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科耶夫的“拉丁帝國”之夢與新中國
【文/ 劉小楓】
引子
隨着古老的中國逐步走向復興，“帝國”成了人們熱切議論的話題：不僅歐美學界熱，我國學界也熱。在一些歐美學者看來，中國的復興意味着一個新的世界帝國正在崛起，難免讓人深感威脅；我國學者則擔心，中國的復興是否真有帝國氣象，或者“帝國”是否符合世界歷史的發展潮流。
1945年8月，科耶夫（1902 - 1968）剛到法國“對外經濟關係局”（d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extérieure）任職，便提交了題為《拉丁帝國：法國國是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的策論報告，譯成中文有50多頁。[1]面對二戰後滿目瘡痍的法蘭西，科耶夫提出了一項頗為具體的復興計劃：法國應與西班牙和意大利結盟建立一個拉丁帝國，與蘇聯集團和美英集團相抗衡，在歐洲乃至全球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眼下坊間熱切議論的“帝國”話題促使筆者把科耶夫在70多年前寫下的這篇報告找出來重讀，看看能否得到思考帝國問題的某種啓發。**畢竟，這篇報告的標題已經表明，我們沒理由説，中國的復興才引發了後現代的帝國問題。毋寧説，這一問題一直是政治史學和政治哲學的後現代問題。
如今的歐盟並非科耶夫計劃的實現，科耶夫的拉丁帝國之夢沒有圓成。[2]筆者沒有興趣探究為何如此，這是歐洲學人應該探究的問題。筆者打算放下科耶夫報告時，突然想到新中國庶幾實現了科耶夫的新帝國夢想，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真是怪事一樁！新中國怎麼會與科耶夫的新帝國夢想相干？
科耶夫（1902 - 1968）
科耶夫其人
科耶夫原本並非法國人，他出生在俄國的莫斯科（俄文名字叫Коже́вников），著名先鋒派畫家康定斯基（1866 - 1944）是他親伯父（一説舅父）。18歲那年（1920），科耶夫流亡德國，在那裏度過了五年留學生活。獲得博士學位後，科耶夫轉到巴黎繼續深造，並定居成為法國人。我們難免感到奇怪：一個外來移民何以要為並非自己祖國的法蘭西出謀劃策？
找到答案似乎不難。科耶夫是共產主義者，他把自己的才智奉獻給任何一個正在受欺負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感到奇怪。再説，科耶夫還是個政治哲人。
科耶夫前半生過着學院式生活，作為年輕的哲學教授，他在課堂上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解讀有口皆碑，啓發了一批著名後現代哲人。43歲那年，科耶夫經學生引薦，從學院轉到政界，任職法國“對外經濟關係局”，主持制定戰後法國對外貿易和經濟政策，協助執行馬歇爾計劃。隨後，科耶夫作為法方首席代表參與了搭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多邊談判，以及籌建“關税和貿易總協定”（如今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的談判（1947）。1950年代後期以來，科耶夫為促進第三世界發展的“南北對話”或“南北援助”投注了巨大熱情。1963年6月，作為法方代表出席聯合國關於世界貿易及發展問題籌備會議（日內瓦）期間，科耶夫公然為不發達地區辯護，儼然把自己的共產主義立場變成了法方的國家立場。[3]
科耶夫後半生雖然直到去世都是政治人，而且是代表法國國家利益的國際政治活動家，號稱法國政府高層“三劍客”之一，政務極為繁忙，但科耶夫從未忘情形而上學，以至於有“星期天的哲人”之稱。[4]
1968年，科耶夫因過於勞累突發心臟病去逝，時年66歲。也許是冥冥中有天意眷顧，僅僅半年之前（1967年12月），他為自己的《異教哲學論辯史論》（三卷）寫下了序言，顯然正打算出版。[5]1953年患肺結核休養期間，科耶夫動筆寫這部大書，斷斷續續寫了十餘年，滿紙抽象形而上學思辨，僅“導言”就170多頁。看得出來，繁忙的政務並沒有妨礙科耶夫偷閒自樂，憑靠他喜愛的德意志古典哲學與古希臘哲人論辯（卷二專論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6]
當然，我們也不能説科耶夫前半生與實際政治沒關係。1945年8月剛到“對外經濟關係局”工作，科耶夫就提交了《綱要》。這份關於法國國家戰略的策論報告不僅具有世界史眼光，還涉及大量實際政治問題，沒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
德國入侵法國（1940）之後，科耶夫就開始關切法國的未來。貝當（Pétain）元帥在6月16日宣佈投降，兩天後，當時僅是裝甲師指揮官的戴高樂（De Gaulle，1890 - 1970）將軍呼籲抵抗到底，隨後成立“自由法國”。此時，法國既被佔領，又陷入分裂，讓我們想到當時的中國。在此不到三個月之前，科耶夫剛被動員入伍編入作戰部隊，現在又受命放下武器。法國投降得如此之快，想必出乎科耶夫預料。貝當宣佈成立維希政府（7月10日）後不久，放下武器的科耶夫就寫下了《關於權威問題的筆記 》一文。
法國被切割為德佔區（北部）和由維希政府控制的所謂“自由區”（南部），科耶夫試圖逃離法國前往美國沒有成功，只好窩在馬賽。差不多三年後的1943年5月，歐洲戰局終於出現逆轉：在大西洋海戰中，德軍有41艘潛艇葬身海底，北非戰場上的德國裝甲集團軍也在蒙哥馬利元帥和巴頓將軍的美英聯軍夾擊下投降。這年夏天，科耶夫躲到一個小山村，一鼓作氣完成了政治哲學大著《法權現象學》。
1945年的《綱要》儘管關涉實際的國家戰略問題，但與《關於權威問題的筆記 》和《法權現象學》有明顯的連帶關係。[7]換言之，科耶夫在思想上早就是個政治人。
科耶夫與政治史學
科耶夫的諍友施特勞斯説過，真正的哲人思考普遍性的問題，這樣的人能為不同的政體提供政治建言。因為，在最高層面上，政治哲人的知識“可以通用”（transferable）。政治哲人不僅是立法者們的導師，他自己也可以是立法者——柏拉圖筆下的雅典異鄉人和18世紀的盧梭，都是這類立法者。一旦成為實際的立法者，政治哲人“首先會優先關注自己所屬的那個共同體的立法”。與工匠式的立法者不同，在考慮涉及具體國情的立法問題時，政治哲人不可避免會受“最為基礎、最具普遍性的政治問題”困擾。[8]
科耶夫就是這樣的政治哲人，由於他還自稱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更應該對他感興趣。如果科耶夫從黑格爾 - 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思考“最為基礎、最具普遍性的政治問題”，而他由此獲得的知識又“可以通用”，儘管還得與具體的政治實際相結合，那麼，我們至少應該認定他是同道。
筆者不禁設想：如果身為猶太人的科耶夫在20世紀30年代流亡到中國上海，以共產國際特派員身份成了中國共產黨人，那麼，他會提交一份怎樣的《中國國是綱要》呢？畢竟，這並非沒有可能，因為科耶夫在求學時代就對亞洲感興趣，曾學習東方語文，研究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和國情，29歲那年（1931），他還寫過一本《論印度哲學》的小書（未刊）。
科耶夫鏡頭下的中國（1967年）
去世前一年，科耶夫再次到日本考察，返回歐洲時順道訪問北京，參觀了故宮，極有可能還與中聯部高層座談過。[9]我們應該想到，科耶夫以私人身份訪問中國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國與蘇聯帝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海峽對岸的蔣介石也乘機再次起心“光復大陸”。無論如何，1960年代的中國仍處於內戰狀態。1962年6月，毛澤東針對蔣介石可能進犯大陸做出軍事部署：估計來犯之敵最多15萬，無論從哪個方向進攻，都要正面頂住。中央軍委隨即增調8個師進入福建，增調一個師加強浙東方面。[10]
科耶夫去世（1968年6月）後不到一年，中蘇兩國就在烏蘇里江畔爆發武裝衝突（1969年3月），並隨即邁向核戰爭邊緣。差不多40年前的1929年5月，時年29歲的張學良年少氣盛，趁蘇聯國內政局艱難“賭一把”，令東北軍強行收回“中東鐵路”。南京政府聞訊積極聲援，並寄望得到各國列強支持，改變一向處於劣勢的中蘇邊界關係。未料各國列強一致幫蘇聯説話，指責中方做法不符合國際法。斯大林隨即下令組建“特別遠東集團軍”，下轄4個師（含一個騎兵師，後增加兩個師），配備當時最新型的MC-1型坦克，由曾任孫中山軍事顧問的布柳赫爾元帥指揮，分東西兩路進犯中國東北邊界。
張學良見斯大林動真格，向南京政府緊急求援，蔣介石回電，已將“全案交非戰公約處斷”，並派專使前往國聯準備提案。張學良先後派出4個旅迎戰，因不會排兵佈陣，兩個旅在交戰中遭蘇軍圍殲，死傷和被俘近2萬，松花江艦隊幾乎覆滅。僅幾天時間，從東路入侵的蘇軍深入中國境內百餘里，並對哈爾濱形成夾擊態勢。張學良被迫與蘇方求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們正在按外交部指示積極尋求“國際社會”制裁，聞訊後個個目瞪口呆。[11]
指責少帥冒失也不對，事發前南京政府高調聲援張學良，蔣介石還信誓旦旦許諾，若出大事會派兵增援。危急關頭，蔣介石不僅未派一兵一卒，反倒向張學良借一個重炮營到中原打內戰。今天的我們應該感到奇怪：南京政府的政治家們的腦筋怎麼會指望列強認可張學良的做法呢？列強無不擁有在華利益，認可張學良的強行“廢約”，意味着下一個輪到的是它們自己。
張學良（1901-2001）
1960年代中期以來，蘇聯趁中國國內政局艱難，在中蘇邊界不斷挑事。1969年3月，新中國軍隊在人數和裝備上雖然都不佔優勢，但憑靠精心設計和充分準備，對進犯烏蘇里江珍寶島的蘇軍實施打擊，一場小型戰鬥把蘇軍打得顏面盡失，甚至俘獲最新型的T-62坦克。蘇俄帝國高層十分惱火，國防部長揚言動用核彈。毛主席隨即下令，在短時間內兩次核試（9月23日地下核試和29日試驗轟炸機空投氫彈），並廣而告之，毫不示弱地反向警告。[12]
與40年前的“中東路事件”對照，可謂今非昔比：中國人已經重新組織起來了。
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日本總理和美國總統相續訪華。筆者不免為科耶夫深感遺憾：這不正是他在1945年的報告中指望法國能實現的帝國式崛起嗎？可惜，他沒有能夠親眼目睹，否則他該會説：我的預見應驗了，儘管不是在西歐的法蘭西，而是在亞洲的中國……但這有什麼關係呢？無論在哪裏，只要這種樣式的帝國得以成為現實，便是世界歷史向共產主義邁出了標誌性的一步。
科耶夫的博士論文研究英年早逝的俄國現代哲學代表人物索洛維約夫（1853 - 1900）的宗教思想，但他發表的第一部論著則是論索洛維約夫的歷史哲學。隨後，他轉而深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土壤——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這片黑土地。[13]我們有理由推想，《綱要》是科耶夫用馬克思哲學原理結合法國國情思考後現代政治狀況的成果。
