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侃：試論唐宋時期椅子在中原地區的傳播
【椅子起源於西方，曾不止一次地東傳。由於與中國傳統席地而坐的習慣不符，直到北宋時期椅子才在中原地區普及。椅子的製作技術並不複雜，作者認為，是否接受以椅子為代表的高坐式傢俱，實際上是一種文化選擇的問題。本文結合文獻和考古資料，認為椅子首先被唐代河北地區武將人羣所使用，並隨着河北政治集團成員在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影響而擴展，進而被中原地區的百姓所接受。】
一 問題的提出
本文的寫作受到張廣達、楊泓先生兩篇文章的直接啓發。張廣達先生在《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中列舉了西域出土的一些戲劇寫本，指出，“西域很早就流行戲劇，可是戲劇似乎就沒有像百戲雜技、音樂舞蹈那樣很早傳入中原”，“這樣便產生了一個問題，在隋唐時期，宣傳佛教的各種藝術形式，如雕塑、繪畫、音樂、舞蹈等無一不隨佛教的盛行而流傳於中原地區，配以梵唄的講經、配以經變畫的變文等文學體裁也隨之得到發展。在這種背景之下，唯獨不見中原吸取印度和西域流行的戲劇這種文藝形式，或者從中得到某種啓示而發展出來自身的戲劇體裁，令人殊感詫異。⋯⋯從2世紀流傳馬鳴的劇本以來，直到11世紀存在大量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劇本》，在如此長的時間內戲劇流傳的西域卻未對中原產生可以覺察到的影響，是頗難解釋的現象。這不能不令人進而思考是什麼因素決定着文化交流中的取捨問題”[1]。
戲劇在西域出現甚早，但是在中原地區的流行要到宋代。戲劇的內容需要有比較激烈的情節衝突，需要演出的場地和觀賞的人羣。宋代民族之間的衝突加劇，城市的發展帶來市民階層的興起和市民文化的興盛，這些新的變化為戲劇的傳播奠定了基本條件，因此，並不一定是戲劇這種形式在宋代之前沒有被帶到過中原地區，但能夠為中原地區所接受，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
對於這個問題，《中國文明史》第三卷在“戲劇的晚出與輝煌”中認為[2]：
和中國的抒情詩相比，戲劇的成熟晚得多，直到元代出現了雜劇，才算有了成熟的戲劇形式。如果和古希臘的悲喜劇相比，中國戲劇的成熟也晚了許多。一個民族的某種文學體裁成熟得早晚，並不説明這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們並不因為中國抒情詩早出而説中國文明程度高，當然也不因為中國戲劇晚出而説中國文明程度低。但在一個民族中，何種文學體裁出現得早，何種文學體裁出現得晚，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民族文明的某些特點。古希臘悲喜劇是在古希臘神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古希臘神話表現人和人的衝突，神和神的衝突，特別是人與命運的對抗，這種衝突與對抗恰好是構成戲劇的要素。再加上古希臘城邦發達，城邦之內的公民居住集中，戲劇的演出有大量觀眾，所以戲劇很容易發展起來。中國古代雖然也有豐富的神話，但是中國神話缺少古希臘神話中那類衝突和對抗的主題，難以由此構成強烈的戲劇衝突。在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里，雖然也有一些人口較多的城市，但總的看來農民居住分散，難以形成戲劇的觀眾羣體，這也限制了戲劇的發展。
