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陸地、海洋與文明秩序

【文/強世功】

二〇一九年春節過後，北京罕見地持續下了幾場雪。這究竟要給中美貿易戰的緊張談判一個好兆頭呢，還是給《流浪地球》引發的熱議降降温，讓我們更冷靜地看待中國要面對的世界？在國慶七十週年之際，中美貿易戰和《流浪地球》不期而遇，讓人們想到的不僅是中國科幻電影工業追趕美國以及面對好萊塢電影的文化自信問題，而且是在中美科技競爭乃至發展道路競爭的大背景下，科技發展給人類文明帶來怎樣命運的哲學問題。究竟是科技主宰文明，還是文明馴服科技？當地球環境遭破壞，究竟是拋棄地球、殖民新的星球，還是帶着地球在太空中流浪？地理空間、科技、現代化道路與文明秩序之間有着怎樣的複雜關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無疑會讓人想到施米特，尤其是他關於地理空間與文明秩序的思考。

一

從地理學角度看，“地球”上三分之二以上是海洋，三分之一才是土地，因此應稱為“水球”或“洋球”而非“地球”。我們稱之為“地球”本身就包含了文明的意味，即人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動物，文明誕生於大地。大地原本就是我們生命體驗和生存意義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中國人才將“天人合一”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柏拉圖《理想國》也試圖用哲學方式來證明一個古老的腓尼基神話，人類是“大地母親”所生，原本親如兄弟，理想城邦就應當如同家庭一樣相互關愛、同生共死。

然而，地理大發現恰恰給了人類一種不同於陸地生活的海洋生活體驗。正是在陸地與海洋的不同地理空間產生出兩種文明圖景：海洋—貿易的西方文明與土地—農耕的東方文明。用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的話説，哥倫布航海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此前的人類歷史屬於亞洲主導的陸地時代，此後的歷史是歐洲主導的海洋時代。“哥倫布時代”是歐洲人共同推進的，若從羅馬—基督教帝國角度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和德意志這些民族類似於中國的中原諸夏，乃是文明的正統。而不幸的是，在這場類似中國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的殘酷競爭中，處於歐洲文明邊緣蠻荒之地的英國成為世界帝國。這就給歐洲思想家帶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什麼全球競爭中西方戰勝曾經佔優勢的東方？西方內部為什麼處於文明邊緣地帶的英國會最終勝出？這些問題無疑是我們理解西方現代性思想的鑰匙。

面對這個根本性問題，不同時代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回答。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主流回答是與古典歷史徹底決裂的現代思想的興起，這就是英法所開闢的自由人權、市場經濟和主權憲制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到了十九世紀，德意志崛起不僅在政治上挑戰英法在歐洲的霸權，更在思想上挑戰英法的現代化老路。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起以及由此展開關於“文化”與“文明”的辯論就在於強調英法開闢的現代化老路所塑造的現代“文明”走向了技術理性主宰的“異化”道路，而德國崛起要開闢的現代化新路，就是要將人從技術異化中解放出來，重新置於“文化”所建構的存在世界。在麥金德看來，德國與英法的兩條現代化道路實際上是陸地道路與海洋道路的分歧，最終是由英法和德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空間決定的。事實上，在整個十九世紀，大陸與海洋成為整個歐洲思想家、公共輿論思考政治問題的基本分野，由此形成了潛在的地理決定論：唯有海洋帝國才能邁向現代商業貿易的現代化道路。於是，整個十九世紀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展開的地緣政治“大博弈”（the Great Game）被形象地描述為“鯨”與“熊”之間的搏鬥。野心勃勃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放棄了俾斯麥長期經營的大陸帝國路線，轉向海洋帝國路線，從而引發與大英帝國的必然衝突，兩次世界大戰也由此展開。

二

施米特深深地捲入到對德國崛起探尋新的現代化道路和人類命運的思考中。在“二戰”德國顯示出失敗跡象時，他已經開始寫作《大地的法》。這本著作乃是一曲歐洲文明的輓歌，描寫歐洲文明秩序幾百年的興衰。而歐洲文明的興衰與英國有着直接的關聯，為此他又寫了《陸地與海洋》的小冊子，和《大地的法》一道在反思歐洲文明的衰落。

