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西方靠戰爭掠奪舊中國,新中國得以趕超的基礎是抗美援朝
“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扭轉乾坤。這是1840年以來,西方大國第一次對侵略中國的選擇感到了畏懼;1949年4月還在中國長江裏上下游弋的西方軍艦再也不敢回來了,從此我們獲得了近70年的和平。”
在5月13日的《這就是中國》第十八期節目中,節目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講述中國從領導到落後再趕超的歷史過程,解釋這一過程背後的歷史邏輯。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演講部分,以饗讀者。

2017年的時候,我參加了在荷蘭舉辦的奈克薩斯辯論會。辯論開始的時候,主持人提出一個問題,他説拿破崙曾經講過這麼一句話,説權力背後總會有某種不安,今天這種不安是否變得更強烈了?似乎整個世界都充滿了某種不確定。
當時有一位反華的法國哲學家Levy,他第一個發言。他説特朗普上台以後,美國走向了孤立主義,整個西方的自由主義模式受到了挫折,以啓蒙運動為代表的歐洲自由主義傳統面臨來自中國、俄羅斯這些“反啓蒙”、“反自由”主義國家的挑戰。他説中國、俄羅斯這種專制主義模式乘勢走強,這給西方造成了許多的不安,西方世界要重振自由主義。
主持人就這個問題請我談談看法,我是這樣説的:西方這種權力的不安,問題是出在這個權力脱離人民。孔子講,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水就是人民,脱離人民就有覆舟的危險。

張維為教授在Nexus論壇 圖片來源:觀視頻截圖
當時十九大剛剛開過,我提到十九大的核心理念就是權力要永遠與人民在一起,以人民為中心,才能無往而不勝。實際上,今天的西方出現這麼多亂象,包括“黑天鵝”現象,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的政治權力嚴重脱離本國民眾,也嚴重脱離世界人民,我想這是問題的關鍵。
過去我多次講過一個觀點,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歷史上我們曾經領先西方,這個領先是有原因的;後來我們落後了,落後也就會有教訓;現在我們又趕上來了,甚至在不少領域超越西方了,那麼這種趕超也是有原因的。**我們今天趕超成功的原因,和歷史上我們領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種正向關係。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三個問題:第一,中國歷史上領先西方主要是什麼原因;第二,後來為什麼中國落伍了;第三,中國是如何趕上來的。當然這是我的一家之言,和大家一起探討。
先談第一個問題,過去2000多年,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應該説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科技等廣泛的領域內,幾乎是全面領先當時的歐洲。我認為,一切在於比較,沒有絕對的好,但是相對而言,歷史上的中國是相對先進的。就像今天我們也可以通過國際比較的方式衡量中國,確實中國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做得更成功,做得更好一些。當然,中國也可以做得更好。
古代的情況也是這樣,現在我們回頭看,我們當時也有很多問題,但總的來説比同時代的西方國家,或者其他地方的國家還是要好一些。
當時中國領先歐洲有那麼幾個主要原因,首先就是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民本傳統,也是我們古訓講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將人民看作是國家的基石,看作是人心向背的關鍵所在。把民生問題看得非常重,把民生解決的好壞,看作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事情。
管子就説過“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治國首先就要讓老百姓富裕起來。孔子也説“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不光要使老百姓富裕起來,而且使他們活得壽命長一些。中國本土的經濟學傳統也是“經世濟民”。
我們的先哲提出過很多民本、民富的具體政策。比方説孔子還有他的弟子一直主張輕徭薄賦,重視農業,重視民生。這些思想在17、18世紀傳到歐洲,給歐洲的經濟學家,給歐洲的朝廷帶來了震撼。當時法國有個大經濟學家叫魁奈,他極力主張學習中國的重農政策和土地政策,因為大家都是農業經濟。法國和奧地利的國王也模仿中國皇帝,在每年春耕的時候舉行親耕儀式。
中國的民本傳統除了富民,還有其他內容,比方説教民,孔子説的“有教無類”,通過教育“人人皆可成舜堯”。這些理念都是非常先進的。中國古代還有“常平倉”政策,通過國家儲備,防止“穀賤傷農”,因為谷價跌的時候,會傷害種穀農民;也要防止“谷貴傷民”,萬一谷價貴了,老百姓買不起。所以由政府進行採購,必要的時候拿出來出售。
