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國與國之間，“文明”正在超越“主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於5月1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此次大會恰好趕在中美貿易談判未能達成協議，中美對抗局面已然形成之際召開，只能説是一次歷史性的驚人巧合。大會是早已經籌備好的，談判卻是突起波折的，由於時間上的無縫銜接，兩者之間竟相互賦予了某種新的意義。
關於此次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習近平主席日前在《求是》雜誌發表了題為《文明交流互鑑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的文章，強調：
應該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諧共處，讓文明交流互鑑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麼“文明衝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
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鑑而形成的文明。中國人民將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當今世界，各國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應該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
雖然不是在談中美關係，也無關中美貿易戰，但這段關於文明問題的論述，卻標誌着一個更深層的歷史轉折。針對“文明衝突”論和“主導文明”論，習主席代表中國提出了“文明互鑑”論和“文明平等”論。特別是，對於當今世界的認識，從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的兩極格局，轉變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完全不容他者的主義之爭，轉變到包容所有他者的文明互鑑和文明平等。
要看清這個深層轉折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有必要對文明概念的演變做一個大的梳理。
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將於5月15日在北京開幕，本次大會的主題為“亞洲文明交流互鑑與命運共同體”。圖片來源：IC Photo
文明概念的源起
文明，不是一個新鮮概念。據考證，“civilization”是個法語詞，1752年法國經濟學家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首次使用，4年後，法國大革命之父維克多·裏凱特米拉波侯爵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該詞。[1]
這個詞被選擇出來，最初的動因是要為“野蠻”一詞找出反義詞。同時代的英國著名文人塞繆爾·約翰遜，從1747年開始花了9年時間編輯《英文詞典》（也稱“約翰遜詞典”），此人早年曾經身無分文且疾病纏身，後來找到了一份為雜誌撰稿的工作，剛剛開始享受倫敦舒適的城市生活，於是使用了源於“citizen”和拉丁語“civilitas”的“civility”一詞，與他自己經歷過的那種赤貧的鄉下生活狀態相對。
若將這一典故視為西方文化在“文明”與“野蠻”之間首次做出概念分別，那麼對應到中華文化中，應該就是孔子《論語》中“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語。[2]時代的差距暫且不提，共同之處在於，兩者都在文明的含義中加入了城市與鄉野的區別，也都包括了文化修養和行為舉止方面。彬彬的原意，是勻稱的意思。孔子想表達的是：一個君子，既要品格質樸，也要有文采。兩者應該平衡兼有，而不可以相勝。若質樸有餘而華採不足，就是鄉野村夫；若專尚文采而喪失質樸，就像擅於虛浮粉飾的史官，也不是君子之所貴。
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西方語境中的文明概念，是與當時的進化論思潮一起應運而生的。18-19世紀的西方社會，基於科學的現代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學科取得了大量新的進展，人類歷史開始被理解為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演化過程，一個進步的階梯。於是，文明成了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進程，與自身早期歷史的野蠻狀態相對。
這是一種截然有別於過去的新思維。受進化論影響的思想者們從今天巨大的城市，倒推出沒有城市或很小城市的古代社會，從今天覆雜的社會分層，倒推出沒有階級或簡單分層的古代社會，從今天強大的政治組織，倒推出沒有統治集團或很少首領的古代社會……還有語言文字、藝術作品等等方面，都是這樣。作為這種“上溯”思維的邏輯結果，文明就被定義為出現了城市、政治組織、社會分層、語言文字的人類社會，區別於那些從來沒有創造出這些東西的“原始社會”。[3]
價值判斷也隨之產生，文明化是好的，非文明化、野蠻的、矇昧的是壞的。在19世紀，一些歐洲人直接根據自己所處的社會制定出一套標準，以此評判其他非歐洲人的社會是否充分“文明化”，是否可以被接受為國際體系的成員。即使也承認多元文明的概念，但卻是在一種被嵌入在等級體系中的多元，當然，歐洲文明處在這個等級體系的金字塔頂端。
摩爾根在他的名著《古代社會》寫到：
