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執拗的低音，如果國民黨重返執政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台“中研院”院士、中國歷史學家王汎森有本著作《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2014年)，探討非主流史學論述的演進與價值。所謂“執拗的低音”在此即指非主流的，被邊緣化的“思想羣”。借用王教授的概念，本文聊聊台灣社會，政情的循環現象上的類似特徵，與國民黨可能重返執政的大陸因應建議。

在台灣內部，政黨輪替被視為民主常態，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無可迴避的事實，卻是輪替所帶來的社會空轉。一般知識分子不會贊成在此時此刻就以結果論，定讞台式民主的失敗，而會將20年來的虛耗，視為民主初生的陣痛，認為如果再將時間尺度拉長到50年，台灣人民的民主素養終會提升到西方進步國家那種境界，功德圓滿。

這是一個不大經得起推敲的信念，歐洲的極右發展且不論，美國特朗普對西方意識形態與制度帶來的空前挑戰，已經打蒙了親西方的台灣知識分子，更別提社會主義目前在美國風風火火，普遍受到年輕世代的矚目了。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2014年)

台灣實行的普選制度，簡言之，就是大規模人羣定期對政治路線的重新選擇，這裏的大規模人羣，也可以視之為“大規模政治外行的人羣”。外行人選出的“專業”人士，有時候是治理外行，有時候是政黨競爭的外行，藍綠兩黨，在這兩項特質裏，沒有一黨是“皆內行”者，社會也因此而空轉虛耗。

以藍綠格局來看，兩造的支持選民在“敵方”執政時，就是執拗的低音，被邊緣化的非主流。他們的執拗，外化地展現在組織性的社會反對運動和輿情中，為下一次的大選積蓄能量，然後再換回一次執政權，主流地位易主，如此反覆循環。“低音”常常換人做，不變的卻是“執拗”。

換言之，國民黨重返執政是肯定的，就算不發生在2020年，也會是2024年，沒有政黨能支撐超過8年長期執政，現在甚至還縮短到4年過一次鬼門關。不可能永遠佔據主流位置的不只是政黨，還包含路線與意識形態。

從兩岸統一的角度看來，一般皆曰“統獨問題”，其實是不準確的説法，因為統派是少數，內部的分歧主要顯現在兩種“獨”的路線之爭，台獨與華獨，也就是“獨獨問題”。精準地説，台灣有特殊的“中國問題”，也就是看待對岸的方式，無論視角是過去，現在或未來。這便使得“執拗的低音”是兩種“獨音”，統派的聲音，則只剩低音，卻難以執拗。

所以看起來自由的言論與思想環境，其實自成一個封閉系統。

想穿透這樣的封閉環境，唯有靠外部力量介入，增加不同思想的選項才有可能。故而若國民黨重返執政，台灣保守自閉的傾向不會改變，作為外部力量，大陸的聲音最起碼也要在台灣內部成為執拗的低音，才談得上心靈契合的基礎。

化為具體作法，就是要求國民黨實現兩岸經貿上不可逆的對接環境，以及思想上更為開放的土壤，這才是貨真價實的“和平協議”。

當你對台灣人説，社會主義其實是一種理想主義時，換來的是“哈？”的一臉狐疑。但當你説美國社會現在興起社會主義風潮，是因為社會高度貧富不均，貧者對業已扭曲的資本主義進行反擊時，社會主義就會隱隱成為一個選項，因為這説法比較具象，而且民眾正處在資本扭曲度愈來愈大的社會里。

因此，給予台灣人民多一些選項，才是值得努力的國共新默契。在此要求下，大陸應給國民黨一個清楚的訊息 ——“九二共識”是不夠的。其潛台詞就是，“統一”思維必須是執拗的存在，哪怕在台灣它暫時是非主流的“低音”。

“金廈共同生活圈”是朱立倫(與周錫瑋)具體的兩岸政見，打造“自經區”與大陸經貿特區對接是國民黨的具體政見，這兩項若能實現，確實均為不可逆的政策，因為它們與大陸官方政策相符合，所以能獲得實際成績。問題只在於，開放程度夠不夠而已。