《大地的法》實際上有與麥金德對話的味道。麥金德秉持一種現實主義政治的立場，將地理、科技、政治、經濟和文化統統化約為支配人類活動的“力”。人類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乃是“力”的競爭，地理就是作為這種“力”的一部分加入到這種競爭中的。然而，施米特在《陸地與海洋》中藉助回答“大英帝國為什麼會崛起”來反駁這種地理決定論。在他看來，地理大發現的意義並非在於地理空間的變化，而是法秩序的變化。因為地理大發現已經被有效地納入到基督教帝國的法秩序中，一四九三年的教皇子午線就是天主教會作為最高權威機構裁定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爭奪殖民地的領土糾紛，並將全球新發現的土地在兩個天主教國家之間進行平分。西班牙和葡萄牙早期殖民帝國正是藉助這個基督教帝國的法秩序來排斥後來荷蘭和英國對新發現的領土要求。加勒比海盜之所以“非法”就是違反了基督教帝國的法秩序。

[德]施米特著，林國基、周敏譯：《陸地與海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這樣，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英國面前：是認可國際法秩序，還是挑戰國際法秩序？選擇前者就必須要尋求羅馬教皇的庇護；選擇後者就意味着在政治上挑戰羅馬教皇權威，在精神上挑戰天主教所代表的歐洲普適價值。正是在這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中，英國人決定挑戰歐洲天主教主導的國際法秩序及其普適價值觀。這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起源，荷蘭、英國等這些新興海洋國家在挑戰羅馬教皇權威的過程中必然轉向支持新教。因此，在施米特眼中，重要的不是地理，而是法權，奠定法秩序需要立法者的政治決斷。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的根本不是宗教問題，而是領土和法權問題，是天主教與新教爭奪全球的立法權。因此，英國崛起過程中始終存在天主教普適價值派與新教本土獨立派的鬥爭。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在亨利八世到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的歲月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謀殺、動亂、戰爭和斷頭台成為這個時期的關鍵詞。最終由於伊麗莎白女王的政治決斷，使得英國的本土獨立派戰勝了普適價值派，開闢了大英帝國的崛起之路。而“光榮革命”不過是新教集團成功地打退天主教勢力在英國復辟的可能性。

因此，在施米特看來，英國崛起的根源不在於地理，而在於政治決斷和精神力量。德國的漢莎同盟一度壟斷北歐海上貿易，德國又是宗教改革的故鄉，然而路德宗教是一種充滿妥協性的宗教。在耶穌會士與加爾文分子就空間革命的立法權和話語權展開你死我活的敵對鬥爭時，德國新教階層竟然與羅馬教皇結成政治同盟，變成舊秩序的捍衞者。這個政治決斷導致德國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成為追隨英法的“尾隨者”。不少德國思想家都為此痛心疾首並繼而探索德國精英階層這種保守的政治舉動的深層原因。馬克思和韋伯都認為封建容克地主階層阻礙了資本主義在德國的發展。而在施米特看來，路德新教集團的保守性就在於固守封建領土的“小國寡民的狹隘眼界”，而缺乏空間革命帶來的海洋視野。

三

施米特對英國崛起的解讀批判了流行的地理決定論，強調英國崛起並非由於是海島國家，而是由於政治決斷導致其轉向海洋，促成了海洋冒險家的海盜精神與加爾文教預定論信仰的結盟。在這種海洋意識和海洋思維中，“地球”變成了“水球”，英倫三島不再是孤懸大陸邊緣的海島，相反歐洲大陸卻被看作擁有腹地的海灘。英國人獲得了一種流動性意識，大不列顛島嶼“這個以純粹的海洋性存在為發展方向的世界性帝國的中樞，由此而成為無根的海洋性存在。像一艘船或一條魚一樣，它可以向地球的任何一個地方遊動，因為它是一個世界帝國的可以移動的中心，這個帝國輻射到了所有的大洲”（《陸地與海洋》，56頁）。如果説大陸國家的“陸地性存在及其各種具體的制度的核心乃是住宅。住宅、財產、婚姻、家庭以及繼承權，所有這一切都……建立在農耕的基礎上”，相比之下，“海洋性存在中所行駛的船隻本身在更大的程度上乃是一個科技性的工具”（同上，120—121頁）。在施米特看來，科技對於住宅為中心的陸地性秩序和船隻為中心的海洋性秩序有着不同的意義，恰恰是後者將科技從陸地性秩序中解放出來。英國邁向海洋與英國的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緊密聯繫在一起。四大發明早已在中國這樣的陸地性國家廣泛擁有，然而，這些科技只有在海洋時代才被真正“解放”出來。