如果新中國現實了科耶夫的構想，那麼，我們的確不能説他的構想沒有經受住歷史考驗。用中國的復興來檢驗科耶夫的構想，或者説帶着我們的問題來閲讀科耶夫的《綱要》，不失為一次自我審視的良機。法國是歐洲的第一個現代共和制國家，而中國則是亞洲的第一個這種樣式的國家，儘管文明傳統和地緣位置的諸多差異使得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但從政治史學的角度來看，科耶夫的報告恐怕不乏讓我們感興趣的政治史學和政治哲學問題。
即便是相當粗淺的閲讀，這份報告也激發筆者想到，至少有九個涉及世界歷史的政治史學和政治哲學的論題值得思考。
一 身陷危局的戰勝國
科耶夫的報告成稿於1945年8月，也就是德國投降（5月8日）僅僅三個月之後。看來，盟軍逼近柏林之前，科耶夫很有可能已經在構思這份重建法國的報告書。
報告由簡短的引言和四個部分的論述組成。在引言中，科耶夫開篇就警告：法國正面臨危險。我們會感到奇怪，法國剛剛取得戰爭勝利，怎麼會又面臨危險？
科耶夫説，危險有兩個。第一，戰敗的德國很快會在經濟上覆蘇，併成為區域強國。當時美國的“馬歇爾計劃”（1947）還沒出台，科耶夫預見到美國會扶起倒地的德國，使之成為自己的附庸。
第二，新的世界大戰危險正在逼近，因為，蘇聯集團與美英集團很快會從盟友變成敵人。事實上，盟軍攻入德國本土後，盟國高層就在軍事戰略問題上再度發生分歧。丘吉爾和一些美軍指揮官主張直搗柏林，搶在蘇軍之前佔領德國首都；艾森豪威爾則堅持繞道柏林，進擊柏林南部和北部。
艾森豪威爾與丘吉爾合影
顯然，艾森豪威爾想到，直搗柏林會讓盟軍付出很大傷亡，這個代價不如讓俄國人去承擔，何況蘇軍已經推進到離柏林更近的進攻位置。這一分歧的要害在於：現在的敵人究竟是已經不堪一擊的德軍，還是蘇聯這一新的敵對“政治目標”。[15]我們則應該看到，分歧雙方都精於計算，如科耶夫在《綱要》中所説，這是新教文明的倫理品質的反映。
科耶夫告誡説，如果再發生一場法國被迫捲入的歐洲戰爭，那麼，法國“將永遠無法修復”創傷。科耶夫給“創傷”下的定義涉及人口、經濟和文明三個方面（頁4），耐人尋味。針對法國面臨的現實危險，科耶夫提出瞭如下應對之策：第一，利用戰勝國的條件致力打造對德國的經濟優勢；第二，在美蘇之間的未來軍事對抗中保持中立。
戰後法國和中國所面臨的相似危險
科耶夫是政治哲人，難道他僅僅關切這類戰後法國面對現實處境時的技術性戰略問題？其實，在隨後題為“法國的特殊境況”（[la situation]de la France en particulier）的第二部分，科耶夫才説出了法國面臨的真實危險：未來的法國很可能會成為美英帝國的附庸，政治上尤其經濟上僅僅扮演“完全是二流水平的角色”，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存在”（頁14 - 15）。
在美英聯盟中，法國算個什麼呢？盟軍在諾曼底登陸站穩腳跟後，戴高樂曾希望儘快收復巴黎，這對法國人來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然而，盟軍將領對先期進兵巴黎沒興趣，他們並不care法國人的國家情感。戴高樂只得率領“自由法國”的一個師獨自行動，巴黎的抵抗組織自發行動起來後，在巴黎附近的美4師才前去協助。直到今天，仍然有敢於直言的史學家説：
與1918年相比，法國人在1945年面臨的困境並無本質區別。唯一的不同是，法國在1918年至少是戰勝國，而在1945年，法國是事實上的戰敗國（儘管名義上不是）。[16]
事實上，德國投降後，美國“遲遲不肯承認[法國]臨時政府”，美國大兵對法國姑娘舉止輕佻，引致法國民眾對美國強烈不滿（頁15注1）。我們若不想到，當年美軍在膠東半島登陸並進駐北京後，曾發生美軍強暴北大學生事件，那就表明我們的腦筋被某種觀念拴住了。
1946年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因“沈崇事件”反美示威遊行
科耶夫在報告開始説的德國經濟復甦的威脅，其真實含義是美英帝國的威脅。科耶夫的言辭似乎在刻意刺激有歷史擔當的戴高樂的文明自覺意識：法蘭西有悠久的天主教文明傳統，難道它願意或應該成為美英帝國的附庸？畢竟，“英美集團壓倒性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力量”所支撐的帝國主義式文明，本質上是新教式的，因而也是“德意志式”的（頁15）。
在我們眼中，歐洲文明是一個整體，科耶夫則讓我們看到，歐洲內部實際存在着歷史遺留下來的文明內部衝突。
科耶夫提交報告的這個歷史時刻，中國身處與法國類似的政治處境。中國和法國雖然都是二戰中的戰勝國，卻並未享有戰勝國的充分權利，因為，這兩個國家在戰爭期間都並非完全政府，從而並不擁有完整主權。“自由法國”的首腦沒有受邀參加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中國的戰時首腦雖然受邀出席了開羅會議，但這位首腦自己都清楚，美英首腦打心眼裏沒把中國放在眼裏。
果然，在隨後的雅爾塔會議上，盟友美國就秘密出賣中國的國家利益。羅斯福對斯大林損害中國主權的要求做出讓步，與艾森豪威爾做出繞道柏林的決定一樣，出於保存美國人性命的精明計算——典型新教式的計算。對“人權”的理解也是新教式的：美國人的性命有自我保存的自然權利，敵國的平民也不會有這樣的自然權利。為了贏得戰爭，美國不僅對日本動用過核彈，在朝鮮半島戰爭初期（1951年），也向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邊境投放過細菌彈，甚至曾動念使用核彈。若非當時蘇聯已經擁有核彈，結果如何還真難説。[15]
**在1945年8月這個20世紀的標誌性歷史時刻之一，中國的政治狀況比法國更為惡劣。**二戰中的中國戰場與歐洲戰場和太平洋地區的美日戰場都不可同日而語：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的內戰斷斷續續從未終止。“皖南事變”甚至讓羅斯福氣得一度下令對蔣介石施壓，暫停對中國戰時政府的軍援：畢竟，中國內戰會嚴重妨礙羅斯福眼中的中國戰區替美國牽制日本。
戰後的法國僅僅面臨復國問題，戴高樂將軍光復巴黎後，抵抗德國入侵的法共游擊隊即向臨時政府繳槍，戰後的中國卻即刻陷入內戰。日本宣佈投降不到三天，中國的戰時政府首腦一方面發電邀請中共領袖共商“民主建國”大計，一方面盤算着如何從中共手中奪取日佔區要津。畢竟，憑靠“深入敵後”的游擊戰略，中共軍隊在八年抗戰期間已經實際佔據華北大部和華東一帶：新四軍甚至已經準備進入上海受降。
日本投降還不到一週，閻錫山部先後調集10個師的兵力，與受降後的一個日軍旅團聯手，夾擊山西上黨地區的中共軍隊，未料被共軍圍殲。“重慶談判”期間（9月中旬），傅作義部主力按蔣介石指令沿平綏線向張家口推進，試圖切割中共的華北控制區與東北的聯繫，遭到共軍從東南兩面夾擊。“雙十協定”墨跡未乾，蔣介石又調集3個軍奪取平漢路東段，試圖切斷中共在華北與華東兩區根據地之間的聯繫，在邯鄲一帶遭遇共軍阻擊，損失近兩個軍，高樹勳的新8軍臨陣倒戈。[17]
日本投降僅三個月，中國接連出現三次戰役級別的武裝衝突，怎麼可能行使一個戰勝國的權利呢？
現代式國家整合與內戰
回望歷史，古老的法蘭西王國在現代轉型過程中同樣經歷過慘烈內戰。16世紀曆時30多年的法蘭西內戰最為著名，相當於法國的南北戰爭，直接起因是宗教改革導致的教派衝突。
1562年3月，天主教派在瓦錫（Wassy）鎮襲擊隸屬加爾文新教的聯盟派（Huguenots，舊譯“胡格諾派”）教徒，引發內戰。三次大規模武裝衝突後，1570年雙方曾達成議和。兩年後（1572年8月24日），天主教派中的激進分子在巴黎製造了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聖巴託洛繆（La Saint - Barthelémey）慘案，屠殺新教聯盟派教徒三千餘人：“婦女被開膛破肚，老人被刺穿喉嚨，兒童被拋進河中，男人被殘忍去勢，兇手嗜血狂熱。”[18]
戰端由此再起，打到1576年時，聯盟派宣佈在法國南部建立聯邦，正式與北方脱離。天主教激進派首領吉斯公爵（Duc de Guise，1550 - 1588）集合各封建勢力建立“神聖同盟”（Sainte Ligue），並請求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出兵，聯手壓制聯盟派分裂祖國的行為。
當時的法國並非沒有國王，但國王管不住自己的王國。1574年，國王查理九世（1560-1574）去世，繼位的亨利三世（Henry III，1551-1589）已經23歲，比亞歷山大繼位時年長3歲，但他毫無王者品質，在衝突雙方左右搖擺。起初他親近天主教集團，見此派勢力坐大，又與之交惡，顯然害怕受教會勢力掌控，但自己又駕馭不了教會勢力。1588年，巴黎出現反國王的暴動，亨利三世倉皇出逃，但派人誘殺了吉斯公爵。次年，亨利三世在聯盟派軍隊護衞下返回巴黎，不久就被多明我會的修士刺殺。
宗教改革引發的拉丁基督教分裂並非這場內戰的唯一原因，新教聯盟派勢力主要在城鎮，與正在興起的商業生活方式有關，用今天的話來説，代表新興商業資產者的政治訴求。三級會議受舊教派掌控，聯盟派沒法依循王國的“正常渠道”實現訴求，加爾文的神學論説中有屬靈的抵抗義務一説，正好拿來作為俗世政治抵抗權的依據。[19]
亨利三世被刺後，納瓦爾的亨利（Henri de Navarre，1553-1610）繼位（史稱“亨利四世”），但他5年後（1594）才得以領兵進佔巴黎，正式坐上王位。聯盟派沒想到，亨利四世坐穩王位後，毅然宣佈改宗天主教，鐵腕整治政局：終止三級會議，剪滅不馴服的貴族。隨後，亨利四世推行經濟改革，施行保護關税政策，禁止本國原材料（羊毛、生絲）出口，鼓勵發展手工工場和貿易，並在1604年開始經營北美殖民地，還與信奉新教的英格蘭結盟，制衡有共同信仰的西班牙王國。
共同信仰是一回事，國家利益是另一回事。這又讓舊教人士無法接受，1610年，亨利四世被一位名叫拉瓦拉克（François Ravaillac）的狂熱天主教徒刺殺身亡，時年57歲。
凡此表明，直到16世紀初，法蘭西王國仍然沒有完全擺脱封建狀態。國家缺乏強有力的君王和一體化權力，宗教分歧才會釀成全國範圍內的長期內戰：聖巴託洛繆大屠殺和兩位國王被刺無不表明，法蘭西王國無法無天——王國亂到這種地步還叫王國？
在一些史學家看來，法蘭西內戰表明，隨後路易十四（1638 - 1715）致力打造絕對王權的君主制絕對有必要。若缺乏強有力的王權，法國難免被撕裂，或像後來的波蘭那樣，成為任周邊強國宰割的對象。畢竟，法蘭西內戰乃至聖巴託洛繆大屠殺事件本身，與當時整個歐洲的地緣政治衝突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蒙田在生前就獲得極高的聲譽，不是靠他的《隨筆集》，而是靠他“自信、老練地處理”les affaires du monde[國際事務]的能力。[20]
法蘭西與西班牙之間長期打打停停，積極尋求與英格蘭結盟，共同對付西班牙；雖然與奧地利已經分治，菲利普二世（1556 - 1598在位）仍然有帝國抱負，必須顧及土耳其人對歐洲東南部的進犯。直到1571年，菲利普二世牽頭與教宗國和意大利地區的三個公國結成的“神聖同盟”聯軍才在勒班陀海戰中擊敗土耳其人，成功阻止奧斯曼帝國向地中海地域西擴。[21]若法國長期處於內戰狀態或出現南北分裂，要説有可能被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統一，也未必離譜。
在另一些史學家看來，這種觀點是一種宿命論，“並不足取”。毋寧説，聖巴託洛繆大屠殺暴露出來的核心問題是：
為了使類似的恐怖事件不再發生，君主制應當是絕對君主制，還是輔之以限制性的建制，甚至抑或如反暴君派思想家所期望的那樣，應當服從一系列由三級議會制定的法律，成為打開通往立憲制之門的契約君主制？[22]
