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十七期：解構“西方中心論”，西方文明發展來源於互學互鑑
【歷史上，西方文明從非西方文明、從中國文明中借鑑了大量的東西，所以後來才有了西方的崛起。今天也一樣，不同文明之間應該提倡互學互鑑。中國文明也從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借鑑了很多東西，所以才有今天我們中國全方位的崛起。
近日，東方衞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每週一晚21:30持續熱播。每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結合自身經歷，從國內外熱點、難點問題切入，比較中西文化，建構中國話語。
在5月6日的第十七期節目中，張維為教授解讀古希臘文明，強調文明互鑑的意義。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演講部分，以饗讀者。】
張維為：
上期節目中，我和大家探討了告別“西方中心論”，當時我將重點放在“東學西漸”，或者説“中學西漸”的歷史，強調西方啓蒙運動的主要思想發源地之一，實際上是中國。
不久前，習近平主席訪問法國，法國總統馬克龍向習主席贈送了一份禮物，一本1688年，也就是17世紀末法國出版的《論語導讀》，法文版的原著。**馬克龍還特別介紹説，《論語》早期的翻譯和導讀，曾經對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和一些其他思想家都產生過“啓發”，我覺得這個講法還是實事求是的。**他也知道，17、18世紀，中國哲學對法國啓蒙運動產生過深刻的影響。這本《導讀》原著據説僅兩本，一本送給了習主席，另一本保存在法國的博物館裏。後來我看到報道，習主席當時説這個禮物很珍貴，要把它帶回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馬克龍向習近平贈送1688年法國出版的首部《論語導讀》法文版原著 圖片來源：新華社
馬克龍總統的話是一回事，但是我們一定還要看到，今天“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仍然很大。甚至可以説迄今為止，“西方中心論”還是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許多中國人也深受其影響，因為這樣的原因，自信不起來。
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解構“西方中心論”的工作仍然任重道遠，但我們有信心做下去、把它做好。**歷史上的“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等等，曾經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後來又為歷史終結論提供了理論基礎。這些年，海內外唱衰中國的觀點，追根溯源，幾乎都源於“西方中心論”，以及後來從其中延伸出來的“歷史終結論”。**因此，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樹立“四個自信”，我們要從源頭做起，正本清源。
“歐洲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論”的一個主流敍述大致是這樣的，從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到漫長的中世紀，然後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啓蒙運動後又產生了工業革命、民主制度、現代世界、現代性等等。
實際上，這個主流敍述是歐洲崛起之後，十九世紀才形成的。不管怎麼樣，如果我們要解構“西方中心論”，應該首先從古希臘説起。實際上，有一些西方學者做了原創性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論點，我覺得他們的觀點可能更加接近歷史真相。現在對古希臘文明的重新解讀，我認為在西方至少有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當下西方主流學界對古希臘文明的解讀，是西方學者虛構出來的。**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馬丁·貝爾納寫過一本專著，標題就很有意思，叫做《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這本書第一卷標題的是《構造古希臘1785-1985》，目前這本書已經翻譯成中文了，翻譯得也不錯，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去讀一下。
**另一種觀點認為，古希臘文明實際上融入了許多東方文明。**歷史上，古希臘文明中斷過，後來多虧了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也就是西方定義中的東方國家，保存了古希臘的典籍，才使歐洲最終得以走出長達千年的黑暗時期。因此，古希臘文明具有東方淵源。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寫了一本書叫《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他在書中做了比較詳盡的論述，這本書目前也有中文文本，翻譯得也不錯。
圖片來源：網絡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馬丁·貝爾納關於古希臘的著作，他的主要觀點認為，古希臘的政治制度、科學、哲學和宗教，並不是原創的，而是源於亞洲近東的希伯來文化、腓尼基文化和非洲的埃及文化，特別是古埃及文明。古埃及在歐洲人眼裏就是東方文化。