椅子是具有靠背的單人坐具。中國上古時期席地而坐。單純從技術上講，漢代也可以製作出椅子，但是，正如宋代的理學家張載所言：“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3]椅子的傳播有類似戲劇傳播的現象。影響椅子在中原地區推廣的原因，不是技術而是文化。費子智（C.P.Fitzgerald）認為椅子是景教徒傳入中國的，對此，美國學者柯嘉豪認為：“除了缺乏證據，關鍵在於費子智把中國椅子的問題當作一個技術或科技的問題，以為一旦有來自國外的人把椅子帶到中國、向當地人展示，漢人就很自然地開始使用椅子了。然而，如上所述，椅子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還牽涉到禮節的文化。”[4]
楊泓先生在《漢唐之間城市建築、室內佈置和社會生活習俗的變化》中論述了椅子在中原地區的傳播過程，他説：“自先秦至漢魏，中原地區人民生活習俗席地起居，室內鋪筵，其上再鋪席或低矮的牀、榻，供人們日常白晝時坐卧和夜間安眠。正確的坐姿是跪坐，蹲坐、箕踞皆屬不恭，不合禮數。待人接物的許多禮節，也都與席地起居的習俗相聯繫，並進而形成制度。因此，通過絲路傳來的高足的域外傢俱，僅能在新疆地區的遺址尋到一些蹤跡，但無法通過傳統禮俗的關隘，東傳到中原地區。”[5]
楊泓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僅能在新疆地區的遺址尋到一些蹤跡”，是指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木椅，見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記》[6]。斯坦因在此書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都提到了椅子。在第五章《尼雅廢址所發現的東西》中提到“木製的雕刻品中尤以圖四一所示的古代木椅為最好”；第六章《尼雅廢址之再訪和安得悦的遺物》中提到，“同樣熟悉的是這一所遺址裏所有傢俱同農具，全用木製：一把雕成希臘式佛教美術作風的木椅，織布的器具，靴熨斗，大食盆，捕鼠夾等，據我以前的經驗，一眼便能辨識出來”。
來自西方的傢俱曾經不止一次地傳入中原。漢靈帝喜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7]，但是，這種現象被譏為“服妖”，認為是後來董卓擁胡兵劫掠長安的先兆。《世説新語》中記載了陳郡謝氏的一段故事，這則故事是講謝萬遭到王恬怠慢的情景[8]：
謝公（安）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雲：“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發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從上述兩則故事可知，胡牀（馬紮）這種西來的傢俱不止一次地傳入過內地。但是，不論是在北方還是南方，漢晉時期的胡牀都不乏有人願意嘗試使用，但都不是作為正常的生活狀態被記錄下來。
現在回到椅子東傳並普及至中原的問題上來。楊泓先生所謂“傳統禮俗的關隘”是怎麼突破的？在哪些地區先突破的？又是在什麼人羣中先突破的？進而是怎麼傳播開來的？要回答這些問題，傳統的文獻資料無法滿足，我們只能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去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
椅子是盛唐之後在中原地區逐漸推廣的，這一點基本是學界共識。至於在哪裏先得到推廣，使用的人羣是什麼？可以通過已有的考古材料去找線索。
二 椅子在宋代的推廣
在分析唐和五代椅子的考古發現之前，讓我們先簡要地瞭解一下椅子在北宋社會中的情形。
椅子應該不止一次地東傳。敦煌285窟西魏時期的壁畫中，就有跏趺坐於椅子上的僧人形象〔圖一〕。285窟是一個僧房窟，窟內設置了僧人坐禪的禪房，所以壁畫上出現僧人坐禪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這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椅子圖像[9]。但是，類似戲劇在中原曾經長期受阻，椅子在中原也一直要到北宋才普及，是不爭的事實。北宋時期椅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文獻、圖像和實物方面具有材料可證。