在政治史學領域內，這樣的爭議迄今沒有了結。這一情形表明，關於何謂好政體的分歧，隨着商業文明的出現會日趨激烈，而且長期難以消弭。從歷史來看，顯而易見的是，新教徒的城鎮聯盟坐大，必將導致法蘭西王國分裂，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並施行絕對王權式的統治，實乃英明之舉。[23]儘管法蘭克王國在與不列顛王國的“百年戰爭”中已經鍛造出法蘭西人的愛王國精神，唯利是圖的新教徒在南方搞聯邦肢解王國，仍然有可能讓這種愛國精神傳統毀於一旦。倘若如此，科耶夫在20世紀就沒可能提出建立拉丁帝國的構想。因為，科耶夫的拉丁帝國構想正是依託於法蘭西的傳統文明遺產。
現代式內戰與現代意識形態
問題在於，即便有統一的法蘭西民族情感，這場法蘭西內戰仍然異常殘暴：大規模屠殺，井水中投毒，刺殺君王，殺戮戰俘，摧毀城市，掠奪平民財物，無所不作。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曾神色凝重地説過，法蘭西內戰開啓了手段邪乎的現代內戰的先河。[24]
聖巴託洛繆大屠殺（1572年8月24日）
科耶夫沒有提到，但我們應該知道，臭名昭著的聖巴託洛繆大屠殺事件事實上抑制了新教在法國的發展。法國的新教徒要麼改回舊教，要麼離開法國，這一情形與接下來英格蘭的國教徒與清教徒的政治衝突的後果相似。如沃格林所説，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情形是：英法兩國在北美開闢的殖民地，為各種受迫害者尤其激進新教徒提供了安身之所，從而打造了後來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倫理品質。
每次革命都扔掉一波一波流亡者：首先是革命的受害者，接着就是復辟的受害者。英國革命的獨特之處在於革命分子的奇怪特性，他們沒有個別地移民，其目的也不在於藉助海外的有利位置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而是為了和宗主國的共同體永久分離，以團體方式遠走他鄉。從內部逐漸改變這個民族的國家，並沒有耗盡這場革命的動力，它轉向海外殖民地，產生了顯著的歷史性後果。顯然，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這場[政治移民]運動。因為，在新大陸的廣袤空間裏，個性與觀念可以得到更自由的發展，而在英國本土，它們將遭到來自社會和歷史環境的阻力。[25]
在世界歷史的現代化進程中，世上的各先進大國少有沒經歷過慘烈內戰，即便美利堅這樣的新生共和國也經歷過南北戰爭。世界歷史不得不説，內戰是一個傳統政治體轉身為現代政治體不可避免的代價。
**內戰古已有之，現代內戰不同於古代內戰的地方也許在於兩個方面。首先，內戰更多地與政治理念的分歧相關，而非僅僅是自然人性的體現；第二，由於政治理念的分歧不會消失，內戰會以非戰爭的形式一直延續下去。**所以，科耶夫在談到戰後法蘭西建立拉丁帝國的困難時，首先提到法國內部的“左派”“右派”衝突。
“左派”和“右派”的對立已經成為傳統，並且牢不可破，它已經從根本上將這個國家一分為二，其中一方所贊成的理念，另外一方的所有政黨都會反對。（頁40）
第二次讓法蘭西人刻骨銘心的內戰發生在18世紀末，即1789年革命之後引發的保王黨人與共和黨人的內戰。隨後，法國經歷了多次君主制與共和制的更迭，甚至在19世紀後期還有著名的“巴黎公社起義”（1871）。戰後法國所面臨的“左派”“右派”對立，恰恰來自法國大革命引致的精神分裂。
儘管如此，20世紀的第一次歐戰之前，法國已經是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因此，1945年的法國參與了美英蘇對德國的軍事共管。與此不同，中國沒有作為戰勝國參與對日本的軍事共管。麥克阿瑟將軍甚至揚言，蘇軍若在日本北海道登陸，他將逮捕蘇聯在東京的外交代表。中國的戰時政府本來已經準備好派遣現代兵種齊全的“榮譽二師”進駐名古屋一帶，象徵性地參與對日共管，美國願派運輸艦送國民黨軍去東北，卻不願送“榮譽二師”去日本，明擺着不想讓中國插手戰後對日本的管制和調教，否則日本後來也不會出現層出不窮的獻祭戰犯和為侵略翻案的事情。更讓今天的我們啼笑皆非的是：1946年，蔣介石情急之下，讓在上海附近集結待命準備駐日的“榮譽二師”前往魯南蘇北一帶“剿共”，未料被粟裕將軍指揮的華中共軍打殘。
中國臨時政府最終未能派軍隊進駐日本，其實既非因為蔣介石無兵可派，也非因為美國不提供運輸工具。毋寧説，根本因為是蔣介石打心眼裏就不想參與對日軍事共管調教日本。畢竟，美國為蔣介石提供了大量運輸艦將精鋭國軍運送到遼東半島登陸。內戰甚至讓蔣介石罔顧中國人的情感，無罪開釋甲級日本戰犯。[26]對於蔣介石來説，岡村寧次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功勞大大地”，因為他應蔣介石要求拒不向中共軍隊投降。
1948年8月，國民政府的戰犯審判法庭判決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無罪釋放，全國輿論大譁。中共隨即發表聲明，重新逮捕岡村寧次。這時，中國的內戰已經出現戰略逆轉，中共的聲明絕非説説而已。岡村寧次在1949年初返回日本時，提心吊膽，化妝前行，生怕被重新逮捕。而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岡村寧次則應蔣介石請求，迅速為其組建了多達60餘人的軍事顧問團。
駐蒙日軍司令根本博中將曾在岡村寧次手下任副參謀長，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後，他拒不服從，阻擊並遲滯蘇軍攻勢三天，掩護日僑東撤，還按蔣介石指令，讓手下一個軍歸閻錫山指揮，協助守衞太原對付八路軍。後來蔣介石在書房召見根本博時，拉着他的手請他坐下，與他親切交談，蔣介石侍衞長商震和戰區司令官孫連仲兩位國軍將領在一旁一直站着，心裏很不是滋味。蔣介石的姿態讓根本博心存感激，同樣應蔣介石邀請，他親自參與指揮了著名的守衞金門之戰。自由主義政治立場與法西斯主義戰犯在戰後聯手如此迅速，足見東亞的戰後狀況比歐洲要複雜得多。
中國式內戰的文明特色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現代內戰仍然有其文明特色。1954年初秋，美國正與退守台灣島的國民黨政權商量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歐洲方式干預中國內戰，毛澤東下令福建部隊炮擊金門（9月3日和22日），實際上是打美國的臉。1958年7月，美國和英國先後出兵黎巴嫩和約旦，毛澤東主動出擊：美帝在中東橫行霸道，我們在遠東牽制一下。
這次毛澤東親自指揮，解放軍在8月23日開始戰略性炮擊金門。10天后（9月3日），美國出動海軍為國民黨海軍補給金門護航，但小心翼翼不進入三海里範圍。第二天，中國政府即宣佈中國領海為12海里，進入此範圍即屬侵略行為。兩週後（9月15日），中美在華沙舉行大使級會談，中方要求台灣的蔣介石撤離金門和馬祖，並承諾一定時期內不進攻台灣。
蔣介石希望美國太平洋艦隊配合蔣軍轟炸福建和江西，借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擴大戰局，將美國拖入與中國的正面衝突。蔣介石沒有想到，美國政府於9月下旬開始將在台灣海峽的兵力收縮至日本，並建議蔣介石放棄金門馬祖，以實現在台海劃界，讓台灣成為歐洲式的所謂“自由中國”。我們不能忘記，這次是台灣的蔣介石拒絕了美國的歐洲政治式提案。作為回應，毛澤東在10月初提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戰略方針，並讓國防部長髮表告台灣同胞書，明確宣示炮擊是打給美國看，因此逢單日打、逢雙日不打。[27]
這場內戰變成了敵對雙方針對外部勢力團契一致的內戰，對於中國人來説，既讓人感慨，也讓人悲憤。中國人不惜以自相殘殺來維護華夏一統，讓人感慨；外部勢力鉗制中國到如此程度，令人悲憤。畢竟，炮擊金門歷時長達20年，世界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內戰？中國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內戰？
直到如今，中國政府沒有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而美國眾議院直到前不久（2016）還通過國會議案，將里根政府在1982年提出的“六項保證”列入法案，重申不正式承認中國對台灣地區擁有主權的立場。[28]
我們已經看到，科耶夫所説的戰後法國面臨的兩個現實危險，不僅適用於中國，而且險惡得多。第一，戰敗後的日本會在美國扶持下很快實現經濟復甦，併成為區域強國，而中國沒有管控日本的權力；第二，日本投降的同時，中國馬上置身於蘇聯帝國與美帝國相互對抗的夾縫之中，法國至少不會置身這種衝突的前沿。1945年9月，美軍海軍陸戰隊第6師在膠州灣一帶登陸（唯有在煙台登陸時遭到中共軍隊拒絕），在華北登陸的美軍總兵力達五萬多，年底增加到11萬，隨即引發蘇聯帝國的警惕。[29]
二 世界歷史的後現代轉折
科耶夫報告的第一部分題為“歷史的一般處境”（la situation historique générale），第二部分的標題才是“法國的特殊處境”。看來，科耶夫希望戰後法國的擔綱者們能夠從世界歷史的視野和某種政治哲學的高度來看待法國的當前處境。這意味着，現代政治官僚應該具備宏闊的政治歷史視野和某種政治哲學素養。他這樣開始：
毫無疑問，我們目前正在見證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轉折，這次轉折的重要性可以與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那次相媲美。（頁4）
中世紀晚期的轉折指14—15世紀時，西歐幾個王權國家由封建制轉向統一的地域性獨立王權國家，並因商業文明的出現和全球地理大發現的佔取而相互打鬥，把世界歷史帶入了現代軌道，即科耶夫所謂的“現代社會的開局”。上文提到的那場16世紀的法蘭西內戰，就是法國走向現代國家時為克服王國內部的封建結構所付出的代價。在此之前的1337 - 1453年間，英格蘭王國與法蘭西王國打過一場世界歷史上歷時最長的“百年戰爭”——其實，這場戰爭斷斷續續長達116年，英格蘭王國最終不得不放棄在西歐大陸的領地，成為名副其實的島國。如沃格林所説，
英法之間的百年戰爭，乃是西歐的人身與封建組織形態得以解體、舊的政治單元在英法國家與領土性的疆域之內得以整合的大過程。緊隨舊的組織形態解體而來的，則是內部秩序的強化。[30]
現在（1945年），科耶夫對法蘭西的擔綱者們發出警告，“民族國家正在逐步讓位於超越了民族疆界的政治結構”，世界歷史已經走向Empire[帝國]時代（頁4）。科耶夫的這個説法無異於對後現代下定義：如果中世紀晚期的轉折標誌着世界歷史從古代進入現代，那麼，當下的轉折則標誌着現代進入後現代。
帝國式聯盟與帝國主義
從世界歷史的政治史學角度，科耶夫區分了三種政治體樣式。第一，前現代的封建式政治體，這種政治單位即便號稱王國，也被三種次級政治體分割，即封邑（barony）、城市和主教區（archdiocese）。第二，現代的民族 - 地域性政治體，亦即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民族國家。第三，後現代的政治體，科耶夫稱之為一種“廣闊的、由加盟的（apparenté / affiliated）民族國家構成的‘帝國性’聯盟”（頁5）。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科耶夫的世界歷史眼光無疑帶有所謂“歐洲中心主義”色彩，即按歐洲地緣政治的歷史演化來看待世界歷史。畢竟，他沒法把中國的歷史裝進這種歷史階段論框架中去。我們的麻煩則在於，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歷史觀畢竟有其堅實的歷史唯物論基礎。因為，現代西歐所發展出來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觀念，的確改變了全球各地域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觀念。