人類的進步是從發展階梯的底層開始的。各種發明、發現和制度説明了這一點——兩種政治方式（Two Plans of Government）——其一為世俗性和社會性的，它產生了社會（Societas）；另一為政治性的，它產生了國家（Civitas）——前者以人身和氏族制度為基礎，後者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第一種方式為古代社會的政治結構——第二種方式為近代社會和文明社會的政治結構。
我所設想的文化發展階段——（一）低級矇昧社會；（二）中級矇昧社會；（三）高級矇昧社會；（四）低級野蠻社會；（五）中級野蠻社會；（六）高級野蠻社會；（七）文明社會。[4]
這種文明觀念和連帶的價值判斷，直接導致了差別和歧視的產生。正如摩爾根在他那個時代所觀察到，整個人類社會除了生活在文明狀態的人，還有一部分生活在矇昧狀態中，另有一部分生活在野蠻狀態中。於是，一個文明社會，不僅與自身的原初狀態相對，而且與文明發展進程不及自己的其他社會相對，如果將自己所處的社會誇耀為文明社會，那麼其他社會毫無疑問就成了野蠻社會。
差別和歧視不僅因為文明被理解為一個有快有慢的進程而產生，還因為文明社會的興衰迭代而產生。文明有盛有衰，有壽命週期，一些原始社會雖然很早就開始了文明進程，並達到過文明高峯，但不久之後就發生了衰落，並最終覆滅了。覆滅的原因有很多，有社會內部的崩潰，更多的是因為外來的入侵，或者兩個因素兼而有之。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研究，截至他那個年代，西方學者在全世界總共發現了超過650個“具有充分材料的”原始社會，而人們斷定，曾經存在過的原始社會數量還要多得多。然而，從數量巨大的原始社會中，最初只有很少幾個社會直接從中脱穎而出，啓動了各自的文明發展進程，成為第一代的文明社會。湯因比認為第一代的文明社會只有6個，即古代埃及、蘇美爾、米諾斯、瑪雅、安第斯、古代中國社會。[5]然而，這6個第一代文明社會，卻只有中華社會一直延續了下來，其他5個都先後亡於外來文明的入侵。
然而，與很多人認為的相反，真實的歷史告訴人們，造成一個文明社會滅亡的外來入侵者，往往不是文明程度更高的其他文明社會，反而是文明程度更低的蠻族。這又造成了差別和歧視——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征服了舊社會的新社會統治者，不會承認自己是野蠻人，反而會依仗霸權將自己裝扮成更高文明的代表，將亡國奴們貶為落後文明的代表。甚至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勝利者的文明程度越低，對於文明高低標準的顛倒越過分。
人類文明史一萬年以來，到底有多少個文明覆滅了？現在存世的文明有哪幾個？學者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湯因比在歷史上發現了23個，現存的只有5個，即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奎格利在1961年《文明的演變:歷史分析導論》中主要列舉了16個文明：在西方，從克里特文明產生了古典文明，而後者又產生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東方，從華夏文明則產生了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
阿達·博茲曼的觀點與湯因比類似，認為在進入現代世界之前，只有5種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馬圖·梅爾克總共列舉了12種文明，其中有7種已消失，即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種延續至今，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
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威廉·麥克尼爾在1963年《西方的興起》一書把人類歷史分為中東統治的時代、歐亞文明均勢的時代和西方統治的時代三個階段，主要包括歷史上的9個文明。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沒落》當中將文化分成八種，即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古典文化、瑪雅文化、伊斯蘭文化和西歐文化。什穆埃爾·埃森施塔特則列舉了6種文明，多出來的一個是猶太文明。[6]
歸納一下：所有人最沒有爭議的是中華文明，因為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現在的第三代，也無論其他文明是否已經覆滅還是仍然存在，中華文明一直就在那裏，從不需要仔細分辨。而分歧方面，關於古代文明，主要圍繞古印度文明與現存的印度文明之間有沒有繼承性，以及伊斯蘭文明有沒有自己的母體文明等問題。關於現存文明，主要是東正教文明是否應從西方文明中分離出來，以及日本文明是否應當從中華文明中分離出來，還有猶太文明算不算單獨一個文明。
2019年5月14日，北京，為配合即將舉辦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大美亞細亞——亞洲文明展”5月13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圖片來源：IC Photo
無論如何，現代世界存在着至少5個、最多8個“可以自行説明問題”（湯因比語）的文明社會。如果堅持文明進程有快有慢的觀點，或者堅持征服者文明就是高等文明的觀點，甚至堅持只有一個主導文明即西方文明的觀點，那麼“文明衝突”論就是不可避免的，而未來世界的所有主要問題，也只能在有輸有贏的文明競爭中才能得到最終解決。
至此，核心問題浮出水面：是哪個文明中的人總認為文明並不平等，而是存在着某個先進文明、高等文明、主導文明的呢？
這個問題與種族問題類似——是哪個種族中的人總認為種族並不平等，而是存在着某個優秀種族、純粹種族、高等種族的呢？
實際上，回溯到早期的人類社會，文明的劃分與種族的劃分有很大的重合。前者根據文化特徵，後者根據體貌特徵，前者是文化基因演化的結果，後者是生物基因演化的結果，都體現了一個社會在周圍環境的刺激和壓力之下的選擇和適應機制。