1984年，河南的文物工作者發掘宋太宗元德李後陵，李後陵的地宮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平面圓形，直徑7.95米，“環繞墓壁的磚砌立柱之間有十一個壁面，一般寬1.51－1.71米。北壁最寬，達2.02米。壁面上磚雕有桌、椅、燈檠、衣架和門窗等裝飾”[10]。
北宋周王趙玄祐墓為宋太宗永熙陵的祔葬墓，也經過了正式的考古發掘，周王墓為仿木結構圓形單室磚墓，墓葬全長38.82米，由階梯式墓道、甬道及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磚雕分佈在墓室內壁和棺牀南側壁面上。墓室內壁面採用仿木結構磚雕及彩繪結合的裝飾方法，各壁面草拌泥層和磚雕表面均有彩繪，但剝落嚴重。七根磚雕倚柱將墓壁隔成八個壁面，除墓室西南側與甬道口相接的一壁面無磚雕外，其餘七個壁面均有磚雕砌成畫面，從內容形式看可分為五組。其中第五組位於墓室西壁中南部。此壁面長達3.81米，為橫向最長的壁面。該壁面上部兩斗拱間用凹凸不平方格磚雕砌方格小窗，邊框用磚雕隱出成邊框。闌額之下，磚雕方桌位於整個壁面的中央，桌上磚雕出注子、果盤、帶蓋壺，果盤上磚雕果品有石榴、桃子等。桌子兩側分別有磚砌成的兩把椅子，兩椅背後各雕一燈檠[11]。
可見，在北宋前期，皇室墓葬中刻畫有椅子的形象。這個時期的文獻中也有椅子的記載，如真宗朝權相丁謂在《丁晉公談錄》中記載了數條與竇儀有關的故事[12]：
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為文宏瞻，不可企及⋯⋯儀因於堂前雕起花椅子二隻，以祗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功夫，奈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碎之。
又，王銍《默記》中，有一段南唐舊臣徐鉉見李後主的生動描寫[13]：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雲：“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圿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
如上兩則故事結合宋太宗李後陵、周王趙玄祐墓的考古發現，均可説明在北宋前期，椅子已經在上層社會流行。
宋代中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椅子圖像資料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冬在河南禹縣修築白沙水庫過程當中發現的潁水東第119號墓，即通常所説白沙1號宋墓，前室西壁的墓主人夫婦坐椅子端坐在方桌兩邊的形象，與東壁樂舞形象對觀，宿白先生考證為表夫妻恩愛的“開芳宴”題材。墓中有紀年題記“元符二年趙大翁”，可知為哲宗時期墓葬[14]。
北宋晚期，椅子的實物已經被考古發現所證實。
1920年，河北一帶發生嚴重的旱災，鉅鹿縣居民打井發現了宋代大觀年間遭受洪水淹沒的古城，在城中發現大量文物，遭到哄搶。時國立歷史博物館派遣裘善元等工作人員於民國十年（1921）七月前往鉅鹿縣，“為一精密之調查”。裘善元等發現了宋代董、王兩家之民宅。其發掘紀要如下：“掘地二丈，則見器物。厥土分三層，最上層為地面之浮土，中層為褐色土，最下層為黑焦土。門窗雖倒敗，其破片猶有存者。最初所得為王姓宅，碗之下面皆書‘王’字，字亦明瞭。繼掘者為董姓宅，碗下書‘董’字，凡匙箸盆碗以及女子釵環木櫛之屬皆具。有古錢一，文曰‘皇宋通寶’。有土炕制與今同，炕前有瓦盆一，炕上之破席與土相粘，痕跡宛然。有木椅一，木桌一，制均粗劣。箸匙碟猶陳於桌上。”發掘者發表了《鉅鹿宋代故城發掘記略》，連同符九銘、梁啓超所撰關於鉅鹿故城的文章作為附錄，於1926年刊登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叢刊》上[15]。
