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瑞恩、扎克·巴林:人工智能進入“總決賽”,美國打算怎麼打?
【文/ 何瑞恩(Ryan Hass)扎克·巴林(Zach Balin)】
【編譯/ 吳天昊】
1.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發展現狀及合作必要性
2016年3月阿爾法狗擊敗韓國世界圍棋冠軍李世石,中國科技界掀起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熱潮。中國隨後於2017年7月發佈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計劃到2020年趕上世界人工智能技術與應用的發展;到2025年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重大技術突破;到2030年成為世界人工智能技術的領先者。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及隨後在中央政治局學習上再次強調了這一戰略。此外,中國政府還倡導通過軍民融合技術開發來降低美國的競爭優勢。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令一些美國人擔心,中國將制定全球技術標準。美國人不習慣他國公開發布旨在取代美國的計劃。截至目前,美國的主流反應是,試圖遲滯中國的發展,包括:收緊對外國投資核心技術的審查;監督中國的學術交流;有針對性地徵收關税以降低中國在關鍵領域的競爭力;增加對從事經濟間諜活動的中國人的起訴;為反情報工作投入更多資源。

人工智能AlphaGo與李世石的對戰(圖片來源:網絡)
雖然中美間的競爭在加劇,但兩國在經濟規模、創新步伐和整體國力方面正在拉大與其他國家的距離,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兩國的技術發展。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一項研究表明,到2030年,人工智能預計將為全球經濟帶來15.7萬億美元的財富,而中美兩國將佔其中的70%。
目前,兩國正在利用其他國家無法複製的特質來推進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這些特質包括:世界級的研究專家、雄厚的資本池、豐富的數據、扶持性政策,以及競爭激烈的創新生態系統。在全球約4500家人工智能相關公司中,約有1/2位於美國,1/3位於中國。因此,雖然中美正在相互競爭,但更重要的事實是,這兩個國家同時也處於創新的最前沿。
保護本國經濟免遭他國利用或侵犯無可厚非,與其他國家一樣,美國有權也應該積極保護自己的利益,但在保護自身的同時,要避免自我傷害。而破壞中美經濟關係,包括中斷信息通信技術供應鏈的做法就是在自我傷害,因為美國主要的創新資源更多地來自技術領域,而這些領域與中國深度交織在一起。
兩國科研和工程人員的合作現已達到很高水平,主要體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術論文由兩國人員聯合撰寫,越來越多的中美風險資本公司聯合投資兩國的人工智能相關企業。因此,將美國的技術行業與中國完全隔離,將為中國的競爭者提供更多空間,使美國放緩技術突破的步伐,降低美國公司的競爭力,並增加美國消費者的成本。因此,純粹競爭性的“零和”模式對中美都會造成傷害,將不利於兩國協調應對共同挑戰和學習對方發展經驗。

圍繞人工智能展開的國際合作和交流日益密切(圖片來源:網絡)
2.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存在的競合潛力
克服全面競爭趨勢的方法之一是:中美兩國能更好地理解可開展互利合作的領域、以及存在內在利益衝突且需要管控的領域。這將使雙方能夠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開展合作,進而使雙方更有信心處理分歧。未來,中美兩國需要重點關注的領域包括但不僅僅限於軍事與安全、貿易、政治、社會等。
(一)軍事與安全領域
軍事領域存在誤判的風險最大,同時也最需要兩國進行持續、直接、權威的雙邊溝通,以便更好地共享雙方對人工智能倫理界限的理解(特別是鑑於人工智能可能用於作戰)。
中美的雙邊關係已經面臨嚴峻的安全困境,一方的行動會讓另一方面感到威脅並促使其採取反制措施。隨着人工智能技術進一步融入武器系統,並使這些武器系統獲得了自主能力,這種安全困境將變得更加突出。
中美兩國正在引領戰爭形態的快速變革。兩國都在投入重金來融合人工智能技術,以實現人工干預最小化的機器決策。在此情況下,一旦中美兩軍之間發生衝突(比如在南海),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將發揮關鍵作用。