18世紀以來，由於歐洲的崛起，種族主義要素開始抬頭。由此，古希臘文明開始被描繪為歐洲雅利安人的文化先驅。貝爾納的這一觀點，在西方學界引起了爭議，巨大的爭議。這本顛覆性的作品，後來獲得了1990年的美國圖書獎。
貝爾納教授追溯了歐洲學者從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初期，重新塑造古希臘，進而將古希臘塑造為自身歐洲身份的歷史過程。當時的歐洲學者，迅速地把古希臘提升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標誌為所謂民主制度和科學理性。
雅典學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真實的歷史是什麼樣呢？貝爾納教授這樣解釋，他説古希臘人沒有把自己看作是歐洲人。無論是語言、人種，還是血緣都表明，古希臘人和歐洲雅利安人沒有關係。貝爾納還認為，古希臘人在文化上與東方的關係更加密切，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東方的一部分。他還指出，古希臘的科學成就大多數應該歸功於古埃及，直到後來才被重新塑造為與東方沒有關係的所謂“雅利安模式”，並推演出“理性的歐洲和非理性的東方，民主的歐洲和專制的東方”。
這個觀點引起巨大爭議是可以理解的，我想這種爭議還會持續下去。
我個人認為，貝爾納至少揭示了一個事實，就是古希臘文明的來源是多樣性的。****他至少糾正了一個錯誤，就是歐洲的史學界，特別是德國的新古典主義學者，有意識地把古希臘文明雅利安化，即所謂高貴的希臘人創立了獨特的、近乎神聖的古希臘文明，只有歐洲或者西方把它給繼承下來了。這個觀點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
中國學者錢穆曾經把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與中華文明作過一個比較。他是這樣説的，古希臘是有民無國，也就是説古希臘從來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只是一批鬆散的城邦，大大小小都有，小的可能就上千人，多的十來萬。
古羅馬是有國無民，就是説羅馬帝國常年征戰，疆域很大，最大的時候與中國的西漢規模差不多。但在國家治理上，古羅馬始終沒有像秦漢時期的中國那樣把自己疆域內的人口真正地整合起來。到了公元五世紀，因為經濟衰敗，政治動盪，日耳曼遊牧民族入侵等等，最終走向解體。
相比之下，錢穆認為古代中國是有國有民，秦始皇統一中國實現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縣制。坦率講，這是今天歐盟夢寐以求的。但我覺得歐洲恐怕永遠做不到這一點，因為歐洲文化裏統一的基因少了些。
今天中國崛起了，我們已經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可以更為真切地感受到**中國這種大一統的國家，或者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給我們帶來的巨大好處。無論是人口規模帶來的市場規模，地域規模帶來的這種全方位的地緣輻射力，還是悠久傳統帶來的定力和智慧，以及文化豐富帶來的精彩和恢宏。**坦率地説，很多國家都非常羨慕。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他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這肯定是錯的。但是他在後來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一個觀點，我覺得是對的。他説如果統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現代國家的標誌的話，那麼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
**福山認為，中國在戰國後期已經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它的基本標準就是統一和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官員升遷依靠的是能力，而不是歐洲歷史上長期實行的世襲制。**福山説，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現代國家的要素，在公元前三世紀的中國就存在了，這比歐洲早了1800年。他還説秦代中國的官僚政府，比羅馬的公共行政機構更加系統化，中國人口受到統一規則管轄的比例遠遠高於羅馬。我覺得福山的這個解釋是客觀的，某種意義上也是對”西方中心論”的一種解構。
秦朝兵馬俑，常備軍被認為是現代國家的一大標誌 圖片來源：IC photo
下面我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約翰·霍布森的專著《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它對“西方中心論”的解構也是蠻有分量的。他認為西方世界實際上曾經經歷過“被東方化的西方”。
歐洲主流觀點認為，文藝復興主要指的是對古希臘各種經典著作的再發現，從而開始了一場文藝復興，使歐洲走出了漫長的中世紀。但霍布森通過他的著作揭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歐洲發動十字軍東征，打到今天的小亞細亞一代，突然發現了大量的、已經翻譯成阿拉伯文的古希臘文獻，包括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包括其他著名的哲學家的著作，然後就把這些文獻從阿拉伯文又翻譯成了拉丁文或者希伯來文。