鉅鹿出土椅子背後有明確的墨書題款紀年“崇寧叁年（1104）叁月貳拾肆日造壹樣椅子肆只”，另一處墨書為“徐宅落”3個字〔圖二：1〕。説明當時的工匠共為徐宅製作了4件這種款式的椅子。這是考古發現中最早的椅子實物，現藏南京博物院[16]。
除了鉅鹿發現的椅子，近年來還有一些宋代椅子的實物和模型。
1980年12月，江蘇省江陰縣夏港公社三元大隊發現一座北宋墓，墓中出土至和二年（1055）買地券，從出土的經卷和買地券題記得知，此墓為“故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墓為澆漿木槨單穴墓，木槨中棺身之前左置一靠椅〔圖二：2〕，右置一供桌。靠椅通高66.2釐米。後足連靠背，靠背向後微彎，上承兩端挑出的如意形橫樑，橫樑下鑿半榫，另用鐵釘加固。背柱中間有兩根襯檔微向外彎成拱形，作為背板。上檔兩頭為悶榫，下檔用膠粘接背柱[17]。
2002年9月，左權縣在舊城改造工程過程中發現供備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使大夫上騎都尉、天水縣開國伯趙武墓。墓室分上、下兩層室，構築於元祐四年（1089）。在上室室內正中央，擺一木製方桌，方桌四周各放置木製高靠背椅子一把，靠背椅後倚牆各放置木製屏風一架[18]。
1978年，江蘇溧陽縣竹簀村發現北宋元祐六年（1091）李彬夫婦墓，兩墓形制結構完全相同，均為長方形券頂磚墓，在李彬墓出土的琉璃陶樓中，發現桌子和椅子的模型。從出土的陶肩輿〔圖二：3〕上，也可以考察當時椅子的基本構造[19]。
北宋晚期流行高座傢俱的情況，圖像中可以佐證的材料更多。桌椅等高式傢俱的流行帶來房屋建築、室內陳設、交往禮儀的一系列變化，這種變化在《清明上河圖》中有清晰的反映。我們經常引證《清明上河圖》與《東京夢華錄》來認識北宋晚期都城汴梁的市井生活，在《東京夢華錄》卷五《娶婦》中講東京的新婚禮俗：“婿具公裳，花勝簇面，於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謂之‘高坐’。先媒氏請，次姨氏或妗氏請，各斟一杯飲之。次丈母請，方下坐。”[20]
這種“高坐”在歐陽修《歸田錄》卷二中就有記述：“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21]在兩件相背而設的椅子上放一馬鞍，令新郎坐在上面，被稱為“上高坐”。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高座是設置於榻上的，榻和椅子是低坐與高坐時代的代表，這種新舊結合的表達方式可見於北宋李公麟的《孝經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22]。
另外，在宋代除了一桌和形制相同的兩椅之常見組合外，還有一桌一交椅一方椅、一桌兩交椅的有趣組合。1984年，在河北武邑發現三座宋代仿木結構磚室墓，墓室平面圓形，1號墓的東壁在桌子兩邊分砌一把交椅，一把立背平板椅〔圖三〕。2號墓和3號墓在東壁則是一桌兩交椅的組合〔圖四〕。2號墓所出大磚上墨書“慶曆二年正月十六日”[23]。
三 唐與五代椅子的考古發現
椅子在北宋中原地區已經廣為流行。唐、五代時期的墓葬考古工作中也發現了椅子的圖像，可擇要加以介紹，以追溯其發展源流。
1988年，在陝西西安發掘了唐天寶十五年（756）明威將軍檢校左威衞將軍高元珪墓，志文曰：
公諱元珪，字元珪。本馮氏，隋荊州長史盎之曾孫。皇高州都督智齅之孫，廣州都督君衡之子也。垂拱中武太后臨朝，公時尚幼，屬奸臣擅權，誅滅豪族，避此禍，易姓高氏。
