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考古學視角下的“中國”誕生史
【文/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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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起中國人的情感一向是比較複雜的。我是誰、我們是怎麼來的、我們站在什麼位置、下一步該怎麼走……這是每個中國人都在思考的問題。尤其是近年有多部以中國命名的書籍問世，比如説許倬雲教授的《説中國》，葛兆光教授的《宅茲中國》和《何為中國》，還有我自己的這兩本書《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有的學者評價，這些書反映了我們國家和民族在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轉型期的一種整體焦慮，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個人的專攻就是——“中國是怎麼走過來的”，這是每個中國人都特別關注的問題，尤其是我們經歷了百年的陣痛之後。現在我們的大學設置基本上都是西方化的，我們的教育制度、各種理念，包括衣食住行等等都是深受西方影響的。但是作為中國人，都喜歡往前尋根問祖，這也是人類最基本的一個欲求，換言之，我們為什麼要考古、為什麼要研究歷史？我覺得沒必要做高大上的解答，首先就是要滿足人類的好奇心。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祖先在百八十年之前就已經進行過深入的、甚至痛苦的思考了。從民國開始以顧頡剛先生為首的疑古學派，從科學理性的角度，整體顛覆了2000年以來我們深信不疑的三皇五帝的中國歷史學話語系統。再往後，像胡適先生當時就説“東周以上無史”，整個中國歷史陷於虛無，這對於一個有着悠久傳統的族羣來説是一個劇痛。在這種情況下，考古學應運而生。因為傳統古典文獻中記載的東西不太可信，甚至有些要被徹底推翻和顛覆，那麼中國歷史的真實一面在哪兒？這也是上個世紀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時所面對的問題，他在史語所雜誌的發刊詞上説了這樣的話，“我們不是讀書的人， 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不是不讀書，而是除了讀書本上的書之外還要讀“地書”，要尋找中國歷史的真實面目。考古學從創立之初就不是所謂的“象牙塔”的學問，而是跟每個中國人都密切相關、要解答大家都非常關心的根本問題的一門大學科。
根據這門學科的特點，我把考古人的工作比喻為兩大職業：一個是偵探，我們是在現場利用蛛絲馬跡來企圖復原歷史的真實；第二個就是翻譯，我們通過解讀無字地書，把這些東西變成大家能讀懂的知識。為了找到破譯的語言，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在田野中探尋。在一段時間裏，我們的學科好像跟大家無關了，大家覺得考古學就是一門絕學，到現在我們覺得可以向大家來交代一下了：拿着納税人錢的這些人究竟幹了一些什麼，我們是怎樣來貢獻於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的。
許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大家知道，實證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學精神的兩大支柱，科學精神是當代學問的認知前提。由於有了科學精神，讓我們再看以前的歷史，我們會感到很痛苦，特別是我們近代的這一百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多災多難的一百年，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失去了以前的高度自尊自信。我們被打得清醒過來，清醒之後又頹廢，感覺自己處處不如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怎麼走？我們該怎麼定位？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民族主義不是一個貶義詞，是必須有的一種樸素的思想，我們要建構國族認同。但是作為一個學者，在追求史實復原和建構國族認同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這種關係，是百年以來中國學者糾結的地方，我們是否應該把我們的國族認同建構在真實的——相對真實的、破解歷史真實的基礎之上？結論見仁見智。
不知道有沒有同學聽過易中天先生的演講，非常富有煽動性。易中天先生編的《易中天中華史》，開宗明義地講中華歷史，一講就是從3700年開始，3700年以前基本上無從談起。有的人質疑易中天先生作為非純史學專業科班出身的學者，有沒有資格來編中國史。任何人，當然也包括各類學者，都有資格來編、來談、來寫自己眼中的中國史，這沒有問題，易中天先生當然更有這樣的資格。他的具體提法，比如説中華史只能到3700年，是實説還是胡説？作為一個考古學者，在這裏我要負責任地跟大家説，易中天先生是吸納了包括本人在內的考古學者關於中華文明史研究的成果。每個人看問題的角度都不同，他應該是從最狹義的政治實體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這裏有一個最大的衝突，就是我們傳統教育説中國文明是五千年的文明，他怎麼能一下砍去相當一大截呢？這不是“反動”嗎？該怎麼看這個問題呢？我們説易中天的説法並不矛盾，現在多元的思維是非常正常的，甚至這是我們這個社會進步的一大標誌。如果説狹義地看，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只能上溯到3700年那個時候，今天我主要就是給大家講這個問題。
上面的説法是對中國最狹義的解讀，它相當於説一個嬰兒呱呱墜地，一個人的生命史從嬰兒呱呱墜地開始，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你要説那個生命體應該可以上溯到胚胎成型，懷胎十月裏面胚胎成型，這個也沒有問題。你要説它可以上溯到精子和卵子碰撞的一剎那，也沒有問題。甚至你説再上溯，上溯到父方、母方戀愛，甚至父方、母方單獨一方的誕生，也是後來嬰兒誕生的前提，也沒有問題。但是把中國上溯到舊石器時代有意義嗎？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