如果我們要考慮現代中國的一般歷史處境，那麼，我們就得考慮，中世紀晚期西歐的那次轉折，對中國來説意味着什麼？否則，我們恐怕很難認清中國在所謂轉向“後現代”的歷史時期處於何種狀況。無論如何，1945年的中國與戰後法國一樣，“正在見證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轉折”時刻。
科耶夫雖然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懂得撰寫法國國是報告沒必要用明顯的馬克思歷史哲學修辭，而是應該用法國政治精英習慣了的言辭施教。我們能夠看出，科耶夫所説的兩次轉折，大致對應於馬克思所描繪的世界歷史進程的後兩個階段：民族國家階段相當於資本主義階段，眼下的轉折將超越這一歷史階段，走向世界歷史的社會主義階段。
科耶夫深知，為戰後的法國提出宏大戰略，必須簡化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範疇。畢竟，若要真正繼承馬克思主義，關鍵在於讓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發揮現實作用，而非掉書袋地持守教條。可以設想，科耶夫若要對中國的現代轉型做出分析，他同樣會切合我們的國情。否則，人們難免會就一些莫須有的問題研究來研究去，始終牛頭不對馬嘴。
所謂“民族國家正在逐步讓位於超越了民族疆界的政治結構”，這一提法不是科耶夫的發明。1902，霍布森（John A. Hobson，1856 - 1940）在其著名的《帝國主義》一書中開門見山地提出：歐洲的民族主義式國家運動已經過時，碎片化的民族國家不可能適應工業化，只能尋求建立“眾多民族體的聯邦式聯盟”（federal union of diverse nationalities）。[31]
霍布森早年就讀牛津大學，畢業後在中學教古典文學和英國文學。他出生的時候，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帝國。英國國體雖小，卻憑靠佔取大量海外殖民地而形成了自己的工業體系，擁有巨大的全球性市場。霍布森在書中引用當時出版的一部《殖民史》中的説法，即便今天讀來也讓人觸目驚心：
地球全部陸地面積的1/5在實際上或理論上已經被英國國旗覆蓋，同時，這個星球上有1/6的人口處於各種形式的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瞭解了這個事實，那麼，英國領土的範圍之大，用言語無法形容。（《帝國主義》，頁106）
霍布森30歲時，英國出現了社會主義思潮，1884年在倫敦成立的“費邊社”（the Fabian Society）一時聞名遐邇。[32]霍布森不僅成了社會主義者，而且憑自修成了出色的政治經濟學家，寫了十餘種帶政治批判性質的經濟學著作。
霍布森看到，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已經更改商業文明的樣式，它既要求國家自身體量大，也需要擁有巨大的市場，小國既無法支撐大工業體系，也無法形成巨大的內部市場。為了適應這一需要，資本主義必然催生帝國主義，實行海外擴張，連美國也剛剛改變自己一向宣稱的“政治孤立傾向”，向英帝國看齊。
基於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霍布森成了最早且最著名的“反帝論”者。《帝國主義》一書的結語，即便今天讀來也振聾發聵：
帝國主義是國家生活出於自私自利的卑鄙選擇，它激發了國家身上在動物生存競爭時期殘存下來的貪得無厭和佔有慾。帝國主義成為一項國家政策，意味着放棄了追求內在的高尚品德的努力，而只有這種品德才能夠保證理性戰勝獸性，對人和國家來説都是如此。所有成功國家都容易犯這樣的錯誤，而且最終都難以逃脱自然法則的懲罰。（《帝國主義》，頁322）[33]
霍布森的《帝國主義》問世兩年後，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問世（1904），兩相對照發人深省。人們不難看到，雖然同是英國人，與霍布森不同，麥金德是地道的大英帝國主義論者，他僅僅考慮英國如何長久維持自己已經獲得的全球性佔領。在他眼裏，英國的威脅有兩個：俄國和德國——俄國在亞洲的擴張威脅到英國在中國的利益，正在崛起的德國則威脅到英國在歐洲的利益。
世界大戰與社會主義革命
霍布森的《帝國主義》出版12年後，第一次歐戰就爆發了。政治史學迄今沒有澄清一個問題：這場大戰究竟是16世紀以來歐洲主要大國慘烈廝殺爭奪勢力範圍的延續，還是歐洲式現代民族國家走向終結的表徵？畢竟，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是民族國家建構，在戰爭中自我崩潰的俄國同樣如此。
當然，情形更有可能是兩種歷史狀況的偶然疊合，倘若如此，問題就更加複雜難辨。
大戰爆發後僅僅半年多（1915年2月），第二共產國際的首席理論家、以“正統馬克思主義”（Orthodox Marxism）理論權威自居的考茨基（1854 - 1938）發表了一本小冊子，題為《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家聯盟》。他在書中接過霍布森的論題説，現代式的工業經濟證明，“民族國家的範圍已經不夠了”，“強大國家的形象已經出現”，比如“不列顛帝國、俄羅斯帝國、美利堅合眾國”。[34]
考茨基提到的這三個“強大國家”，只有“不列顛帝國”在當時屬於聯盟式大國，俄國和美國都屬於自身體量大的地域性大國。考茨基沒有提到德國，因為這恰恰是他的關切所在。他針對德國的處境提出，對於中歐各國來説，擴大國內市場的最佳途徑，不在於通過征服比鄰把民族國家擴展為多民族國家，“而在於把各個具有平等權利的國家聯合成國家聯盟。”言下之意，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國其實還是民族國家，它應該成為帝國，但不是英美那樣的資本主義帝國，而是社會主義帝國。
大帝國的形式應該是國家聯盟，不是多民族國家，也不是殖民國家；這種大帝國是資本主義賴以達到其最後的、最高級形態所需要的，而無產階級將在這種最後、最高級的形態中奪得權力。（《民族國家》，頁77）
這種觀點其實是拾霍布森的牙慧，因為，霍布森正是力圖用社會主義思想來改造大英帝國。《帝國主義》一書最後一章題為“帝國式聯邦體”（Imperial Federation），霍布森提出的問題明顯屬於英國問題：
新帝國主義將如何影響英國和其自治殖民地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需要認真思考。它會刺激這些殖民地宣佈漸進獨立，最終正式脱離宗主國嗎？抑或引導它們不是以帝國為基礎，而是基於平等國家的聯邦體（a Federation of equal States），與宗主國結成更為密切的政治聯盟？（《帝國主義》，頁289）
同樣，考茨基試圖為德國在戰後的走向指明方向，由於他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他也是在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提供戰略指導。在他看來，德國這樣的中歐大國必須經歷資產階級的民主化階段，大力發展帝國化工業，這樣才會大批量產生工人階級，進而通過議會鬥爭憑選票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與此不同，對於霍布森來説，英國已經產生出大量的工人階級和中下層市民，改造大英帝國的資本主義性質，關鍵在於實現直接民主：
反對民主政治是帝國主義最根本的政治原則。帝國主義不僅慣於破壞對於民治機構有效發揮作用來説必不可少的經濟改良舉措，而且還致力於讓民治機構陷入癱瘓。代議制並不適合於帝國，不管是從人還是從方法的角度來考慮都是如此。（《帝國主義》，頁131）
當今的思想史學家看到，從歷史語境來看，霍布森的“反帝思想”（anti-imperial thought）是資本主義帝國中的“社會主義者的帝國論”（socialistimperialism）。難怪阿倫特在美國推動直接民主論時，會提到霍布森的思想貢獻。[35]考茨基身處的德國名義上稱“帝國”，其實是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他並非不希望德國成為大英帝國，如今不能再模仿大英帝國以殖民方式建立聯盟式帝國，在他看來，首要原因在於：
除了熱帶以外，在那些其氣候許可歐洲人能不損害健康而從事體力勞動的地區，再沒有還可以讓歐洲國家任意佔領的國家了。（《民族國家》，頁40）
這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書呆子甚至説，“不久，中國也將以平等地位躋入”“一流大國”之列，因為現代經濟需要“巨大的國內市場”，而大國的體積才能夠有這樣的市場，從而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基礎（《民族國家》，頁76）。這樣的説法讓我們不得不認為，考茨基的政治感覺遠不如霍布森。在考茨基看來：
對帝國主義説來，有決定意義的是工業地區與農業地區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想要吞併的那些農業國家，經濟上落後，因而政治上也落後。它們都還處在原始公社或村社民主階段，沒有建立現代的、民族的、大國的民主制度，這不是由於任何種族特性的緣故，而是因為它們還沒有形成這種民主的物質前提條件。（《民族國家》，頁11）
既然如此，既然中國在當時還是一個前現代的農業國，考茨基怎麼可以説，“不久，中國也將以平等地位躋入”“一流大國”之列？難道他看不到資本主義先進工業國正在掠奪和欺壓經濟上落後的農業國？
考茨基—列寧之爭與現代中國革命
我們不應該忘記，即便到了二戰時期，中國仍然還在憑靠農業國的體力抵抗已經工業化的日本，而且到了1944年時，體力明顯不支。用如今的實證史學家的説法，當時“認為戰爭能夠導致中國新生的想法，已被證明是個天大的幻想。”[36]
相反，霍布森在1902年的書中寫到：
亞洲的廣大領土如波斯、西藏、暹羅和阿富汗，迅速被歐洲的帝國主義列強提上侵略日程，成為它們之間武力爭奪的對象；……在美國拋棄一貫的孤立政策插手太平洋地區的帝國競爭時，沒有理由期待歐洲列強會允許美國特別保護或最終吞併這些領土。
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中國問題。很難想象列強在這塊肥肉面前會一直按兵不動和遲疑不決，侵犯這個天然寶庫無疑會有巨大風險，但這不會打消那些逐利的冒險集團的野心，他們會驅使本國政府與中國交涉商業條約、租地權、鐵路權和礦山特許權問題，而這必將引起政治干涉的增加。（《帝國主義》，頁198）
當然，考茨基與霍布斯所想的在有一點上庶幾差不多，即殷切期望先進資本主義大國走向合作關係，別打得一塌糊塗。第二次歐洲大戰爆發前夕，霍布森在為《帝國主義》修訂第三版（1938）撰寫的長篇“導言”中説，目前中國已經成為“日本單獨掠奪的對象”，但是“開發中國的任務遠非日本的國民財源所能勝任”。他呼籲説：
