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去世：異鄉人把建築種在四大洲
據中國青年報5月17日報道，2019年5月16日，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去世，享年102歲。
他的作品享譽世界。他曾經登上《時代》雜誌封面，也曾出現在美國總統肯尼迪、法國總統密特朗、首次訪美的鄧小平身旁。他65歲生日宴會的舉辦地點是人民大會堂，主辦人是當時中國的兩位副總理。
貝聿銘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把自己設計的建築種在4個大洲、10個國家的土地。在美國，他喝紅酒、吃西餐，也讀《論語》《老子》《孫子兵法》。他用工整的小楷給家人寫信，還永遠記得日本入侵滿洲里和上海的年份。
蘇州美術館供圖
在接近百歲生日的時候，他回到故鄉。
走過貝聿銘100年的人生，慢的話要一個小時，快的話，只要一分鐘。
2017年4月26日，貝聿銘即將迎來他的百歲生日。整整一個世紀的時光，被濃縮在蘇州美術館3個不大的展廳裏。
從入口到出口，牆壁上的貝聿銘漸漸從黑白變為彩色，從靜態變成動態，從模糊變得清晰。他的眼角漸漸下垂，頭髮變得稀少，在最後一個展廳，他的臉上已經滿是褐色的老年斑，手裏拿着枴杖。但自始至終，他都穿着筆挺的西裝，領帶系得整整齊齊，鼻樑上架着一副圓框眼鏡。
這張東方面孔曾經出現在紐約《時代》雜誌的封面上，旁邊的大標題寫着：貝聿銘的魅力，也曾經出現在美國總統肯尼迪、法國總統密特朗、首次訪美的鄧小平身旁。他65歲生日宴會的舉辦地點是人民大會堂，主辦人是當時中國的兩位副總理。
貝聿銘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把自己設計的建築種在了4個大洲、10個國家的土地。如今，在接近百歲生日的時候，他終於回到了故鄉。
他的故鄉就在蘇州美術館往東不到兩公里。如今遊客熙攘的獅子林，100年前曾是貝聿銘祖輩的宅邸。上個世紀30年代，他隨着銀行家父親到過廣州、香港、上海，十幾歲的貝聿銘在蘇州度過了3個夏天。相比起外灘上的高跟鞋、旗袍和鋥亮的小汽車，獅子林靜謐的生活是傳統儒家式的寬袖長袍和敬祖尊長。這幾乎是他與故鄉相處的全部時光。
在蘇州度過了最後一個夏天之後，17歲的他赴美國求學，從此遠離故鄉。站在巨大的“柯立芝總統號”上，看着岸上站着幾十個前來送行的親朋，他並不傷感，只是覺得幸運，“有機會親眼目睹一個新世界”。對他來説，大洋彼岸就像巴斯特·基頓和查理·卓別林的電影一樣充滿活力與樂趣。
巨輪漸漸駛離外灘港口，他萬萬沒想到，下一次踏上故國的土地，將是40年後的事了。
在美國，他喝紅酒、吃西餐，也讀《論語》《老子》《孫子兵法》。他用工整的小楷給家人寫信，還永遠記得日本入侵滿洲里和上海的年份。
1940年在麻省理工學院他的本科畢業設計是為戰時中國建一批簡易的書報販售亭，上面寫着“國魂”。他在東西方兩股文明力量之間遊走，事務所合夥人亨利·考伯稱他為“文化意義上的男扮女裝者”。
在經濟大蕭條的美國，建築也在悄然進行着革命。建築師們開始拒絕古典建築繁複的理念，傾向於清新簡明的線條和成本低廉的材料。貝聿銘在哈佛大學的老師格羅皮烏斯是德國包豪斯建築派系的創始人，他鼓勵並倡導年輕建築師設計一種具有社會意識的建築，相信這種低成本的住宅將改變19世紀以來人們擁擠的生活，並將隨着工業化迅速普及全球。
這種建築理念是貝聿銘事業的起點。上世紀80年代，他將一個玻璃和金屬結構的金字塔帶到了巴黎盧浮宮。也將光線引入原本昏暗陳舊的宮殿，當代的陽光重新照在了千百年前的藏品上。
然而，當他把金字塔的設計方案提交給當時的“歷史文物古蹟最高委員會”時，對方直接對他進行了羞辱：“貝先生，你這個東西是什麼破玩意兒？它看上去很醜，像一顆很便宜的鑽石。”身邊的翻譯噙着眼淚，甚至無法完整地傳遞對方的意思。幾乎所有的法國主流媒體都在諷刺這個中國人為盧浮宮帶來了“一個毀滅性的巨大裝置”。幸運的是，法國總統密特朗對他表示了完全的信任和支持。他明白，只要這個人支持自己，方案最終就能存活。
從開始設計到最終完成，金字塔用了13年。開幕後，參觀新盧浮宮的人繞着拿破崙庭院整整盤了兩圈。
為了讓人們從金字塔內向外望時景色不會變形，他幾乎找遍了全世界的玻璃材料，工匠説“沒有那種材料”，他總是説“再找找”。在建造美國國家美術館東樓的時候，工人們從未造過尖角型鋒利的樓體，建議他削掉鋭角，保持牆體穩固，他笑眯眯地説：“我想試試。”
在後來回到盧浮宮進行一場講座時，他説：“建築師要堅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再試一次。”説完從容地笑了，眼睛在圓圓的鏡片後面眯成一條縫。
在承接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項目時，選址四周是棕紅色的落基山脈，為了讓建築與自然融為一體，貝聿銘日夜在外考察，通宵進行設計。但前15張手稿都不盡如人意。
有一次，行走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佛得角的一座頂部平整的山上，他意外發現了13世紀印第安人的建築遺址，這些建築的形狀和顏色與周圍的環境渾然一體，整個環境就是建築物的一部分。