我們所魂牽夢繞的中國，或者是一説起來就非常錯綜複雜的像地理的中國、政治的中國、文化的中國、古代的中國、現代的中國，究竟該怎麼看？其實考古學往往是不擅長解決動因問題的，我們首先是觀察到的是現象，即古代中國是怎麼出現的怎麼起源的。對於我們熟悉的廣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版圖，我更願意把它用地理的概念稱作“東亞大陸”，因為在我所闡述的3000到5000年前是沒有一個龐大的“國家”的。在東亞大陸板塊裏面，最初真正作為核心文化的一個實體，不管是叫廣域王權國家，還是叫國上之國，只是產生在被我們稱為中原的這樣一個狹小的地域範圍裏邊。最初的東亞大陸是滿天星斗，為什麼到最後只有中原這個地方崛起，後來奠定了中國誕生的基礎呢？我們有學者借用生態學“邊際效應”這個概念來解釋，我們從這裏引申出，在我的一本小書《最早的中國》裏邊曾有過一個小節的標題叫“雜交出高度文明”。我們看這個黃色的虛線，它被稱為“胡煥庸線”，即中國第一條人口密度的對比線，是我國著名的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來的（圖1），就是整個廣袤的國土可以以這條線為界，從大興安嶺一直到西南山脈，自古以來，中國東南地狹人稠、西北地廣人稀似乎早成事實。大家看這條線，最直觀的，線的東南是綠色的，西北是褐黃色的。由此分為兩大板塊，多雨的地區、乾旱的地區，季風區、寒流區，農耕區域、遊牧和畜牧的區域，稻作的區域、旱作的區域，此外還有考古學器物鼎、鬲的分佈區域等等，都是以這條線為界的。比如説鼎，三足鼎立的“鼎”，它的三足是實的，三個實足叫“鼎”。而三個空足像奶頭狀的那種烹煮器物，我們管它叫鬲，鬲的分佈板塊是西北地區，鼎的分佈板塊是東南地區。這條線的兩邊在新石器時代都有輝煌的文化，尤其是跟現在一樣，東部發達，我管它叫“東方先亮”，東方這邊先是社會複雜化了，但是到最後兩大板塊都沒有各自形成高度發達的文明，而是在他們的交匯地帶出現了最發達的王朝文明，大體上就是這樣一個脈絡。
圖1 中國人口密度對比線——胡煥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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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司馬遷的記載開始，三代王朝夏、商、周是華夏族的成丁禮，再之前是悠長的嬰兒和少年時期，從這個時候開始成熟起來，然後有了一個比較大的王朝國家。但是究竟是夏還是商，現在還有爭議，我們看這個表（圖2）就比較清楚。**我們一直以來就存在着歷史文獻學和考古學兩大話語系統，這兩大話語系統最初是邊界明顯的：一邊是歷史文獻上的伏羲、女媧、三皇五帝、夏商周王朝；一邊是考古學上的前仰韶、仰韶、龍山、二里頭、二里崗時代。這兩大話語系統的合流是在殷墟。為什麼是在殷墟？有一個絕對不可逾越的條件就是，當時有可以證明自己族屬和王朝歸屬的文字材料出現，這才可以把這兩大話語系統整合，以後的西周、東周、秦漢魏晉都可以證明，但在那之前沒有文字材料，沒有史證。在前殷墟時代，如果我們把考古學遺存跟它的族屬、王朝歸屬相對應的話，都只能是推論和假説。**就是因為它沒有直接性的文字材料，所以在大的歷史分期上，我們習慣於把它分成歷史時期（history）——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時期；原史時期（proto-history）——文字開始出現，但還不足以解決狹義的歷史問題；史前時期（pre-history），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脈絡。
圖2 史前、原史、歷史階段劃分與對應史料
考古人有個職業病，就是在探討問題時，首先要給出明確的時空框架。我們看對這個大的時間框架，是有不同的話語系統的，大家看（圖2）最左邊這些是考古學的話語系統，在前文字時代，恐怕這是具有比較大的確切性的。看右邊這個，大家知道這是國家級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框架，屬於歷史文獻學的話語系統。中間這個是我個人，或者是包括我個人在內的一部分學者這樣認為的，**就是偏保守的，**在甲骨文發現之前我們不清楚夏和商的具體考古遺存，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究，所以要打一個問號。
百年以來，學者們篳路藍縷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由於這些探究，中國的考古學才在世界範圍內佔有一席之地。我們國家在考古學誕生之初，就由本土學者主導考古工作，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十分罕見的。大家知道**無論是埃及還是兩河流域，包括印度，考古基本上是由歐美人主導的，他們強調所謂相對客觀的研究，而中國學者是研究自己的祖先，可以説是從學術上的尋根問祖。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個人的情感，把自己作為中國人的情感融進去。這當然有好處，這種骨血相通使得我們的甲骨文一旦進入民國大家的眼中，馬上就可以通過像《説文解字》這樣的橋樑，很快破譯成功，**而不至於像商博良破譯埃及羅塞塔石碑那樣，需要不同的文字在一起才能通過那個做橋樑來破譯，其中有些已是死文字，到現在完全破譯不了，比如説印度河流域出現的文字。但這種情結和情感就導致其融入到我們的研究裏邊，一方面我們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豐富的文獻，同時我們也把證經補史作為上個世紀下半葉中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研究目標，有大量的學者參與包括二里頭在內的夏和商遺址的發掘和研究，甚至展開論戰，這裏就不多説了。
剛才為大家展現的是一個大的考古學時空框架。從歷史學闡釋來講，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們正在逐漸放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這樣一些概念。比如像封建社會這樣的概念，完全是誤譯和誤用，完全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如果説中國有過封建時代的話，那麼它應該指的是秦漢帝國之前西周王朝“封邦建國”的那個時代，它是一種政治的分權化，而不是後來大一統的、郡縣制的、中央集權的東西。中國可能出現過奴隸，但是沒有什麼證據能證明當時存在過一個叫奴隸制的時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陳列”中，開宗明義就説我們已經放棄了這套話語系統，但是在該館對面的“復興之路”那個展覽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樣的説法還有，這實際上也是社會進步比較大的一個表現。我們傾向於用社會發展、用社會組織形態來劃分大的時代，邦國時代就是沒有中心的多元化時代，王國時代就是有中心的多元化時代。那個時候，比如説二里頭出現了，商王朝出現了，頂多是盟主，而不具有像後來帝國郡縣制那樣絕對的行政統馭權。等到了帝國時代，那就是一統、一體化，基本上是這樣三個大的階段。