如果西方列強的資本家能夠聰明地合作，而不是為各自的掠奪地盤而爭吵不已，那麼，他們會聯合起來，在亞洲組織聯合的國際事業，這種計劃將給予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以另一個活躍的有利生存時代。（《帝國主義》，紀明譯本，頁18）
霍布森同時也承認，從目前態勢看，日本已經不會讓西方染指“對中國的政治支配”，這意味着西方的“經濟國際帝國主義”已經不大可能。[37]當時，日本已經發動進攻中國華北的戰役，中國戰時政府剛剛組建起來的幾個德式精鋭師正與日軍在華東淞滬一帶激戰。霍布森與考茨基的一致之處在於，他們當時都不認為，資本主義大國的惡性擴張會引發受欺壓和被掠奪的傳統農業國家起來革命。這樣的社會革命難免是一場天翻地覆的國家大動亂，但這畢竟是資本主義帝國強加給傳統農業國為擺脱國際性欺壓和掠奪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考茨基在1915年甚至説，中國一旦發展資本主義，其前景簡直不可限量，但“對於所有歐洲國家來説，在中國實行任何帝國主義政策，都是越來越不可能的事。”因為，日本已經成為東方的帝國主義，它要獨霸中國這個巨大市場。如果日本統治了中國，倒是很容易“與中國融合成一個民族整體”（《民族國家》，頁57）。
這話可不是在替中國着想，而是在為帝國主義着想，因為，考茨基指望帝國主義大國之間不要相互廝打爭奪地盤，而是增強合作。因此，考茨基期待德國能出現社會民主化改革，他甚至指望當時的俄羅斯帝國也推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以適應躋身資本主義大國的需要。難怪列寧看了考茨基的小冊子後火冒三丈，痛斥考茨基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隨即寫了題為《社會主義與戰爭》的著名文章，其中説道：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這個階段只是在20世紀才達到的。過去，不建立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就不能推翻封建主義。然而現在，舊的民族國家現在已經束縛資本主義的發展了。資本主義使集中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整個整個的工業部門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這些資本家億萬富翁的同盟手中，幾乎整個地球已被這些“資本大王”所瓜分，他們或者採取佔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剝削的千萬條繩索僅僅纏繞住其他國家。自由貿易和競爭已經被追求壟斷、搶奪投資市場和原料輸出地等等的意象所取代。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已經由原先反封建主義鬥爭中的民族解放者，變為最大的民族壓迫者。資本主義已經由進步變為反動，它使生產力發展到了這種程度，以致使人類面臨這樣的抉擇：要麼過渡到社會主義，要麼一連幾年、甚至幾十年地經受“大”國之間為勉強維持資本主義（以殖民地、壟斷、特權和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為手段）而進行的武裝鬥爭。[38]
1917年列寧在莫斯科發表演講
《社會主義與戰爭》是著名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一文的雛形，後者的核心論點已經包含其中。科耶夫關於“歷史的一般狀況”的説法與列寧的歷史哲學論斷一致，即歐洲民族國家的出現，意味着資本主義推翻封建主義，但“這些舊的民族國家現在已經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了。”換言之，列寧完全同意霍布森的看法：世界歷史已經進入超越民族國家的階段，走向帝國形態。[39]
問題在於，建立社會主義的帝國能夠期望資本主義帝國洗心革面嗎？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説帝國主義是世界歷史的資本主義階段即現代階段的最高階段，其基本特徵是“侵佔殖民地，施行壟斷，建立特權，實行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那麼，馬克思主義者怎麼能夠勸阻遭受民族壓迫的國家不起來革命呢？
由此來看，列寧的“反帝論”會成為中共早期人士的理論資源，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古老的中國當時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式大國欺壓和掠奪。若對比考茨基的觀點，我們也得同意，列寧痛斥考茨基為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或“修正主義”，一點兒沒冤枉他。
在1915年的小冊子中，考茨基説，“在帝國主義征服所矚目的地區中，中國對於世界市場和資本輸出來説最為重要。”因為，這個古老的農業文明帝國的人口比整個非洲的人口多兩倍，“幾乎等於連俄國在內的整個歐洲的人口。”而且，這個文明帝國的主要居民（不算邊遠地區）的文化水平，“比起印度居民來要平均得多”，農業生產水平也比印度農民“要高得多”。考茨基沒有説中國尚處於封建階段，而是説中國的制度雖然屬於東方專制主義類型，但“廣大居民羣眾一直還處在原始民主的束縛下”（《民族國家》，頁54 - 55）。
這些説法算得上實實在在的觀察，而且實際上也來自霍布森的觀點，甚至遠不如霍布森觀察得細膩入微（比較《帝國主義》，頁272 - 274）。讓今天的我們大跌眼鏡的是，考茨基接下來就説，對於這樣一個巨大市場，“不能用大炮來取得”，只能要麼“用更低廉的價格”、要麼“用信任”來獲得，因為中國人是“高傲的人民”。帝國主義大國為爭奪中國而廝打，只會“加速中國的現代化”，“促使這個‘中央之國’去建立現代化軍隊，設置現代化交通工具，修築鐵路”，甚至迅速發展新聞事業。一旦這一切都動起來，中國就會“用現代民主的思想取代原始民主的思想”，中國的民族精神就會徹底更新，而“這種精神同外國統治終究勢不兩立”，對任何外部勢力都會抵抗到底（《民族國家》，頁56）。
説得真一點兒沒錯！**筆者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這位德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家竟然憑此為帝國主義者們出謀劃策：對於中國這樣的巨大市場，不能像“俄國、法國、日本”那樣，“對中國給予慘痛打擊，並且奪去大片中國領土”，而是應該像英美兩國那樣，“堅持自由貿易”，“維護門户開放原則，才可以在中國做最好的生意”。**這兩個帝國才真正懂得“冷靜權衡利害”，“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民族國家》，頁55）。言下之意，德意志第二帝國應該向英美學習。考茨基變賣了馬克思主義堅持國際社會公義的精神品質，不是修正主義又是什麼呢？
相比之下，霍布森的下面這段話雖然説的是同一件事情，但至少口吻不像考茨基那樣缺乏品德。他説，“我們用西方工業手段同落後種族打交道的歷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普通的貿易階段，雙方交換各自的剩餘產品”。接下來是第二階段，即英國或其他西方列強為了開發資源，在“佔領外國領土並進行投資之後”輸出資本，“這種出口無需進口貿易來平衡”，新開發國家通過獲得借貸資本提升自己的經營能力，積累自己的資本，組織自己的經濟能力。這個時期雖然可能維持很長，但終歸會進入第三個階段，即新開發國家會“自行發展起來”加入競爭。
現在的中國不需很久必然進入這個階段。這樣一個充分具備為將來內部發展所必需的一切生產力的國家，將轉而反對它之前的教化者，擺脱對外國工業援助的依賴，它能夠在自己的市場上廉價出售商品，繼而拓展至國外市場去，並在全球其他尚未得到開發的地區，去進行更多的開發事業。
不長記性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以迴避這個重大問題的那些陳詞濫調，我們已經揭露過了。這裏僅重申一點就夠了，即自由貿易論者無法保證工業和工業人口僅侷限於一個國家，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來講，都不可能阻止英國資本轉入中國，只要那裏能夠找到更加廉價和充裕的勞動力；甚至也不可能阻止中國資本和中國勞動力在世界中立市場上將英國產品排擠出去，對於英國如此，對於那些在經濟上榨取中國的其他工業國也如此。
至少可以作如下設想：中國會扭轉局勢，壓倒西方工業民族，利用自己的資本和組織力量，或者更可能的是，代之以自己本國的資本和組織力量，使自己生產的更廉價的產品充斥它們的市場；同時，拒絕用他們的進口商品作交換，扣押他們的資本，以保證它應得的付款，倒轉過去的投資過程，直到中國逐漸獲得對自己原來的保護者和文明傳播者的金融控制——這並不是不可想象的事，也完全不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中國確實具備公認的工業和商業能力，而西方國家又能如願按照西方模式對其加以開發，那就極有可能會產生這種反作用。（《帝國主義》，頁275 - 276）
這段話聽起來離我們很近，看似頗為切合我們晚近40年來的經驗，因此筆者不惜大段原文照錄。儘管如此，霍布森沒有提到兩個前提：第一，被如此開發的中國自己有能力重新組織起來；第二，周邊的國際環境允許中國重新組織起來，畢竟這需要時間。第一個前提當然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但與第二個前提並非沒有關係。何況，霍布森沒有提到，在帝國主義階段即第二階段，英國等列強“佔領外國領土”後進行的是掠奪性投資，這已經是歷史的既存事實，帝國主義要按他的建議改弦更張已經來不及。
由此可以看到，列寧與霍布森–考茨基的“反帝”論的根本差異在於：資本主義帝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關係與資本主義帝國與受民族壓迫的國家之間的歧視性關係有本質差別。用通俗的話來講，資本主義帝國之間的戰爭是狗咬狗，受壓迫的民族國家反抗資本主義帝國的戰爭是人打狗。按照這一區分，即便對二戰也必須做出這樣的區分：英美法俄與德日的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有本質上的差異。
民族國家與後現代轉折
回頭看科耶夫的説法，顯而易見，他所謂的世界歷史的後現代轉折與霍布森的説法很相似。難道我們應該説科耶夫也是修正主義者？與具體的歷史語境和政治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品質。即便蘇聯的官方理論家也承認，列寧的“反帝論”直接針對當時歐洲的歷史語境。[40]即便粗略對比一下科耶夫的語境與1902年尤其1915年的語境，我們也不難看到，決定性的差異在於：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的歷史預見已經實現，而且是第一次歐洲大戰的結果。如今（1945年），第二次歐洲大戰剛剛結束，科耶夫鼓勵戰後法國向蘇聯學習，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帝國聯盟，很難説給他扣上“修正主義”帽子。
