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乘旦：歷史學研究離不開“體系”

【文/錢乘旦】

本文針對當前史學界一個流行的傾向，這種傾向不僅在中國史學界，也在世界史學界散發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研究發展迅猛。幾十年中，史學研究最大的進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細，課題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和 “文革”之前的 “假、大、空”形成鮮明對照。這種越做越細、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現象本身很好，歷史學確實應該做細、做小、做深——不深、不細、不小，大而不當，不接地氣，從空到空，這樣的歷史學是沒有出路的，也看不到發展的前景。所以，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歷史學在這方面的變化是一個進步，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這個總體發展的趨勢中，有一個苗頭也日益明顯，非常值得史學界注意。這個苗頭就是歷史學界——包括已經成熟的學者以及正在學習之中的研究生 (碩士生、博士生) 和正在成長中的年輕一代，自覺或不自覺地滋生出一種傾向，認為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體系的，應該擺脱體系的束縛；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理論的，理論無助於歷史研究。題目小就是好，越細、越小越好。小題目無需框架，更不需要體系。至於為什麼做某個題目？做一個題目要不要理論？這些問題無足輕重，為題目而題目就可以了。

更有甚者，有人聲稱有了體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論就礙手礙腳。因此，一種 “反體系”思潮廣為流傳，碎片化現象因而坐大。我認為，這種傾向如若繼續發展，對歷史學研究一定造成傷害。關於碎片化問題，史學界——甚至整個學術界——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七八年前，《歷史研究》曾召開一個會議，我當時就提出了碎片化問題，在場有不少學者並不在意。但是，七八年過去了，碎片化現象卻愈加明顯，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都成為問題，碎片化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學術現象，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歷史學研究要不要體系? 答案是肯定的。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本質特徵，或者説是最重要的本質特徵之一。有了體系才有對史料的選擇，才有對歷史的梳理與書寫，這是做歷史研究的人都能體會到的。做歷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亂的，需要歷史學整理，把散亂的史料整合起來，讓它們成為 “歷史”。歷史學家的工作，第一是尋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還有第三，那就是 “書寫歷史”，由此而闡釋史料中所包含的歷史意義。無論是尋找史料，還是整理史料、書寫歷史，“體系”始終在發揮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於很多地方，各種各樣的史料多極了，也很混雜。

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把他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史料挑選出來，梳理成 “歷史”。可是哪些史料有價值、值得寫進“歷史”呢？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判斷和不同的選擇標準。通常出現的情況是: 有些學者挑選這些史料，有些學者挑選那些史料，其他學者又挑其他的史料，這種情況在歷史學家們看來是非常正常的事，毫無奇怪之處。可是，為什麼不同的學者會挑選不同的史料、然後使用不同的史料呢?這就涉及到體系問題了，是體系為篩選提供了標準，也為書寫制定了框架。

歷史學家這樣做也許是不自覺的，但體系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不管歷史學家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沒有體系就無法篩選史料，也無法書寫歷史。從體系出發，某個歷史學家會覺得某些史料有價值，於是挑選它們，寫進他寫的 “歷史”；其他歷史學家則根據他們的標準挑選他們認為重要的史料，並書寫他們的 “歷史”。因此，體系不以歷史學家的主觀意志而存在，它本身就是存在；如果沒有體系，史料就永遠只是史料，不能成為 “歷史”。

舉一個不要體系的例子。北京大學出版社前幾年出過一本書，中文書名是 《世界: 一部歷史》，作者是美國人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質的書，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體系的書。作者在前言中就説，他這本書不要體系，也絕對沒有任何體系。他試圖把整個世界從古到今各個地方、各種人羣、所有文明、一切能夠找得到的東西都寫進書裏。書寫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們發現，他——作為一位沒有受過專業史學訓練的記者作家，雖然把書寫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來的，並未精心挑選；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會寫出另外一部歷史了。讀者看完了這本書，腦子裏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沒有成為 “世界”。所以我説，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徵之一。

中國史學傳統和世界史學傳統都非常重視體系，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把體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體系。比如，中國史學傳統從形式上説是紀傳體，從《史記》開始就是這樣；從理念方面説，自孔子以來，經過司馬遷、司馬光等，一直到現在，都強調經世致用、知古鑑今，強調史學的借鑑意義——“資治通鑑”就是用古代的東西警示現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大特點。中國史學重視史料鑑別，因此，考證、考據在中國史學傳統中佔有重要地位。但是考證、考據不是中國史學研究的根本目的，鑑別史料是為知古鑑今服務的。考據之學到清代發展到頂峯，形成所謂乾嘉學派，但那是有時代背景的，就是清代愈演愈烈的文字獄。關於這個問題，史學界各位同仁都很清楚。

西方史學傳統同樣有體系，但它的體系更加多樣化，並且隨着時代變動而不斷變化。從形式上説，西方敍事方法和中國的紀傳體敍事有很大區別，我把它稱為“時空敍事”，也就是講故事，沿着時空一層層鋪敍；另一種形式是編年體，按年、月、日記錄所發生的事，這種形式在中世紀相當普遍。從理念上説，西方歷史學強調求知，也就是以追求知識為目標，想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把求知作為非常重要的理念。但即便如此，它仍舊重視對歷史教訓的探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昔底德寫這本書，試圖找到戰爭中的教訓，尤其是雅典失敗的教訓。可見，求取教訓在西方歷史學的源頭就已經是傳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進入中世紀，中世紀的史學基本上是一個神學的體系——《聖經》的框架，教會的體系。各種史學書籍、著作等，都跳不出《聖經》的規範，以《聖經》作為解釋與理解歷史的框架。到了近代，近代前半段，從15世紀 (或更早) 到大約 18 世紀中葉，是一個文藝復興的體系，它逐漸突破中世紀的神學體系即教會體系，打破了《聖經》框架，而形成一個人文主義的框架，無論從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或者從意大利的一些人文學者書寫的史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這個特徵，即文藝復興的體系、人文主義的框架。

