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暉：玻璃是從歐洲傳入中國的？人家是正經國貨好不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孟暉】
在87版《紅樓夢》的名場面“壽怡紅羣芳開夜宴”中，有一個小細節每每引起觀眾的矚目，在我們心目中屬於“古人”的紅樓人物，在開Party喝酒時用的卻是“現代風格”的玻璃高腳杯，似乎和今天的我們喝紅酒沒有區別。“是不是穿幫了？”“道具為什麼這麼現代？”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很多人可能誤以為，直到近代，玻璃才由歐洲傳入，從那一刻起中國人才見識到這種亮晶晶的人工製品。然而歷史的真相卻絕非如此，中國本土玻璃生產傳統與外來物、外來技術的交相輝映，最適合作為例子，用來説明亞洲文明交流在過去兩千五百年中是多麼活躍，多麼豐富，有着遠超我們想象的廣度與深度。
早在春秋末年、戰國初期，就有地中海地區生產的蜻蜓眼玻璃珠經過輾轉的路線來到中國，受到國君與貴族們的珍視。當時，中國已經發展起相當成熟的玻璃製造工藝，在外來玻璃珠傳入之後，立刻激發了仿製的熱情，於是，本土製造的蜻蜓眼玻璃珠也出現了，據學者們研究，似乎很神奇的“隨侯珠”其實就是外來玻璃珠的仿製品，一如東漢王充《論衡》所道：“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
在中國歷史上，似乎沒有任何其他一個工藝門類，在漫長的歷史中，像玻璃這樣，擁有過那麼多不同的稱呼。從先秦一直到南北朝時期，中國本土生產的玻璃製品有一個專稱為“五色玉”，同樣見於《論衡》的記錄：“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
玻璃在中國文化中的起點相對於其他文明有一點不同，因為自古重視美玉，於是道士們便試圖以人工的方式造玉，他們通過實踐發現，玻璃製品最能接近玉的效果，於是便儘可能地生產效果類似玉的玻璃精品。戰國時代便有精美的玻璃璧，而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玻璃盤，對玉質的模仿幾乎可以亂真。
劉勝墓出土的玻璃盤
不過，道士們在具體的探索中發現，玻璃製品可以產生多種顏色，在美觀上反而非真玉可比，於是也便刻意燒煉各種不透明的彩色玻璃，稱之為“五色玉”，亦即彩色玉、多彩玉的意思。唐宋以後，本土玻璃產品獲得了新的叫法，五色玉一詞逐漸被遺忘，而代之以藥玉、瓘玉等等，但製造各種彩色不透明玻璃的傳統，仿造温潤玉質的傳統，卻一直延續到當代的料器，成為中國玻璃傳統的一大特色，在世界玻璃景觀中獨樹一幟。
從漢代開始，隨着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中亞與西亞的玻璃製品作為昂貴的進口貨運抵中國，成為上層社會奢侈生活的標誌。《晉書》“王濟傳”就記載，晉武帝司馬炎臨幸王濟家，看到侍聖的宴席上“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洛陽伽藍記》則描寫河間王元琛舉辦宴會的風格是：“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自餘酒器，有水晶缽、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
晉人潘尼的《琉璃碗賦》則具體介紹，這些玻璃器皿“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是沿着陸上絲綢之路萬里遠來，其特點為“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是透明玻璃，與五色玉迥然不同，因此在當時的中國人眼裏特別新鮮。另外，外來琉璃器還擁有着異域風格的造型，晉人傅鹹在談到自家的一件琉璃卮時，就提到是“逞異域之殊形”。