要談中國問題，中國是不能自外於世界的，在古代也是這樣。我們借用日本學者的一張圖（圖3），目前我們國內還很少有人在全球文明史的視野中來考慮古代中國的問題。所以現在看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中國不光是在政治和經濟上，跟後三十年有比較大的變化，受社會思潮的影響，在學術界我們也有一段相對封閉的狀態。到現在為止，儘管我們改革開放也很長時間了，這個影響還不能説一點都沒有。如果我們放眼全球的話，日本學者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只把中國文明放到殷墟時期，或者再早一點，相當於鄭州商城二里崗這個時期，我們給它加上了二里頭，前面還有龍山，再往前還有大汶口、良渚、仰韶這樣的文化。五千年前是不是出現了國家這樣的政治實體，這還有待於探索；我們五千年的文明是不是出自於大範圍的人羣認同和悠久的文化傳統，都有待於進一步探索。可以做一個比較，像中國文明不是出現得很早，受沒受過外來的影響，這個話題在前三十年有些是不能談的。如果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都好説，我們是兄弟姐妹互相來往；如果是外來的，我們就得考慮一下，我們就有所忌憚。甚至前蘇聯學者寫的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書，也是被我們作為批判材料翻譯過來的。相比之下現在的學術環境是大大地好轉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特別注重中國文明在整個全球文明史範圍內，它究竟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我們最先翻譯的著名學者布魯斯·崔格爾的書是2003年的，這已經是十幾年以前的事情了，但對於中國讀者還是比較新的。我們看，他在測年上，比我們現在的最新成果已偏舊。所以中國學者是完全可以參與到全球文明史的建構裏邊去的，在這之前我們的工作做得遠遠不夠，因為我們要把漢語轉換為能進入英文世界的東西，此前張光直先生，大家知道做了大量的此類工作，現在我們還在繼續做。
圖3 公元前全球文明史的時空框架
實際上，**這張圖我想是可以表現我個人的古史觀或者是文明觀的，就是中國是不能做無限制的上溯的，**就跟剛才講的一樣，一個事物總是有其發生、發展、演變的歷史。我們説的國家這種社會複雜化的產物早就有了，在中國之前，從文獻中看就是“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就是大禹會諸侯那個時候已經有一萬個國家，當然這是虛數，那個時候就是萬邦林立、萬國林立這樣一種情形，我們把它稱為前中國時代。那個時候還沒有一個大禹出來治水，這只是象徵，但從那個時候開始有社會整合了。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面積跟現在的歐洲差不多，而當時的政治態勢跟現在的歐洲幾乎也是一樣的，那就是邦國林立，而不是説有一個大的政治實體。最初的時候，從東到西有多個區域性的文化或者是文明出現了。那個時候東亞各地居民特別愛玉，玉石加工特別發達，最初就是利用物理變化把玉石做成人工製品。後來青銅產生了，但青銅是怎麼來的還有爭議，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東亞大陸的青銅技術應該是引進的，是受外界影響出來的。青銅出來之後，就導致整個東亞大陸面貌的改變。大體上在距今四千年前後，有一個大的斷裂，從那兒開始，像二里頭、二里崗、殷墟文化就是所謂的夏商文化，這樣大的中原文明出現了。我現在是二里頭考古隊的隊長，二里頭這個遺址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它是整個東亞大陸人類羣團從多元走向一體，從滿天星斗變成月明星稀的這麼一個節點，而青銅在其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所以我們有一個概念就是China before China，如果説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的話，那在二里頭之前沒有哪一個政治實體可以稱為中國，因為基本上都是沒有突破具體地理的單元，比如一條河流、一個盆地，沒有突破這樣的框架。龍山時代就是這種狀態。如果分區的話，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比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兩河流域要大得多，考古學家稱之為東亞“大兩河流域”，就是這樣邦國林立的一個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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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個專攻方向是城市考古。中國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多災多難的民族，現在給大家的感覺都是無邑不城，到處都是城址。古城的城牆都有封閉式的堡壘，用於防禦，最初就是因地制宜。大家有來自江南水鄉的，我們看第一種城址類型水城，那就是長江流域，以環壕為主，城牆就是這種堆築的。在黃河流域、黃土地帶，大家知道直立的這種黃土特別發達，特別適合於版築，現在山東、河南這邊做蔬菜大棚，都是夾兩個板，然後把土放進去往上夯，這可以説是土城。再往北，我們看看河套一帶、內蒙古中南部那一帶，石頭特別多，就出現了石城，這些都是因地制宜的產物。這些紅點（圖4）畫的都是當時那些邦國的中心所在地。
圖4 史前時代東亞城址的三大系統
第一種城址類型以良渚文化為例，良渚位於現在的浙江省杭州一帶，比二里頭早，約公元前3300年到2300年以前，一個高度發達的政治實體發展起來了，用玉的文化和技術非常發達，這就是我説的前中國時代滿天星斗中最亮的羣星裏的一顆，良渚文化有專門的貴族墳山，裏面的玉器是非常精美的。（圖5）
圖5 良渚文化貴族的墳山和玉器
第二種城址類型以山西陶寺為例，黃土版築的城牆。這裏邊除了貴族大墓，就是陶器上的朱書文字，這也是最早的文字之一。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盛行，那個大磬，雖然打製比較粗糙，但是它表明當時已經有樂器這樣的東西了。這裏出土的彩繪龍盤也比較有代表性，龍跟中國文化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任何歷史悲喜劇都是上演在地理這個大舞台上的。山西可以説是一塊寶地，是許多文明的發源地，它處於“兩山夾兩河”的地理位置，在黃河以東、太行山以西，南邊有中條山擋着。（圖6）所以，其中很發達的東西走不出去。山西陶寺可謂“有大邑未成大國”，陶寺很大，也吸收了好多文化因素，但沒有像後來的中原王朝文明那樣，向外做大範圍的輻射。為什麼呢？我們再往後看就很清楚了，比如説在西周時期，晉文化是西周文化的典範，但是它再興盛也沒有走出山西。不過到了戰國時期三家分晉時，韓趙魏一旦分家之後，都把自己的都城從山西遷到了河南或河北，從而成就了戰國七雄的霸業。我們繼續往後看，北魏拓拔鮮卑少數民族是從東北起家的，先是把都城放在大同，但後來孝文帝改革，逼着這些貴族遷到了洛陽，隨後成就了統一北半個中國的霸業。這裏講個小插曲，我到山西去，給大家講最早的中國，但要是光誇河南，怕山西的朋友不高興，我就説我得有個開場白，得跟山西父老鄉親説清楚為什麼是這樣，但他們説“不要緊許老師，我們再給你加上兩個例子，李唐起兵於太原，在哪兒成就的盛唐霸業？閻錫山模範省長到底還是敵不過蔣公，是吧？”所以説，地理位置是太重要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一直在想，我們生活的土地，許多許多文明進程，包括現在、未來，都受制於這個地形大勢、地理空間，這有很重要的影響，甚至這就是我們的宿命，我們可以這樣看問題。