後來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在推出所謂新政的時候,他的農業政策實際上就借鑑了一些宋朝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倉”做法。這些事實本身也説明,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實際上有不少樸素的社會主義元素。我想這為後來中國接受社會主義理念和制度,做了一些政治文化方面的鋪墊。那麼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中國古代政治當中有“天命觀”的理念,可以説“天命”是中國漫長曆史中國家權力的最高來源,它與歐洲歷史上的“君權神授”是不一樣的。“天命觀”實際上是對國家最高權力的一種監督和制約。在中國歷史概念中,“天”總是用來表示最為重要的意義,比方説“民以食為天”、“王者以民為天”、“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等等。換句話説,“天”指的不只是大自然的天,它實際上是包括了自然、民眾、社會、祖先、世間萬物的一種匯聚,代表最高的正義和權威。
統治者代表“天”去統治和保護民眾,但是**一旦統治者違背了天命,開始蹂躪百姓,“天命”會被召回,人民會揭竿而起來實現新的天命。所以歷史上我們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既是順天,又是應乎人。**這裏所説的“湯”,指的是商朝代替夏朝,距今三千五六百年了。西周代替商湯,兩次王朝更迭被稱為革命。
用今天的政治哲學來看,實際上“天命觀”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自己的“契約論”,也就是荀子引用孔子所説的話“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孟子説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這個意義上,“天命”實際上就是“民心向背”,就是對皇帝的警訓。有位中國學者曾經這樣描述,“天命觀”實際上就是一種“政績合法性”。“天命觀”的一個重要要素就是統治者並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但他可以通過德行,通過自己的政績來影響天的意願,當上天對一個統治者不滿的時候,它會通過自然災害等形式對這個皇帝發出警告。當一個皇帝的天命被廣泛地認為不復存在的時候,中國百姓可以揭竿而起。
這在古代歐洲是不可思議的,這種中國的“契約論”比法國思想家盧梭提出的“契約論”要早2000多年。盧梭在18世紀中葉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他認為政府和人民之間是一種契約關係,政府要認識“公意”、實踐“公意”。盧梭還提出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安排來落實這種契約。但是,在他去世之後,法國的政治一直非常動盪,動盪將近200年,最後才逐步穩定下來,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很大的話題。
與“天命論”平行的還有一些中國人的理念,比方“天下為公”的思想。中國先哲早在《禮記》中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認為天下是公眾的,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後來成為美好社會的一種政治理想,為中國社會所廣泛認同。這對中國曆代朝廷是一種激勵,也是一種道德制約。實際上,這些都是同時代的歐洲君主難以想象的事情。這是我講的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典型的例子就是科舉制度,科舉嚴格來説是從隋朝開始的,到宋朝的時候,科舉制度變得非常成熟,多數官員通過是科舉考試選拔的。相比當時的歐洲,大多數國家一直是絕對君主制,官員也是貴族世襲制。直到19世紀,歐洲才從中國借鑑了,或者説引進了科舉制度,形成自己的文官考試製度。這是我講的第三個原因。
第四個原因是,總體上古代中國的社會自由度普遍要高於歐洲古代社會。農業社會中,最主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中國土地在多數情況下是可以買賣的。中國是個小農社會,小農經濟為主,而歐洲是農奴社會,土地屬於農奴主,所以小農生活的自由度遠遠超過農奴。
至於知識界的自由度,我記得中國學者劉夢溪曾經這樣描述過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狂”,就是一種自由的概念。他説“狂”這個字在汗牛充棟的古代文本中是個常見詞。中國還有源遠流長的武俠文化、寫意繪畫、書法狂草等傳統,有儒家的聖人理想,也有佛教禪宗的頓悟超越,有道教崇尚自然。這種“狂”的程度和範圍在古代的歐洲文化中是罕見的。某種意義上,我覺得西方人天天嘴上喊着自由,可能正好證明了古代的歐洲人享受的自由太少了。
那麼歐洲後來靠什麼超越了中國?