但隨着文明的發展，環境的文化因素增多，自然因素減少，文明與種族之間的差別也隨之增大。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發生分裂，不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趨向統一。例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非常成功地超越了種族的界限。中華儒家文明更是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和吸納能力，歷經數千年，在整個東亞地區開創出一個以儒家體系為核心的天下文明圈。
二戰後，聯合國成立，確立了堅決反對種族主義、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的基本原則。《世界人權宣言》宣示，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不因種族、膚色而不同。
然而，如果將文明問題與種族問題對照起來看，那麼很顯然，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國際組織發表宣言主張文明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文明歧視。而各種“文明衝突”論，當然也就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
這毫無疑問與西方文明這個當今世界最為強勢、最具主導性的文明有直接關係。
西方文明帶來的問題
從世界文明史上看，西方文明是一個很晚近才誕生的文明。在奎格利的“演變”序列中，屬於與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一起同出於“古典文明”的新生文明；在湯因比“代”的劃分中，屬於第二代文明之後的第三代文明。而且在其誕生之初，是作為第二代文明的毀滅者而非繼承者而崛起的，與古希臘文明之間的繼承關係類似於“舊社會的一根肋條成了新社會的脊樑骨”。[7]
但由於這個文明的崛起過於迅猛，勝利過於巨大，對於其他文明的衝擊過於強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成為了一個“主導文明”，甚至在很多人心目中產生出一種錯覺，即西方文明成了全人類唯一的文明，所有其他文明要麼不值一提，要麼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尼爾·弗格森寫道：
1500年，歐洲未來的帝國列強佔據的世界陸地面積不足5%，人口至多隻佔全球人口規模的16%。到1913年時，11個歐洲帝國控制的版圖及其人口規模接近所有陸地面積及總人口的3/5，而且其經濟總產值在全球經濟總產值的佔比接近3/4（達到令人驚歎的74%）。英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接近印度人的兩倍。西方更高的生活水準即體現在更好的食物上，農業勞動者的情形也一樣；也反映在更高的身材上，即使普通士兵和罪犯也不例外。我們已經看到，文明是以城市為中心的。以這個標準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導地位。1500年，就我們能得出的最佳結論看，全球最大的城市是北京，人口規模達60萬-70萬。當時全球最大的10個城市中，只有一個（巴黎）是歐洲城市，其人口規模少於20萬。倫敦或許有5萬居民。北非和南美的城市化率也比歐洲高。然而，到1900年，情形發生了驚人的大逆轉。那時全球最大的10大城市中，只有一個城市在亞洲，那就是東京。倫敦當時的人口規模為650萬，是全球超級大城市。西方主導世界的情形也沒有以逐漸衰落及歐洲帝國的崩潰而收場。美國的崛起見證了東西方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到1990年時，普通美國人比普通中國人富裕73倍。[8]
塞繆爾·亨廷頓寫道：
1800年歐洲人或前歐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這一數字為67％，1914年為84％。到1920年，當奧斯曼帝國被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瓜分時，這一比例進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國包括15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 萬人口。到1900年，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日不落”英帝國包括了1100萬平方英里土地和3.9億人口。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滅了，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國受到滲透並從屬於西方的影響。[9]
這種壓倒性的局面，讓很多人認為，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確，國際法意味着源自格勞修斯傳統的西方國際法，國際體系是以西方化的民族國家為主體的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際經濟體系是在西方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經濟一體化。肯尼斯·克拉克1969年推出的電視系列片以《文明》為標題，實際的內容，用他自己的話説，應該確切地表達為“以黑暗時代至今的西歐人民的生活變遷為插圖實證對文明本質的闡釋”（Specul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Changing Phases of Civilised Lif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Dark Ages to the Present Day）。事實上，這個範圍之外的其他文明，都被略而不談了。