圖6 地理看山西：重要性與侷限性
第三種城址類型是石城，以神木石峁為例，在陝北離內蒙古沙漠地區很近的地方，幾乎是不毛之地，居然還有史前時期最大的城址出現，是用石頭砌成的。大家看這些人物的雕像（圖7）有點“非我族類”的感覺。神木石峁的發現有什麼重要地位呢？有些學者説它可能是黃帝的遺存，但是重要性並不在這裏。當然，黃帝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嗎？這也是個問題。黃帝號稱軒轅氏，最拿手的是“以師兵為營衞”，善用兵車，而車完全是外來的。**在青銅時代及之前，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之前，西北地區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等於説陝北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連接歐亞大陸內陸和中原地區的一個紐帶和橋樑，**這樣一看就明白了。
最後發展出來的是中原文明，那麼中原一開始就很“高大上”嗎？實際上不是，歷史文化都有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性，據考古學的觀察，最初還是“東方先亮”，就跟現在一樣，有比較大的文化上的差異。那麼中原與其説是一個地理的概念，不如説是一個人文的概念，一定得是文明碰撞、羣雄逐鹿，才有了中原文化大發展的際遇。
圖7 神木石峁（mǎo）遺址
美國著名漢學家吉德煒教授曾提出過“東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後來中原青銅時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這樣一個論斷。他對中國區域間的文化交流給予了極大關注，並敏鋭地注意到公元前3000年前東部沿海的文化因素開始浸入中國北部和西北部。就區域文化而言，我們是帶着情感來做學術上的尋根問祖的，全國各地的人，也都對自己所在的鄉土有一種自豪感。這樣就使得我們國內的優秀學者在論述幾千年文化發展的時候，都會盡量淡化各地歷史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一般説各地各有特色，相互交流、共同進步，這樣大家都能接受。相反，如果你説這個區域很先進，那個區域很落後，這會引起某些地方學者的不適，這一點非常有意思，他很自然地就把自己跟他的祖先聯繫在一起了。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看吉德煒教授，作為一個國外學者，他的有關分析非常高明和客觀。在前殷墟時代，我們可以説不清楚二里頭究竟是夏還是商，説不清夏商是怎麼回事，那是狹義史學範疇的問題。但是吉德煒教授通過對史前的、生活在東亞大陸人羣的研究，勾畫出了它們的文化特質，他把華東、華西劃分成兩大羣團。比如説，中西部地區，從彩陶一直到蘭州拉麪、山西刀削麪，都是用大碗來盛，甚至帶破碴的那種大碗，吃完麪再喝湯，一器多用，這樣的風格一直延續到現在。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東南沿海地區，做的東西注重稜角，像這種三足器，這些器物一定是先分頭做，然後組合起來的。吉德煒教授從器物的組合來推想當時人們思維的複雜化，推想當時的製作是需要有一定的組織與管理，從而可能會導致思維的複雜化，甚至這種合作會導致語言的複雜化。而這種思維和語言方面的複雜化，使得整個東部的中國人在最初的時候是走在前列的，然後大家逐鹿中原，到最後才導致一個更高的文明實體出現。
説到中國的飲食習慣，南北方的主食完全不同、生活習俗完全不同，但是後來由於文字和整個政治架構的因素，被融合在了一起，這其中也有不少問題有待於探究。
考古學者觀察到的現象是，在所謂的夏王朝初期，還是一片逐鹿中原的景象。夏王朝一般認為始於公元前21世紀，夏商周斷代工程給的年表是公元前2070年，這是一個大致的數據。但是在此前的幾百年，一直到所謂的夏王朝早期，各地的文化勢力紛紛向中原地區滲透。從二里頭出土的東西我們就能看出，有來自山西的、來自湖北的、來自山東的……大家都到這個地方來逐鹿中原，究竟是為了什麼呢？這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究。但至少是在現象上，我們能看出來，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現一個能被稱為王朝的強大的中心。打了幾百年，到最後在二里頭崛起的前夜，我們看到這些城址林立的小國，他們相隔也就是三十多公里，相當於我們內地的縣城與縣城之間的距離。無論在山東還是在河南，這些人口相對密集的城址，對資源的利用還是各自為政，甚至還處於相互對立的狀態，我們還看不到明確的王朝氣象。到二里頭文化之前，一個更大的聚落崛起了，這就是新砦大邑，我們感覺有點社會整合的態勢。這樣一來，跟歷史文獻相關聯，如果做文獻本位的考慮話，那麼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也就是耶穌誕辰前兩千年——按理説耶穌誕辰跟我們中國人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恰恰在他誕辰前兩千年左右那個時候，我們華夏民族的成丁禮夏王朝出現了，而我們在考古上還沒有看到所謂的“王朝氣象”，這説明什麼呢？説明我們對文獻要做進一步的審慎研究，因為那些文獻都是夏王朝滅亡一千年之後，戰國到漢代人的追憶。如果我們的後代認為我們比他們更熟悉離我們一千年的宋代的話，我們會同意嗎？除非我們有考古新發現，否則就沒法比我們的後代更瞭解宋代，基本上也是差一千年，就是這樣一個概念。（圖8）
圖8 公元前2000年：一個頗具興味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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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從學理上來説，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在考古學上搞不清楚究竟什麼是夏、什麼是商了。請大家看看二里頭、偃師商城、鄭州商城、洹北商城和安陽殷墟，大家耳熟能詳的這麼多重要都邑，究竟屬於哪個王朝的哪座都邑，幾乎每一處都有兩種及以上的可能性。但是到了商代的武丁到帝辛，就是商紂王那個時候的都城殷墟就能夠説定落實，因為甲骨文出現了。我們管這之前的歷史叫Pro-tohistory（原史）。“原史”這個詞是日文詞，我們漢語中有不少都是日文詞，比如説“哲學”、“幹部”、“科學”等等全是日文詞，非常精煉、準確、好用，“原史”這個詞本來也挺好，但是由於它跟我們原始社會的“原始”在發音上是一致的，這就導致不太好用，但是我覺得這個詞還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考古學上觀察到的這些現象，雖然説不清楚是商還是夏，但是我們中國文明是禮樂文明，這是相當清楚的。