科耶夫明確告訴戰後法國的擔綱者們，法國應該“明白而徹底地宣佈‘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已經終結，而法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在政治上也已經一去不復返”。他隨即補充説：
這個終結同時也是一個起點，並且至少是在這裏，死亡也是一種重生。因為民族國家能夠而且也必須要經由一個由加盟國家所組成的國際性聯盟來超越自己，在這個國際性聯盟裏面，民族國家必須而且也能夠重申自己在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特殊性，而辦法則是通過一種和平、友好、平等而自由的競爭，將這種特殊性呈現給這個它通過消除自己作為一個排他的、孤立的民族國家而創建起來的龐大組織。（頁19）
蘇聯不就是“一個由加盟國家所組成的國際性聯盟”的共和國嗎？在科耶夫眼裏，蘇聯當然是一個帝國。由此來看，要説科耶夫給戰後法國的擔綱者們的建議聽起來具有列寧主義色彩，不會離譜。
1942年8月德國第24裝甲師前往斯大林格勒
科耶夫非常敬佩斯大林，在今天的絕大多數智識人看來不可思議。科耶夫則認為，斯大林讓列寧締造的社會主義式加盟帝國得以挺過經濟難關，快速推進工業化，並憑此頂住了德意志第三帝國的裝甲化閃擊入侵，當然值得欽佩。這並意味着否認斯大林的好些統治手法愚蠢之極。希羅多德筆下的科林多僭主，也讓人感到善惡難辨，甚至得到人民愛戴。科耶夫不會愚蠢到無視常識的地步：如果斯大林更為明智，那麼，他會做得更好。
無論如何，蘇聯在1990年代瓦解，絕非所謂“歷史必然”。毋寧説，蘇共長期官僚化，政治才幹的血脈日益堵塞，平庸之士和曲意迎逢之才成了黨的中堅力量，是蘇聯瓦解的根本原因。普京説過，誰要是認為蘇聯瓦解是好事或歷史必然，那他在政治上肯定是個白痴。
1957年，科耶夫應施米特邀請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做過一場秘密學術報告。[41]報告會在封閉的小圈子內舉行，科耶夫開場就強調，他是以“個人”而非“法國官員”身份做報告，因此“會非常有意識地同時也是非常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性的或者可能會帶有一點政治色彩的東西”（頁188）。其實，科耶夫特別強調這一點，僅僅因為他的報告將表明，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1957年的冷戰狀態下，科耶夫亮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者姿態顯然會自惹麻煩，何況他還是法國政府高層官員。儘管如此，科耶夫在報告中仍然勇敢地表達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科耶夫的馬克思主義觀顯得具有“奧康剃刀”式風格，即重在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核心，使之發揮現實政治活力，而非侈談教條或揪住枝蔓理論掉書袋。他開宗明義地説，馬克思主義誕生於世界歷史的現代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並直接針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問題。因為，馬克思賦予“資本主義”這個詞“一種非常精確同時也帶有特殊經濟意味的含義”（頁189）。同樣，列寧繼承馬克思，賦予“帝國主義”這個詞的含義也帶有特殊的經濟意味，即“壟斷資本主義”。[42]
在戰後歐洲的國際情勢中，科耶夫如何進一步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呢？他説，誰都看到，資本主義在戰後活得很好，歐洲並沒有爆發普遍的社會主義革命，人們似乎有理由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科耶夫接下來就反駁説：馬克思所預言的社會革命在歐洲沒有發生，“並不是因為他在理論上錯了，反倒是因為他在理論上正確。”（頁190）因為，《資本論》的核心論點在於，“剩餘價值”是否惠及多數人而非僅僅惠及少數人。歐美沒有爆發社會革命，恰恰因為歐美大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利潤讓“剩餘價值”更多地惠及了多數人，以至於歐美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儘管如此，憑常識我們也應該知道，資本家為了自身的利益讓更多的人因分享“剩餘價值”而富裕起來，不等於資本家的利己之心成了高尚且偉大的品性。
科耶夫接下來説，可是：
我們看到，在當前，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屬於一個獨享技術進步之利益的歐美小數派（a Euro – American Minority），因為，這個進步使得這個少數派的收入在年復一年的膨脹；但與此同時，亞非多數派（the Afro – Asian Majority）固然在絕對的意義上沒有變得更加貧困（從物質角度來講，這絕對不可能），但從相對的意義上來説，卻更加貧困了。與此同時，這一現象所牽涉的絕對不是兩個在經濟上彼此分離的體系，因為在歐美和亞非之間有非常活躍的經濟往來。
但是，這個體系的建構方式如此之不合理，乃至那個較小的部分每年都在通過它獲取更多的利益，而另外那個較大的部分卻絕對沒有將自己提升到高於維持生存的絕對最低線水平。（頁193 - 194）
與霍布森在1902年的言論對比，很清楚，科耶夫繼承的是馬克思–列寧的思想立場，即技術進步或生產力的提高所獲得的“剩餘價值”，應該讓大多數人獲得福利。科耶夫甚至強調，至於“剩餘價值是由私人來投資，還是由國家官僚來投資”，“並沒有關係”。所謂“由國家官僚來投資”創造剩餘價值，顯然指當時的蘇聯帝國。換言之，社會主義性質已經不取決於“由私人來投資，還是由國家官僚來投資”創造剩餘價值，而在於私人資本家或國家官僚是否獨享剩餘價值。因此，科耶夫説，馬克思感到義憤的是，技術進步創造了資本的剩餘價值，“勞動羣眾卻被置於生存的最低線。”（頁192）
科耶夫的這份秘密報告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他在1945年報告中提出的“拉丁帝國”構想。[43]他不僅期望“拉丁帝國”能在“彼此仇視、彼此對立”的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和新教的美英帝國之間起“緩和作用”，更重要的是，“拉丁帝國”應該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帝國與資本主義帝國抗衡：發明技術進步的歐美帝國中的“大多數人”富裕起來，不等於大多數亞非國家中的“大多數人”富裕起來。
科耶夫説，他提出“拉丁帝國”這一構想，為的是把握“決定一種普遍意志的[歷史]機會”。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普遍意志”作為一個l’idée politique idéale[政治理想的觀念]，就是國際社會主義的觀念（頁20）。既然這個觀念帶有“政治理想”性質，我們只能稱之為一種夢想。
1945年的中國還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夢想——只有一個人除外，而且比科耶夫早差不多近10年就已經產生這樣的夢想。科耶夫提交國是報告一個月之後（1945年10月初），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刊佈了寫於1936年的詠雪詞，表達了自己早就有的對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式期待：為世界帶來社會主義的大地法。
1936年春，毛澤東、周恩來和博古等人在長征途中
三 聯邦式帝國的歷史難題
在崑崙山上，毛澤東首先發出“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的感嘆，然後才立下社會主義祈願。40而不惑的毛澤東此時的立志體現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式“普遍意志”，或者説確立了一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式l’idée politique idéale[政治理想的觀念]：中華帝國如此古老、對大地如此情深而文明，在世界歷史的未來進程中，它應該擔負起社會主義克服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使命。
由於資本主義帝國的封鎖，新中國建立後，中國人民曾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儘管如此，毛澤東已經讓新中國竭盡全力實現他在1936年立下的社會主義祈願，以至於大多數今天富起來的中國人埋怨不已。如今，值得政治史學關注的問題並非是，為何“大多數人”不能理解政治偉人的理想。畢竟，“大多數人”的理想從古至今都是自己富裕起來，這是政治常識，要求他們成為理想主義者無異於無視常識。毋寧説，我們的政治史學不得不關注這樣的問題：即便經過社會主義革命，歐洲的傳統大國能夠克服自己的帝國主義本性嗎？
從世界政治史角度看“聯盟”
1945年9月，中共晉察冀軍區的一個支隊（曾克林部）進入東北，接受日軍投降，剛到達就被蘇軍包圍繳械。為了守住俄國在中國膠州灣的戰略出口，斯大林答應蔣介石，只要沙俄帝國在中國東北留下的利益繼續得到承認，他就不把東北交給中共。被包圍繳械的中共軍隊集體唱起了國際歌，蘇軍下層官兵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圖，聽見這首共通的歌曲，隨即解除包圍，以禮相待。[44]一旦今天的政治史學問，蘇聯究竟是社會主義帝國還是傳統歐洲式大國的後現代版，那麼，這樣一個問題就出現了：帝國主義的根源未必僅僅只有資本主義。
科耶夫給“拉丁帝國”下的定義是“加盟式帝國聯盟”，與霍布森的“帝國式聯盟”提法一樣，重點都在於超越歐洲現代式的民族國家形態，形成聯邦式的單一政治體。因此，科耶夫説，丘吉爾和斯大林堪稱“政治天才”，因為他們分別打造了蘇維埃聯盟和英聯邦政治體（頁10）。眾所周知，英聯邦政治體並不是丘吉爾的傑作，而是大英帝國主義一百年前的傑作。
科耶夫刻意抹去資本主義式帝國與社會主義式帝國的差異，並非不可理解，他畢竟是在為法國政府寫策論報告。換言之，科耶夫心裏清楚，世界歷史的歐洲式現代階段雖然通常被視為民族國家階段，實際上，在這個歷史階段，歐洲幾個主要大國一直在爭奪勢力範圍，或者説在爭取成為帝國——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拿破崙帝國是再明顯不過的例子。倘若如此，政治史學就不能簡單地説，世界歷史的歐洲式現代階段是民族國家階段。