近代的後半段，從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西方史學又出現新的變化，這和那個時代的背景密切相關：科學技術、工業革命等影響到歷史學，就形成一個“科學的”體系和蘭克的框架。蘭克標榜他的歷史是 “科學的歷史”，這個影響非常大。歐洲其他地方也出現類似情況，比如説英國阿克頓勳爵牽頭寫作的多卷本鉅著 《劍橋近代史》，差不多也是這種性質。

到20世紀，某一個主流體系獨大為宗的情況慢慢消失了，而越來越趨向於多樣化和多元化。進入21 世紀，多元化的傾向就更加明顯了，各種 “體系”越來越多，最後多到了雜亂無章，不得不用一個“後現代”的大口袋把它們套進去。儘管如此，審視20世紀西方歷史學的發展，史學家們對體系的探索一直在持續，他們一直在嘗試構建新的體系，並試圖將其構建成主流的體系。

比如，20 世紀上半葉，有湯因比、斯賓格勒為代表的文明史觀，西歐很多國家及美國則出現經濟史和社會史，英國的屈維廉就是早期社會史的著名代表。再比如，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美國出現邊疆理論，這也是一種體系，帶有強烈的理論色彩。20世紀下半葉英國形成西馬學派，這是一個有很大影響力的學派，它有獨特的理論，有自己的體系。法國的年鑑學派也是這樣，有自己的體系，有自己的理論。差不多同時，社會史在西方蔚然成風，但二戰以後的社會史和 20 世紀早期的社會史不同，它是一個“沒有政治史的”宏大歷史，包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看起來非常瑣碎，但是有它的框架和理念。再往後，全球史出現了，這是一個龐大的歷史框架，它那種“橫向”構建歷史的方式，在歷史學研究中顯然另闢了蹊徑。而最近這段時間，在史學研究碎片化甚囂塵上的時刻，又有人試圖去構建新的體系，於是就出現了“大歷史”：大歷史把宇宙萬物、天地人神全都寫進歷史書，並且説這才是真正的“歷史”。由此可見，在西方史學傳統中從來就不缺乏“體系”，只是“體系”太多、又不斷髮生變化而已。

但是從 20 世紀下半葉起直至現在，碎片化的現象卻愈演愈烈了，許多人越來越傾向於不要體系，拋棄所有框架，而把歷史等同於神話，把寫歷史看成講故事。歷史學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巨大沖擊，變得越來越碎片化。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解構，它解構一切。歷史學正遭遇後現代主義，它的體系正在被解構。這就是歷史學正在面臨的重大危機。

説到這裏，必須回答什麼是體系? 這當然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關於“體系”的理解顯然很多。我認為歷史學的 “體系”就是在歷史學研究中確認一個思維框架，把研究放在這個框架裏進行。思維框架當然和歷史研究的理念相聯繫，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論的指導。如此回答也許太簡單，但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就體系而言，框架是關鍵，框架的邊界就是理論。就具體研究工作而言，題目不在於大小，而在於有沒有框架：一個很小的題目也可以“以小見大”，關鍵在於有沒有體系。沒有體系、沒有框架，再大的題目也只是碎片。所謂碎片化，並不是説題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論框架。**小題目也可以做出大歷史; 相反，很大的題目，無數的史料，一百萬、兩百萬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寫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題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關鍵在於有沒有體系。

現在有很多研究生論文就存在這個缺點：沒有體系，沒有框架，只是一批史料的堆積。如果這只是寫作技巧或處理不到位的問題，那還情有可原。但現在很多人其實從思想深處就反對體系，認為史學研究不需要體系，甚至應該有意識地擺脱任何體系。儘管出現這種思想傾向是有原因的，但歷史學研究確實不可能沒有體系，因為體系是客觀的要求，是歷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徵之一；離開了體系，歷史學研究便無從下手。

由此説到大眾史學問題，它和體系問題有關聯。葛劍雄先生近期發表一篇文章 《大眾史學未嘗不可以碎片化》。我覺得他的提法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通過大眾史學這樣一種傳播方式，讓更多的人瞭解歷史，瞭解各種歷史知識，提升全民的歷史知識水平，確實非常重要。但大眾傳播畢竟不是系統學習，於是就很容易出現 “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眾得到的歷史知識很零碎，難以形成整體的歷史觀。

現在，在中國國內，歷史學已經從谷底慢慢升起，從冰點升温，越來越熱，對於專業史學工作者來説，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專業的史學工作者，不僅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知識，也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價值理念。而歷史的價值理念是什麼？它體現在體系中。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在向大眾傳播歷史知識的同時，尤其要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和歷史的理念，否則，大眾史學就會變成全民娛樂。**現在，很多東西都變成全民娛樂了，各領域都出現娛樂化現象。一旦大眾史學也成為全民娛樂，變成了飯後茶餘的消遣對象，那麼大眾史學也就變成笑料了，變成了“戲説乾隆”。所以，專業史學工作者應該引領大眾史學的方向，從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徵出發，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