各國正在加緊基於人工智能技術的武器研發(圖片來源:網絡)
局勢快速升級將是最大的風險,特別當軍事技術發展過快,超出了作戰決策相關規則的限制。局勢出人意料地快速升級將驅使中美兩國制定相關規則,來規制人工智能在作戰方面的運用。因此,此前制定軍備控制條約(包括《化學武器公約》)的規範性流程可以為中美提供有益借鑑。
(二)貿易領域
中美兩國之間技術競爭的日益加劇還可能導致技術領域的割裂,因為歐洲、北美、南美、澳大利亞主要使用的是美國的技術和標準,而亞洲、非洲、中東地區主要使用的是中國的技術和標準。
中美之間圍繞5G標準問題而展開的全球競爭初步預示着這場角力或將產生溢出效應。通過引入5G網絡,美國和中國將塑造下一代移動標準的制定、頻譜的分配,以及在關鍵市場和地區的佈局。
特別是隨着中美貿易糾紛的持續,以及兩國都試圖鎖定海外5G市場的情況下,出現兩種截然不同且互不兼容的5G生態系統的風險在日益走高。屆時,將出現一套由美國主導的體系,並由硅谷開發的技術提供支持,以及一套由中國主導的體系,並由其能力超強的數字平台公司提供支持。
因此,當中美間的政治緊張關係趨緩時,兩國領導人都應審視加快全球技術領域分化是否最符合兩國的利益。在此情況下,雙方都將限制各自的擴張潛力,其中中國的市場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用於技術發展的資源有限,而美國公司的市場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且競爭非常激烈。
(三)政治領域
人工智能技術會對中美兩國政治關係造成非常大的破壞性影響。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成為加劇意識形態對立的載體,特別是如果一方或雙方利用這些技術來干涉對方的國內政治事務。美國對俄羅斯關於干涉2016美國總統大選的指控提升了人們對美國在這方面的弱點的認知。

美國民眾就“通俄門”舉行抗議活動(圖片來源:IC photo)
未來,人工智能技術可能會使對手能夠更加粗暴地干涉民主選舉,包括提高其鎖定並説服特定投票團體的能力。如果外部干涉變得更加普遍,並且世界各國的選舉結果的合法性日益受到質疑時,那麼民主的吸引力將會弱化,而取而代之的國家治理模式(例如,中國模式)可能會變得更具吸引力。這將使北京方面向其他國家“鼓吹”,其國家治理模式可以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而民主體制對於收益平均分配無效。
可以明確的是,尚無證據表明中國以上述方式干預了美國的政治事務。
總之,人工智能驅動的技術可能會加劇中美之間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緊張關係。但這一結果並非已成定局。
為了消除這種可能性,中美兩國需要進行認真、冷靜和持續的雙邊接觸,以確定國家干預選舉進程和政治體制的尺度。鑑於有報道稱中國不再遵守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達成的網絡協議,美國政府內部對與中國開展對話的意願並不強烈。為此,圍繞政府可參與他國政治體制的尺度的討論可能需要從二軌層面開始,並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成熟後再轉入官方渠道。
(四)社會領域
作為人工智能的世界領導者,美國和中國將成為最早一批應對這項新技術引發的社會混亂的國家。如同電力或蒸汽機的出現一樣,人工智能將帶來革命性的變革。
目前已經有人開始預測引入人工智能及廣泛使用機器人將帶來的失業規模。雖然各方尚未對失業規模達成共識,但低案預測結果令人警醒,高案預測結果則都令人震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認為,美國有10%的工作崗位面臨被自動化取代的高風險。
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預測,到本世紀中葉,大約1/3年齡在25~54歲的美國男性將因人工智能的興起而失業。李開復預測,未來10年~20年,美國能夠實現40%~50%的工作崗位自動化。上述預測同樣也適用於中國。

