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美國家安全機器終於露出了猙獰面目

【文/ 朱鋒】

中美建交40年的歷史，是中美經貿關係由小變大、由低級到高級不斷進步、兩國經濟共同成長和互利的40年。生於上世紀70年代及之後的中國人，絕大部分在這40年中對美國的印象雖然複雜，但是並沒有看到其國家安全機器對另一個國家全面開動時的猙獰一面。當前，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的打壓行動正在越演越烈。面對中國的強勢崛起，美國國家安全機器已對華顯露猙獰面目。

對華安全焦慮上揚

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經濟運營方式迅速轉向“金融資本主義”，金融服務業和服務業佔據了美國GDP的80%。除了保持芯片、航空、汽車等核心工業製造部門之外，大量的製造業“外移”，美國依靠美元優勢，進口工業製成品和日用品就足以維持經濟運營和日常生活。而恰恰在這30年，中國是世界上工業化進程最快和最成功的國家。

美國政府經常列舉的數千億對華貿易逆差，不是中國商品對美國“強買強賣”的結果，恰恰是全球產業分工和協調的結果，是美國製造業外移、過度依賴金融業和服務業的結果。與此同時，大量中國製造的廉價、優質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幫助美國穩定了物價，改善了中下層美國民眾的生活。中國進出口能力的長足發展，讓中國擁有大量美元外匯盈餘，成長為美國海外最大的美元貨幣擁有國。但中國仍然將近一半的美元外匯盈餘投資到美國的國債市場，幫助美國穩定了美元匯率，也將中國的經濟成長繼續綁定在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之中。

可以説，過去40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對美國的繁榮做出了遠大於一般國家的重大貢獻，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和市場開放，同樣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外部條件。不管特朗普政府如何“妖魔化中國”，這樣的信心不能變。

中美經濟的合作互利效益顯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公開表示，美國歡迎一個“強大、繁榮和穩定的中國”。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短短兩年多的時間，不僅拋棄了奧巴馬政府中國政策的基本原則，更發動史無前例的對華貿易戰，編造國家安全藉口圍剿華為，甚至將對華防範和限制全面擴大到學者、學生學術交流領域，將代價轉移到兩國的市場和消費者身上。

這其實已經説明：當美國對華安全焦慮上揚時，必然將安全置於經濟之前。

超級國家安全機器

對美國來説，經濟利益尤其必須服從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特殊安全利益。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美國的國內權力結構是十分典型的超級“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

美國已故作家戈爾·瓦德爾曾撰寫《美國作為國家安全國家的歷史》一書，對美國作為這種“國家安全國家”的本質進行了深刻揭露。瓦德爾認為，美國的權力機構控制在“軍事-工業-安全複合體”手中；美國永遠需要敵人，而且永遠按照自己價值及需要尋找和定義敵人;美國精英總是按照自己對製造敵人的利益及政治需要，全力向美國民眾炮製和灌輸“什麼是美國敵人”的話語邏輯。這套“美國敵人”的話語和邏輯系統常常不顧事實、扭曲真相。這種永遠“需要敵人”和“打擊敵人”的國家安全體制運行的結果，就是“總能讓美國武裝到牙齒”。

維持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政治意志，保障美國作為“山巔之國”的科技、尖端產能和金融霸主地位的社會決心，以及從冷戰時期就積累起來的超級國家安全機器，這些決定美國始終就是一個“國家安全至上”的國家。而美國的“國家安全”定義和內涵，遠比一般國家要寬泛、細緻和深入。其結果是，美國是個民主和法治國家，但美國從來就不缺乏偏見、歧視和仇恨。

因此，美國一些高校已經採取措施，停止或限制與中國企業的科技研發合作，甚至在招生和研究人員互動方面也在開始起變化。這一方面是受美國政府的壓力，一方面是美國社會的“愛國意識”也常常在跟隨美國政府反擊“威脅”和“敵人”時會自發膨脹。在美國高校具有人才開放、校園自由的傳統背景下，不接受和不錄取中國學者和學生顯然偏離了美國高等教育機構自我標榜的價值和理念。

最近，曾經是全球化堅定支持者之一的美國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弗裏德曼和美國極右翼勢力的代表人物班農一起出現在CNBC電視台的評論節目中，對於班農的“遏制中國論”，弗裏德曼當場表示支持，認為通過全面加税等措施打壓中國是“必要的”，因為這“符合美國利益”。

這些美國精英現在一邊倒地支持特朗普的強硬對華政策，這是美國作為“國家安全國家”,在事關美國霸權利益問題上總是朝野一致的寫照，更是我們在這次中美較量中需要認清的“美國力量”。

終會“聲嘶力竭”

美國政府“打壓中國”的種種做法，調動了美國國家權力機器的各個部門，展示了美國國家安全機器在“塑造敵人”、“打擊對手”上的扭曲、誇大和“老辣”的一面。

近兩年中美關係演變，給我們全面、深入認識美國上了生動一課。美國朝野雖然政治對立、社會分裂，但在針對中國這個“對手”時國家機器運轉卻配合一致。

面對這樣的美國，首先，我們無需懼怕，但卻需要擦亮眼睛、調整狀態、全力應對。

其次，當美國的超級國家安全機器嘶吼着對準中國之時，這場較量和比拼無疑將具有世紀意義。當前中國的綜合勢力還處於下風，各自政策主張的國際動員能力還存在強弱之分，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在保持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的同時，也要避其鋒芒、揚我所長。在執着地堅持管控中美分歧的同時，着眼於兩國間長期“纏鬥”，是我們需要建立、也可以建立的社會共識。

再次，抓住戰略機遇，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繼續融入世界，不斷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美國的國家安全機器終究也會有“聲嘶力竭”的那一天。

【本文首發於5月23日《環球時報》，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