開元初，我皇帝即位。公方己長，遇海夷作梗，侵掠郡邑，討斯寇，加勳柱國，授滻川果毅，轉鴻門折衝。執干戈，衞社稷，辛未歲，遷領軍郎將，移金吾中郎，仍賜朱組。庚辰歲，除右司御率，改左威將軍，更加紫綬。公英威絕世，壯氣襲人，其容貌赳赳如也，其神色桓桓如也。有若東西隊正，有若左右校尉□不遵其範而效其儀焉。春秋七十二，天寶十有四祀仲秋甲子薨於西京大寧裏，明年孟春乙丑葬於東郊龍首原。有制贈陳留太守旌之也。
高元珪志文中追敍他為馮盎之後，出身名門，後遭武氏之亂，高元珪的父親潘州刺史馮君衡等因“謀反”之罪而遭誅殺。高元珪被迫改姓，後因“執干戈、衞社稷”、征討海夷的叛亂，進升授左威衞將軍。他的兩位兄弟在《馮君衡墓誌》中載：“長子元璉左衞中候，少子力士右監門大將軍。”高元珪的這位任右監門大將軍的弟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高力士[24]。
在墓室北壁繪有死者坐在椅子上的圖像，畫像中的高元珪也是赳赳武將的形象。椅子用材粗大，椅腿像立柱，在靠背的立柱與橫木之間，用櫨鬥相承託，這應該是椅子剛出現不久的形態，還保留着濃重的大木作的痕跡。
這種保留了比較多的大木作影響的椅子在敦煌晚唐時期的196窟中也可以看到〔圖五〕。在196窟壁畫舍利弗旁的兩位僧侶坐在有彎曲靠背的扶手椅上，構件的交接處可以清晰地看到以櫨鬥相連[25]。
僧人坐禪使用的禪椅在敦煌盛唐第148窟北壁上層《彌勒經變》、晚唐第138窟南壁壁畫都有表現。不過，禪椅畢竟不能等同於世俗生活中的椅子，佛教藝術説到底是為表現宗教內容服務的，一些特定的內容有其宗教內涵與藝術淵源，不完全是世俗生活的映射。例如，唐代裸上身、斜披絡腋的菩薩，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現的，在分析椅子在中原地區社會生活中的傳播的時候，似乎應該把宗教和世俗生活的材料加以區分[26]。
1998年，北京在基建過程中發現了何延本夫婦合葬墓，墓葬位於陶然亭公園東側，該墓為單室磚室墓，墓門南向，仿木結構。墓室呈抹角方弧形，在北部設棺牀，南壁兩側分別影塑衣架和一桌二椅，西壁影塑一個類似西安大雁塔式樣的方塔。墓室東壁和北壁分別開設兩個和一個殿閣式的壁龕，北側壁龕較為高大，猶如一般墓室的耳室，其上還雕出鴟吻，儼然一座宏偉的殿堂。形制殊為罕見。何延本生前任北平盧龍府別將，賞緋魚袋，唐開元九年（721）十一月卒於范陽私第。他的夫人卒於史思明順天元年（即唐乾元二年，759）七月，不久兩人合葬於“燕合鄉之平原”。其子何令璋為史思明手下的大將，官任遊擊將軍、輕車都尉等職[27]。
安祿山、史思明的影響並沒有在河北地區消除，甚至在他們身後的幾十年中，當地百姓還將他們稱為“二聖”，《新唐書》卷一二七，列傳五二《張弘靖傳》載[28]：
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張）弘靖為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眾滋不悦。
對此，陳寅恪先生感慨：“蓋安、史俱稱帝，故在其統治之下者率以聖人稱之，自無足異。所可注意者，穆宗長慶初上距安史稱帝時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祿山、思明猶存此尊號，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舊俗，而致變叛，則安史勢力在河朔之深且久，於此可見。”[29]
2001年，河北宣化在基建過程中發現877年張慶宗墓。張慶宗墓墓室平面八角形，其中東南壁有高檠台、直欞窗、椅子〔圖六〕和馬球杆。“椅子呈立體式，將整個椅子的各個部位磨磚雕刻出來，施紅彩，位於壁面中央。馬球杆的杆柄細長，首部彎曲”。墓主張慶宗為唐幽州雄武軍馬步都將、衙前散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以會昌初載，於雄武軍遇雷霆震集，日月豎新，捧白刃以竭誠，展赤心而盡節”，“歷過九鎮四十餘秋，名高塞上”，可知是雄武軍的一員武將[30]。
