之中，自由主義的和保守主義的解讀方式出現較早，幾乎與“五四”同時發生，而共產黨人的解讀方式則要等到1939–1940年毛澤東發表《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時才告正式成熟——儘管在此之前，這一敍述當中的許多因素已經存在了。這一解讀方式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成為主導大陸“五四”歷史敍述的聲音，直到20世紀80年代開始受到挑戰和衝擊。儘管正如舒衡哲（Vera Schwarcz）所指出的，在整個20世紀的歷史中，由不同羣體各自所處的立場而來的不同“五四”面相（連同這些面相之間的張力關係）是始終存在的，(7) 但仍然可以説，40年代和80年代構成了兩個關鍵性的時段，在兩個時段之後，分屬自由主義、傳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解讀方式之間力量對比的圖譜都發生了根本變化。

在40年代之前存在的兩種主要的“五四”解讀方式可歸結為“文化啓蒙”式的和“政治運動”式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等人強調和放大“五四”的文化面向，並反覆重申1919年5月4日當天作為街頭運動的政治事件事實上中斷和阻撓了文化啓蒙的開展，(8) 這最為典型地呈現出了他們對“五四”遺產的基本取向。另一方面，以孫中山和蔣介石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們傾向於主要將“五四”理解為一場色彩鮮明的學生愛國運動，不贊同在新文化運動中流露出來的那種與中國傳統相斷絕的激進訴求，這種取向則與前者形成了張力關係。二三十年代的左翼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人搖擺在二者之間。一方面，左翼文學和文化運動的發展不啻是用“階級”的範疇進一步擴充了“文化啓蒙”的對象和範圍，另一方面，進入30年代之後日益顯明的民族危機又必然要求左翼知識分子們在反思“五四”、肯定民族存續的基礎上重新思考現代與傳統、新與舊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五四”論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榫合，民族主義的和文化啓蒙的訴求以“反帝”和“反封建”的形式被整合為“五四”的雙重性質，從而確立了“五四”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無可取代的位置。

**毫無疑問，毛澤東的“五四”敍述帶有極強的策略性，它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話語的縫合與其説是為了實現學理上的超越，不如説是出自強烈地論證共產黨人革命合法性的衝動。**也無需置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敍事能夠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迅速取代自由主義和保守民族主義成為主導敍述，依託的是新政權所提供的現實政治力量的背書。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説，正是由於這一敍述當中所攜帶的強烈的“政治”因素（及其在建國後的不斷強化乃至泛化），引發了“新時期”以來對毛澤東所確立的經典“五四”敍述的拆解。

在80年代以來針對“五四”的重新敍述當中，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啓蒙”論無疑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在1986年發表的《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開篇，李澤厚重新區分了兩個“五四”：“‘五四’運動包含兩個性質不同的運動，一個是新文化運動，一個是學生反帝愛國運動。”(9) 這一區分所完成的，不僅僅是回到20世紀40年代之前作為“文化啓蒙” 的“五四”與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之間的對抗關係，而且將1919年以來的中國現代歷史敍述為後者對前者的壓抑和扭曲：在“嚴峻、艱苦、長期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在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民族大搏鬥中”，“鋼鐵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和集體的力量”必然要遮蔽“個人的權利、個性的自由、個體的獨立尊嚴”，從而，“救亡”的迫切需求逐漸壓倒了“啓蒙”的漸進改良。(10)

正如賀桂梅所指出的，潛藏在“救亡壓倒啓蒙”論背後的實際是20世紀80年代的某種時代感覺，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對“五四” 的重新解釋與他們認知80年代與文革的方式互相重疊，從而，伴隨“ 救亡”革命而來的巨大暴力被歸咎為中國的“ 傳統” 或“封建”因素，80年代則被想象為朝向“現代”和“啓蒙”開放的一個新“五四”階段。(11) 儘管作為一種歷史解釋的“救亡壓倒啓蒙”論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受挑戰和質疑，(12) 其知識根源和歷史前提也經由此後的許多批評被陸續揭示出來，(13) 但是，90年代的後冷戰和“告別革命”氛圍以及學科建制化與學術操作精細化，卻毋寧説進一步發展和確證了“救亡壓倒啓蒙” 論中的一些結構性闡釋因素——如政治與文化、直接行動與間接啓蒙、集體主義與個人解放之間的對立——儘管有時並不處在李澤厚本人的邏輯延長線上。一個頗耐人尋味的例子是，李澤厚曾將傳統/封建視作救亡走向暴力、壓抑個人自由等啓蒙對立面的癥結所在，當代的保守主義者們則視革命衝動本身為一種必然招致災難的“現代”頑疾，雙方的觀點看似截然相反，卻分享着共同的前提，即把“ 五四”到文革的革命序列視作中國危機的根源和應被克服的目標。

