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養老不要指望房子，治國需要新敍事
【上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強調拖累經濟增長除了週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外，首次提出“體制性”因素。有觀點指出，體制性因素是指沒有界定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也有認為現行的某些制度存在過時的情況，需徹頭徹尾的體制性改革。
對此，觀察者網奕含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美經濟二軌對話”中方代表團成員姚洋教授，請他就當前體制將如何影響中國長期經濟發展作分析。本文為下篇。】
推遲退休需小步快跑
**觀察者網：**在您之前提到的央地調整中，認為中央政府應收回對社保的事權。從幾年前，您就呼籲正視人口老齡化和改革養老金制度，指出中國經濟最讓人擔心的不是創新，而是老齡化和未來國際格局的不確定性。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老齡化問題才是中國經濟長期面臨最大的挑戰？
**姚洋：**我屬於1962–1976年“嬰兒潮”這一代人，這是我們國家現在人口中最大的一部分，人數應該在3–4億。我們已經進入退休年齡，到2035年，我國65歲人口將佔全部人口的25%以上，和日本2010年的水平相當。老齡化會比我們想象的來得更快、更猛，而且，無論是否放開生育，這個趨勢是不會改變的。巨大的養老負擔，將是拖累我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看一下日本，政府負債是GDP的250%，絕大多數負債是因為養老。我們現在擔心政府負債太多，以後怎麼辦？
**觀察者網：**對大多數人來説，社保的安全性是第一問題。雖然政府強調社保基金有戰略儲備，有能力按時足額髮放，但官方智庫社科院的報告已然指出，2035年職工養老保險結餘恐耗盡。此外，年輕人還將面臨延遲退休，以及等自己退休時養老金不會每年上漲的可能。對此您怎麼看？
**姚洋：**從上世紀80年代起，養老金開始指數化。因為那個時候經濟增長率高，每年增速8%、9%甚至更高，老百姓習慣了養老金每年上漲，不漲不行。所以當政府把每年的養老金漲幅從7%降到5%時，就有點戰戰兢兢。這是不應該的。不能讓養老金的漲幅和在職人員一樣，甚至比在職人員還高。只要增幅略微比通脹率高一點就可以了。
過去這些年，至少過去20年，我國的通脹率很少超過5%。而養老金還以每年7%、8%的增幅上漲，就不合適了。所以要把老百姓預期慢慢降下來，沒有一個國家會像中國這麼做。
另外還有推遲退休年齡，這是必須得做的。如果現在不做，將來有一天可能一下子就推遲五年或者推遲十年。像俄羅斯總統普京，一下子把本國人的退休年齡推遲了5年。結果發現俄羅斯男性平均只能領兩年的養老金，因為他們的平均壽命只有67歲，而推遲後要到65歲才退休，這麼做老百姓能不抗議麼？
對中國來説，可以從現在開始做，小步快跑。每一年增加半歲，不斷延長，就不會引起太大的震動。對現在40歲的人影響會比較大，等退休的時候可能要延遲5年，但一想離退休還有15年的時間，也就不用太擔心了。
當然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説，他們退休的時候養老金還會提高。同時，我覺得還需要一個改革，把我們的個人賬户做實。我們的個人賬户現在還是空的，只是名義上按照每年大概5%的回報率來計算賬户金額的變化。由於社保是現收現付制度，這麼持續下去，遲早會破產的，所以需要做實個人賬户。
以前覺得做實的話，空賬率會太高。但我們學院研究社保的林雙林老師計算發現，社保賬户只有1萬多億元的空賬，並不算太多。財政部部長劉昆在全國“兩會”上介紹，2018年，社保基金滾存結餘達到了4.6萬億元，足夠了。
我們可以從社保基金拿出1萬多億補全空賬，然後給老百姓建立3到5個退休的基金，讓老百姓選投資哪一個。對於投資基金，政府可以限定投資範圍，高風險的不可以做，只能做買國債等低風險的項目。這樣老百姓就有保障了，同時也養成了習慣，然後再逐步加大這個份額。
像在美國，一般人從社保部分拿到的工資，僅相當於退休金的30%，另外70%的退休金是靠企業年金。也就是個人出一部分，企業再配一部分，這個總量是很大的，是強迫儲蓄，存起來等到退休的時候拿來花。中國也得慢慢向這個方向轉變，加大個人儲蓄。