伴隨異國玻璃器的綿綿遠來，“玻璃”與“琉璃”這兩個詞彙也出現在漢語文獻當中，如《漢書》：“（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琉璃）。”《魏書·西域傳》雲：“波斯國，多大真珠、頗梨（玻璃）、琉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舊唐書·西域傳》則雲：波斯國“出……琥珀、車渠、瑪瑙、火珠、玻璃、琉璃……”
據學者們研究，琉璃一詞來自梵語，而玻璃則是波斯語中“bulūr”的音譯，後者在今天的現代波斯語中依然存在，既指“晶體、水晶”，也指“雕花玻璃，鉛玻璃”（《波斯語漢語詞典》）。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的詞稱，卻是在十幾個世紀之前從外語中引入，有趣吧！
實際上，在這個時期，還有一個波斯語詞進入了中國文化，那就是“瑟瑟”，來自於波斯語中的“shishei”。shishei這個詞至今仍是波斯語中的日常詞彙，指稱玻璃、各種玻璃製品如玻璃杯，也指玻璃窗、櫥窗，而阿拉伯語也借用了這個詞，在今天甚至用於稱呼電腦上使用的液晶屏。在唐人那裏，由外來詞形成的瑟瑟則狹義化，固定為單指優質的透明藍色玻璃製品，因此，“半江瑟瑟半江紅”一句是説江水一半被夕陽染紅，另一半則如藍色透明玻璃那樣澄明透徹，一望見底，乃是無工業污染時代人們會看到的景象。
“半江瑟瑟半江紅”
與異國產品同步，外來的玻璃製造技術也分別從南北兩條路線抵達中國。《抱朴子》有一條非常重要的信息：“外國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雲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合五種灰”作水精（晶）碗，顯然是指燒製玻璃來製造假水晶器皿。實際上，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彩色半透明玻璃飾品便是採用外來技術製造，其成分與中國本土出產的玻璃不同，這就説明，早在公元前二世紀，相關的文化交流已經達致很高的程度。不過，《抱朴子》的記載引入矚目之處在於，具體指出了製造無色透明玻璃的工藝藉助印度洋貿易，搭着萬里海船，大致在晉代登陸廣州。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晚唐玻璃茶杯與茶盞，則展示了透明玻璃在中國的土地上綻放出怎樣美麗的花朵。
法門寺出土的玻璃盞
南北朝時，由陸上絲綢之路也發生了一波玻璃技術的重要交流：“大月氏國，都剩鹽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北史》“西戎傳”）
北魏太武帝時期，有人從北印度地區帶來了“五色琉璃”即彩色玻璃的製造技術，使得玻璃在北朝一下失去了原來外來珍寶的尊貴身份，身價大跌。利用這一新技術，太武帝下令製作了一座大帳，帳頂與帳帷都開有成排的窗口，窗口內則鑲上五彩玻璃。這座大帳設計得具有宮室的基本形狀，但可以摺疊起來由車馬運載，也可以隨時打開並在地上撐起，因此叫做“行殿”。此一移動的宮殿異常巨大，一旦張撐開來，足以容納上百人在其中就坐。陽光由密集排列在帳頂與四圍幕帷上的彩色玻璃窗映入，帳內光彩變幻，斑斕陸離，這讓太武帝的臣子們無比驚奇，以為是神仙用魔法化出的作品。
帶有玻璃窗的移動大帳大概維護成本太高，所以後來就沒了下文。但是，在這一波技術傳入之中，有一項製作玻璃珠的工藝卻在中國文化中留下了久久的迴響。由北印度傳入的這一新技藝稱為“拉制法”，大致是把半融狀態的熱玻璃坯拉成中空的長條，然後一一切斷，分成眾多中間帶孔的小管，因此製出的玻璃珠並非真正的圓珠子，而是管狀珠。此種工藝能夠高效率而低成本地製造大批量的珠子，由此而引發“珠簾”的產生，在南北朝時代，上層社會形成了一種新時尚，那就是懸掛彩色玻璃珠串成的“五色珠簾”。北魏永寧寺的西門遺址在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十五萬餘枚小玻璃珠，均為拉制法制成的圓管狀穿孔珠，當年便極可能是一面掛在門樓上的五彩珠簾。