**青銅時代來臨後，我們並沒有把青銅做成農具來改善我們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沒有像三星堆那樣，把它做成祭祀巫鬼或用於巫術、祭神的那樣的東西，而把它做成青銅禮器，用來祭祀祖先，這就屬於政治立國，這樣一套器具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物件。那麼它是怎麼來的？我們可以一直往上推。因為考古人是偵探嘛，就靠這些蛛絲馬跡，來做獨立於文獻的探究。如果僅憑文獻，別説三千年前，就是三十年前的事我們也説不太清楚。所以，我們對文獻不能盡信。在中國這個最早的大的青銅禮器羣——二里頭禮器羣出現之前，我們只發現了一些零星的複合範銅鑄件。這一點對中國青銅文明而言太重要了，也是很難得的。“模範”這個詞在中國很流行，所謂“模範”本義就是內模外範，這在青銅鑄造技術中是一個最重要的術語。德國著名漢學家雷德侯教授的《萬物》一書，就是從模件和它的規模化生產，引申出中國人的行為方式甚至思維方式，像漢字的偏旁部首，也就那麼幾個，卻讓中國人出神入化地造出了那麼豐富的漢字。青銅鑄造也是如此，我們現在把“模範”作為中國的一個表徵是非常形象的，本來外邊的青銅冶鑄技術被我們吸收來的時候是非常簡單的，但是一旦到了我們這兒，就會被我們幾千年模製陶器的傳統所融納。大家知道我們好多陶器都是模製的，在青銅技術引進來之前，做陶器就是用模具來做。這種源遠流長的模製傳統，跟外來的青銅技術相結合，銅水往模具中澆築，這麼大的一個鼎就出來了，這是一個極大的創新。中國人要麼“山寨”、要麼創新，有些工藝不一定是我們原創的，但是一旦到我們這兒來加以改良提升，我們製造出的產品就屹立於整個世界青銅文明之林了。（圖9）
圖9 青銅禮器的出現與中原社會的轉型
説到二里頭文化，我作為二里頭考古隊的隊長，有點“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但之所以要濃墨重彩地向大家推介二里頭也是有原因的。二里頭所在的洛陽盆地，地處中原腹地（圖10），就是在黃土高原和華北華中大平原的交匯地帶，就是這麼一個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在兩千多年間有一千五百年以上、13個王朝在這兒建都，這在整個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
圖10 二里頭遺址地理位置
二里頭所在的地方，北依邙山、南鄰古伊洛河。而“生於蘇杭、葬於北邙”，這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所以如果説在中國各地，文物破壞非常嚴重，幾乎是十墓九空的話，那麼在洛陽則是十墓十空。究其原因，一個是這個地方古代墓葬特別多、規格又特別高，樹大招風；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裏出現了一種先進的工具，就是大家知道的洛陽鏟。洛陽鏟是盜墓賊的發明，就是我們聰明的洛陽人發明的，但是它到現在還為我所用，用於我們對古代文明的探究。不誇張地説，到目前為止，全球範圍內還沒有任何一種高精尖的儀器設備可以取代這個簡單的洛陽鏟，這就是它的神奇之處，特別適用於我們的黃土地帶。而看照片，現在我們質樸的二里頭村民已經不知道三千多年以前地下的輝煌了，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文明的斷裂，我們考古學者作為翻譯，就有義務來接續我們的文化記憶。
在二里頭進行考古發掘的同時，我們還對洛陽盆地進行了大面積的、地毯式、覆蓋式的探查，通過多年的工作，我們勾畫出了一個這個區域發展的大致的脈絡。大家知道，在前仰韶時代就是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這個時候，可謂地廣人稀，你都很難從中找到那些聚落點；到了仰韶時代，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人口大膨脹，農業非常發達；到了龍山時代，就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這一千多年也是持續興旺。但是一直就沒有發現像二里頭這樣超大型的聚落出來，當時就是沒有一個金字塔的塔尖，而這到了二里頭大型都邑登場，就是一個文明史上的質變。從衞星影像顯現的二里頭遺址（圖11）可以看出，北邊是現在的洛河，南邊顏色偏深的是伊洛河故道，水之北、山之南為陽，這裏應該是最早的洛陽。
圖11 二里頭遺址衞星影像
二里頭就位於當時古伊洛河的北邊，現存面積三百萬平方米。那麼我們工作這麼些年了，發掘了多少呢？有人説考古人就是磨洋工，在一個建築工地上曾有一幅標語很有意思，寫的是“大幹快上，把考古人耽誤的時間奪回來”，因為我們的工作肯定不如推土機快嘛。看考古人拿着刷子、鏟子，刷過來鏟過去的，但是沒有這樣的精耕細作，就根本沒有我們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深入認識。**從1959年發現遺址到現在，二里頭考古隊的第一任老隊長已經88歲了，一直到我作為現任隊長，幾代人過去了，我們發掘、揭露了多少面積？三百萬平方米只揭露了四萬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點。**大家想一想，這就是愚公移山，“子子孫孫，無窮匱也”，一代一代就要這麼幹下去。好在我們相信我們的後代比我們要聰明，應該可持續發展，給他們留下更多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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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簡單地用幾句話來概述二里頭的中國之最，就是這樣一些遺存的發現都是突破性的，再往前這些東西沒有了，二里頭重要就重要在這兒，我一一地跟大家説一説。在這裏，我們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和車轍，發現了“井”字形大道。道路是城市的骨架，沒有道路，城市無從談起。在這個“井”字形大道上面我們發現了最早的車轍，大家知道車在人類文明史上太重要了，別看我們早就會平着放輪盤，用快輪或慢輪製陶，但是把這個圓盤豎起來，帶上一個軸，然後用人力或者畜力拉起來，這個還不是中國人的發明，是在二里頭時期最早引進的。馬車要比這個更晚，要到殷墟時期，二里頭時期的中原連馴養的家馬都還沒有，但是我們的西北方向，河湟地區據説已經有了。在這裏，我們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四合院式的宮殿建築羣。大家知道，中軸線對中國人太重要了，坐北朝南、封閉式結構、土木建築、中軸對稱……這樣一些建築原則甚至是禮制、政治原則，一直為後代中國所承繼。這些東西，從建中立極到中庸，甚至河南話的“中不中？中！”，這就是“中”文化，是原典文化。春秋戰國時期或者更早，就被寫進了典籍裏邊去，然後我們通過閲讀耳濡目染，融入每個中國人的骨血裏邊，自古就有了這樣一套原則。
