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舸：歐洲議會制度如何促進反歐盟政黨成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強舸】

一、極右翼政黨斬獲頗豐

五年一度的歐洲議會選舉剛剛落下帷幕，計票工作正在緊張進行。現有統計顯示，極右翼政黨收穫頗豐，預計獲得的席位數所佔比例將遠大於他們此前在本國議會選舉中的收穫。5月23日，相關結果也基本符合選前我在朋友圈立帖為證的預測。

具體來説，英國脱歐黨預計獲得29席，將成為英國在歐洲議會的第一大黨，法國國民聯盟也領先馬克龍的“前進運動”，預計將贏得22席。德國選擇黨和意大利“北方聯盟”和“五星運動”（北方聯盟得票率漲幅很大，但它的反歐盟夥伴“五星運動”得票率有一定下降，兩者相加，意大利反歐盟同盟得票率總體上升不多）席位數也都有所增長。

為什麼反歐盟政黨會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得勢？對此問題，已有評論大多從社會矛盾、意識形態、最新政局變化予以闡釋。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並不足以解釋某些極右翼政黨為什麼能獲得比他們在國內議會選舉中多的多席位（極右翼政黨並不是2019年才崛起的，至少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就已經攻城拔寨，但在2017年和2018年的英、法議會選舉中依然只贏得了十分有限的席位）。

國民聯盟參選人勒龐在選舉結果公佈後發表演説（圖片來源：IC photo）

此外，上述分析更解釋不了這一現象：英、法、德、意四個歐洲主要國家的極右翼政黨在歐洲議會和本國議會選舉中體現出極大差異，英、法兩國極右翼政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了遠超本國議會選舉的席位數，但德、意兩國極右翼政黨在歐洲議會和本國議會中獲得的席位數比例相差並不大。

因此，在主觀性因素之外，我們也要注意不同制度造成的客觀性差異。事實上，極右翼政黨在歐洲議會得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歐洲議會的選舉制度。

二、大選區比例代表制更有利於極右翼政黨

1. 大選區比例代表制與單選區多數決制

造成差異的關鍵在於大選區比例代表制與單選區多數決制的不同。

歐洲議會選舉實行的是大選區比例代表制。具體來説，歐洲議會以國家劃分選區，按國家分配議席數，各國再根據自身情況將這些議席分配到不同選區中。例如英國分到了73個議席，它又將這73席分配在12個大選區（大選區指每個選區會選出2個以上議席）中，在選區中得票超過5%的政黨根據其得票率分配相應比例的議席。

相反，英法兩國議會選舉實行的是單選區多數決制，英國全國被劃分為650個小選區，法國全國被劃分為577個小選區，每個選區只有1個議席。在該選區得票最多的政黨獲得這個議席，其他政黨哪怕只少1張選民票，也將一無所獲。

單選區多數決制對極右翼政黨就極為不利。雖然現在歐洲各國都有較為強大的疑歐選民羣體，但他們畢竟不是最大的選民羣體，而且疑歐選民往往均勻分佈在全國各地，因此在選舉中，極右翼政黨有可能在幾十個乃至數百個選區都獲得第二、第三名的好成績，卻無法將其轉化為議會中的席位。

例如，英國獨立黨在2015年議會選舉中的全國得票率高達12.6%，位列所有政黨第三名，僅次於長期輪流執政的保守黨和工黨，但最終只獲得了1個議席（總計650席）。而排名第一的保守黨卻以36.9%的全國得票率贏得了330席（佔總數的50.8%），因為作為第一大黨的保守黨恰好在330個單選區都或多或少的贏了一點。

不過，單選區多數決制未必就一定對小黨不利，對區域主義政黨來説反倒可能是極大優勢。例如，全國得票率只有4.7%的蘇格蘭民族黨在這次選舉中拿到56個議席（佔總數的8.6%），僅次於保守黨和工黨。這56席都是在蘇格蘭地區獲得的，民族黨在蘇格蘭之外極少有支持者，4.7%全都聚集在蘇格蘭讓其獲得了極高的選票轉換成議席的效率。

2. 選情差異分析

相反，在大選區比例代表制中，極右翼政黨就面對“輸一票就輸所有”的難題，而是可以取得略高於其得票率的議席數（歐洲議會規定只有得票超過5%的政黨才能參與議席分配，所以投給最終得票率少於5%政黨的選票就意味着會被廢棄，因而得票率超過5%的政黨最終獲得的席位數會略多於其得票率）。

因此，雖然脱歐黨和獨立黨（脱歐黨今年剛剛成立，其主席法拉奇是獨立黨前主席，兩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黨）在2018年英國議會下院選舉中沒有贏得席位，在2015年也只有1席。但在2019年和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分別贏得了29席和24席（總計73席）。