回到項目工地，他馬上安排工人把附近山中開採的石頭壓碎，加入混凝土中。然後手工敲琢牆面，暴露其中的沙石，使其與周圍山色和諧一致。從遠處看，這座建築已經與背後的山脈融為一體。
從那以後，他再次從現代主義的故鄉出走，並且腳步堅定。“我不屬於任何流派，也沒有投入任何建築運動。”貝聿銘説。曾與貝聿銘共事過的中國建築師林兵回憶，在設計蘇州博物館時，他曾經讓大家在一大片灰白色的模型中尋找已經設計完成的博物館，如果沒找到，就證明他的設計成功了。
“建築風格的國際化是有限制的。世界各地的氣候、歷史、人文和生活各不相同，而這些因素應該是建築表現得很重要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人原本就很不一樣。”貝聿銘説，“建築就是真正的生活。”
這種異鄉人的疏離感讓他在建築界顯得特立獨行。曾跟他一樣獲得過普利茲克獎的美國建築師菲利普·約翰遜在紐約“四季燒烤館”舉辦過幾百次宴會，和其他建築師一起進行無休無止的辯論，但從沒想過邀請貝聿銘。“他不鼓勵你把他拉進來，進行建築方面的討論”。
耶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羅伯特·斯特恩説：“他從來不合作。他這人很冷漠。對於任何有爭議的觀點他從來不表態。貝聿銘給人的感覺是，他總是坐在那裏盤算下一步該做什麼。”
跟隨貝聿銘幾十年的助手説：“貝聿銘交遊甚廣，但他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包裹得嚴嚴實實，能透過層層圍牆、重重密室真正瞭解他的人寥寥無幾。即使是我，也不得不承認，我對貝聿銘一無所知，雖然我與他相識已有30多年。”
中美關係緩和後，他終於在1974年回到了故鄉。在中國各個城市之間訪問時，每當他和美國建築師代表團進火車站，人們總是一邊讓路一邊齊聲鼓掌，一眼看去，都是灰色或藍色的中山裝。
他的兒子貝定中曾回憶，當時他們穿着色彩鮮豔的滑雪衫，有一天碰上趕集，他們的車被一輛滿載乾草的馬車堵住了去路，“頓時，上百人把鼻子貼到車窗上往裏看，好像我們是外星人。”
回到上海，貝聿銘發現原來的上海俱樂部變成了海員旅店，國泰飯店變成了和平賓館，英國領事館變成了友誼商店，貝家原來的豪宅變成了一家醫院。老的國際飯店還在，在他中學時，每天放學後他都要呆坐在粗壯的梧桐樹下，看當時24層的“遠東第一高樓”是怎麼建起來的，那是他夢想的起點。
即便是貝氏家族在中國的親戚，同樣對他們充滿好奇。貝聿銘的女兒貝蓮説：“他們對我們不會講漢語感到很恐懼。我們只能傻乎乎地朝他們微笑。事實上，我們並沒覺得與他們有多大聯繫，我們成長的環境截然不同，無法理解他們所經歷的一切。”
貝聿銘再一次成為異鄉人，這次是在自己的故土上。
當時的中國建築大多是千篇一律的筒子樓，只有三四層高，沒有衞生間和廚房，樓道里經常煙霧瀰漫，每天早晨上廁所要排隊。陪同參觀的中國官員解釋説：“一個掙扎着要為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居所的共和國根本沒有時間考慮精緻的建築設計。那些奢華、富有特色的建築還不是經濟基礎薄弱的中國所能承擔的。”
“中國的建築已經徹底走進了死衚衕。建築師無路可走。廟宇和宮殿的時代不僅在經濟上使他們可望不可及，而且在思想上不能為他們所接受。”貝聿銘在之後的採訪中説，“我希望能盡力找到一種新方式，那是形成一種嶄新的中國本土建築風格的唯一手段，是中國建築復興的開端。”
“建築必須來自人們的住宅。”他認為中國園林建築中院落與室內空間無法迴避的相互滲透，觀賞路線從幽暗僻靜到豁然開朗的佈置，都是中國建築應該繼承的精髓。
如今的蘇州博物館，人流均勻地分佈在各個角落。人們經常把鏡頭對準建築本身，而不是展品。有人一直對幾年前看到的一幕念念不忘：那是一個深秋，透過一扇六角形的窗子看出去，一顆成熟的石榴即將落地。
在過去的100年裏，他的建築承載了太多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生活。從二戰結束、種族暴動、冷戰，到城市復興、商用航空業興起、現代大氣科學誕生，再到新中國崛起、新加坡建國、肯尼迪遇刺、中國香港迴歸、德國統一……他見過太多形形色色的生活了，100年來，他被不同的生活裹挾、感染、浸潤，然後用玻璃、鋼筋、線條、藝術影響着更多人的生活。
如今，故鄉早已沾染上了他的痕跡。美術館的最後一個展廳裏放着一個透明的盒子，裝滿了寫給貝聿銘的明信片，上面除了生日祝福，更多的是感謝。幾公里外，蘇州博物館與獅子林相距不到200米，共同構成了蘇州的文化心臟。甚至再往北，越過灰色和白色的舊城區，在通往高樓林立的高速路旁，一塊巨大的房產廣告牌上也寫着4個大字：貝氏領銜。但他清楚地知道，那魂牽夢繞的3個夏天，早已成為回不去的故鄉。
貝聿銘老了。他的襯衣領口很少用領帶束緊，出行也大多依靠輪椅。他住在燈火通明的紐約曼哈頓，路人行色匆匆，沒有人停留。遠處是他為這個城市設計的廣場、航站樓和酒店，日日夜夜，承載着像他一樣的異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