但是，正如湯因比所指出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版圖的西方化，仍不足以作為文明的統一性的證據，因為全球的文化版圖依然還是西方化浪潮之前的老樣子。“對於那些能夠用眼睛觀察的人來説，四個現存的非西方文明的輪廓還是清晰可辨的。”[10]所以，歸根結底，人類文明統一於西方文明和人類歷史終結於西方自由民主，這兩個觀念都屬於嚴重的誤解。湯因比為這種誤解歸納出三個來源：自我中心的錯覺，“東方不變”的錯覺，進步是直線運動的錯覺。[11]
這就是西方文明帶來的問題，當錯覺演化為執念，誤解被當成正解，就不再是“能夠用眼睛觀察的人”。而一味堅持西方的自我中心、西方的線性歷史、西方的文明統一，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文明多彩、文明平等和文明包容，不會有基於相互承認和相互尊重的文明交流和互鑑。
文明重新成為時代主題
時代的轉折點出現在冷戰結束之後。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新保守主義期刊《國家利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這篇文章正是上述誤解的一個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如果人類社會存在一個“普遍歷史”，那麼這個歷史將終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換成湯因比的批評話語就是：如果歷史統一論成立，那麼文明統一論也成立。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隨後他將該文章擴展為題為《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著作，於1992年正式出版，“歷史終結論”從此問世。
第二年1993年夏，塞繆爾·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與《歷史的終結？》一樣，亨廷頓也通過加上一個問號表示，這也是一個建設性的假設。
同樣，該文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據説此後的三年裏圍繞該文出現的爭議文章，超過了《外交》季刊1940年代之後發表的任何一篇文章，包括1947年那一篇著名的X Article，即喬治·凱南關於對蘇聯實施遏制戰略的文章。[12]
塞繆爾·亨廷頓
亨廷頓的觀點是：冷戰時代的兩極格局解體了，新的世界格局是一個包含了七個或八個主要文明的世界。主權國家的利益優先順序，對抗和聯合的選擇，開始被文化的共性和差異所影響。世界上最重要的幾個國家不再是來自不同的意識形態或社會制度，而是來自不同的文明。他説，“最可能逐步升級為更大規模的戰爭的地區衝突是那些來自不同文明的集團和國家之間的衝突。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國際議題中的關鍵爭論問題包含文明之間的差異。”[13]
可見，與福山恰成對照，亨廷頓實際上屬於那些“能夠用眼睛觀察的人”。他沒有陷入歷史統一論與文明統一論的陷阱當中，他在一片“歷史終結於西方文明”的歡呼和喧鬧當中，像揭露了皇帝的新衣一樣提出了“文明衝突”理論。
在最初一段時間裏，爭議很大，“全球政治最主要和最危險的方面將是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衝突”這個判斷，引起了人們的各種反應，新奇、義憤、恐懼和困惑等。新理論“觸動了各個文明中的人們的神經。”[14]
為什麼文明主題會如此敏感？文明這個概念到底觸動了人們的哪根神經？
不是因為別的，如前所述，就是因為文明這個概念實在是與種族這個概念離得太近了。歷史並未遠去，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種族這個概念問世之後，種族主義也隨之應聲而起，並直接導致了大量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戰爭。
隨着二戰的結束，聯合國確立了反對種族主義、消除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的基本原則，種族主義話語從國際政治理論當中消失。此後的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理論家們既不使用種族的概念，也不使用文明的概念，而是使用基於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等宏大敍事的意識形態話語。
這種意識形態話語依舊建立於西方中心主義之上，由於宏大反而虛無，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過於脱離，越來越走向反常。而且只能是在短時間內流行，不可能長久。所以在冷戰結束之後，這個人人都大談主義的特殊時期也就隨之結束了。
就像水落石出一樣，意識形態的大潮退去，一直被掩蓋的真實世界浮出水面。亨廷頓寫道：
在冷戰後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人民和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他們用人類曾經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傳統方式來回答它，即提到對於他們來説最有意義的事物。人們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於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的層面上認同於文明。人們不僅使用政治來促進他們的利益，而且還用它來界定自己的認同。我們只有在瞭解我們不是誰、並常常只有在瞭解我們反對誰時，才瞭解我們是誰。[15]