換言之，古希臘文明本來已經銷聲匿跡了，多虧了中東的阿拉伯國家保存了古希臘的這些典籍，後來經過上百年的翻譯運動，才使歐洲銜接上了已經消聲匿跡的古希臘文明，甚至古羅馬文明，使歐洲最終得以走出漫長的黑暗時期。
在這個過程中，霍布森認為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本身也都包含了許多東方元素。實際上任何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都知道這個事實，就是阿拉伯人保存了古希臘的典籍。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西方的史學家或者主流史學家很少提及這些事實，就像他們也很少提及歐洲啓蒙運動中中國文化發揮的作用、中國哲學發揮的作用。
霍布森還提了一個觀點，在公元七世紀之後，伊斯蘭教的勢力迅速擴大，整個地中海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一個內湖，西歐成了亞非全球經濟中的一個部分。伊斯蘭世界對歐洲的發展實際上產生了強大的影響。
格温·戴爾寫了一本專著《戰爭》，他在書中指出，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統治下，亞洲的伊斯蘭地區保存了在歐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臘典籍。歐洲十字軍東征過程中，歐洲人得以把歐幾里得、託密勒、阿基米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從阿拉伯文翻譯成歐洲文字。戴爾還進一步指出，由於伊斯蘭世界所處的地理位置，它從中國和印度的發明中獲益匪淺，而中國的許多發明就是通過阿拉伯世界在這個時期傳到歐洲的。
另外一位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專門提出，中世紀的伊斯蘭社會，由於地理位置在歐亞大陸的中央，它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發明，包括採用了中國發明的紙和火藥，同時也承襲了希臘的學術。
歐洲人將十五、十六世紀稱之為“偉大的航海時代”，這是“歐洲中心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即使在那個時候，中國總體上還是遠遠領先歐洲。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和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船隊相比，鄭和的船隊要大得多。有學者認為，鄭和的寶船長超過百米，排水量超過萬噸，應該説比80年後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聖瑪利亞號在排水量上大百倍。
中國學者朱謙之也認為，文藝復興在16世紀從意大利開始，絕不是偶然的。當時的歐洲國家和中國接觸最多的就是意大利。在13世紀到16世紀，中國的重要發明，通過阿拉伯人為媒介，給歐洲文藝復興的物質基礎創造了條件。中國對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是巨大的，中國文化傳入意大利，最早是絲綢、青銅器、瓷器等等，然後是紡織技術、造紙技術等等，都通過意大利傳到了歐洲。
13世紀十字軍東征以後，曾經中斷的意大利通往中國的道路又被打通了。所以，威尼斯成了中歐交流的最重要的城市。我們大家都知道馬可·波羅在宋末元初抵達中國，這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他回到歐洲之後出版的《馬可·波羅遊記》，在意大利和整個歐洲都引起了轟動，西方當時難以想象世界上還有如此繁華和發達的國家。
美國學者莫里斯·克里斯提出這麼一個觀點，他説**《馬可·波羅遊記》不只是一部單純的遊記，而是一部啓蒙作品。對於閉塞的歐洲人來説是發聾振聵的，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科學廣泛的復興。**
馬克思當年也説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成為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説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最強大的槓桿。其實很多支持“歐洲中心論”的學者也知道這些事實，但由於種種原因他總是不願意提及，更不要説深入討論這些事實。
下面可以比較一下中國與歐洲在科技發展方面的情況。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他的著作《中華科技文明史》中，列出了幾十種在16世紀之前，從中國傳到西方的重要技術。除了四大發明之外，還有輪轂車，比歐洲早15個世紀；還有鑄鐵，比歐洲早12個世紀；風箏，比歐洲早12個世紀；拱橋比歐洲早7個世紀；獨輪車比歐洲早9到10個世紀；還有弓弩、鑽探技術，還有活塞風箱、瓷器、河渠閘門等等等等，都要早500年、10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最後我想再談一點感想，就是中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經有過一個所謂“疑古派”，代表人物是顧頡剛、錢玄同這些歷史學家，他們全面地質疑中國先秦以前的歷史，全盤地否定中國的遠古文明，並把商周以前的中華文明歷史稱之為神話。
