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西方應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收購挑戰

【文/英國智庫Policy Exchange產業政策研究負責人傑弗裏·歐文】52年前，法國記者、政治家讓-雅克·塞爾旺-施賴貝爾(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曾寫過一本極為成功的著作《美國的挑戰》（The American Challenge）。他在書中警告稱，歐洲製造業即將被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等美國大公司擊垮。塞爾旺-施賴貝爾進一步指出，除非能迅速採取措施建立起規模更大的公司，否則歐洲將淪為美國的技術附庸。

英國智庫Policy Exchange產業政策研究負責人傑弗裏·歐文2019年4月26日在英國《金融時報》刊發評論：《西方應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收購挑戰》。他認為，西方國家在把中國投資者擋在門外前應三思而行。

如今，我們正面臨來自中國的挑戰。人們擔心，由隸屬於中國政府或受到中國政府支持的那些大公司有能力通過更多研發支出擊敗歐洲的競爭對手。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等中國公司已經進入能夠對歐洲的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高科技領域，這一現象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擔憂。

歐洲應對此作何反應呢？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已決定允許華為參與英國5G數據網絡的建設（雖然還不是該項目的核心部分）。這表明，相對於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説，英國對中國電信設備供應商的限制要少一些。

特蕾莎·梅的這項決定已經受到廣泛批評，人們由此聯想到一個問題：各國政府應該怎麼做才能把中國擋在某些特定產業或項目之外呢？這種對國家安全完全正當的憂慮心理會在多大程度上演變成保護主義呢？

德國聯邦經濟部長彼得·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最近就對來自中國的競爭者進行了回應。他公佈了一項頗具民族主義色彩的產業政策——德國和歐洲應該培育自己的冠軍企業以抵擋來自中國的“入侵者”。

阿爾特邁爾部長對德國西門子和法國阿爾斯通兩家列車製造商的合併表達了強烈的支持態度，他認為這兩家歐洲公司合併後將能夠更好地應對來自中國國有列車製造商的競爭。然而，該合併案並未獲得歐盟的批准。歐盟委員會認為合併後的新公司將在歐洲列車市場上擁有太過強大的市場地位，這將導致列車售價被推得更高。而阿爾特邁爾部長認為，歐盟在做出涉及企業合併的決定時應更多地考慮到歐洲與外部之間的競爭而不是隻着眼於歐洲內部的競爭。

諸如西門子-阿爾斯通這樣的合併案是否能夠加強歐洲的工業能力仍有待進一步討論。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塞爾旺-施賴貝爾做出的診斷以及開出的藥方可以説是完全錯誤的。當時歐洲所面臨的競爭威脅實際上更多地來自日本而不是美國，而且歐洲建立大企業的幾次努力都以失敗告終了。

不過，由中國帶來的競爭挑戰與當年日本帶來的競爭挑戰相比還是非常不同的。歐盟委員會最近公佈的一份文件顯示，雖然中國已經在科技創新領域取得了真正的進步，然而“至少其部分成就源於大量的政府補貼、嚴重的市場保護以及長期以來執行的不公平貿易政策”。

為了應對中國威脅，歐洲手中還有幾張牌可以打出來：其一是使世界貿易組織變得更加強大；其二是加快歐洲單一市場的建設步伐。

阿爾特邁爾部長提出了一項未必可行的建議，即德國政府應獲得授權以阻止中國公司對具有重要戰略價值或涉及關鍵技術領域的德國公司的收購。阿爾特邁爾部長的建議若付諸實施將帶來一定風險，因為這將把那些受到歐洲歡迎的中國投資擋在門外，如此一來很多歐洲企業的風險投資來源將被切斷，歐洲初創企業的成功率也將下降。

對外來投資加強管控的趨勢不僅出現在德國。去年，英國宣佈將賦予政府更多權力以便對可能引發國家安全擔憂的外國收購案加強審查。英國前公平貿易辦公室主任約翰·芬格爾頓（John Fingleton）對此進行了批評，他認為這將導致受到政府插手的併購數量大幅增加、對併購案的審查更加政治化而且還會嚇跑那些對英國具有潛在價值的外國投資者。

此外，美國也早已加入了這一行列。自1975年以來，外國公司在美收購行為一直受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的嚴格審查。美國設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初衷本來是為了應對來自石油出口國的投資者在美國的收購行為。然而在上世紀80年代，該機構主要被用來阻止日本投資者對美國高技術產業的收購行為。最近為了應對中國發起的併購交易，美國進一步加強了該機構的影響力。