人工智能將會對各國就業造成衝擊(圖片來源:網絡)
對此,中美都將面臨艱難抉擇。例如,決定如何改革教育體制,如何應對不斷擴大的財富不均衡,是否需要採取某種形式的統一基本收入來維護社會的凝聚力,是否需要改革社會安全網、制定新的隱私概念、為失業工人找到與社會聯繫的方式等。
兩國還將爭取抓住人工智能提供的機會來改善國情,特別是在醫療保健方面。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保健市場。未來幾十年,隨着兩國人口的老齡化,中美在醫療保健方面的投入都會激增。兩國可以共同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圖像分析與診斷,探索治療癌症及其他疾病的方法,確定最有效的醫治模式。
此外,兩國還可以在天氣建模、高效能源使用、跟蹤氣候變化影響、增加受教育機會、加強野生動物保護、識別和應對非法和過度捕魚等重大挑戰方面共享數據與經驗並從中獲益。兩國還可以共同制定新技術標準,以便提高新產品(比如無人駕駛車輛)投向市場的效率。
3.提升美國與中國在人工智能合作方面的能力的舉措
面對當下巨大的風險與機遇,加之中美兩國都將圍繞如何應對人工智能造成的社會動盪問題而摸索前行,雙方必須圍繞如何管控人工智能開發進行坦誠對話。這些討論應以管控風險、抓住機遇為目標指導。
其中,很多對話或許可以從非政府渠道開始,這也反映出私營部門在人工智能創新中的關鍵作用。在中美關係的大背景下,為加強對人工智能及相關技術的影響管控能力,建議採取以下四項舉措:
(一)互相保證
兩國高層圍繞人工智能及相關技術進行官方溝通的程度遠遠滯後於這些技術可能對雙邊關係產生的影響。
為此,兩國領導人可以共同重申他們的目標:一是坦誠應對和建設性管控那些由人工智能及相關技術引入所帶來的競爭加劇問題;二是鼓勵在互利共贏領域開展合作。通過釋放這兩方面的信息,可以讓中美兩國專家在未來的交流中優先考慮這些問題。
(二)保持洞察力
中國的人工智能研發人員並非“巨人”。雖然中國的研發人員享有明顯的相對優勢,包括廣泛的政府支持、豐富的數據及競爭激烈的創業環境,所有這些都加速了創新的步伐,但通往絕對統治地位的道路充滿不確定性,中國還將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包括:
數據制度不明確以及在關鍵數據領域缺乏全球性企業;在獲取國外尖端技術時面臨更苛刻的全球環境;政府未來可能會迫使本國公司採購國產零部件,而不是通過全球一體化供應鏈進行採購;政府主導投資可能導致投機熱潮和蕭條週期等。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谷歌和臉書在全球擁有超過中國總人口數的用户,而且這一用户規模還將繼續增長。對美國而言,與中國開展競爭時,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非常重要。如果美國覺得落後於中國技術發展的腳步,那麼在與中國分享應對人工智能相關挑戰的經驗教訓時自然會陷入被動。
(三)實力投資
在創新方面,美國擁有三大核心優勢——教育、移民和投資。美國有能力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最優秀的人才,擁有世界級的大學體系,以及深厚而有效的資本庫,因此應該歡迎與中國開展健康而公平的競爭。美國需要制定積極主動的戰略來鞏固這些優勢,比如,簡化頂尖創新者的移民程序;加強學術界、政府實驗室和私營部門間的三方研究關係;維持吸引資金流向美國的政策。
(四)尋找夥伴
通過與盟國和夥伴國協調,美國能夠更好地利用國家出口管制、國防貿易管制及投資審查機制,來限制兩用技術向中國轉移。如果盟國和夥伴國能夠參與其中,那麼美國將更有能力規約中國的行為。美國還可以通過與盟國強化合作來加快推進人工智能在國防創新領域的應用。

中國為人工智能城市的發展定下了宏偉的目標(圖片來源:網絡)
在人工智能時代,任何其他國家都不會在技術發展或國家實力方面趕超中國或美國,而且至少在和平時期,中國和美國都無法主宰或者將自身意志強加於對方。合則兩利、分則兩傷 。
為了使雙方管控緊張局勢並在利益交集領域保持開放的合作渠道,兩國需要改變人工智能在雙邊關係中的作用。中美兩國不應以冷戰時期的“零和”視角來看待人工智能,而應主動接受一種更加平衡的表述方式。在中美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轉變思維並非易事,但不轉變思維所帶來的成本與後果將會使雙方認識到這樣做的意義。
本文由公眾號“大國策智庫”編譯發佈,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