**如果説40年代，以毛澤東的“五四”敍述為核心的革命史敍述崛起，那麼80年代對這一敍述的拆解所造成的真正後果，則是作為20世紀中國核心議題的“革命”在歷史敍述中變得模糊不清了。**楊念羣在“五四”90週年之際，曾將80年代以來新起的種種“五四”解讀歸結為“‘自由主義’敍説”的潮流，(14) 但更準確的説法應該是“‘去革命’敍説”。當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在批判“五四”的同時往往也反對自由主義式的啓蒙和漸進改革理想，他們與後者的共同點毋寧説是對革命本身的不認可。但與此同時，更重大的問題還在於，毛澤東的“五四”論述並不僅僅是對於“五四”本身的歷史闡釋，它同時構成了一整套革命史敍述的基本出發點。一個不常為人所討論的細節是，在毛澤東的敍述當中，“五四”實際構成了中國“現代”的起點，而這個“現代”是有別於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近代”的。那麼，如何理解以“五四”為開端的中國“現代”？一個簡單的回答當然是鴉片戰爭標誌着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而“五四”則意味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始。但是，為什麼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以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開端，而必須放置在1919年的“五四”之上呢？我們到底應當如何來理解這樣一種標識了中國之“現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核和實質？

從建國之後到80年代之前，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史的經典敍述都是以1919年的“五四”為起點的。儘管經典並不意味着這一時期完全不存在其他聲音，(15) 但大體上，這些敍述都沿用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基本框架，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誕生和發展作為“現代中國”最為重大的標誌。王瑤在1951年初版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將“中國新文學的歷史” 界定為“和政治鬥爭密切結合着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儘管新文學的提倡在“五四”前已經出現，“但實際上是通過了‘五四’，它的社會影響才擴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有力的一翼的”。(16) 胡繩則從“階級力量的配備和關係”的角度來敍述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從而，“五四”後“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獨立的自覺的力量登上歷史舞台併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不僅給“中國革命打開了一新的局面”，而且構成了“把中國現代史和中國近代史劃分開來” 的依據。(17)

某種程度上，“ 新時期” 以來的歷史敍述也正是通過重新界定起點和分段的方式，來拉開自身與以革命為歷史目的的新民主主義闡釋框架之間的距離的—— 這一過程又與對“ 五四” 的再闡釋互為表裏。現代文學史敍述框架的更動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1987年首次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將現代文學的起點前移到1917年的文學革命，這不僅僅是史實的修正，而且意味着一種新的“現代文學”觀念的確立。作為一個“鮮明的界碑”，1917年的文學革命“標誌着古典文學的結束，現代文學的起始”，“現代文學”首先“是一個時間概念”，其次“還是一個揭示這一時期文學的‘現代’性質的概念”，(18) 因而，被重新確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源頭的不再是以羣眾運動的“五四” 為起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而是某種文化啓蒙主義式或“文學現代性”式的新文化運動。(19)

