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最資本主義的英國都是免費醫療，中國卻要指望醫療市場化？

【文/李玲】

醫療的市場化，一直也是我們國家醫改裏面一直爭議的一個問題，那麼我們勢必要討論一下什麼是市場。

根據“完全競爭市場”的定義，無數的消費者、無數的生產者，他們誰都不能影響價格，要信息對稱，要生產同質的產品，要進出都是自由的，這才是完全競爭的市場。那麼在我們醫療領域，其實1965年，美國著名得諾獎的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的文章裏面就指出了，醫療是最市場失靈的，因為我們一般的消費，我的消費我做主，也就是我作為消費者，我想買什麼，我看看這個樣子，看看這個價格，摸摸我兜裏的錢，我的消費我做主。

所謂的市場能夠有效率，是因為消費者和生產方能夠在市場上博弈。而在醫療上，是醫生替你做決策，因為你並不懂你是得了什麼病，你應該吃什麼藥，你要不要做檢查，要不要做手術，是醫生替你做主。那醫生替你做主，醫療消費就是醫生替你定的，也就是你的消費你做不了主。信息是嚴重不對稱的，而我們醫生既是醫療服務的提供方，一切服務他給你提供，他是供給側，同時他是需求側。所以供需都在醫生一手，那你想一想，他能市場化嗎？他要市場化了，病人不就是被強宰的雞嗎？宰你沒商量。

所以應該從全世界來説，醫療都是非市場化的。英國最資本主義的國家，它是免費醫療體系，它90%的醫院都是公立醫院；我們香港特區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它93%的醫院是公立；德國、法國的主體都是公立和非營利性的醫院。

我們從1949年到八十年代，能以極少的成本改善人民的健康，就是一個完善的公立醫療體系。那個時候沒有醫患矛盾，因為老百姓充分信任你，他到醫院知道醫生不是要掙他的錢的，所以治好治不好，他都不會怪醫生。你看那個時候的條件那麼差，中國現在的醫療技術，絕對跟世界同一水準，跟當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不是一個概念的，但是那個時候沒有這樣劇烈的醫患關係，因為我們那個時候的制度符合醫療規律。

而今天，實際上我們是一個比較市場化的醫療體系，因為我們的醫院儘管叫公立醫院，但是它都是自我盈利、自我生存的市場主體。每一家醫院誰管它？都是它自己掙錢了。我們現在大概大型公立醫院，像上海北京這些大型公立醫院，國家財政給它的投入應該不到6%，它的主要收入都是來自於老百姓和醫保。而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醫院沒有政府替它兜底，我們的醫改到現在並沒有改醫院的投入機制、運行機制和分配製度。

醫生的收入大家都知道的，無非就是那幾個部分，所以他當然要創收。我就老開玩笑，我説我們一個醫院院長其實挺不容易的，他眼睛一睜，跟一個出租車司機是一樣的，每天要進幾千萬，他這個醫院才能運轉，他要把收入指標分解到科室，科室又分解到醫生。所以醫改儘管已經九年了，醫院的創收機制沒有變，中國無論是公立還是民營醫院都是要創收的，所以我們今天所遇到的問題，其實恰恰是市場化帶來的。

我們國家深化改革最近這些年叫“放管服”，我覺得在經濟領域確實要放，但是在社會領域，特別在醫療領域，可能我們不能簡單地放。因為你的管理成本太高。

比如我們都知道，前一段時間深圳出現基因編輯嬰兒事件，這個孩子的出生某種程度上就是放的結果，他生出來了你怎麼管？現在這是很尷尬的一件事，這件事對中國科學家的名譽污名化很厲害。其實中國的生命科學研究走在前面，我們有最大的人羣，發展又快，但是我想這些科學家未來要想在國際上發最好的文章，可能都會被嚴防死守，因為你失去了人家對你的信任。

我們目前無論是食品、藥品以及醫療行業，政府都要加大監管，這既是國際的經驗也是我們現在問題導向。我們管的能力太差，管的力量太差了，你先把它管好才敢放，否則怎麼能放。

其實還有我們極端市場化也不成功的案例，就是江蘇的宿遷。這裏曾經把所有的醫院都賣了，但回頭又建了。這是全世界沒有的，就是一個城市，也就五百萬人的一個城市，所有醫院都是私立的。它也試了，試了十年以後又走回頭路了。

無論是國際的經驗，還是中國自己的經驗教訓，都證明，單純的市場化肯定解決不了醫療的問題，而我們醫改恰恰要走的，就是政府怎麼更好地為老百姓兜底，讓老百姓有信任感、獲得感、安全感。因為實事求是地説，我們四十年改革開放，很多經濟領域確實是政府少管這個事就好辦，但是醫療它不是市場，它是社會領域，它是嚴重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這隻手必須進去，保護老百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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