與亨廷頓的預言基本相符，21世紀在極具象徵性的911事件及後續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拉開了帷幕。小布什總統引用《聖經》中的段落來為美軍入侵中東賦予意義的言論令人印象深刻，這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將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理解為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文明衝突”的認識。
與此同時，另一個令人震驚的時代鉅變，就是中國的高速崛起。雖然沒有引發軍事衝突，屬於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和平崛起”，但因為中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張所導致的權力轉移與國際秩序的重新建立，也被放在非西方文明的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文明衝突”框架中加以理解，並做出解釋和預測。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價值觀、世界觀、道德準則、思維模式、風俗習慣、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等等內容。費爾南·布羅代爾將文明定義為“文化特徵和現象的一個集合”。克里斯多夫·道森將文明視為“一個特定民族發揮其文化創造力的一個特定的原始過程”的產物。[16]因此，對於一個文明的負面評價和歧視，相當於是對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整體貶低，對其全部文化和文化創造力的整體貶低，就像種族歧視一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亨廷頓説：
文明是最大的“我們”，在其中我們在文化上感到安適，因為它使我們區別於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種他們”。文明可能包含大量的人，如中國文明，也可能包含很少的人，如講英語的加勒比文明。縱觀整個歷史，一直存在着許多小的人類羣體，它們具有獨特的文化，但缺乏更大範圍的文化認同。人們一直根據規模和重要性來區分主要的文明和邊緣的文明（巴格比），或者區分主要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或流產的文明（湯因比）。……文明是有意義的實體，儘管它們之間的界限難得清晰，但這些界限卻是真實的。[17]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打破西方文明的神話，召開亞洲文明對話大會。
在這次大會的官方網站上，是這樣介紹的：這次大會是匯聚亞洲文明、凝聚亞洲共識的寬廣平台，也是亞洲文化大交流、人民大聯歡的人文盛事，是激發文化共鳴點、維護文明多樣性的文明盛會。
這的確是個空前的創舉。通過梳理近幾百年來文明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即可認識到，這樣一個文明對話大會以亞洲為主場，以亞洲文明為主體，以文明多樣性為主旨，其意義極為重大的。
昨天，中國政府鮮明地表達了已做好全面應對美國挑戰的準備的立場，剛剛發表的“國際鋭評”寫道：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説，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經歷了無數次狂風驟雨，大海依舊在那兒！
中國經濟是大海，中華文明乃至整個亞洲文明，難道不是汪洋？
謹以此文預祝此次大會取得圓滿成功。
註釋：
[1]尼爾·弗格森著，唐穎華譯：《文明》
[2]《論語·雍也》
[3]Robert McCormick Adams：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Early Mesopotamia and Prehispanic Mexico,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JrZOwKU0Tls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v=onepage&q&f=false
[4]路易斯·亨利·摩爾根著，楊東蓴等譯：《古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P3
[5]湯因比著；（英）薩默維爾編《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引自尼爾·弗格森著，唐穎華譯：《文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7]湯因比著；（英）薩默維爾編《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8]尼爾·弗格森著，唐穎華譯：《文明》
[9]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10]湯因比著；（英）薩默維爾編《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1]同上
[12]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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