我們在二里頭不光發現了大的四合院，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多進院落的宮殿建築羣，按説這種建築結構本來是比較複雜的，但是它比四合院還早。中國古代建築是土木建築，所以我們很難保存下來像巴特農神廟和埃及金字塔那樣的石頭建築。土木建築堆不高，到了戰國時期的台基已經堆得很高了，但頂多也就是堆十幾米。這樣一來，用什麼方式來顯現類似於巴特農神廟那種帶有紀念碑性質的東西呢？由於中國的土木建築堆不高，我們就向縱深發展，“庭院深深深幾許”，注重多進院落，大家説單進的四合院就是小門小户，三進的和五進的恐怕就得是貴族和王爺一級的居所了。中國最大的四合院在紫禁城，靠這個來彰顯等級和地位。脱光衣服後，人都是一樣的，但是要顯現出他是“人上人”，酋長們就得先弄個羽毛，再用什麼東西裝飾一下，最初的人們就是靠這些東西來做等級、地位的劃分，後來越來越複雜。這樣的大型禮儀建築在二里頭被發現了，再往前則沒有，所以二里頭的重要性就在於此。在這裏，我們發現了中國最早的紫禁城。明清紫禁城有七十多萬平方米，那麼那個時候呢？我們在二里頭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宮城，十萬平方米出頭，就是紫禁城面積的七分之一，可這是在三千多年以前啊。發現這個宮城的時候，本人正好40歲生日。40歲那年，正好是2003年，大家知道對中國人來説有個重大的事件就是突如其來的“非典”，一個是重大考古發現，一個是突發的重大事件“非典”，考古人也和全國人民一道，遭遇到了重大疫情的考驗，伴隨着這樣重要的考古發現，構成了本人40歲生日的心路歷程。
我經常説，本人在中國考古界是做“不動產”的。總會有人問：“許老師，你最重要的發現一定是綠松石龍吧？”有不少朋友都知道，綠松石龍是在我們手裏被發掘出來的。但我回答説：不是，我是做‘不動產’的。比如説四合院啊、宮城啊，包括道路網絡系統、建築結構佈局等等，我主要是做這方面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所以中國最早的宮城的發現才是我最看重的。**聚落形態這種東西太重要了，比那些值錢的文物還重要。因為做歷史研究必須得把那些具體的物放在一個大的背景裏邊去，才有它的意義。****與其説考古學是研究物的（考古學肯定是研究物的），不如説考古學是研究物背後的背景和相互關係的。**這實際上也是盜墓、文物收藏和考古之間的重大差別。
我們在二里頭還發現了跟祭祀有關的巨型坑，這很有可能就是國家級的祭祀場。裏面都是小豬的骨架，看得出這些豬在比較小的時候就統一被殺掉了，甚至頭部的方向和姿勢都有一定之規。這要一點點探究，在宮殿區這裏，我們還發現了許多重要的東西，其中包括被譽為超級國寶的綠松石龍（圖12）。它是用兩千多片細小的綠松石片做成的，每一片就是幾毫米大小，厚度也就是一毫米。這麼多綠松石片一點點粘嵌在皮革或者木頭等有機質上，有機質徹底腐爛後，只剩下這些東西了。這些綠松石片如果説有個銅托兒還好辦，誰都挖不壞，但假如我們有同學到現場去實習，老師和領隊都暫時沒在身邊，他一看這個綠松石片，見一片摳一片，非常興奮，摳完之後，老師回來了，他説：“老師你看，兩千多片綠松石片都在。”“那龍呢？”老師就會目瞪口呆，這就是考古，這就是背景關係的重要性。它是在貴族墓的墓主人身上出土的，從肩部到胯部七十公分長，它的上邊是一個銅鈴，還帶有青銅器的青鏽，但當時使用時應該是金黃色的。金黃色的銅鈴“叮噹”作響，再加上一條碧玉的龍，龍牌或者龍杖，這人是什麼身份呢？還埋在宮殿區的院子裏邊。這引人遐想。有人説這人是祭司，有人説是巫師，還有人説是王室成員，具體身份則是考古學暫時沒法揭示出來的。
圖12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龍形器
我們在這裏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圍垣作坊區。此前我們的前輩早就發現了鑄銅作坊，後來我們又發現了中國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這裏就是中國最早的國家高科技產業基地，相當於西昌衞星發射中心。當時宮城的區域可能還只是用柵欄圍的時候，這裏就已經用夯土牆圍起來了，並且肯定還有重兵把守。大家都知道三星堆、江西新幹大墓出土的那些東西，那是殷墟時期前後的，那個時候中原青銅冶鑄技術已經泄密，但是在二里頭和此後的二里崗時期，就是鄭州商城的那個時期，二里頭和鄭州商城以外，絕對不允許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地方能夠或敢於鑄造青銅禮器，這就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就是青銅禮器這套東西；戎，就是絕對的打擊能力。這也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些就代表了當時“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這些東西使得二里頭發達起來了，現在看來，這“立國之本”在古代和現代都是一樣的。以前是祭祀，現在是開會，都是提高凝聚力。所以就是這樣一套與禮制相關的東西已經開始出來了，大家看在此前是相對平等的社會，還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這些研究成果，到最後就凝聚在本人主編的一套《二里頭（1999—2006）》報告裏邊了。這部大型報告，有四百多萬字，五大本，一般同學恐怕買不起，兩千塊錢一套。但是印刷一千多套全球發行，海內外研究中國考古學的人士就夠了，根本就不用再重印了，可見屬於“陽春白雪”。所以大家問許老師：你説你們是翻譯，把無字地書翻譯成我們能看得懂的，但你翻譯半天還是天書，我們還是看不懂。可以把這類考古報告形容為文言文，一般沒有文學基礎的還是讀不懂，所以得繼續轉化為白話文。我的小書《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就是考古人給大家寫的白話文，讀圖的時代，“無圖無真相”，那是一本花費三四十塊錢就能買得起的，相當於吃一頓肯德基、麥當勞的錢，是能讓人看得進去的書，所以我覺得，這個也算是考古人的一點貢獻。
這套考古報告可以彰顯現代理唸的就是，有各個學科的60多位作者參與其中。我個人作為考古人，一開始覺得本人本科、碩士、博士統統都是考古學畢業，以前還挺得意的，現在一看就有點自慚形穢了，因為知識面太窄了。如果懂農業又懂考古，那麼你就是農業考古學家；你既懂音樂又懂考古，你就是音樂考古學家。在目前多學科相互碰撞和滲透的形勢下，一定要打牢基礎，所以我就一直給那些想學考古的圈外朋友鼓氣兒説，你學任何東西到最後都有利於考古學的學習和研究，因為考古學是一門本原性的學科，它能給任何學科提供給養和靈感。任何學科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話，都可以追溯到前文字時代，也就進入我們的領域了，所以説你學什麼東西都有利於考古學。當然，考古學要能學好了，也可以做通才。有非常優秀的計算機方面的人才甚至商人就是我們考古專業畢業的，著名作家張承志先生，也是考古專業畢業的，否則根本寫不出“彩陶流成河”這樣的句子來。科技給考古插上了翅膀，這些手段使得我們以前完全沒辦法探知的一些信息顯示出來。以前我80年代在山東大學當教師的時候，受訓於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培訓班，那是經歷的最高精尖的培訓，就是懂得了探方工作區裏的遺物除了土什麼都要，不光是人工遺物，人工遺物肯定要收，即使石頭很有可能是礫石，很有可能是石料，你得讓老師看看，不能隨便扔了，除了土什麼都要。但是現在，我們從土裏可以得到多少東西呢？孢子花粉、可以知道當時的氣候、植被，還有我們的先人吃的糧食，用浮選法當然能浮選出狗尾巴草等野生植物，但還有小米、小麥、大豆、大米，這些旱作稻作植物都出來了，這些東西就完全改變了我們以前的知識面，所以説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收穫。