那麼，英國利用海洋意識和“解放了的科技”實現崛起，對歐洲文明究竟意味着什麼？在施米特看來，歐洲文明奠基於歐洲大陸的後羅馬—基督教秩序。地理大發現過程不僅是陸地邁向海洋的地緣政治空間的變化，更重要的乃是由於自由土地、自由空間、自由爭奪所釋放出來的關於佔取與劃界、立法與爭端、戰爭與和平等的法秩序整體性轉型，即從中世紀的基督教法秩序轉向了現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歐洲公法秩序”。平等的主權國家取代了統一的教會，法學家取代了神學家，文明與野蠻的等級製取代了基督徒與異教徒的等級制。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存在着“穩固的陸地”與“自由的海洋”這兩種空間和兩種法秩序的競爭。而英國崛起最終讓歐洲秩序從大陸法秩序轉向了海洋法秩序。

在施米特看來，只有英國才會創造出“烏托邦”這個概念，因為這個概念含義不僅指“不存在的地方”（Nowhere）或“烏有之鄉”（Erewhon），而是指“無空間”（U-Topos）。“烏托邦這個詞像一張陰影之網，預示了後來於十九世紀發生的英國由一個海上大國向工業—技術國家轉變。……災難性的陰影終於籠罩下來，在海洋主導的新世界圖景漸漸走向黃昏之後，起源於十八世紀英倫諸島的工業時代終於來臨。”（《大地的法》，158頁）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海洋秩序與科技主宰都基於一個共同的“法”：人類生存的“無根性”所創造的自由。既然人類可以脱離大地像“魚”一樣在海洋中自由生活，那麼人類也就可以脱離大地賦予的存在意義，生活在科技構造的世界中。從大地角度看，這種脱離大地的、無根的、完全依賴科技建構起來的生活秩序不就是一種“虛無主義”？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始終站在由歐洲大地/歷史所支撐的“歐洲文明”基礎上，批判這種技術支撐的無根性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就體現在十九世紀的實證主義法學中，而其極端就是凱爾森的“純粹法學”理論。在凱爾森的理論中，“國家”不再是歷史文化實體，也不是政治實體，而變成了一系列人為建構的法律關係的總和。施米特與凱爾森的辯論核心就在於國家究竟是一個僅僅區分合法與非法的技術治理機器，還是一個在根本生存意義上而區分敵友的政治實體？

正是在這種區分中，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施米特將“一戰”後“國聯”的出現看作歐洲公法秩序的終結乃至歐洲文明的終結。美國、俄國、日本的參與意味着歐洲公法空間秩序的瓦解，更重要的是基於歐洲文明發展起來的文明與野蠻的國際法秩序被一套基於法律實證主義的國際法所取代：“十九世紀末歐洲國際法學沒有了任何反思精神，甚至在全然無疑是的情況下丟掉了傳統秩序中的空間結構觀念，將這種日益表面化、膚淺化並不斷擴展的普遍化過程天真地視為歐洲國際法的勝利，將歐洲從世界國際法中心的雲端上跌落誤認為是青雲直上。”（《大地的法》，214頁）

四

既然歐洲文明源於大地，施米特追問什麼是“大地的法”。施米特用“nomos”來定義“法”，就在於強調“法”不同於法律實證主義所關注的“律”。“法”是一種植根於大地，與大地的佔取、邊界劃分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行動，這種行動一開始就具有政治性，正是這種劃界行動區分了“我的”和“你的”、“我們”與“你們”，乃至於區分出“朋友”與“敵人”；“法”又是一種與大地上萬物生長、養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生命能量，而這種能量無疑來源於歷史、文化與傳統所賦予的存在意義。如果將前者所賦予的“空間—政治秩序”與後者賦予的“精神—心靈秩序”聯繫在一起，那麼“法”乃是人類生活秩序的安排。這種秩序安排不是英法啓蒙思想所塑造的科技—理性的“單向度”秩序，而是地理、政治、歷史傳統與精神存在緊密聯繫的複雜多維秩序。其中不僅可以看到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也可以看到拉採爾“生命國家”的影子。《大地的法》其實就在講述歐洲秩序轉型過程中貫穿始終的兩條路線、兩種法秩序的生死搏鬥。歐洲大陸世界與英美海洋世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秩序構造，是在生存意義上構成敵我政治（the political）的對立，根本分歧就在於對科技和人的存在意義的不同理解。英美海洋—科技世界抽離了大地賦予人的生存意義，人開始異化為機器的奴隸。當人們為“二戰”後英美現代化道路取得勝利併為“歷史終結”而歡欣鼓舞的時候，施米特看到的卻是歐洲文明走向死亡的虛無主義。

華萊士·摩根（Wallace Morgan）的《世界大戰》（World War）。作者曾作為美軍的隨軍藝術家參與“一戰”，創作了許多描繪戰爭生活的作品（來源：metmuseum.org）