對很多人來説，根本不在乎個人賬户，甚至不知道有個人賬户。這樣持續下去，到了2035年我們再去轉型，難度不小。15年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等到那時候發現快要破產付不出養老金就會着急了。當然，一開始還可以用社保基金補充，國資也會劃撥一部分，但這顯然是吃老本，不能長久。
我估計養老金付不出來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們的國資體量是非常大的，到那時社保基金的結餘可能會十萬億，用這個資金支撐十年問題不大。但對人們來説，那都是吃老本。
也許我們都是多慮的，等到那個時候大家一看開始吃老本了，會着急了改革。有了壓力、緊迫感快速推進改革。但就算是多慮了，最好也還是小步快跑，讓老百姓早點適應，震動會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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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您覺得普通人是不是也要考慮給自己買份商業養老保險？
**姚洋：**我覺得這倒不用，普通人存款都很多，中產階級誰沒有十萬、二十萬的存款？而且還有房子。
不要用過去發展預測未來房價
**觀察者網：**到那時房子還會那麼值錢嗎？
**姚洋：**房子肯定不值錢了，所以我一見到中產階級，我就説你們別想着用房子養老，你趁着房價高的時候，趕緊賣掉變現，然後去投資，哪怕每年只賺百分之四、五的回報率。你要想到複利，複利5%，14年就翻一番。按現在的房價，你還指望北京、上海的房子在14年之內再翻一番？而且現金有靈活性。對於35、40歲的年輕人，就不要指望65歲前能退休，這意味着他們可以投資30年，在有複利的情況下，翻了四番。
**觀察者網：**很多人會擔憂投資收益，首先不確定自己投資是否一定能賺到錢，很可能虧錢，其次看到過去20年中國任何地方的房地產價格都在上漲。
**姚洋：**但你不能拿過去看未來，就像上世紀80年代，日本人用過去30年的發展來預測未來30年，結果全錯了。日本的房價是以1990年為分野，之前30年房價一直在漲，沒有停下來；而90年之後持續往下降，也沒有停下來。拿過去的經驗看未來，就會犯巨大的錯誤。房價最終得靠人口來決定，沒人的話就沒有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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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後，城市化已經完成了，該進城的都進城了。就算是現在，人口流出的城市，房價已經開始跌了，像鶴崗，折算下來300塊錢一平米，就算是棚改房也説明問題，房子基本上一文不值了。市場上一手房房價也就3000元/平米，這樣的城市會越來越多。
現在户籍制度放開了，人口會大規模地流向發達地區，尤其是發達地區的中等城市。像長三角地區還有很多城市可以吸納人口。
**觀察者網：**您覺得2035年的中國會是什麼樣？人口都會集中在大城市嗎？
**姚洋：**國家目前確定了9個國家中心城市，我估計到時會有60%-70%的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區域內。
**觀察者網：**北方現在連天津都在人口淨流出，如此發展的話會不會造成區域更加不平衡？
**姚洋：**沒關係的，並不需要所有的地方都發展起來。總書記視察東北，就告訴當地官員把環境搞好，把農業搞好，而沒有説把工業搞上去，把GDP搞上去。
**觀察者網：**這就説明中央對東北的定位了？
**姚洋：**對，以後東北就是我們的糧倉。現在糧食已經反過來運了，東北向省外、向南方運糧食。東北三省是農業大省，特別是黑龍江。各省分工，東北不需要再做其他的。
最後，你會發現在東北生活非常舒適，生活在城市的人工資不是很高，但是生活很愜意。當地人不想在東北待的話會跑海南，從最寒冷的地方要跑到最熱的地方，所以人口集中是必然的。
圖片來源：央視網