國民黨最喜歡從文化的角度，含蓄地解釋“台灣人 v.s. 中國人”的定位，讓兩岸臍帶不至於斷裂。既然如此，“金廈共同生活圈”與“自經區”能不能讓大陸成立“孔子學院”？能不能建立有效反獨的思想建設機構？這些類似的文化機構，都旨在打破台灣看似多元，實則一元的思想環境，而目前的環境，只會產生過度親西方的一元人羣，他們對社會主義連最起碼的認識可能都談不上。

認識，不代表認同，但至少有選項可以比較，有材料可供思辯。

王汎森談“執拗的低音”，主要關注於主流論述與邊緣論述的分叉點，何以在歷史事件之中，人們透過選擇，使得某種論述成為主流，傳統論述則被邊緣化，例如反核運動。一般而言，被邊緣化的傳統論述並未被思潮所淹沒，它還是執拗地存在。在學術目的上，王教授認為重啓對這些“低音”的重視，以及它們被邊緣化的主因，有助於豐富(思想)資源的多元性。

説到底，這樣的企圖就是旨在保存“低音”的土壤，保護思想的多層次與多樣性。如此，在當下思潮走向偏激的道路時，那些低音才有高亢的機會，讓人們重新反省來時路。

統一的思想之所以在台灣被邊緣化，其分歧點就是“台灣主體性”思潮的崛起，而台灣主體性思想又是藉由西方自由主義的掩護，才得以大行其道。自由主義再衍生個人主義，然後這一切思想建設最終成為分離主義的銅牆鐵壁。過程中，傳統中國民族主義就被邊緣化，成了低音。當中國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配成了對，自然就與分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配對，成為截然兩分的概念。

從配對結構上的對立，就可看出為何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無法成為統一思想的干城。解決之方，就是扭轉台灣人對社會主義的錯誤解讀，對自由主義的過度崇拜，以及對中國民族主義的重新認識。這並不是説，要用哪種配對來説服人羣，而是將選項從配對中拆離，使之多元，讓人羣的思想打掉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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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討論到第三勢力是否能改變台灣政治結構時，通常結論就是不能。台灣真正的第三勢力，其實是新黨所代表的統派，而非似白實綠的柯文哲。新黨作為“低音”之所以其思想主張連“執拗”都難，就是因為此黨緊抓的中國民族主義，因為上述配對結構而被嚴重邊緣化。柯文哲所憑藉的思想靠山，仍是分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配對，其主要支持者亦然。

如果台灣仍實行現行體制，國民黨重返執政，也不過是暫時性事件，因為在它的對立面，仍有一個執拗的低音在等待風起的時機，而政黨輪替也必然重演。因此，統一的工作就應該要專注於那些不可逆的具體建設，不受政黨輪替的影響。經貿對接只要實現，通常會獲得成功，而在這個基礎上，就要佈局思想對接的基礎工程。

故而，若要與國民黨重新建立信任基礎，必須要在思想建設上有所共識，不能僅專注於擴大經貿依存。不在思想上打掉重練，國民黨毫無可能接受“一國兩制”，因為台灣沒有真正多元思想的土壤，以供非美式的思維執拗存在，沒有這種對立的存在，輿論環境就不會改變，話語權就始終會落在各種分離主義者手裏。

韓國瑜的口號“台灣安全，人民有錢”，是在温飽層次上的訴求，對庶民而言是有吸引力的，但人民心中的安頓卻是建立在“既獨立又能温飽”的思想避風港裏。“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譏之“只求温飽，無異於豬狗禽獸”，事實上並沒説錯，只是此言從“肥貓當權者”嘴裏説出來，當然沒有説服力。

僅將大陸當成提款機，是錯誤的思路，在它成為執拗的思想套路之前，大陸應當在兩岸關係尚未回温時，就做好導正國民黨思維的準備。

因為那是與另一種執拗周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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