除了以上墓主清楚的幾座墓例，我們還可以找到幾幅晚唐時期的椅子圖像。
2004年，河北故城西南屯村民在取土時發現六座墓葬，其中M1、M2和M3屬於晚唐時期。三座墓平面圓形，南北向，仿木結構，其中M1“東北壁一張方桌和兩把直背椅。椅背、椅腿、橫柱及桌面、桌腿全部塗成紅色，兩桌腿下半段黑彩繪月牙形紋飾，兩椅子背、椅面繪一層椅墊並繪花邊”〔圖七〕；M2墓室內繪有方案和一直背板椅；M3砌一雕花腿方桌和一直背板椅，椅子上有坐墊[31]。
2006至2007年間，新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了五座仿木結構磚室墓，其中新鄉電視台2006XDM1墓主人是張希光及其夫人賈氏，張希光先於夫人賈氏去世，被葬在“衞北之原”。“大和元年丁未歲”，即公元827年，夫人賈氏病故，其“嗣孫從壽”將兩位老人“合祔遷窆於新鄉縣東十里之原”，墓誌稱“府君諱希光，世本清河人也，漢倉公之苗裔。因祖授任，食祿滄海，累代功勳，名官不絕。惟府君幼而精學，長乃備成，授職佐於魏邦，效忠勤而竭節。元戎委記，隨鎮新鄉”。並稱其有三子，“府君有子三人，長曰重榮，次曰重順，季曰重福。皆稟異氣，人號間生。並授榮班，雄勇難疋”。
發掘者認為：當時的新鄉是河北道最南端的一個縣，西鄰當時隸屬於都畿道懷州的獲嘉縣(今獲嘉縣)，南鄰當時隸屬於都畿道鄭州的原武、陽武兩縣(今原陽縣)，黃河此時恰好是從新鄉與原武、陽武之間穿流而過。由於緊鄰帝國的都畿之所，北“倚長安之官路”，又處在大運河的沿線，使得唐代的新鄉交通發達，社會經濟發展迅速，這些情況從近些年的考古材料中也得到了印證。而到了中晚唐時期，自安史之亂之後所形成的藩鎮割據使得唐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削弱，新鄉一度為魏博節度使所節制，故有“授職佐於魏邦”之言。
河南新鄉南華小區M1東壁砌有桌子一張及兩側椅子各一把，桌上刻有壺盞等茶具三種。北側椅子北邊在磚上刻弓及杖形器各一具。南側椅子南部刻一燈檠〔圖八〕。M2東壁砌桌椅，椅南邊砌一燈檠。榮軍休養院M1東壁砌桌子一張，桌左右兩側各砌椅子一把；寶山西路M1墓室南邊封門兩側磚壁各砌一黑框紅彩直欞窗，窗下刻靈芝、仙草圖案。西壁磚柱南邊砌紅彩椅子一把，椅子右側刻一黑彩杖形器〔圖九〕[32]。此墓中的黑彩杖形器，與張慶宗的馬球杆屬於同類器物。後四座帶有椅子圖像的墓葬，發掘者認為屬於晚唐或五代時期。
通過以上墓例，我們可以看出椅子的一些相關信息：墓葬比較集中發現在唐代河北藩鎮統轄的地區，有墓誌可以確認身份的都是武將，唯一的一個例子是高元珪墓，而且是最早的有椅子圖像的兩個示例之一。當然，這個問題可能有兩種答案，一種是京城興起，流傳到河北地區；一種是河北地區興起，高元珪受其影響。兩地之間的聯繫有很多證據，例如姚汝能《安祿山事蹟》捲上記，安祿山“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羣胡於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為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又每歲獻俘虜、牛羊、駞馬，不絕於路，珍禽奇獸、珠寶異物，貢無虛月，所過郡縣，疲於遞運，人不聊生”[33]。
高元珪是武將，高力士與玄宗朝政治多有關涉。鑑於關中地區除了高元珪墓的圖像，我們現在尚不能找出更多案例，來證明椅子是在長安興起並傳播的，因此，更大的可能是河北地區興起，而高元珪受其影響。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為什麼椅子可能是河北地區興起，首先為武官人羣所接受，並逐步擴大影響，進而對改變中國家居生活的面貌起到重要影響的呢？原因很簡單，正是這樣一個羣體，最容易掙脱傳統禮法的束縛，更兼之為了户外活動的方便，已有胡牀為高座傢俱的先聲，不斷衝擊着舊有的低座傢俱傳統。