首先是戰爭。從16世紀算起,歐洲在很長的時間裏都在打仗,從四五百個國家開始打到最後剩下二三十個國家。有人做過統計,從1500年到1799年,歐洲主要國家多數時間裏都捲入了大規模的戰爭,西班牙是81%的時間捲入,英國是53%的時間,法國是52%。

上圖為1490年歐洲版圖,下圖為1990年歐洲版圖。正是市場擴張的慾望導致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最終由500個政治體兼併為25-28個民族國家。圖片來源:Charles Tilly: 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990-1990 Cambridge:Basil Blackwell LTD,1990,pp. 41-43
但是壞事變“好”事,有些歐洲國家在本身付出巨大的生命財產代價之後,在死亡和破壞無以計數之後,一些國家的軍事實力發展起來了,然後它就開始到處攻打別人,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奪別人的財富和資源。後來他們打敗了中國,並強迫中國支付天價的賠償,為歐洲的發展注入了大量資金,而中國自己則陷入了一貧如洗的境地。西方的軍事崛起還帶來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現代國家的社會組織能力和科技實力提高了,那麼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原因是金融,從西方和東方貿易中一些發了財的西方人,比方説在威尼斯,這些商人就開始投資戰爭,發戰爭財。他們資助了歐洲內部的許多戰爭,這個傳統後來又在荷蘭、英國等國家得到延續。我記得美國學者彭慕蘭曾經這樣講過,他説英國工業革命的資源動力是棉花,而棉花來自於美洲奴隸主控制的農場。工業革命產品的主要市場是美洲和亞洲,而不是英國本身。
儘管古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是貨幣短缺與經濟發展矛盾一直沒有解決好,造成我們整個國家對進口白銀的依賴。16世紀,西班牙在美洲大規模開採白銀,而且向中國出口白銀,結果中國患上了“白銀依賴症”,也就是説中國的貨幣供應取決於外部世界提供的商品,白銀。現在回頭看,包括明朝李自成起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發不出薪水,缺乏貨幣,國際市場上的白銀供應量迅速減少。由於種種原因,比方説西班牙的貿易體系出了問題,過去一年之內有60多艘貨輪運着白銀到中國來,一下子減到一年只有6到7艘船的白銀,減少十倍,這就造成了貨幣供應的危機。清朝的覆滅也跟這個有關係,英國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在1870年左右開始由“銀本位”轉向“金本位”,所以銀在國際市場上的價錢一下子跌了很多。這些原因促使中國被歐洲超越。
這些情況也説明當時的中國朝廷缺少國際眼光,缺少處理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能力。儘管中國是發明紙幣的國家,但是到明清兩朝,中國還是沒有能夠解決好貨幣短缺和貨幣信用的問題,最後只能通過進口白銀來平衡。過去明朝也有皇帝嘗試過建立國家統一的財政制度和貨幣信用,但都沒有成功。後來到民國時期,我們發行過法幣也沒有真正成功。中國的貨幣自主實際上是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才確立起來的。
第三個原因,中國朝廷後來確實存在妄自尊大的心理,不思進取的心態,閉關鎖國的政策等等,我把這個叫做中國自己的“歷史終結論”。當時的中國認為中國是天下最牛的、最富裕的、最好的制度,別人都不可能超越我們。對於整個外界發生的變化,包括工業革命幾乎是麻木無知,整個國家自然也無法與時俱進,無法應對後來西方列強崛起所帶來的血與火的挑戰。
我記得許倬雲(歷史學者,台灣“中研院”院士)曾經這樣感嘆過,他説19世紀前半葉,這個世界已經有一個整合得相當好的全球經濟體系。國際貿易經過長途的海運,把商品比方説美洲的白銀運到中國,把中國的商品運到歐美。那麼在東方,當時英國已經在新加坡設立了據點,控制了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經過馬六甲海峽的航道。也就是説,當時這些事情都是歐洲的商人與政客天天討論的話題,但當時的中國人對這些情況完全不瞭解。這種無知,結果導致了在這樣一個浪潮中,中國幾乎面臨滅頂之災。
回望這段歷史,英國和其他歐洲主要國家以軍事和金融手段掠奪非洲、美洲、亞洲,用同樣的手段打敗了當時的中國。我們看今天這個世界,其實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世界的控制主要還是依賴這兩個手段:一個軍事,一個金融。美國在海外有大量的軍事基地,甚至唯恐天下不亂,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時常製造緊張局勢,包括戰爭。同時美國和西方國家還控制着對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體系。
