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我曾和劉欣爭論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她總感到時不我待

5月30日早上8點23分，CGTN女主播劉欣與FOX商業頻道女主播翠西•里根（Trish Regan）就中美貿易等相關話題進行了一場公開對話。這也是第一次，中美兩國媒體人正面交鋒，外界也給予了很高的期待。

當然對這場對話，也有不少爭論，比如辯論的氣氛不是很濃，中美媒體人都顯得有些拘謹，翠西的提問帶有預設性，劉欣的反駁不夠有力等等。到底該如何看待中美兩國媒體人的這次對話，要讓美國不帶偏見和傲慢的理解中國，中國社會以及媒體人還需要做哪些工作？對此，觀察者網專訪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王院長有着將近十年的職業媒體經歷，也與劉欣有過多次交流，在他看來，美國是最應該放到公眾面前進行道德審判和公正評論的國家，在評價美國時，中國媒體人應該更加自信。

北京時間5月30日，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的女主播劉欣和美國福克斯商業（FOX Buisness）頻道的女主播翠西-里根（Trish Regan）跨洋對話。圖片來源：IC Photo

【採訪/觀察者網 小婷】

觀察者網：您平時認識的劉欣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這次她欣然赴約您覺得意外嗎？

**王文：**差不多是十年前第一次見到劉欣。當時是在一個飯局上，有幾位企業家、著名報人，記得當時她很謙虛，一直在聽，沒怎麼説話。後來她到歐洲瑞士當了常駐記者，只能偶爾看她出鏡報道。大概幾年前，一次在央視做節目，我們在一樓餐廳偶遇，當時是她先認出我“王老師”！我才知道劉欣回來了，變化不少。最近兩件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次是去年年底，人大重陽召開了“一帶一路”內部研討會，請了某位重要官員到院裏主講，與許多從事對外講中國故事的媒體人、學者內部交流，劉欣也參加了。等這位領導講完，在場參會者互動，劉欣非常急切地表達對當前中國對外話語權不強的擔憂與緊迫感。當時，我還跟她有一個小爭論。我説，話語權恐怕還有很多客觀原因與現實困難，需要時間，需要慢慢來。劉欣反駁道，“慢不得啊！需要快快來！”她顯得非常着急。在場的人都笑了，覺得她非常率真，對講好中國故事有非常純粹的責任感，有緊迫感。

最近一次是剛剛在北京召開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我與她分別擔任一個分論壇的上、下半場主持人。我倆坐在一起候場聊天，才知道她原來比我年長。“你應該叫我欣姐哦！大家都這麼叫我！”我説好！結果她感嘆，哎呀，年齡不小啦，要更加努力，抓住最後拼的機會啊。此時，我再次感受到她對工作的時不我待與敬業。

基於這些事例，我對她這次主動應戰一點都不意外，甚至可以説她為這次應戰準備了20多年。時代就像一個聚光燈，總是給予時刻準備着的人。是她的勤奮、激情、專注與堅持，讓她獲得了這次被世界聚焦的機會，也獲得毋庸置疑國際美譽與國內聲譽。

觀察者網：您覺得在風格上，中美兩國媒體人有什麼不同？

**王文：**我曾有過八年職業報人的經歷，也認識接觸過上百位美國媒體人。中美兩國都有非常優秀的媒體人，但從個體來看，還存在一些普遍的差異：

第一，美國媒體人對工作的自主空間要比中國媒體人更大。比如，電視或報紙採訪中，問題方向與主題可能是他的老闆或主編來定，但是怎麼問、以什麼樣的風格敍事、如何掌握節奏、現場把控等，美國媒體人個人能決定的尺度、發揮餘地更大。

第二，美國媒體人平均年齡要比中國媒體人更年長。我經常會看到五六十歲的一線美國記者，比如，我認識《紐約時報》駐京站長Jane，已經六七十歲了。相比之下，中國一線記者大多是一批小年輕。中國媒體界有一種觀念非常不好，在媒體圈，好像你三四十歲了，還在跑一線，顯得沒出息似的。正因為此，中國媒體優秀人才流失得很嚴重。到了三四十歲，當不上主編、主任的，很多都會改行。這也大大限制了中國媒體報道的質量。

第三，美國媒體人在理解國家價值觀及其靈活地表達在對外闡述上的能力，要比中國的強。中國媒體人較年輕，對中國國家核心價值觀的理解深度還不夠透徹，如何活學活用，尤其是如何用在工作中，總體不如美國媒體人。

當然，也不是説美國媒體人遠強於中國，我更願意把這些視為是差異。中國媒體人也有自己的優勢。比如，中國媒體人對真相報道的客觀度、責任感普遍要比美國媒體人強。一件事情發生，美國媒體人看見了，立刻第一時間去報道出去，至於是否全面，是否會客觀，是否衝擊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這不是他考慮的。更重要是，美國媒體人多數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很深，對類似像中國這樣制度不同的國家報道，往往偏見積重難返。在這方面，中國媒體人顯得更穩重、更客觀。

所以，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後，中國人對美國媒體報道的認識開始“去神話化”。加之特朗普不停指責美國媒體“假新聞”（fake news），中國媒體人更自信了。

觀察者網：節目中，翠西提到了知識產權、關税問題、國家資本主義，這些問題其實也是美國民眾普遍對中國的認識，您覺得翠西以及她所代表的美國民眾對這幾個問題的認識存在什麼偏差？如果讓您來回答翠西的這些問題，您會怎麼回答？