五代時期，有椅子圖像的墓例在洛陽地區明顯增多。
2011年，原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為配合中國再生資源有限公司洛陽產業化園區項目基本建設，在孟津縣新莊考古工地發掘出晚唐五代時期墓葬一座，墓葬規模大，墓葬形制及壁畫保存較為完好。該墓為長斜坡墓道磚室墓，墓葬全長30米，由墓道、甬道、墓門、墓室幾部分組成。墓室平面呈圓形，為仿木結構磚室墓。東壁從南向北依次為高浮雕或磚雕馬球杆、門樓、高腳箱、桌子。三者大小不成比例。馬球杆為高浮雕，豎立，杆細長，首部彎曲，西壁由桌椅、高檠燈、門樓組成。北側為砌磚雕仿木結構桌椅。方桌居中，直腿，腿間有橫棖相連，桌上置淺浮雕的執壺與茶托盞。椅子左右對稱，直腿，靠背微斜[34]。
2012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萬豐房地產皇朝麗苑建設的考古工作中，清理了一座五代至宋初的磚室壁畫墓（編號：IM4729），該墓為南北向的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平面近圓形，墓室四壁有磚雕結構，正對墓道的墓室北壁為磚砌假門結構，假門兩側有磚雕窗户、門、桌椅、燈檠等結構〔圖十〕[35]。
2012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陽市老城區邙山鎮洛吉快速通道以西、營莊村之北洛陽宏進國際物流中心發掘墓葬27座。墓葬年代從晉到宋，其中五代壁畫墓（編號：C8M1548）的發現是這次發掘的一大收穫。壁畫墓由墓道、石塊封堵的第一道墓門、過洞、磚砌的第二道墓門、甬道、墓室六部分組成，墓室磚砌，平面呈圓形。發掘者將壁畫分為八組，其中第三組為彈唱宴飲圖，“這組壁畫應為該墓的主壁畫，畫面有磚雕桌、椅。桌子中部置果盤，果盤內置石榴；果盤兩邊置茶壺、託盞。桌後站有七位仕女，佈局緊湊。在磚雕椅子後面各有一侍女”〔圖十一〕[36]。
2012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龍盛小學基本建設時發掘清理一座五代壁畫墓，編號為C7M5722。該墓葬為長方形台階式墓道磚券墓葬。整個墓葬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為磚雕仿木結構，平面近圓形。墓室壁上有磚雕的門、窗、桌子、椅子、燈檠、櫃子、衣架。“桌子居中，桌面為斜角，桌腿間有橫棖一根，桌腿為曲稜形，桌面上用磚一塊表示擺放的東西。椅子方形，有靠背，對稱地放在桌子兩旁”[37]。
洛陽五代至宋初集中出現一批表現有桌椅的墓葬不足為奇，這種情況也和傳統禮制的被破壞有關。《舊五代史·禮志》僅簡略地記錄了這一時期的幾次宗廟禮討論，《新五代史》則將禮志取消，認為“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38]。五代之人自己亦有“文章禮樂，並是虛事”[39]之説。鄧小南先生在《走出五代——10世紀中原王朝統治人羣的轉變》中認為，“自唐朝末年經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面臨的社會矛盾性質類似，統治者在掙扎摸索中致力於解決的問題也類似，從這一意義上説，這段期間事實上屬於同一單元”。這個時期是一個破壞、雜糅與整合的時期。“安史亂後，唐朝出現排斥胡人的情緒，大量胡人遷居河朔，加重了該地區的胡華傾向，也增強了河北藩鎮的力量。這些胡人最終整合入晚唐強勁的北方民族沙陀部，成為五代王朝的中堅”[40]。