隨着中國崛起，隨着中國考古發掘的大量新發現，這個學派的影響早就式微了。實際上，中國史學有個傳統叫做信史，也就是説把歷史文獻的記載和地下的文物結合起來，互相印證，成為真正的信史。我就想，我們的史學家能不能採用同樣的精神，同樣的標準去考證一下古希臘歷史？我覺得我們崛起的中國不能老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我們要講實事求是，至少應該用個大致一樣的標準去考察歐洲的歷史，考察古希臘的歷史，看看古希臘的歷史中究竟有多少可以被稱為信史。我覺得我們要形成中國自己的西方學，形成自己的古希臘學，要為此打下基礎。
比方説，我們知道的《亞里士多德全集》已經出版了十卷，它最早的版本到底在哪裏？我請教了一位史學界的朋友，他説現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殘片是德國考古學家在1890年所發現的寫在紙草上的文獻，叫做《雅典憲章》。這個編號是叫紙草131，很有名的Papyrus 131。
紙草131 圖片來源：大英圖書館
紙草是一種植物，是古埃及人發現的，他們覺得這個植物去掉水分之後可以用來寫字，所以有一些文獻保留下來了。根據現在的考證，《雅典憲章》大概是公元二世紀的作品，但現在還沒有最後確定，它究竟是亞里士多德本人的作品，還是他學生所寫。所以這個作品沒有被編入《亞里士多德全集》，這個文獻現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其他亞里士多德作品的版本大都是12世紀以後的。也就是説，離亞里士多德的時代至少有1400年了。據説，當時中東地區有一個叫“重新發現亞里士多德”的翻譯運動，從阿拉伯文翻譯成拉丁文，但現在好像阿拉伯文的版本都找不到了。
相比之下，中國的典籍，比方説《左傳》、《漢書》等等，雖然也是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才開始普及，但我們現在出土的一手文物很了不起，文獻非常之豐富，明顯比歐洲要多得多，要早得多。比方説，湖北郭店村的楚墓中所出土的《老子》竹簡；我們的《道德經》有西漢初年馬王堆的帛書；我們的《論語》有河北定州的西漢竹簡；我們的《尚書》有清華竹簡。這些都是公元前三世紀、四世紀、五世紀的東西，離我們古代先賢生活的時代非常近。
左為郭店楚簡，右為馬王堆帛書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當然，我自己不是史學家，更不是古希臘歷史的專家，但我覺得用對中國史學同樣的要求來對待西方史學，來研究古希臘歷史，並不過分，這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個人也認為，我們也要注意另外一種傾向，不能輕率地否定古希臘，認為古希臘歷史肯定是偽造的。古希臘歷史的很多謎團，實際上我覺得還需要大量紮紮實實的研究。我認為中國學者應該以更嚴謹的態度，在掌握古希臘語的基礎上，對古希臘的一手史料進行梳理和研究，最終才能拿出真正令人信服的成果。
剛才和大家談談中西方歷史的比較，目的也很簡單，就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論”。歷史上，西方文明從非西方文明、從中國文明中借鑑了大量的東西，所以後來才有了西方的崛起。今天也一樣，不同文明之間應該提倡互學互鑑。中國文明也從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借鑑了很多東西，所以才有今天我們中國全方位的崛起。
**馬澤晨（節目嘉賓）：**現在的古希臘典籍是通過阿拉伯文翻譯過去的，這樣就存在一種質疑，就是從阿拉伯文翻譯到拉丁文的時候，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信息缺失。
大家需要明確知道在翻譯界中有一個基本公理，就是説每一次語言翻譯都有必要的信息丟失。阿拉伯文跟當時的拉丁文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語系，語系跨得越遠，它的丟失量越大。舉個例子，我們從漢、藏文語系裏的互譯，它的信息丟失量，跟漢語與阿拉伯文互譯的時候，丟失量是完全不一樣的。這也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地方。
**李志暉（節目嘉賓）：**剛才講到古希臘文明的歷史有待考證，但是有一件事是比較確定的。大家都知道蘇格拉底，公元前300多年的思想家、哲學家，以蠱惑人心罪被判處死刑。而且是以他們所認為的一種民主方式，通過投票決定處死蘇格拉底。
而在同時期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選賢任能的模式已經出現雛形了。當時各個諸侯國為了自己的發展都是遍尋天下賢士，求賢若渴。春秋戰國的思想家，都會到各國去介紹自己的思想，其中有很多是被君主所吸納，這種就是選賢任能的一種雛形。
所以我認為對比中西就可以發現，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治理方式，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歷史、自己的邏輯。所以我們沒必要“言必稱希臘”。
**張維為：**我補充一點，也是人家學術著作裏面提到的。我們前面以《亞里士多德》全集為例，但是你可以仔細想想古希臘當時的物質條件，十卷書目幾百萬字，而當時書寫的載體，一個是羊皮，古希臘不產羊，對不對？還有就是紙草，紙草也是很貴的。
所以有一個學者提出觀點，我傾向於同意。也許在當時的阿拉伯世界裏，也就是後來史書上所説的“亞里士多德學”，可能是很多阿拉伯學者討論的亞里士多德思想觀點。當時的學術規範也不像現在這麼嚴謹，所以可能是很多人的貢獻，最終形成一個十卷本。這個解釋我覺得可能相對靠譜一點，但也是一種猜測。