面對關乎人類文明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施米特尤其關注《聖經》中的“攔阻者”（Katechon）這個概念，強調“地上之城”羅馬帝國之於“天上之城”基督教世界的意義。在他看來，歐洲列強始終以羅馬帝國的繼承者來爭奪歐洲的統治權，儘管兄弟相殘，但都共同承擔起“攔阻者”的責任：攔住來自東方的“敵基督者”伊斯蘭勢力毀滅基督教世界。然而，西方興起之後，“敵基督者”就不再是伊斯蘭勢力，而變成了這種推動科技主宰人類的黑暗勢力。施米特雖然沒有明説，但已清晰地將英美海洋集團定義為毀滅歐洲文明的“敵基督者”，而德意志的兩次崛起無疑是作為“攔阻者”與“敵基督者”的搏鬥，不僅是人與人的政治搏鬥，而且是天使與惡魔的神學搏鬥。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始終以神學作為其基礎。在寫作《大地的法》時，施米特已預見到海洋世界的崛起與歐洲文明的衰落，事實上也預見到自己身處其中的德國在“二戰”中的失敗。儘管如此，與海德格爾一樣，施米特堅定不移地站在了德意志精神一邊，站在了詩意棲居的大地一邊，承擔起“攔阻者”的使命和責任。

老彼得·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該畫創作於16世紀，描繪了死神對人類的進攻。畫中骷髏不斷前進，不同背景的人們最後都被死亡帶走，既有宗教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時空，隱喻了歐洲歷史的進程(來源：wikiart.org)

面對“無根性”的海洋帝國所建構的普遍主義世界，施米特一度構思過“大空間”概念，但很快放棄了。他已經意識到“大空間”無力對抗海洋世界，為此他將眼光轉向了太空，希望德意志可以把握住這個新的空間併成為新空間秩序的立法者。當然，這個構想也未能實現，率先步入太空的是蘇聯人和美國人，且恰恰是美蘇爭霸將科技發展推崇到無以復加的程度。而施米特寄希望於太空不僅要藉助於技術的力量，更要馴服技術的力量。如果説科技在古典時代是被壓抑的科技，而在海洋時代稱為“被解放了的科技”，那麼施米特則期待太空時代能夠成為“馴服解放了的科技”。他將此看作時代“嶄新的召喚”和“當今的挑戰”（《陸地與海洋》，127頁）。　

五

“二戰”後的施米特一度身陷囹圄，可依然繼續自己的思考。此時，作為“攔阻者”的德意志已消亡並融入英美海洋世界，美蘇爭霸也不過是推進技術主宰的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全球革命風暴中，他將目光轉向了遙遠東方的古老中國，在中國革命的游擊隊員身上看到了“攔阻者”的形象。為此，他寫作了著名的《游擊隊理論》，將游擊隊員理解為“反抗徹底技術化了的世界的虛無主義的人，自然與土地的最後保衞者，甚至最後的人”（施米特：《政治的概念》，250頁）。為此，他敏鋭地意識到：“當今東方—西方的對峙就是陸地與海洋的對立。東方是陸地，西方是海洋；實際上，倘若忽略空氣、大氣和太空這一元素，擁有如此驚人的大地空間的中國就是陸地對抗海洋唯一的乃至最後的制衡。”（同上，250頁）

要理解施米特這句話的含義，需要藉助麥金德的慧眼來看世界地圖。在歐亞大陸與海洋世界的對抗中，歐亞大陸面對海洋世界由西向東的進攻節節敗退：法國拿破崙整合歐洲大陸失敗，德國兩次試圖整合歐洲大陸第二次失敗，蘇聯雖然作為大陸力量第三次崛起，但卻背棄了大地而和海洋世界爭奪科技主宰的世界，無疑和英美世界一樣屬於“敵基督者”。最後，唯有大地東邊盡頭的中國才能代表大地力量對抗海洋世界，最終馴服被解放出來的科技力量。

若從施米特的角度看，今天全球面臨的不僅是貿易、經濟和科技的競爭，而且是一場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文明保衞戰，是一場延續了幾百年的陸地與海洋、馴服技術與技術解放、詩意棲居與技術主宰、天人合一與天人分離的搏鬥，而且是決定人類文明命運的“最後的鬥爭”。究竟解放了的科技最終毀滅大地和人類文明，從而人類無根地飄浮在太空中或者進入到機器人文明的時代，還是馴服科技，用科技力量來保衞大地，甚至不惜帶着地球去流浪？這無疑是我們必須直面的時代主題。

（[德]施米特著：《陸地與海洋》，林國基、周敏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大地的法》，劉毅、張陳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政治的概念》，劉宗坤、朱雁冰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