舉行集會的英國脱歐黨支持者（圖片來源：網絡）

法國情況類似，國民聯盟在採取單選區多數決制的2017年法國國民會議選舉中，以近20%的得票率只換來了8個議席（總計577席）。而在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將獲得22席（總計74席），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還要多1席（23席）。

與之相反，意大利議會選舉採用的就是大選區比例代表制（全國有32個眾議員選區，按多名選舉制選出 630名眾議員，平均每個選區選出近20名眾議員，不同政黨按得票率在選區內分配議席）。德國則是單選區多數決制和大選區比例代表制各半的混合選舉制度。因此，兩國極右翼政黨在國內就能夠得到與其得票率大體相稱的議席數。相應的，它們在歐洲議會的議席數也就不會出現與國內議會的巨大反差。

三、歐洲議會非最高權力機關特性促使選民偏愛選擇激進政黨

當然，即使排除選舉制度差異的影響，極右翼政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的得票率往往也高於其在最近國內選舉中的得票率？例如反差最大的獨立黨，在2015年國內選舉中獲得了12.6%選票，但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了25.6%的選票。

這意味着，有一批選民在國內選舉和歐洲選舉時作出了不同選擇。這顯然不是用極右翼崛起等因素就能解釋的（特別是這次歐洲議會選舉還在英國選舉的前一年）。之所以有不同選擇，很大程度上是歐洲議會與一國議會的性質差異導致的。

具體來説，歐洲議會主要職責是審批歐盟法律和相關政策。但是，歐盟本身並不是主權國家，需要它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並不多。並且，歐盟有約束力的政策法規大多來自於各國政府的外交談判而非歐洲議會的立法表決。因而，歐洲議會的立法權限相當有限。相比作為一國立法機構乃至主權者的各國議會，歐洲議會雖有“議會”之名，但更像是一個清談機構，並無太多治國職能。

選民在選擇政黨時一般會考慮兩方面因素：一是政黨的政治主張，二是政黨的執政能力。對新興政黨來説，在變革時代，雖然它們的主張可能更符合厭倦了傳統政黨的選民胃口，但由於毫無執政經驗和缺乏人才儲備，許多選民會擔心其實際能力，因而依然會從治理績效考慮選擇具有豐富執政經驗的傳統政黨。

相反，歐洲議會的“清談館”性質會打消選民對新興政黨執政能力的顧慮，使得他們在選擇時會更注重政黨的政治主張是否符合自己訴求。並且，在對政黨政治主張的考察上會有理想化、激進化傾向，而較少考慮其實踐難度（例如，近三年談判已經充分體現出了英國脱歐的現實困難，但這並不影響脱歐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反正在英國脱不脱歐、怎麼脱歐等問題上，歐洲議會發揮不了什麼作用）。

不僅極右翼如此，極左翼的綠黨在這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一因素造成的，雖然它們的很多訴求比極右翼政黨更不切實際（極右翼政黨議題的難度主要是在政治運作上，而綠黨的很多環保訴求在科學上就缺乏可行性）。

綠黨領袖與支持者狂歡（圖片來源：IC photo）

四、培養掘墓人的歐洲議會

簡而言之，歐洲議會是歐洲一體化的重要制度設計，是歐盟的最高權力機構。歐洲各國極右翼政黨則都以推翻歐盟為重要目標。兩者看似針鋒相對，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反歐盟政黨近年來的迅速成長卻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歐洲議會的諸項制度設計。

在選舉中，它們依靠大選區比例代表制和歐洲議會的“清談館”性質贏得更多席位。在選舉後，歐洲議會的財政補貼、政治舞台、司法豁免、黨團聯盟等資源都會為極右翼政黨成長提供莫大助力（這些東西對主流政黨意義不大，因為它們在國內議會中就已經有上述資源了）。

換言之，歐洲議會在培養自己的掘墓人。

不過，極右翼政黨在歐洲議會大勝並不意味着相應各國政局也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在這次選舉後，勒龐就以國民聯盟在歐洲議會選舉中成為法國第一黨為由呼籲馬克龍解散議會重新選舉。英國脱歐黨的議席數更是傳統兩大黨保守黨和工黨的兩倍多。

但是，可以斷定，在下一次大選中保守黨和工黨依然會是英國前兩大黨，國民聯盟依然還會大比分輸給“前進運動”乃至共和聯盟、社會黨（其前身國民陣線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就已經高於當時的執政黨社會黨和主要反對黨共和聯盟成為法國在歐洲議會的第一大黨）。在意大利，北方聯盟本次大勝也很難改變當前執政聯盟（“五星運動”為主，北方聯盟為輔）格局。因為，作為地域性政黨的北方聯盟依然在南方地區缺少影響力，也就難以在下一次國內選舉中獲得更多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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