當具有潛在敵意的國家對本國事關國家安全的重要產業展開併購或收購部分股權時，政府採取措施制止這一行為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對中國投資意圖的擔憂不應將政府政策導向“強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並削弱市場競爭”的方向，這隻會損害自身經濟，而且也無助於阻止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取得進展。

下面是《金融時報》讀者在文章後的留言，觀察者網選取部分翻譯如下，僅供參考：

Michael Clark (was .mc in sf)：大家都在為中國政府對其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進行援助從而提升其競爭優勢的狀況感到憂慮。然而我們不應忘記，19世紀和20世紀的西方公司在各自行業內形成其競爭優勢時也曾通過各種形式獲得過政府的幫助。《經濟學人》雜誌的漫畫家卡爾幾周前曾畫了一幅漫畫來描述這種情況：一架大型直升機將空客和波音一前一後吊在空中。波音抱怨空客獲得了不公平的政府補貼，而卡爾創作這幅漫畫的目的旨在對這一事件給出自己的註解。當然，其實波音和空客，或明或暗，都從政府那裏獲得了大量補貼。

3697088：針對一些國家的外資監管當局對中國投資的歧視性做法，中國剛剛通過的外商投資法允許中國根據對等原則採取相應措施。這部法律將於2020年1月正式生效。中國將自身視為西方國家的戰略伙伴和戰略競爭者，中國人並未忘記19世紀曾遭受殖民主義者侵略的歷史。因此對於中國來説，在國家安全方面加強防範是切實必要的，中國會嚴肅對待這個問題。在維護國家安全時，若要為應用“國家安全例外條款”（本着國家安全優先的原則，世界貿易組織在WTO協定中設有國家安全例外條款，該條款允許WTO成員在特定情形下，為維護本國的重大安全利益背離其義務或損害其他成員的利益，使成員在追求基本的國家安全利益的情況下能夠使用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國家安全例外條款為WTO成員提供了在違背WTO基本原則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的機制——觀察者網注）確立一個合理的標準，人們可以看看中國在這方面的做法。

tasdk：“阿爾特邁爾部長提出了一項未必可行的建議，即德國政府應獲得授權以阻止中國公司對具有重要戰略價值或涉及關鍵技術領域的德國公司的收購。阿爾特邁爾部長的建議若付諸實施將帶來一定風險，因為這將把那些受到歐洲歡迎的中國投資擋在門外，如此一來很多歐洲企業的風險投資來源將被切斷，歐洲初創企業的成功率也將下降”——作者的這一觀點對於英國或美國來説是有價值的，這兩個國家的儲蓄率太低，不足以支撐投資。不過對於作為整體的歐盟來説，情況還是不一樣的。

過去，歐盟的儲蓄水平恰好可以支撐起自己的投資需求。其實在歐盟內部，當時各國的情況差異巨大。歐盟核心國家的儲蓄率過高，而歐盟邊緣國家的儲蓄率又過低，這種不平衡狀況引發了歐元危機。不過總地來説，歐盟的儲蓄與投資之間大致上還是平衡的。自歐元危機以來，我們的儲蓄水平已經不再僅僅是滿足投資需求，而是超出了投資需求。由於歐盟並不缺乏儲蓄，各種既有企業和初創公司是不應缺乏資金的。如果中國投資者願意比歐盟投資者和儲户在歐洲公司身上出更多的錢，那麼很顯然我們就要問問為什麼了，答案應該並不難猜。我覺得阿爾特邁爾部長的建議還是明智的。

Professory：德國人的問題在於，他們手中仍有實力強大的大型國民企業，他們還有害怕會失去的東西。而我們除了軍工產業之外已經沒有什麼厲害的大企業了。事實上，我們在創意和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與中國人在大規模生產方面的優勢相結合，已經產生了非常好的協同效應。當德國經濟遇到問題，不得不説我也是很緊張的。德國車很棒，希望他們的汽車生產線不要停下來。