那麼下面我想簡單談談中國是怎麼趕上來的,甚至在不少領域內後來居上。
首先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創造性地發展了自己源遠流長的民本主義傳統和選賢任能傳統,我們重新詮釋了“天命”的概念。毛澤東主席曾這樣説過,他直接把中國人民稱呼為中國共產黨的“上帝”,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力量的直接來源。在中國共產黨今天的政治詞彙中,人民的意願、認同和支持被看作是高於一切的。這是一種新的具有人民性的 “天命”,所以中國共產黨以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自己的使命和天職。

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大做了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 圖片來源:IC photo
第二個原因,我想是我們比較好地解決了剛才提到的“軍事”和“金融”這兩個關鍵問題。
在軍事方面,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扭轉乾坤。這是1840年以來,西方大國第一次對侵略中國的選擇感到了畏懼;1949年4月還在中國長江,在中國內河裏上下游弋的西方軍艦再也不敢回來了,從此我們獲得了近70年的和平。
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締造和培育了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我們過去的軍隊打不過西方國家,新中國徹底終結了西方大國可以隨意入侵中國的屈辱史,這使我們得以捍衞自己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和未來。
在金融方面,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們一舉確立了人民幣的國家貨幣地位,很快形成了統一的、獨立的國家財政體系。這無疑是500年來中國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環顧今天這個世界,可以説中國是世界上財政狀況最好的大國,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我們的人民幣正在穩健地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成為一種比較強勢的、具有高度信譽的貨幣。
當然,在金融問題上,我們還是要謹慎。我曾經和中國研究院的陳平老師,一個很好的經濟學家,在倫敦見過當時已經年過90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這也是霍布斯鮑姆生前會見的最後一批中國客人。
他跟我們的會見中講到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縱觀歷史,西方強國一個接一個走衰,他認為主要原因就是經濟金融化,就是玩錢生錢的遊戲玩得上癮了,難以改邪歸正了。當年的荷蘭是這個情況,後來的英國也是這個情況,今天的美國看來也是這個情況。我們今天反覆強調金融一定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是有深刻道理的。
另外一位很好的經濟學家史正富,他把金融分為兩塊,一塊叫做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一塊叫做為自我服務的金融。美國今天的麻煩困境就是,為自我服務的金融超過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這是美國面臨的一個非常嚴重的經濟問題。但是中國也要防止這種問題可能會產生的外溢及可能會帶來的破壞性。我們要汲取歷史教訓,防範金融危機,決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
那麼最後就是**中國汲取歷史上閉關鎖國的教訓,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向全世界開放,融入國際市場,參加國際競爭,在競爭中不斷地改進自己,發展自己,有選擇地借鑑別人的經驗,但絕不盲從。**整個國家因此而迅速崛起,給全世界帶來了震撼。我想中國的崛起已經改變了世界,並將繼續影響和改變整個世界未來格局及其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