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華盛頓焦慮到不再掩飾，露出了驚人的野蠻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歷史老人始終保持着獨特的幽默品味，時常在不經意間讓人感到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滑稽。
2019年4月29日，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的斯金納在智庫“新美國”召開的論壇上語出驚人地表示：在蓬佩奧國務卿的指導下，美國正謀求復刻“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的一項舉動——1947年7月以“X先生”筆名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現在這篇暱稱為“X文章”的作品將被複刻成“X信件”，用以構建新的美國對華戰略。
根據斯金納的説法，這個新戰略的最大創新之處，是將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描述為“文明之間的競爭”；而此前的大國戰略博弈，包括美蘇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被認為是“西方文明內部的競爭”。
斯金納在論壇上發言
這個定調迅速在華盛頓的戰略圈引發爭議，身為一名出身哈佛的非洲裔女性，斯金納的表述顯示其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定位和認知，基本上全盤接受了2017年以來前白宮幕僚長斯蒂夫·班農在多個場合的極端保守主義右翼的觀點：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包含三個層面，其一，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挑戰；其二，是非基督教-猶太教文明對基督教-猶太教文明的挑戰；其三，是非白人族裔國家對白人族裔國家的挑戰。
按照美國當下流行的“政治正確”的劃分，班農作為典型的白人男性保守主義精英，提出這類具有鮮明的種族主義的政治不正確的論點，是絲毫不令人奇怪的。但作為一個理論上體現美國多種族融合屬性的非洲裔女性高官，公開持有這類政治不正確言論，似乎就有些令人感到奇怪了。
不過似乎也不難解釋，這可以看做是自中國崛起的議題引發美方關注以來，華盛頓決策圈內某種焦慮情緒的極端反應：為了應對認知中的來自中國的戰略挑戰，已經可以到完全無視“政治正確”，徹底説出心裏話的時候了。
構成這種焦點的基礎，是立論者，即國務卿蓬佩奧、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斯金納女士等內心的某種真實的認知：要捍衞的美國，不是作為移民國家以及多種族融合象徵的美國，而是以猶太教-基督教文明的捍衞者自居，以盎格魯薩克遜族裔的精英成員為主體的美利堅帝國，也就是作為霸權的美國。
當下，所謂的X信件仍然是一個典型的“黑箱”，不過順着班農的思路，並回溯凱南《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的基本框架，導致可以預測這份新的對華戰略，應該包含這樣幾個主要的部分：
第一，對於中國國家行為動力機制的解構和剖析；
第二，對於當前中國推行的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對外戰略的所謂“地緣政治意圖”的解析；
第三，對於中國推行的中國製造2025以及在5G為代表的新興前沿技術領域的各項國家戰略的解析；
第四，對中國所謂挑戰美國霸權的威脅的描述，範圍可能涵蓋從海外影響力的投送，到所謂通過網絡進行監控和竊密，以及系統的對美實施所謂政治戰的各項行動的描述；
第五，構建在此基礎上的戰略規劃和政策建議。
從研究方法上來説，這一所謂對華新戰略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要如何解決先入為主的主觀認知，與客觀事實之間如何匹配的問題；作為其仿效對象的喬治·凱南，不僅寫過《蘇聯行為的根源》，在入主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一職後，凱南還在1947-1948年間操刀過對當時中國內戰的形勢分析，得出了內戰中國民黨必然失敗、共產黨必然勝利的結論，並提出了著名的“從中國大陸脱身”的戰略構想。
更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被尊崇為“遏制戰略之父”，但根據新冷戰史學家蓋迪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凱南最初設計的對蘇冷戰，與最終美國政府實施的遏制戰略，存在着顯著的落差；最終，凱南的選擇是離開國務院，重新回到高校，以研究者而非政策規劃或者執行者的身份，繼續對美國的外交進行研究。
而蓬佩奧、斯金納亦或者是班農，根據國際關係相關領域學者已有的分析，他們顯然在學術研究能力上並不具備復刻凱南的知識儲備與必要的研究能力；就已有的文字材料等進行的初步閲讀就可以發現，蓬佩奧、斯金納以及班農這批人，與其説是想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一套真實有效的對華新戰略，不如説是想借着凱南的名氣，扯着“X文章”的大旗，用看上去很有些來頭的話語，去包裝一套本質上是陳詞濫調的説法，兜售一些基本上與這個時代的常識在本質上格格不入的過時看法，將某種基本上屬於受迫害者妄想的隻言片語，包裝到所謂對華新戰略的名義下。
大多數情況下，一如班農在多次演講中表現出來的那樣，那基本上是一些譁眾取寵詞彙的堆砌，受眾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講者內心的焦慮、緊張和不安，同時體會觀點之間的跳躍、自相矛盾、沒有邏輯以及建立純自以為是基礎上的胡言亂語。
可以預計的是，“X信件”相當多數的篇幅，將用於“削足適履”，即將中國“解釋”成為一個他們眼中的挑戰者，將西方經典地緣政治的三大理論“陸權論”、“海權論”、“邊緣地帶論”與冷戰時期解釋所謂蘇聯全球意識形態擴張的基本討論結合在一起，配上5G、人工智能、華為等具有時代性的詞彙，來構建一箇中國對美國構成全面威脅的所謂認識和分析框架，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所謂的應對戰略。
而真實的中國，無論是中國真實的利益需求，亦或者是行為邏輯，又或者是真實而非臆想的決策風格，以及更加重要的，與1940年代“X文章”問世時近似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註定要被淹沒在刻板印象和陳舊的意識形態化的話語碎片之中。
這無疑是令人感慨的，從全球看，這有些類似1945年的德國，希特勒的核心決策圈在那個時候已經變成需要依賴星象圖的解釋，來預測曾經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國的前途和命運。對中國來説，2019年恰逢五四運動100週年，當初觸發1919年五四運動的關鍵導火線之一，是巴黎和會上，原先預料應該在和會上支持中國合理訴求的美國威爾遜總統，因為日本以不加入國聯作為籌碼，轉而反過來謀求説服顧維鈞等中國代表，接受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的無理主張；100年前這樣出賣過中國的美國，在100年後，謀求復刻美蘇冷戰的邏輯，來應對在全球化進程中快速進入崛起軌道的中國；不能不讓人感慨。
歷史老人除了喜歡偶爾給人手動滑稽一下之外，整體來説是公正和公允的，再過個幾十年，人們回過頭來看，會發現這種基於刻板印象而進行的戰略復刻，不僅無法挽救瀕臨衰退的美國霸權，反而會加速帶來一個新的世界，作為一種理想和目標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出多少有些滑稽的鬧劇的襯托下，正日趨在前方，閃爍着充滿希望和未來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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