河北地區在安史之亂到宋代初年，在全國政局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會昌時期臨近河北的澤潞軍企圖擁立自己的首領，宰相李德裕指出：“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41]這種政治大變局，在物質文化方面也會有所體現。譚凱從晚唐河北的特殊性與文化隔離、河北人在10世紀中國的政治地位、晚唐河北人對北宋喪葬文化的影響、晚唐河北人對北宋汴洛語音的影響、門閥世襲風貌的消失、新興精英風貌的興起等幾個方面論述了晚唐河北人對宋初文化的影響，認為“在10世紀，北方的各個新朝代大多由來自河北或河東的將軍所建立，以至於宋初時高級文官階層裏原籍河北的佔了相當大的比例。位於這個具有政治與文化權力的位置上，河北人顯然有助於改造政治核心區域的霸權文化”[42]。
可以想見的是，隨着河北人在五代宋初政壇上影響的擴大，高座傢俱更進一步擴展了使用的範圍，並最終完成了由低座傢俱向高座傢俱的轉變。這一轉變是逐漸實現的，朱熹考證了古代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寫出了《跪坐拜説》，其中有：“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43]可見，在北宋時期，至少在祠廟當中還可以見到席地跪坐的舊式習俗。
四 餘論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中曾經記載：“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牀、火爐牀家家有之，今猶有高鏡台，蓋施牀則與人面適平也。”[44]
陸游並沒有明確説明“往時”的具體時間，但估計和他生活的時代相距不遠。有可能在南宋之初，江南女性尚不能隨意坐在椅子上。但是，在北方婦女坐椅子的形象出現很早。1993年冬，在阿魯科爾沁旗寶山村附近發現兩座大型壁畫墓。1號墓該墓內部結構獨特，裝飾華麗，滿繪壁畫，並有“天贊二年（923）題記，這是迄今發現的紀年遼墓中最早的契丹貴族墓。2號壁畫墓出有契丹小字石碑，年代接近1號墓，在其北壁有一幅表現《頌經圖》，圖中的“貴婦雲鬢抱面，所梳髮髻的正面上下對插兩把髮梳，佩金釵。彎眉細目，面如滿月。紅色抹胸，外罩紅地毯路紋寬袖袍，藍色長裙，端坐於高背椅上，面前置紅框藍麪條案，上有展開的經卷”[45]。此圖吳玉貴先生考證為“楊貴妃教鸚鵡圖”[46]。
由於遼代早期文化受河北地區的唐文化影響很深，所以，遼代墓葬中有婦女坐於椅子上的圖像並不奇怪。同時，遼代墓葬中出土有不少椅子的模型，而且遼墓出土的椅子有比較明顯的特點：“其鮮明特徵是椅面前大邊與左右抹頭兩端的交接處有向外突出的部分，呈十字形，這反映了一定的區域特徵，也和一定的審美心理有關。也許由於椅面前端的這種十字形突起沒有實際的功能價值（甚至妨礙臀部的活動），所以後來並沒有被繼承下來。”[47]
另外一個問題是，故宮博物院傳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出現高靠背椅，由於畫面描寫的是南唐時期的故事，如果高靠背椅出現在南唐官宦之家，我們不但要對椅子在南方的傳播做進一步的思考，也要對陸游所記的習俗進行新的解釋。不過，此圖現在有不少學者認為是南宋時期的摹本，張朋川先生認為故宮本《韓熙載夜宴圖》是綜合了不同時期的粉本而在南宋組合成新圖[48]。
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由墓門、前後兩主室和四個側室組成〔圖十二〕，每個側室均有放置隨葬品的木牀一張，牀長1.8米、寬0.92米、高0.50米，可見還是屬於矮式傢俱的時代[49]。
這樣，寶山遼墓“楊貴妃教鸚鵡圖”和《韓熙載夜宴圖》中的椅子形象，並不影響本文的結論，即椅子在唐代最早流行於河北地區的武將人羣之中，隨着晚唐河北人在中原地區影響的擴大，椅子在宋代已經普及到尋常百姓之家，深刻地改變了古人的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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