**我們甚至可以把問題推到世界歷史的前現代階段，畢竟，“聯盟”作為政治現象與“帝國”一樣古老。當一個政治單位身處多國競爭狀態，為了維持或者改善自己的生存地位，除了增強自身實力，還得藉助聯盟手段利用他國實力或不讓對手獲得他國實力。**因此，聯盟實際上是一種權宜手段：要麼是為了獲得帝國式的權力，要麼是為了抵制帝國式的權力。所謂“均勢論”（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y）作為一種非道德的政治衝突規則和政治思維方式，雖然在20世紀的第一次歐戰之後才成為國際政治學中的顯論，其政治原理仍然可以追溯到地中海文明的古典時期，尤其是歐洲17世紀的德意志30年戰爭以來的時期。
維持均勢意味着政治結盟總是隨形勢而變，無論大君主國（如法國）還是小君主國（如18世紀的普魯士），君主們都趨向於接受均勢原則，讓整個歐洲處於相互制衡的狀態，絕不能讓某個王國強大到統一歐洲的地步，否則就意味着自身會被“統一”。[45]
對於17世紀的法蘭西王國來説，結盟的必要性在於，“無論進攻還是防守，都明顯是為了渴求普遍君主制，以反對外國勢力。”對於正在夾縫中尋求艱難生存的普魯士來説，結盟是為了謀求均勢，即“一種存在於或多或少彼此聯繫的相鄰的國家間的機制”，以保障強國不會“侵犯別國主權和基本的權利”，弱小國家也不會因面臨覆亡的危險而殊死抵抗。[46]
古代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歐洲文明都積累了豐富的聯盟政治經驗，我國東周時期的合縱連橫經驗既不可同日而語，也無法與之相提並論。因為，這種所謂西方式的聯盟政治在一開始就具有異質政治體結盟的性質。從希羅多德的《原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半島戰爭志》中可以看到，不僅泛希臘城邦相互結盟，斯巴達和雅典都曾與波斯人結盟，共同對付自己同文同種的“同胞”。近代歐洲最早的著名結盟，即法蘭西國王弗朗西斯一世（1494 - 1547）和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1491 - 1547）與土耳其結盟，抵制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擴充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47]
17世紀的德意志30年戰爭（1618 - 1648）時期的聯盟政治最具歐洲特徵，而且一直延續到20世紀。英聯邦政治體基於地理大發現之後的海外擴張，徹底更改了歐洲均勢的地緣政治格局，其政治體的聯盟性質另當別論。蘇維埃聯盟則不能不説與拿破崙戰爭乃至更早的德意志30年戰爭有一脈相承的歷史連帶關係。
德意志地區的公國有4百多個，而整個神聖羅馬帝國的獨立政治單位多達2500個，明顯仍然處於封建狀態或者説前現代狀態。如果從封建結構轉為民族國家結構是歐洲歷史進入現代階段的標誌，那麼，人們實際上很難在中世紀晚期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的前現代/現代分隔線。因此，晚近半個世紀以來，“中世紀”這一典型現代歐洲史學的歷史分期標誌，不斷受到歐洲史學界大家的挑戰。[48]
19世紀後期，德意志才建立起民族國家式的政治體（1871）。即便在這時，德意志第二帝國的軍隊也沒有實現完全的一體化。帝國憲法第63條雖然規定，作為普魯士國王的皇帝是“聯邦武裝力量統帥”，“在戰爭和和平時期指揮帝國全部陸軍力量”，巴伐利亞和符騰堡王國的軍隊仍然保留其特定的權利。[49]甚至到了20世紀第一次歐戰時期，巴伐利亞王國軍隊雖歸屬帝國總參謀部指揮，仍然保留着地方性傳統建制。這就好像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直到基本覆亡時，其中的桂軍、晉軍、滇軍、川軍仍然保有獨立建制。
1608年，德意志的加爾文分子、行宮領地的選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1596 - 1632）牽頭搞了一個“新教聯盟”，巴伐利亞的馬克西米連公爵（ 1573 –1651）緊跟着（1609）搞了一個“天主教聯盟”，雙方以武力相向。神聖羅馬帝國有帝國議會乃至最高法院，更不用説皇帝，難道管不着嗎？發人深省的是，衝突的起因恰恰來自中世紀晚期（1356）定下的一條規矩：皇帝從七位有選舉資格的封建主（選帝侯）中選舉產生。[50]
世俗化民族國家的興起，依託的是君主制，但在德意志地區，民族國家的形成非常困難，因為這裏的“公國”（principalities）太多，或者説君主太多。如沃格林所説：
在德意志，問題是國家分裂為大小不等的城鎮和公國，最小的只有一個村及其周邊地區，這個問題決定了其政治進程。在各個宗教派系之間能夠實現某種休戰，如果不是真正的宗教寬容的話，是因為每個這樣的小政治單位都能夠或多或少做出獨立的決定，是傾向於天主教還是傾向於宗教改革。
即使不服從者不得不離開特定的地區，他們也不必移民到很遠的地方，就可以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找到一個更為適宜的環境。16世紀時，在各種根深蒂固的立場之間達成停戰協定，這在德意志比在其他地方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這個國家分裂為屬於互相敵對的宗教派系而又在領土上彼此連接的單位，這種局面導致了這個民族之內新教和天主教各自的大聯合，後來爆發為三十年戰爭的大災難。[51]
即便德意志邦國之間發生武裝衝突，也屬於帝國內部事務，但兩大聯盟都尋求外部勢力支持。法國、丹麥、瑞典、荷蘭參與“新教聯盟”，英國和俄羅斯後來也支持“新教聯盟”，這個聯盟就成了“國際”聯盟。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地利和西班牙乃至羅馬教宗支持“天主教聯盟”算是分內事，波蘭王國和立陶宛王國也加入進來，情形就不同了。
1683年維也納之戰
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封建結構因信仰分裂而起戰端，固然是德意志30戰爭的內在原因，問題在於，內戰給周邊的政治單位帶來可乘之機。因此，德意志30年戰爭是但卻不僅僅是宗教戰爭，法蘭西王國雖然信奉天主教，由於首相黎塞留主張王國利益高於對上帝的信仰，為了削弱西班牙和奧地利的勢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加強在德意志邊界諸侯國的地位，毅然支持新教聯盟。今天的歐洲史學家仍然認為，“儘管宗教經常加劇既存的地緣政治分裂，卻永遠無法超越政治。”[52]
當時的丹麥已經攫取了德意志的部分領地，又企圖進一步向德意志北部擴張，瑞典則想把波羅的海變成自己的內湖；英國既擔心奧地利在德意志西北部和北海地區增強勢力，又擔心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各國變得強大起來；俄國也參加進來，則是為了收復波蘭王國武裝干涉俄國期間被波蘭立陶宛王國侵佔的領土。
對於歐洲人來説，德意志30年戰爭是整個歐洲歷史記憶中的永恆傷痛。戰後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確立歐洲均勢之後不久，在戰爭中崛起的瑞典企圖成為帝國，再次打破均勢。1713年的烏特勒支和約試圖抑制瑞典與奧地利的衝突，穩固歐洲均勢，但在短短半個世紀裏（至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歐洲仍然發生了多次合縱連橫的聯盟戰爭。瑞典敗在彼得大帝手下之後，普、俄、英等王國崛起，歐洲均勢再度發生變動。
隨着地理大發現而來的殖民擴張，歐洲的結盟戰爭逐漸擴大到全球範圍：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被史學家稱為世界歷史的歐洲式現代階段的第二次30年戰爭，不無道理。無論是17世紀的德意志30年戰爭，還是20世紀的全球化30年戰爭，人們很難説清，戰爭的起因究竟是因為信仰自由，還是因為隨歐洲式的國家整合過程而來的地緣政治衝突。由此可以理解，意識形態與聯盟戰爭的關係迄今仍然是讓政治史學深感困惑的問題。[53]
新中國與歐洲式聯盟
科耶夫在報告中提出，戰後法國應該致力於與西班牙和意大利結成加盟式帝國，顯得十分接近古典的聯盟觀念，即尋求確立新的歐洲均勢。眼下的態勢十分明顯：美英同盟和蘇聯已經形成兩大“加盟式帝國”政治體，今後所有民族國家型的政治體都只能在這之間做出歸屬性選擇：要麼親美英同盟，要麼親蘇。法國這樣的國家如今若要與這類“加盟式帝國”叫板，只會自取滅亡，無論自己有多強大。
科耶夫估計，從地緣、經濟和政治傳統以及心理上的“風土人情”上講，法國會選擇美英帝國。因此，科耶夫説了一句讓戴高樂聽起來不順耳的話：
一個孤立的法國，它的未來或多或少都會是一種經過偽裝的“主權狀態”。並且，如果其他歐洲國家也固守其“民族的”政治孤立性的話，它們的命運也會如此。（頁13）
這話聽起來像是説，現代西歐式的民族國家的世界歷史階段已經成為過去，歐洲近幾百年努力爭取的“國家主權”無一不是歷史泡沫。其實，在世界歷史的歐洲式現代階段，這種有權無實的主權國家狀況司空見慣。均勢狀態實際上是大國之間達成的權力平衡，而大國勢力往往靠聯合其他小國的結盟方式來獲得。因此，科耶夫的所謂“加盟的民族國家構成的‘帝國性’聯盟”説到底並非真的具有後現代性質。
從科耶夫所説的15世紀以來的歐洲現代階段來看，歐洲均勢經歷過三次大的結構性轉變。第一次以17世紀中期的德意志30年戰爭結束後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誌，第二次以19世紀初結束的拿破崙戰爭為標誌。這時的俄羅斯帝國早已深度介入歐洲的地緣政治衝突，成為歐洲均勢中極為重要的結盟因素。第三次歐洲均勢以20世紀的30年戰爭結束為標誌，顯而易見，與此前兩次不同，歐洲均勢已經擴展為全球均勢——儘管地緣政治衝突主要集中在歐亞大陸。
我們的政治史學值得看到，所謂全球均勢不過是歐洲均勢的擴展。這意味着，歐洲現代文明中的好東西和壞東西會一併蔓延到亞洲。對中國智識人來説，必然面臨一個被迫學習什麼的重大問題。如果把歐洲現代文明中的壞東西當作好東西，那麼，中國文明遲早會遭遇自我毀滅。比如，一種自20世紀初以來就在中國學界時隱時現的觀點，在21世紀初又一度成為不少人信以為真的顯論——據説：
如果中國不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亞洲像歐洲那樣聯合起來的前景就很暗淡，因為，與一箇中央集權大國聯合的中小國家政府，總會擔心自己有可能成為地方政權。[54]
論者得出這一觀點的歷史依據是，“世界權力中心將從北美重新回到聯合起來的歐洲”，因為，歐洲文明的精髓在於“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聯姻。據説，“在世界歷史上，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有兩次最成功的聯姻。”第一次是16世紀的英國，通過“亨利八世造羅馬教會的反”而喚起的英國民族主義，推動了英國的“宗教自由主義”；第二次是18世紀末的美國獨立戰爭，“《獨立宣言》是民族主義與個人自由精神的完美結晶”。據説，這兩個國家都是憑靠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聯姻而成為了“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學”（同上，頁2 - 3）。
情形真的如此嗎？我們需要認真地深入認識歐洲的現代歷史，而且還得隨時準備犯錯，否則，我們難免説話也語詞咬音不準。什麼叫“宗教自由主義”？何謂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聯姻？