**王文：**這些年，我也接受過一些外國媒體的英文采訪和現場直播式的採訪。我必須坦誠地説，如果是我遇到這三個問題，我肯定無法答得比劉欣更順暢。當面對直播時，考驗的是不只是外語語言功底，還有表達能力，以及瞬間的思維反應速度。用非母語、且在諸多關注與壓力下，能夠回答到這個水平，劉欣的表現屬上佳。儘管有一些網友認為還可以有其他的答案，但我認為在那種現場情況下能夠達到現在這個效果，劉欣已經很棒了。憑這一仗，劉欣可以名列中國電視主持人史冊了。

如果非得吹毛求疵的話，就知識產權、關税、國家資本主義這些問題來説，我覺得，可能不必回答得那麼實誠。這不是普遍的採訪，更不是答卷，或是被審問應如實交代問題，而是折射的兩國話語權之鬥爭。如果能夠反客為主，質問美國當年曾偷竊歐洲的知識產權，更自信地講述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進步與決心；在關税方面，直陳目前加税將給每個美國家庭年均增加300-600美元的支出，會不會對美國觀眾更加有影響力呢？我們可以繼續探討。當然，這些都可以為未來的中美對話提供更多的參考。劉欣這一仗，為未來的對美話語鬥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與財富，可以成為一個教學案例。

反觀翠西的表現，她是美國最聰明（也可以説是“精明”）的那一批精英的代表。她可以隨時為了觀眾，為了支持率，為了老闆的意志而改變自己的表現（zui lian）。據説，此前一天她還播放了自己美聲歌法的一段視頻，用温柔一面對沖她此前的歇斯底里。更重要的是，她的問題帶有誘導性，將自己放在對中國的道德審判者的高位上，雖然折射的是一些美國人對中國的無知和傲慢，另一方面也説明中國在對美話語權的爭奪中先天處於下風。

事實上，美國是世界上最值得放在公眾面前進行道德審判的國家，無論是金融危機對世界的危害，還是每隔3-5年發動或捲入一場戰爭對人類的創傷，或是高耗能對自然資源與氣候的破壞，亦或特朗普“退出”對全球治理的衝擊，中國媒體、輿論、學者都應有更多的自信對美國進行道德審判與公正評論，而不只是把自己放在辯護者、防禦者的地位。

觀察者網：您怎麼評價這次中美主持人連線，是一次辯論，還是對話交流？這是中國媒體人首次主動應戰美國媒體，您怎麼評價這次連線的意義？

**王文：**這次對話將會開啓中美媒體對話的新時代，過去中國媒體和美國媒體有很多私下的對話和溝通交流，還舉辦過一些對話會進行學術探討。但類似公開的對話，且引起兩國社會充分關注與重視，這還是第一次，所以，我覺得，未來這樣的方式是非常值得鼓勵的。

實際上，就這次對話而言，無論是翠西還是劉欣，都是“雙贏”的。兩人的收斂均提升了兩人在各自社會中的美譽度，也為兩國目前的經貿摩擦緊張氛圍舒緩了一些情緒。某種程度上，未來兩國媒體應該進一步鼓勵類似的對話。

而獲得這次對話的一個關鍵是，劉欣在此前主動批判引起了翠西的反應。這也充分説明，未來中國對美的報道應該更加有衝擊力、干預力，要有“精準打擊力”，要打“痛”一些美國人，這樣才會有下一輪的中美再次對話。從媒體的角度看，有衝擊力的報道對爭奪話語權非常重要。在這方面，衝擊力、干預力比所謂的“客觀”、“全面”、“嚴謹”更迫切。

觀察者網：西方媒體往往對中國充滿了傲慢與偏見，貿易戰也是輿論戰，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媒體包括智庫、學者該如何在這場輿論戰中回應西方的挑戰，掌握話語主動權？

**王文：**西方媒體整體上對中國的報道，離我們所想像的客觀、公正、全面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社會對西方媒體的認識，仍在逐漸加深的過程中，西方媒體的公信力在下降，另一方面，中國人在認識到他們公信力下降的過程中，使得社會自信進一步恢復。類似這樣的交流和溝通對話會讓一些西方媒體與受眾反省的，也使得中國人與媒體從業者更加有文化自覺和主動對外交流的意願和決心。但這些都是開始，未來任重道遠。

從具體方案上來看，我有三點很務實的小建議：第一，應該主動打造更多像劉欣這樣的國際對話者。在CGTN，我認識不少優秀的主持人如楊鋭、田薇、季小軍等，在央視中文國際頻道，也有不少優秀的主持人如魯健、周瑛鋒等，應該推動他們更多地走出去、説出去，主動利用他國平台上繼續發聲。智庫學者同樣如此，我在《伐謀：中國智庫影響世界之道》這本書以及不少文章中都有過專門論述。

第二，主動設置議題。中國媒體的對話報道應強化主動性、精準性。比如，直接就批判某些西方媒體的錯誤報道，某些文章的錯誤數據，某些機構或公司的錯誤言行，這才會有可能引起對方的注意。説實在的，我們對西方媒體那麼關注，相當程度上看，不正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報道有這樣的“威力”嗎？當然，鬥爭是為了求合作，最終還是要對話，真理越辯越明。同樣，智庫也可以推出更多中美、中外合作的研究報告。目前這些工作都在做，但還可以做得更多。

第三，應該培養更多的資深國際人士。中國有大量年長的、外語水平高人士的潛力沒有被發揮出來，正在被雪藏，比如，一些退休的官員、學者、媒體人，要不斷給予他們機會。更重要的是，要在對外傳播與表達上有更多的激勵制度的創新，這才有更多像劉欣這樣的優秀電視人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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