**觀察者網：**剛才向您請教有關地方政府發債的問題，像東北這樣人口淨流出的城市就不要發太多債了？
**姚洋：**沒得建設了還發什麼債呢。地方政府沒需求，就不去發債了。像那種地方，頂多建兩條地鐵線，有的城市連地鐵都不用建，不堵車的。人口都下降了，何必建呢？
户籍制度開放之後，未來15年，我估計人口會再一次集中。
**觀察者網：**人口再次集中，會不會再帶動相應地區的房價的上漲？
**姚洋：**不太會，因為人口不是向大城市集中，而是向大城市區域集中。比如説長三角地區，蘇州都不太可能。蘇州的常住人口去年達到了1072萬人，城區人口達到六、七百萬。新的人口會到蘇州下面的地級市和一些城鎮。蘇州下面有好多超級鎮，所謂“宇宙大鎮”。外地人看了都驚訝，一個鎮上好幾家五星級酒店。這樣的地方人口會增長。這些地方的房價不會大降，但説是否還會像過去猛漲，也不太可能。除了上海、蘇州這些城市，長三角其他城市，難道房地產沒有過剩嗎？肯定或多或少存在過剩，需要流入人口消化。
“過去40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化”
**觀察者網：**説到體制，您曾提到共產黨應該去政治化，同時應解釋當代中國體制、構建獨立於西方的政治話語來描述這些事實，比如提出“三個代表”後黨的多面性。就現在的情況，您認為什麼樣的話語體系能支撐這個描述？
**姚洋：**我説的去政治化，是指政治學意義上的政治。它和中國的政治是兩碼事。政治學意義上的政治，就是利益關係和博弈。因此，説中國共產黨的去政治化，就是説中國共產黨不是代表某一個階層或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這就是“三個代表”的含義。從這個利益出發點來説，黨已經沒有政治性了，不是隻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
過去階級鬥爭時代，那時候黨是有政治性的，那時候的政治就是階級鬥爭，和西方意義上的政治是一回事。而現在沒有這種政治，所以我説共產黨已經去政治化了。這時需要一個怎樣的話語體系？
我們需要比較準確地描述中國共產黨在過去40多年間做對的事情，做一個總結。
我們黨內有一套總結，但這套總結別説外國人，就連國內普通老百姓也聽不明白。而且我們總結的時候，總是用結果成功，來説明自己做得正確，這是不夠的。
我們談問題，必須説目的決定手段。上面的説法只説對了一半；目的對了，所以手段可能對了。另一半是應該告訴大家，為何從一開始，採取的手段就是對的。這需要有哲學基礎，要能夠正向推，從哲學基礎推出來，中國應該有這樣的體制，而這個體制又能做出正確的結果，這樣大家才能夠聽明白。
否則就會出現政府説：“我為人民做了那麼多好事，人民還不支持我嗎？”但人民、百姓未必這樣認為，而是説：“周圍人比我得到的更多”。現在很多老百姓發現，嚷嚷能得到更多的好處，所謂按鬧分配。
包括P2P暴雷也是。P2P是投資，本身就存在風險。有的P2P是亂做，資產轉移，政府應該抓違法犯罪的人。但也有的P2P做得規範，但市場環境不是太好，結果血本無歸，這時候老百姓就應該認倒黴，投資失敗了。但往往他們不會這麼想，認為政府至少得幫我把本金要回來，那是我的血汗錢、是退休金，政府不得不幫他們這麼做。
所以如果黨和政府只講因為我幫老百姓做了啥，就應該得到支持，老百姓會認為做得還不夠，甚至默認應該這麼做，導致黨和政府的負擔會越來越重。
這就需要正向講，我們為何需要這麼一個體制？也就是我所謂的“新敍事”，講一個新“故事”，怎樣把故事向百姓講順、講明白。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
**觀察者網：**這也是您在《中國新敍事》新書中的主要觀點嗎？您能否對新書的主要內容進行概括，您是如何從哲學的角度出發，推出了中國的政體，進而推導出黨和政府做對了事情？
**姚洋：**用一句話來説，在過去40年中，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化。這聽起來好像是廢話，中國共產黨不就是中國的嗎？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是西風東漸的產物。毛澤東説，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顯然説明中國共產黨是外來思想影響的產物。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大約60年的時間，中國共產黨沒有完全中國化。這是從理論、指導思想的角度來説的，而不是實踐的角度。