我們看，這個時代整個革命性的變化在於，如果説以前社會分化還不是那麼厲害，頂多用玉器和精緻陶器來作為身份的象徵，現在青銅禮器一出現，整個禮樂制度這套體系就奠定起來了。有人説，二里頭出來點什麼東西可能都是中國之最，比如這個青銅鼎，也就這麼大，不到二十公分高，紋飾簡單，卻是“中國第一青銅鼎”，沒有這個鼎，也就沒有三四百年之後司母戊大方鼎的輝煌和厚重，它是這麼一步步發展而來的。這個鉞（圖13）看着不起眼，斧鉞鈎叉的鉞，但它是“中國第一青銅鉞”。説起來非常遺憾，大家説好多好東西都不是考古人親手挖出來的，都是農民挖出來的，很遺憾，這一件也是。我記得很清楚，2000年我們正在遺址上鑽探，晚上一個老農過來，用破報紙包了兩張破銅片子。因為以前大家民風純樸，文革及以前有好東西都送過來，現在都知道“香爐”比較值錢，香爐就是銅鼎，都比較值錢，都往外賣了。但是這個老農説：“隊長，就是兩件破銅片，你看有沒有用。”我一看，眼睛一亮：中國最早的青銅鉞出土了！但是我們沒有文物收購的權力。我就問他是什麼情況下得到的，他説是幫人蓋房子挑槽子，從土裏邊刨出來的。第二天覺得能賣幾個錢，又回去撿，居然還在那兒放着。然後看看是不是銅，就開始砸，把青銅的鏽都砸掉了。等到收廢品的來了，人家説這也就是值五六塊錢吧。他説五六塊錢都不夠買條煙錢，那意思是送考古隊來，給我的獎勵肯定要比煙錢高吧。當時我心裏就有數了，獎勵了三十塊錢，老農很高興地就走了。第二天我就趕緊讓他帶着到出土的地方去，詳細記錄，讓我的助手坐軟卧到西安，用意大利的X光機把這個東西拍了一下，最後發表出來。好多重要的東西都是這樣出土的，二里頭就是這樣，出點什麼東西可能都是中國之最。
圖13 禮儀用器的制度化
我們看這些玉質的禮器、陶質的禮器，這些東西也發掘出來了。從玉石時代進入青銅時代的過程中，製作玉石器是利用物理的變化，精雕細琢、緩慢優雅，到了青銅時代就是利用化學的瞬間成型，從這些東西推測，二里頭正好是“金聲玉振”的一個節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酒文化特別興盛，喝酒用的酒杯，也就是“爵”，和象徵着生殺予奪大權的這種“鉞”結合在一起，就是祀戎並重這種情形。我們看中國最早的近戰兵器羣（圖14），等於在這一方面二里頭走在各個族羣的前列。箭頭肯定不是近戰兵器，但是箭頭是屬於不可回收的兵器，箭頭的生產表明青銅生產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我們看中國最早的“金鑲玉”製品——嵌綠松石銅牌飾，金就是青銅，青銅的底託、青銅牌上面粘嵌着綠松石，我們跟搞玉石工藝學的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教授合作，研究玉石器的切磋琢磨，這也是學問上的切磋琢磨。
圖14 中國最早的近戰兵器羣
接下來展示一下河西走廊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青銅器，還有新疆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圖15），它們跟二里頭同時或者比二里頭還要早一點，很有可能是作為二里頭前身的青銅器，都是用來做裝飾品和日常用品的。但是這些青銅技術一旦到了中原，中原人就把這些技術用在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禮容器、酒禮器上面來，從而形成“吃喝文化”，到現在我們的文化還可以説是吃吃喝喝的文化。據説有一位美國女博士是搞人類學的，對於上古時期的“誇富宴”，也就是誇耀富裕的宴席怎麼也搞不清楚，等她到了中國來，吃了兩頓北方農村的大宴席以後，幾十桌的那種排場，她明白了什麼是“誇富宴”，因為在美國根本看不到這樣的景象。
這樣一來，**二里頭這個中心一旦出來之後，我們看，從北邊內蒙古敖漢旗那一帶，長城以北都有二里頭式的器物（圖15），整個黃河上、中、下游，包括三星堆都受到二里頭的影響，**三星堆青銅文明高度發達，已經到了殷墟時期，跟二里頭比還是相對很晚的。在各地出土的跟二里頭很相近的東西，模仿品，説明二里頭的擴散應該不是強力的軍事推進，而是各地的酋長、首長或者是人民選擇性地接受二里頭元素的產物，就是以它為高、為大、為上，導致文明向外擴散。
圖15 二里頭文化青銅器和西北、新疆青銅器的比較
就像現在的西服，肯德基和麥當勞，是一種流行品。甚至前些年藏區牧民居然還戴着嵌着紅五星的紅軍帽，都是“禮失而求諸野”，在六七十年代，那個時候就是最時髦的。儘管二里頭在三千多年以前，當時還沒有這樣大的國家實體，但是它已經奠定了中國的雛形。玉石牙璋的輻射範圍已經到了越南北部，跟《禹貢》九州的大致範圍以及秦漢帝國統一疆域的範圍大致相當。除了四大邊疆之外，內地十八省適合農耕的區域，二里頭那個時期的影響力已經基本上達到了，這樣到後來才一點一點地奠定了中國的基礎。那個時候的交通以水路為主，整個向四圍輻射，張光直先生認為對青銅原料的獲取很有可能是中原王朝向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動力，因為那是關係到國家命脈的。
在鄭州商城時期，已能鑄造大銅方鼎，方形器要比圓形器規格高一大截，前面説的模範中國、內模外範，都用於製造這類禮器。這套東西是顯現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禮樂用品，後來都大量地出現。我們剛才説的“爵”，就是一千多年來一直沿用的一種酒器，現在都被畫在門神上，此外還有“爵位”的説法，封官加“爵”，像這樣的東西都是浸潤於中國人的骨血裏邊的，還有許多細節需要探究。如果古代有九鼎的話，也應該是大方鼎，而不該像現在的網絡遊戲或者是多寶格里邊想象中的鼎，那是國家命脈所在，所以我説從早到晚，古今一理。這種青銅重器是跟權力、政治和馭人之術相關聯的。上世紀四十年代，國民黨河南省政府想把司母戊大方鼎送給蔣介石做生日賀禮，蔣沒敢接，因為這份禮太重了，這是國家重器。但是臨去台灣之前，他還是捨不得，到了當時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看了一眼，臨走的時候還想帶走，又因為太重了不好帶，八百多公斤，整個船裝起來挺麻煩的。但是大量的藝術品目前還在台北故宮裏存放着，他還是有傳統的思想，就是想着國家命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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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探究中國文明的形成和國家的形成，有很多細節看不清楚，國家和文明不是一道門檻，而是一個過程，但是長程地看，前國家時代和國家文明還是涇渭分明的。這種向心、開放的聚落形態是屬於原始民主制的，這樣的模式跟這種封閉性、獨佔性、秩序性的聚落形態形成鮮明對比。不少著名學者在他們的書裏都説，“不讓看”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賬本不讓看、地圖不讓看、紫禁城不讓看，它是封閉性的、獨佔性的，它很難形成廣場上紀念碑式的東西，這些都是一脈相承的。大家看從二里頭開始，整個大四合院的建築、多進院落宮室建築羣一直到明清紫禁城，這是一脈相承發展下來的。如果説前幾千年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是偏於緩慢發展的，那麼從青銅進入中原以來的這一千年，從小的城址，一直到二里頭、鄭州商城、殷墟這樣的大都邑，呈幾何級的龐大發展。如果要形象地描述一下，就是金字塔的層級越來越多，金字塔塔尖越來越高，而這些青銅禮器都是在大的都邑里邊出來的。所以，如果現在觀察中國中西部農村，跟兩千年以前，就是戰國到漢代鐵犁鏵發明之後的農民生活，幾乎是一樣的，但我們不能説中國沒有進步，還是要看都邑，看金字塔的塔尖。