**Q1：**我們國家現在日益強大，我們也在逐漸地擺脱西方中心論，這固然很好。但是我也發現，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有那麼一點點比較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您認為我們是否有必要來警惕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
**張維為：**這個問題很好，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首先不要太緊張，這個是很自然的。西方也一樣，網絡世界、自媒體世界，各種各樣的聲音都有，各種極端的言論都有。但是從宏觀把握來看，我覺得中國有兩點是西方制度下沒有的。
一個是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個比較謙虛的文化，我們叫“三人行必有我師”。可能存在激進的民族主義，但是一般不會成為主流。第二就是中國領導人的選拔是歷練，層層的歷練，使他總體決策比較理性。不管中國出現什麼樣的言論，最終不會成為國家政策或者是戰略。
看到葉青林我就想到台灣。當年馬英九上台，西方一些國家希望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會，馬英九也説不排除抵制大陸。但是，中國大陸當時並沒有搞民粹主義。中國大陸覺得，不管馬英九能力如何，至少還不是“獨派”。實際上也還是或多或少地理解他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這就説明我們的決策是非常理性的。
**Q2：**我覺得“西方中心論”其實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中來了，比如有種説法就是把我們的清明節比作西方的感恩節。張教授能不能給我們舉一些例子，就是説其實這是“西方中心論”的一些觀點，但是已經深入到我們內心裏面而不自知。
**張維為：**自從鴉片戰爭被西方打敗以後，中國人確實，自信心受到很大挫折，崇洋比較厲害。這一現象今天確實還存在，比方説上海叫“東方的巴黎”。上次奧朗德訪問上海，他説我們也許可以把巴黎叫做“西方的上海”，他反倒是這樣來講。
也有人把蘇州稱為“東方的威尼斯”，實際上比較蘇州歷史和威尼斯歷史，蘇州是遙遙領先，對不對？所以應該反過來，威尼斯是“西方的蘇州”，這樣更實事求是，這些都是具體例子。我們現在興建了這麼多的新小區，漂漂亮亮的，但是很多的名字都是西方的，“羅馬花園”、“東方曼哈頓”，是不是？完全可以起更好的名字。
在大學裏邊，如果你發表英文文章，它的得分評價就比中文要高一些，這也是個問題。我們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如果你英文寫文章寫得確實好，比中文寫得更好，那麼就給你更高的評分；但如果你寫的不如中文寫的，為什麼英文要更高？這沒有道理，對不對？諸如此類，好多好多。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反思一下，但是也不必太緊張，這個過程是一定會經歷的。到一定階段，這個度它會重新恢復到新的平衡。現在中國的自信心越來越好，越來越多新的小區，已經開始用非常典雅的中國名字。
**Q3：**張教授好，主持人好。西方學者極力地維護“西方中心論”，他們提出了很多的論點、論據。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似乎對這些“西方中心論”的論點、論據，仍然深信不疑。從學界或者學者的角度，您怎麼樣看這個問題？
**張維為：**我在前面的演講裏提到，用中國信史的標準來看待歐洲歷史，這就是一個學者的建議，就是實事求是。不過，你的問題倒使我想起來，也許我們在很多其他的史學研究方面也可以參考。
政治學我們一直在做，舉個例子，中國學者王紹光，他就提出中國人比較注重政道，西方比較注重政體。我也提出過，能否從良政還是劣政的範式出發來研究政治體制，而不是民主與專制的範式。
我自己不是專門做歷史研究的，但是對歷史非常感興趣。比方説，用西方的史學標準界定文明，它用的是古文明要有文字、要有青銅器、要有城邦城市，這樣的所謂三要素。我在想這個三要素，當然我們也用這個標準先來分析中華文明，但是我從外行的思路來講，能不能有時候衝破固定的思維方式，產生一些新的思想？
比方説青銅器，它會不會和這個地方的自然資源有關係，這個地方它能夠出產青銅。中國的玉器文化就很發達，因為我們有良渚文化，它的玉器非常成熟，因為這一帶有一種叫軟玉的資源，但是沒有青銅的資源。那麼這個能不能算作標準之一？
文字也是同理，我們現在一般講中國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大約具有3300年到3500年的歷史。但是，這時候的甲骨文已經有四五千個字，已經非常成熟了。而且裏邊的內容幾乎都是占卜，領域比較窄。那麼是不是能夠發現，在這個之前已有的其他文字？因為這些文字的載體可能是木頭或者什麼東西而已經消失，但是卻在甲骨上保留下來。
我認為完全可以在這方面打開思路，重新進行探索，沒必要被19世紀的歐洲人界定的東西給框住。有時候我們需要創造標準，重新界定現代化。因為中國的歷史比它豐富多了，地下的文物也豐富多了。所以我覺得中國是一個源泉，創造新範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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