William Thayer Sr：我給歐洲提個建議吧。歐洲把99%的精力都放在社會福利上了，也許可以分一些精力在科技創新上，哪怕10%也行。在芯片和軟件這兩個產業，歐洲已經完全出局了。擁有漂亮的葡萄園的確很不錯，可是也得為未來考慮一下啊！還記得當年是歐洲人發明了汽車、無線電、蒸汽機和紡織機嗎？那些已經是褪色的塵封歷史了，今天的歐洲正散發着社會民主主義催生的平庸氣息。

SpringTime：歐洲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中國成功地使5億人口脱離了貧困，這個規模已經接近歐盟製造出來的貧困人口數量了。中國取得的減貧成就在歐洲政治家的圈子裏引發了一種混合了敬畏和自我厭惡的複雜情緒。另外，中國的外交政策與英國當年建立帝國時的做法有些相似——當年我們創立了東印度公司，如今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更糟糕的是，當年我們在亞洲有離岸的香港，如今中國在歐洲有離岸的不列顛。

Move Te Ipsum：在當下的這個“數字時代”裏，中國給我們建設交通基礎設施，還是給我們建設信息基礎設施，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很大的。前者會使我們不具競爭力的產業損失一些工作崗位，而後者雖然也會使我們損失一些工作崗位，然而允許一個全球性的競爭對手參與敏感的國家信息網絡的建設，這將給我們帶來長期的不利影響。鼓勵全球競爭者和投資人蔘與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我們的社會生產力和國民收入當然是好事情，可是允許他們介入國家權力工具的運行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了。政府在這方面慎重一些是對的，我們需要合理地評估其中的安全風險。關於華為，首要的問題並不在於它是否能夠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設備（我們的確需要他們的設備），而是在於他們是否能夠在不犧牲我們（不僅我們英國，還有我們在“五眼聯盟”的朋友們）的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向我們提供那些設備；第二個問題在於，我們的政府體系是否有能力正確評估使用華為設備的風險並對其加以管控。

B Ytab回覆Move Te Ipsum：愛立信和諾基亞都能夠製造華為提供的那些設備，只是價格較高，這將推高用户使用5G服務的成本。如果一家電信運營商使用了華為的設備，那麼其他運營商為了在市場上保持競爭力也將不得不使用華為的設備。20年前，英國電信產業為12萬人提供了薪資優厚的工作崗位。私有化之後，英國電信（BT）的競爭對手們都用上了便宜的進口設備，於是英國電信也不得不這樣做。

Chase D. Parker III：我們的對華政策是混亂的、過時的，已經無可救藥了。當我們談論任何與中國有關的話題時，我們總是脱不開意識形態、道德譴責、歇斯底里的極端情緒以及對歷史的膚淺理解。最令人憂慮的是，我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並不瞭解。因此，我們對中國真正的優勢視而不見，當他們取得進步尤其是在科技和經濟領域取得進步時，我們總是居高臨下地不以為然。我們認為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幾乎都是來自不公平的政策和欺騙，這種態度是傲慢的，與事實不符的。這些年華為公司發展速度之快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我們要制定對華大戰略，我們就必須儘快打起精神來，發怒是無濟於事的。我們一直把精力放在遏制上，可這並沒有什麼效果。我們一直致力於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裏把中國邊緣化，而中國人卻成功地以亞投行進行了反擊，我們在歐洲的很多盟友都與中國簽署協議成為了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我們施壓盟友將華為擋在門外，可是這也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因為沒有哪家公司能以同樣的價格提供同樣品質的產品。中國宣佈了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而我們認為那些參與的國家將陷入債務陷阱，我們嘲笑他們新建的基礎設施將毫無用處。如今中國人把他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用在了“一帶一路”項目上，而我們遏制“一帶一路”的努力也沒有成功。意大利和希臘已經與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估計其他歐盟成員國也會跟進。雖然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對“一帶一路”有些微詞，然而當時機到來的時候，其成員國都將逐一加入。

沒人提到該如何加強我們自身的競爭力，我們只是一味地在“一帶一路”問題上哀怨不已，卻無法拿出自己的方案與其競爭。我們在譴責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的同時，卻以腐敗和缺乏人權為藉口不願去非洲投資。我們一直説思科、諾基亞和愛立信的產品比華為的更好，可是我們為何無法把華為完全擋在市場之外呢？除非我們能對中國進行透徹的分析，否則我們甚至都難以搞清楚到底該解決什麼問題。當下這種毫無意義的對華戰略是沒有出路的。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9年4月26日英國《金融時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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