永寧寺出土的玻璃珠簾
永寧寺佛塔復原圖
及至唐代，隨着玻璃製造工藝的進一步精進，珠簾的材料轉變為無色透明珠，能夠在簾上映出隔簾的物影，當日光燭影射上之時，更是璀璨晶亮，如雲如水，因此唐人美稱其為“水晶簾”或“珍珠簾”。當唐詩中詠及珠簾之時，如“美人卷珠簾”之類的名句，那是非常具體的在描寫一掛玻璃珠簾呀。此般透明水晶珠簾在宋元兩代都頗為流行，不過，到了明清時，也許是審美趣味發生轉變，上層社會對珠簾失去了興趣，不再時興於生活場所中懸掛這種簾子。但是，在神聖的祭祀場所卻會懸掛“青帘”——以藍色管狀玻璃珠串成的簾飾，直到清末，北京天壇的祈年殿還掛飾青帘。另外，圓明園內也使用水晶簾作為裝飾，可見，玻璃珠簾在傳統生活中留下了悠長的餘韻。
公元七世紀，阿拉伯力量隨着伊斯蘭教興起，西亞地區的政治景觀隨之改變，相應的，從那裏遠來的高檔精品，也由從前的波斯、大秦琉璃，變為大食琉璃。法門寺出土的藍色玻璃盤及透明玻璃瓶，便是典型的伊斯蘭時代西亞玻璃產品。這一情況一直延續到宋元，與我們今天想當然的誤解不同，在宋代，中國的本土玻璃生產極其發達，尤其在吳越一帶形成了繁榮的玻璃製造業，從宮廷到民間，從元宵節懸掛的各式花燈到飯店裏快餐用的碗，大量使用玻璃器。在那時，酒席上亮出玻璃酒杯才算最有檔次，插花器中也以玻璃花瓶為最佳選擇，牡丹花也好，桂花也好，若是能襯在一隻半透明的玻璃瓶裏，則會引來特別欣賞的目光。
不過，宋人生產的始終是低温玻璃，這也形成了漫長的中國玻璃史的一大特點，其缺點是不耐熱並且易於碎裂。程大昌《演繁錄》中對此説得十分清楚：“中國所鑄琉璃，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甚清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制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蕃琉璃也。”進口玻璃器因為堅牢與耐熱，長期成為中國上流社會所寶愛的一種奢侈品。
在這種情況下，宋人在使用玻璃與琉璃兩個詞時形成了約定俗成的區別，把玻璃製品中質量上乘者稱“玻璃”，而水平比較一般的製品則呼作“琉璃”。如《西湖老人繁勝錄》中列舉“七寶社”的中外“奇寶”，其中有“玻璃盤、玻璃碗”；《武林舊事》“燈品”中，説新安創燒的“無骨燈”是“混然玻璃球也”。值得一提的是，宋人最重賞牡丹，而南宋宮廷為賞牡丹開設華宴的時候，講究以大食玻璃瓶作為花器，如南宋周密《武林舊事》“賞花”一節，寫禁中賞牡丹，“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窯等瓶”，卷七再次寫到“又別剪好色（牡丹）花兒一千朵，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窯、金瓶”。
晚至明朝中葉，歐洲人終於繞過了好望角，到達印度洋，才掀開了玻璃貿易與技術交流的新一頁，對於已經活躍了兩千年多年的亞洲文明交流史來説，這屬於非常後起的事情了。需要説明的是，迄今為止，中國學界的研究大多用力於外來玻璃技術與產品進入中國的歷史，對於中國玻璃製品對外影響的注意仍然有限。
元人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中就提到，真臘人在貿易中很願意得到中國運去的玻璃珠，這種“水珠”實際上承擔着貨幣的角色。此外，在明代及前後時期，曾經把中國本土產的仿水晶製品稱作“硝子”，這一名詞傳入了日本，至今日語仍然把玻璃呼為“硝子”。因此，在玻璃領域，歷史上的中國絕不是單向的被動接受，而是與周圍文化有着活躍的互動，這一方面，還有待進一步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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