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 儘管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即出現過有關近現代的分界究竟應放在1919年還是1949年的爭論，(20) 但是直到進入90年代之後，以1949年而非1919年作為近現代史分界的方式才開始正式進入歷史教材和主流著作。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組織編寫的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出版，這套被譽為“了卻了幾代近代史學人的夙願”、(21) 吸納了學界最新相關成果的近現代通史著作放棄了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近代史和現代史劃分的節點，將1840年鴉片戰爭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統劃入近代史範圍內。在第一卷“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概説”中，主編張海鵬將全書基本主題概括為“民族獨立”和“現代化”，(22) 用“沉淪與上升”的“ U字形歷史進程”描繪歷史的整體走向，並將該時段內構成重大歷史轉折的事件羅列闡述如下：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中共成立、國民黨一大和第一次國共合作；國共分裂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西安事變和盧溝橋事變；重慶和談破裂和國共內戰。(23)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敍事中，“五四”不僅不再作為近現代史的分界，甚至也不再被作為“重大歷史轉折”，相對應地，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與中華民國的建立，以及1921年中共成立， 被放置到更具“轉折性”的位置之上。如果説，80年代之前，有關1840–1919年間歷史的主流敍述模式是“三次革命高潮”論，1919年之後的部分基本被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中共黨史主導，那麼在這套《中國近代通史》中，歷史敍述的主體就不再是革命浪潮的起伏和承前啓後，而是作為一個民族和國家的中國的現代命運。在這一框架中，標誌着羣眾運動和階級覺醒的“ 五四” 的位置相對被弱化，為國家政權的更替和政黨成立所取代，顯示出基本敍事重心和模式的轉移。

在李懷印看來，1980年代初興起的新啓蒙史學開啓了80和90年代的“中國近現代史敍事的轉型時期，即由頌揚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叛亂和革命，轉向強調現代化和改革。”(24) 類似的，賀桂梅也觀察到，主導80年代以來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同樣是某種以“現代化敍事” 來取代“階級鬥爭眼光”的衝動。(25) 使得這一進程得以啓動的關鍵，正是80年代以來對於“五四”的再解釋。然而，如果説80年代的基本氛圍是通過排斥一個“五四”而回到另一個“五四”，那麼在之後的發展中，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則是，儘管針對“五四”的紀念和爭議還在持續不斷地進行，但作為話題的“五四”似乎越來越限定於學術討論的空間之內，而無法再像80年代那樣引發巨大的思想和社會能量。陳平原對這一趨勢做了如下描述：“上世紀80年代，五四作為學習榜樣和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時的思想解放運動；90年代，五四作為學術課題，在大學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漸失去影響社會進程的能力；進入新世紀後，隨着‘傳統’‘國學’‘儒家’地位的不斷攀升，五四話題變得有些尷尬，在某些學術領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對象。”(26)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重的，不過一個無法忽略的重要根源恰恰在於80年代對於“五四”的再解釋方式本身。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啓蒙/救亡變奏”論將毛澤東論述中攜帶着“反帝反封建”雙重任務的“五四”拆解為文化啓蒙的（或“反封建”的）與反帝愛國的（或“反帝”的）兩翼，這就在兩個方向上創造了邏輯發展的空間：一方面，以文化啓蒙和拒絕暴力革命、擁抱漸進改良為取向的自由主義現代化方案，實際上是以嫁接和摹仿某種發源自歐美的“普遍”現代模板為基本前提的，然而，這一方案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真正開端遠非“五四”，而毋寧説早在民國初年、戊戌變法、洋務運動甚至更早的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從而，“改良現代”對於“革命現代”的取代，必然要求“現代”的起點從“五四”開始不斷上移，這也意味着有關“現代”內容的定義本身發生了重大的轉移，毛澤東通過新舊民主主義革命所區分開來的“近代”和“現代”，在這一轉變中都被吸入到了一個由1840年所開啓的、至大無外的“近代”進程之中。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和“20世紀中國文學”等命題，以及近現代史領域中洋務運動等事件的評價及其歷史位置升降，某種程度上都可説是這一進程的反映。

另一方面，從民族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五四”的弊病又被視為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從而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現代”方案都被認定為放棄自身傳統、擁抱西方的結果。耐人尋味的是，這一論斷又在90年代與自歐美“旅行”到中國的後殖民主義批判殊途同歸，並獲得了後者知識和理論上的支撐。在這個方向上，一種較為温和的訴求是在中國內部重新發現“現代”的起源或某種屬於中國的“另類現代性”，其激進版本則根本拒絕“現代”概念本身，而將傳統/現代的對立轉化為中/西之間歷史道路的對立，試圖從儒學等傳統資源中找尋超克西方的可能。這兩個方向在現實中往往是互相糾纏、難以清晰分辨的，但它們都必然以取消以“五四”為代表的某種“現代”內核為前提（儘管兩者針對的“五四”面相並不盡然一致），其結果就只能是曾經攜帶着巨大動能的“五四”自身越來越不被人們作為定位自身和想象未來的標尺，而逐漸從思想舞台的中心淡出。