**觀察者網：**您認為共產黨中國化的標誌是什麼？
**姚洋：**中國化的標誌是從鄧小平開始的。歷史學家寫鄧小平的功績，其中一定要説，鄧小平讓中國共產黨中國化。中國化最大的標誌迴歸中國傳統的做事方式——務實主義，中庸、調和，而不再搞階級鬥爭。
西方的方式就是鬥爭，要鬥倒，一定要分出誰輸誰贏。而中國人不是這樣，不分非要分對錯。在路上碰到兩個中國人打架，別人都會勸“算了算了，別吵了”。沒有一個人説誰對了，誰錯了。我在美國紐約見過兩個人打架，路過的人都要看誰對誰錯，會聲援弱勢一方，譴責強勢一方，很少有人會説“算了”。中國現在走的就是調和中庸的路，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中國回到了幹部提拔要選賢任能的路線，這也是我們古代流傳下來制度，從西漢開始的。而在文革時期，選拔幹部是緊跟領袖意志，造反派能被提拔，王洪文這種打砸搶分子也能被選拔。
**觀察者網：**在抗戰時期，選拔幹部也不是選賢任能嗎？
**姚洋：**那是軍事鬥爭時期，不能算數。軍事鬥爭時期，誰能打贏仗，就提拔誰。
而到了和平年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撥亂反正的第一條，打砸搶分子一律不能提拔。
當然，中國共產黨有將近100年的鬥爭歷史，如何把這個歷史和中國傳統結合起來，是個嚴肅的問題。所以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意就是這樣的。但是，方向可能有問題，馬克思主義説到底是要搞階級鬥爭的——或者，在最低層次上，要求國傢俱有階級屬性，這和中國傳統不一樣——中國傳統要求國家獨立於所有人，就是我説的“中性”。我們應該説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迴歸中國傳統，這樣就容易找到契合點。
中國共產黨可以轉型。馬上中國共產黨就建黨100週年了。現在黨應該思考，考慮如何轉型的問題，尤其是在理論方面如何轉型。實踐方面已經轉型了，改革開放40年已經轉型了。
對於理論轉型，20年前曾總結過一次，就是“三個代表”，但當時有點權宜之計，現在需要我們再總結一次，永久性的。而且這次不只要定義中國共產黨，還要定義體制，弄清中國共產黨在體制裏面處於什麼樣的地位。我們目前還沒把這個地位説清楚。
我們現在説的基本上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應該得到人民的支持。但這種説法還是從後往前説。現在需要從前往後順着説，建立老百姓對體制的哲學信念。這就需要到傳統文化裏去尋找，再與中國共產黨的實踐結合起來，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現在和我的合作者能做的，也只是説把中國傳統的部分現代化，之後與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對照起來，説明兩者相符合。但要形成共產黨的新敍事，還是要費點勁。
**觀察者網：**以您剛才的分析，如果迴歸中國傳統，做到了對中國體制的描述不再“失語”，令國人和外國人都能聽懂。那麼是否會因強調傳統文化的不同，而加強中西現代文化的對立？對崛起的中國、不斷國際化的國人來説，會產生什麼影響？
**姚洋：**應該不會。説俗一點兒，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國人的哲學智慧——儒家的、道家的——是對世界的重要貢獻，由此而生發出來的政體，也會對國家治理做出貢獻。強調傳統文化，並不是要拒絕現代化，也不是要拒絕自啓蒙運動以來形成的新的人類價值，包括平等、自由等等。不能把這些價值等同於西方價值——事實上，這些價值是現代化的產物，西方過去也沒有這些價值，在啓蒙運動之前，西方比同期的中國更加黑暗和愚昧。啓蒙運動之後，西方重新從軸心時代的西方——古希臘、古羅馬——尋找精神源泉，比如，美國的憲法就極大地受到羅馬共和國的影響。孔子、莊子都是那個時代的代表，我們也可以從他們身上找到我們今天要的東西，和現代價值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為世界貢獻中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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