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日本文化也講情與義，但在中國人看來總覺得哪裏畫風不對？

【文/潘妮妮】

“義理”這個詞，確實在日本的大眾語言中還是長期存在的，一直在使用。比如我們可能熟知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是“義理的父母”；可能對於年輕的觀眾來説，更熟悉的是經常出現在動畫裏的“義理巧克力”。情人節時看到喜歡的女孩送你巧克力，特別高興是吧？結果對方跟你講，“這個是義理巧克力”。也就是説，“這不是我的本命巧克力，本命巧克力是送給隔壁那帥哥的，你這個是義理巧克力。

那麼，“義理”放在日本大眾的意識形態當中，到底是個什麼意思？一般來説，當我們研究者談義理的時候，會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裏的一個概念來解釋。

當年美軍登陸日本之後，遇到過一個對他來説特別困擾的事情。鑑於在外島其他戰場上，日軍抵抗得非常厲害，本來美軍都做好了日本人堅決抵抗的準備，結果看到日本人夾道歡迎、日本的政治家非常的恭順。美國人就懵了。

為了讓美國更好地改造、管理、佔領日本，本尼迪克特的工作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解釋這個問題。所以本尼迪克特就説，日本有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叫“義理”與“人情”。義理其實是兩個東西：一方面，別人對你有恩，你就必須要報答，它跟你的想法沒關係；另一方面，就是擔心自己的名譽受到損毀。説句老實話，難道美國人就不報答別人的恩情，就不擔心自己的名譽受到損毀？所以我覺得這種定義還是有一點問題的。

如果説有這種矛盾和糾結的話，中國其實更多。

中國人講“忠孝不能兩全”，非常的糾結。但是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它與義理、人情之間是不一樣的。中國“忠孝不能兩全”中的孝是私人感情，而忠是對公共的、對國家的更大範疇的感情，要從兩者中捨棄一個；但是義理和人情，人情是對自己、對家人的一些私人感情，而義理本身也是對私人的一種感情，是對主人、恩人的感情，是個人對個人的，顯然這與忠孝不太一樣。

日本現代的改革維新其實是不徹底的，它只有政治上的革命，但沒有社會上的革命，於是義理的生命隨之延續。可能讓我們聯想到的一個很典型的問題，就是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

日本有位非常偉大的學者，叫作丸山真男。他認為，日本近代化的過程太快了，而且完全是一個小部分精英主導的近代化體系，所以就導致了在近代社會當中，很多日本人並沒有樹立起一個近代所需要的主體意識。

丸山真男説過，德國法西斯的邪惡，在於這幫人有明確的邪惡的意志——我想幹什麼事，所以我才這麼幹；而日本人發動戰爭這麼嚴重、邪惡的事情，其實他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幹嘛，都是一種隨波逐流，你問他們責任是什麼，每個人都説“我的責任是忠於天皇”。所以這是一個“無責任的體系”，同時也會變成一個推卸責任的體系，丸山真男認為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個事情。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日本企業出事，大家都出來集體謝罪，全給你鞠躬，然而核心責任，找不到人承擔。這裏面也會看到傳統封建時代“義理”的影響。因為封建等級制的影響，接受義理的人並沒有很認真地思考“為什麼我要接受這個義理”，他僅僅覺得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恩情，所以我是必須去接受的。

其實，日本人對“義理”的批判也是很嚴重的。當代社會全球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是非常多的，所以有時候別人看待我們的方式，後來也會轉化成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所以，日本人有時候也會吸收西方人的看法來批判自己。有的説“我們日本人有義理和人情，兩個不一樣，不能兼容，但又獨立存在”；有的説，“我們日本就是表裏不一”——一個是“建前”（建て前），在社會規則面前，應該説什麼話做什麼事，但實際上內心有跟“建前”不一樣的“本音”（ほんね）。

就好像送巧克力，在中國，女生只送自己喜歡的人巧克力；而在日本，如果一定要送，對不喜歡的人或全班男同學，送“義理巧克力”，有喜歡的人，送“人情巧克力”。也就是説，兩者可以並存，義理、人情都送。在日本，很難把這表現視作“表裏不一”，因為這兩個東西都是真實的：面對社會的時候，選擇這個真實；面對另一種感情的時候，選擇另外一種真實。他們覺得這兩個東西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存在一個問題：如果社會運轉良好，義理和人情是可以並存的；但遇到一些狀況，比如需要作出選擇的時候，義理和人情可能就會發生衝突，進而帶來一些很難預測的結果。

現今，日本的輿論也好，政治也好，有一些保守化的傾向。我們，包括日本人，很多時候也會覺得奇怪，右翼思想、政治家看上去都是一些老頭的東西，年輕人明明受的是戰後的和平主義教育，為什麼還會跟着右翼跑？其實，從“建前-本音乃至義理-人情關係”也可以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

2005年、2006年，小泉純一郎多次慘敗靖國神社，受到媒體、政治家、社會精英批判，説這事情不該做，做了之後會傷害亞洲的關係，影響區域和平，也有損日本的國際形象。小泉很不高興，就説了一句話，“這是我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心靈的問題（心の問題）”。一些年輕人也許不同意美化歷史，或也不關心亞洲關係，但小泉説“我不想聽你們那些理，只是要尊重自己的內心”，他們一聽，好得很，説到心坎上了，深感日本就是太受這些道理的束縛。

戰後日本對歷史問題的討論、反省不是很充分，國內輿論沒有把這問題説透。它只是教導國民，你把這東西作為一種義理接受就行；國民在公共生活中也接受了，大家不會説些離經叛道的話。問題在於理沒有透，於是小泉這麼説後，年輕人就立刻學着“尊重我的內心”，就是要跟你們這些説理的大人槓。年輕人的保守主義情緒，可以從這角度獲得一定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