也許，對於我們來説，要理解這種聯姻，更為恰切的史例應該是著名的波蘭問題。在第一次被俄、普、奧三國瓜分（1772）之前，波蘭不僅是當時中歐最大的國家，而且算得上一個有歷史的王國，與神聖羅馬帝國一樣施行選舉君主制。在成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要麼是“自由主義”、要麼是運氣，波蘭始終沒有經歷絕對王權的洗禮。
隨着俄國的崛起和西擴，這個君主國被國內的兩大地方貴族集團的對立搞成分裂狀態：拉多姆（Radom）同盟親俄和東正教，巴爾（Bar）同盟親西方和羅馬天主教。應巴爾同盟邀請，盧梭為波蘭政府設計了“改革規劃”（1771）。[55]儘管盧梭才智超羣，他的政改設計也沒有來得及讓波蘭避免被瓜分的命運。
波蘭被瓜分後，鼎力支持波蘭復國的恰好是新教的英國。但英國是為了讓波蘭完成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聯姻？未必。毋寧説，波蘭成為英國站在最佳的政治地緣位置干預歐洲事務的着力點。畢竟，自18世紀以來，英國積極拓展海外殖民地，與歐洲大陸的關係若即若離。通過在海外殖民形成聯邦式政治體之後，英國作為域外勢力介入歐洲爭霸就有了絕好的本錢。20世紀的第一次歐戰後期，美國一改“孤立主義”政策介入歐洲衝突，與英國的介入模式如出一轍，而且地緣政治位置更佳：英國免受歐陸國家的攻擊僅僅憑靠狹窄的海峽，美國則憑靠一個大洋。
第一次歐戰結束後，戰勝國英法美同盟主持的“和約”不僅讓波蘭復國，還高明地製造出一個極富自由民主色彩的但澤走廊，甚至讓名義上的戰勝國俄國也把18世紀所瓜分到的波蘭土地從肚子裏吐出來。這一結果隨即引發了波俄戰爭（1919），蘇維埃共和國並不認可與專制的沙俄帝國一刀兩斷。接下來的結果眾所周知：1939年，德國要抹去“欺人太甚”的但澤走廊，發動了史稱“入侵波蘭”的戰爭，於是，20世紀的第二次歐戰爆發。
波蘭問題起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均勢極為脆弱，拿破崙戰爭之後，“神聖同盟”建立的短暫均勢很快被民族主義國家興起的浪潮沖垮，波蘭仍然沒有復國的可能。由此看來，波蘭問題有如一根燙手的紅線，貫穿自16世紀以來的整個歐洲現代歷史。科耶夫撰寫報告書之時，波蘭成了蘇聯集團的附庸國，如今的我們則看到，1990年蘇聯瓦解後，波蘭成了北約的附庸國，讓美軍的導彈部署在自己的美麗森林，成了俄國導彈直接瞄準的目標。這與其説是“歐洲聯邦化”的偉大夢想正在實現，不如説是16世紀以來的歐洲民族國家階段還遠沒有結束。
波蘭問題是現代歐洲歷史的一面鏡子，我們的政治史學則值得看到，在20世紀的30年戰爭的第二階段，中國才成為歐洲式全球均勢中必須被考慮的結盟因素。我們應該問：被誰考慮？顯然是被歐洲式全球衝突中的大國考慮。換言之，中國僅僅是歐洲均勢格局中被大國考慮的因素，而非在均勢格局中自己掌握主動權，考慮全球均勢應該怎樣。
何謂“國際主義”
從這一政治史學的角度看，毛澤東在1936年寫下的“詠雪”詞的確具有扭轉乾坤的偉大氣魄。畢竟，這時的中國不僅正處於四分五裂的內戰狀態，而且還是歐洲式地緣政治衝突中被考慮的聯盟要素。
由此看來，列寧與第二國際理論家們的思想衝突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世界歷史不能不説，俄國革命的爆發為社會主義指明瞭方向，“完整意義上的中國革命，其實是從這時才真正開始的”。[56]
由於中共的歷史命運與“第三國際”同盟的複雜糾葛，我們的政治史學還不得不關注另一個同樣源於現代歐洲的結盟政治現象，即所謂的“國際主義”同盟。按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的看法：不可把現代歐洲式的國際主義與傳統基督教的普遍主義混為一談，因為“國際主義”是現代歐洲文明在自身形成過程中出現的特定運動，其起源恰恰是反羅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為了對抗大一統的天主教共同體，加爾文在日內瓦城邦打造出第一種新式的普遍聯盟觀念。在隨後的幾百年中，歐洲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國際主義，它們無不帶有加爾文式新教精神的一般特徵。[57]
加爾文治下的日內瓦
新教是羅馬天主教整合歐洲最終失敗的結果，拋棄羅馬天主教的大一統結構，也就拋棄了與中世紀歐洲的普遍制度和精神的連續性。宗教改革的要害在於，它不是致力於“改革現存的普遍精神制度，而是要創建一種競爭性的普遍主義”。由於新教僅僅在歐洲的部分政治單位獲得了成功，或者説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宗教，它必然成為一種持續的革命性精神，因為新教精神作為基督教精神仍然是一種普遍主義。
在觀念上，新的基督教繼承了舊基督教的普遍主義；在現實中，舊的教會制度已不復存在；因此，新基督教事實上被迫站在一種黨派性的立場上。此外，分裂並不是沿着各個領土社會的疆界發生的，而是在這些社會之中跨民族、跨社會階層發生的。結果是，西方人並沒有分裂為具有宗教革命性的民族和那些未受該運動觸動的民族，而是這場宗教運動瓦解了各個民族體，並導致內戰。因此，新基督教不僅要與舊的教會作戰，而且在民族內戰中也擺開了幾條戰線。（同上，頁129）
沃格林由此解釋了“自由主義”觀念在世界歷史中的出場，以及這種觀念為何首先體現為“捉拿君主”論。當一個國家的人民由於信奉被視為“真正的宗教”的新教而遭受壓迫時，君主是否有權力和責任代表新教實施干預？
就國家間的具體關係而言，當法國的加爾文教徒遭受本國舊教徒屠殺時，法國國王查理九世管制無力，英國和德意志的新教徒是否有權利和責任實施干預？對於新教徒來説，要證明干預的正當性很容易。於是，從新教運動中就“第一次出現了一種國際（an international）[干預]觀念”。憑靠這種觀念，一個新教國家有干預其他國家內部事務的義務和責任，只要這個新教國家有足夠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而且處於有利的地緣政治位置。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這種“國際義務”的歷史含義在於：它勾銷了歐洲式封建結構的各忠其主原則。“一個國家的臣民呼籲外國干涉來反對自己的民族國家政府”成了理直氣壯的事情，沃格林提到20世紀的“第五縱隊”現象，讓我們難免想起自1990年代以來，甚至我國智識人腦子裏也曾出現要求美國干預的現象。由此可見，新教的“國際主義”精神具有長盛不衰的歷史效力。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中的阿斯卡隆戰役
在沃格林看來，新教的國際主義聯盟是“顛倒過來的”十字軍東征概念：十字軍東征是在羅馬天主教領導下針對少數異端的行動，而現在則是少數異端能夠形成組織有序的全歐洲範圍內的反十字軍東征。不僅如此，這種新教的國際主義精神從此成為歐洲現代地緣政治的重要恆量。自16世紀以來，這種超越“民族國家界限”（national limits）的新教式國際主義精神給歐洲帶來無數次的歐洲動盪。每一次動盪之後獲得的穩定，都僅僅是暫時的，因為歐洲的政治局勢變得更為複雜，隨之出現新的國際主義訴求。接下來的結果是，各種普遍主義-國際主義或相互競爭或相互交織或相互衝突，催生了各種政治情感。
沃格林還看到，隨着歐洲式政治衝突的全球化，這種歐洲式的國際主義精神衝突也實現了全球化，“把非歐洲的各種力量也發動起來”。不僅如此，隨着歷史的演化，人們已經意識不到，這種惡果的源頭是什麼。
國際化的干預與反干預成為現代歐洲政治史中的一種模式，在沃格林看來，這種模式在歐洲歷史上剛好與三次大的均勢結構的嬗變吻合。第一次體現為“宗教改革的國際運動以及反宗教改革的國際反動”，其高潮是德意志30年戰爭和《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及隨後的一系列條約力圖實現的穩定期。第二次是“法國大革命及其反動”，國際干預主義體現為多次聯軍戰爭，直到拿破崙失敗，維也納會議試圖重建歐洲的和諧和穩定。
接下來是歐洲工業化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而工業化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結果是共產國際的出場。由於加入了新的因素，共產國際組織及其精神的“歐洲模式被嚴重模糊”。我們知道，中共為擺脱這種模糊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價：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並在突破湘江封鎖線時損失一半軍力。若非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台聯絡中斷，歷史後果斷難設想。
沃格林對世界歷史的歐洲式現代階段的深度觀察，有助於我們理解共產國際的性質：第二國際與德國的帝國式衝動相關，第三國際則與俄國的帝國式衝動相關。儘管馬克思主義給俄國的帝國衝動帶來社會主義因素，畢竟，俄國已經是老牌的歐洲式政治單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不接受第一次歐戰結束後的波蘭問題解決方案，以及斯大林對維持沙俄帝國在中國的利益所持有的強硬立場，都證明了這一點。
20世紀的30年戰爭結束後迅速出現的所謂“冷戰”格局，説到底仍然是16世紀以來的歐洲衝突 - 均勢變化的延續。因此，我們的政治史學必須面對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區分歐洲的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意味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體現為將歐洲地緣政治因素這顆毒瘤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出去，代之以中國文明的傳統精神，從而形塑新型的全球化社會主義文明觀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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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吳稼祥，《果殼中的帝國：洲級國家時代的中國戰略》，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2。
[55] 盧梭，《政治制度論》，劉小楓編，崇明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頁33 - 137。
[56]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53。
[57] 沃格林，《宗教與現代性的興起》，前揭，頁128。
【本稿基於劉小楓教授在北京大學法學院第一屆“法意”暑期班“帝國、革命與憲制”（2018年7月17日）的講課稿擴充而成，原刊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辦《觀察與交流》第192期（2019年2月10）。劉小楓教授解讀科耶夫《法國國是綱要》共三個部分，本稿僅為第一部分，感謝“古典學研究”公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