本人近年的幾本小書，先是《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最近還有《何以中國》（彩圖版）、《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把整個兩千年中國都城史給大家串了一遍。
前面敍述的是中國是怎麼發展過來的，最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早期的中國是土生土長的嗎？**我們的回答是，早期的中國既不是土生土長的，也不是完全外來的，而是建立在海納百川吸收外來因素，到了當地又經過本土化吸納、創造的基礎之上的。**把文明如果形容成流水的話，不如形容成病毒，如果大家覺得病毒不好聽的話，就形容成細胞或者是基因，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在複製的同時產生變異，可能變得完全不同，中國文明恰恰就是這麼出來的。如果看一下全球更早的文明，就能意識到，早在一兩千年之前，整個地中海東岸地區、中亞地區就有了比較發達的青銅文化，現在看來沒有什麼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礙。大家想一想，分子人類學已經證明了，連我們的遠祖舊石器時代的人都是從非洲一點點地走過來，文化漸進發展過來的，只要以時間換空間，沒有什麼是不可逾越的。何況在青銅時代，甚至都已經有了馬車，在歐亞大陸上進行交流就更加通暢了。所以，下一步我們還要探究冶銅術，**全球史探究方興未艾，但是到了中國這個地方，由於西方學者研究吸納我們的成果還有一定的時間差，所以還相對薄弱，這就意味着我們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可以進一步為全球文明史的編纂做出貢獻。**我們如果放開眼界，就會發現以青銅冶鑄為代表的一些外來的因素有東漸的趨勢，很明顯，這種交流和傳遞是一波一波的。我的下一本小書就想以“東亞青銅潮”為主題，以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為主線，從全球文明史的視角，來寫這個宏闊的態勢，探究中國是怎麼誕生的。有種叫塞伊瑪-圖爾賓諾的文化現象在中亞地區最初出現年代比較早，可能對西北的齊家文化，甚至二里頭文化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所以説那個時候我們不是封閉的，我們的青銅文明的發生大量吸收了外來的文化因素。
除了青銅之外，從龍山到殷墟的千年之內，小麥、綿羊、黃牛、馬、車，以及用動物骨頭占卜的習俗、大規模殺殉這樣的文化現象，帶墓道的大墓，甚至甲骨文等等，我們還都沒有找到源於中原的本土基礎，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究。語言和文字也是這樣，文字就更是個問題，文字是否一定要通過幾千年的積累才能成型？契丹文字和日本文字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吸收外來的刺激和影響後產生，這是非常複雜的機制，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究。甚至像二里頭這樣管控、駕馭大範圍人類羣團的政治模式，究竟是我們從無到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明，還是受到了外邊的影響和刺激才形成的，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究。比如説兵馬俑，古代中國人的解剖學常識是非常差的，兵馬俑那樣的非常逼真的東西是純本土的嗎？甚至我們現在也有同仁在研究，像秦漢帝國這樣大的帝國統治方式是不是我們自己的發明。要知道，在它二三百年之前，波斯帝國已經形成了，非常有意思。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懂考古，已經搞不好考古了，只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了。是不是這樣的道理？諸位年輕人外語非常好，一定要開闊眼界，在全球文明史的層面來看我們中華文明的形成。今後一定要從這樣大的視野來做整合研究。
我們現在得出來的結論是，東亞大陸幾個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文明都不早於公元前1700年。“東亞青銅潮”有西風東漸這樣一個過程，青銅文明從中原地區再往東，到了山東偏西的地方，還沒到膠東半島，已經是公元前1400年的二里崗晚期了，相當於商代中期前後。青銅到了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時候，已經是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了。在日本，青銅是跟鐵器一起傳進去的，我們看這個態勢是非常清楚的，中國是其中的一個鏈條。從自然地理上看，中國像個大盆地，所以才有這樣的文化上的凝聚力，但對外也沒有太多自然的阻隔，所以不斷有文化因素傳播進來。如果我們心態偏於狹小，就會把這個盆地當成一個大井，由於這口井太大，使得我們往往有遨遊的感覺。比如説多元、一元，到最後都是在這個大井裏邊來思考問題的。吉林大學著名考古學家林澐教授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他説以內亞草原為中心的青銅文化向四外輻射，就像一個大漩渦向外飛灑着飛沫，外圍一些青銅文化的產生都應是這些飛沫的組成部分。能夠這樣想，好多東西也就釋然了。這就讓我們感覺到，只有使思維複雜化，放開視野，才能更好地探究我們的中華文明。
【本文已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教授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為《考古學視角下的“中國”誕生史》，收入《行遠之道——中國海洋大學“行遠講座”實錄》第一輯，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