李澤厚

**與20世紀80年代生氣勃勃、百家爭鳴的局面相比，在過去的10年乃至20年中，對“五四”的討論太少；甚至，與許多其他近現代史上的事件相較，圍繞着“五四”展開的言説雖然具有高度規範性的外殼，在具體的學術問題研究上作出了堅實的推進，其內核卻是相對沉寂的。**就筆者淺見所及，近年來的五四研究大略存在（但不限於）如下幾種取徑：其一，擱置思想爭議，回到歷史現場，詳細清理和復原“五四”發生時的具體語境；(27) 其二，勾連晚清甚或前近代與“五四”，從傳統、復古、延續而非斷裂的視角來重新考察“五四”的歷史根源及其可能；(28) 其三，從全球史而非單純中國的視角來考察“五四”的發生和影響，將“五四”放置在一戰及其後果所造成的全球網絡中，研究思潮與行動的跨國關聯；(29) 其四，引入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視野，考察除以往受到重視的名家鉅子和中心城市之外，其他團體、地方社會對於“五四” 的介入和接受，以及具體的社會網絡、傳播機制等物質條件對“五四”所產生的複雜影響。(30) 其他如思潮、人物、事件研究等傳統取徑上亦多有新作，在此不贅。毋庸置疑，這些新方法所帶來的研究已經很大程度上深化甚至改變了我們對“五四”的傳統理解，但同時應當指出的是，有關“五四”的基本問題意識似乎仍然徘徊在80年代以來所劃定的界限之內，能夠作出突破的研究還相對較少。

那麼，**在“五四”即將迎來100週年之際，打破上述局面是可能的嗎？正如許多學者已經論及的，在過去的100年中，對於“五四”的回顧、討論和紀念，從來都不僅僅是“史實”的考訂和挖掘，而且關乎我們如何定位自身在歷史當中的位置。**當代“五四”研究蔚為大觀又難免陷入“碎片”化的特徵，不僅是一代學風使然，而且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們對於自己所處的歷史時代的許多前提仍然缺乏清晰的反思。當我們把擺脱革命史式的“五四”敍述作為不假思索的基本出發點的時候，一系列問題也同時被規避了：如果説革命史敍述中的“五四”形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頗，有選擇性地壓抑和弱化了某些原本豐富的面相，那麼主導當代“五四”研究的問題意識難道不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偏頗嗎？我們今天是否還有可能去理解一個由文化、政治、羣眾運動、社會重造等等力量互相激盪而成的“五四”所具備的獨一無二的氣質，辨認出它所創造的一系列獨特傳統在20世紀中國的後續影響，而不僅僅把它當做某個啓蒙現代的階段性發展，或被政治力量所操縱的偶然事件？以上所論及的任務當然需要大量學者的嚴肅後續研究工作來推進，非筆者之微薄學力和本文篇幅所能解決。但本文仍希望稍作提請的是，回到並超越（而非簡單重複）革命史敍事當中的“五四”論述（尤其是毛澤東的“五四”敍述），這或許是一條可能路徑。

如前所述，以革命為核心的“五四” 敍述的升降幾乎支配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敍述，並深深介入政治、思想、文化等一系列思想與實踐活動的開展之中。我們今天的態度不應該是非此即彼、單方面的肯定或否定，而應對過去一個世紀乃至更長時間段內的歷史形成更深刻和更具綜合性的判斷。我們可以追問的是，如果存在兩種不同的“現代”，那麼“五四”所開啓的“現代”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它在何種意義上不同於鴉片戰爭所開啓的“現代”，我們又應在怎樣的全球關係和世界想象當中來定位它的特殊性？我們如何可能在超越某種實體化的“階級”範疇的基礎上，理解新舊民主主義革命之間的差異？……這些仍待解決的問題標示着“五四”仍是一個未完結的課題，而且我們思考和麪對這些問題的方式之中，可能藴含着面向過去和未來的多重可能。

本文原刊於《東方學刊》，購買請點擊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