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美迎頭相撞，最壞的情況是什麼？

【文/ 鄭永年】

如果説前些年人們討論得最多的是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近來隨着兩國之間貿易戰不斷惡化，人們思考的問題不再是會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這個陷阱到底是怎樣的。實際上，多年來，中美兩國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認知一直是不同的。在美國方面，現實主義者尤其是對華強硬派自1990年代開始以來，一直在討論中美之間會如何發生衝突；在中國方面，人們討論最多的是如何避免這樣一種可能的衝突。

如果把今天中美之間的關係僅僅理解為貿易衝突，就會太過於簡單了。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中，至少存在着三個“戰場”，包括：一、特朗普及其團隊中的一些貿易官員，他們側重的是中美之間的貿易平衡、貿易公平、規則等；二、美國國會主導的技術冷戰。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有不可彌合的分歧，唯獨在中國問題上具有了高度的共識；三、安全和軍工系統試圖把中美關係引向傳統意義上的冷戰，即美蘇那樣的冷戰。

顯然，在這三個“戰場”中，貿易戰既是比較容易處理的，但也可以成為技術冷戰甚至傳統冷戰的起點。歷史地看，國家之間的貿易並不是零和遊戲，更多的是雙贏的，但戰爭（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則往往是零和遊戲。可以這麼認為，就大國關係來説，今天的中美貿易戰是中美關係發展到這個歷史節點的必然產物。很自然，貿易戰不是兩國衝突的終點，而是不同形式衝突的起點（或者導火索）。可以預計，兩國之間在貿易問題上和解的空間也不大，即使出現了和解，也可能只是暫時的。

一個簡單的現實是，中美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都具有很大的韌性和消化能力，除非兩國貿易突然脱鈎，否則不會對兩國的經濟產生即時的巨大影響。這種情況表現在兩國談判上，就是誰也不會向對方給予過多的讓步。今天，中美的貿易談判已經大大超出了純貿易問題，而演變成了力量的較量。

不過，不管貿易戰如何發展，兩國之間的熱戰也不太可能，也不需要，因為兩國都是核大國。進而，中美之間也不可能用傳統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美國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沒有能夠通過傳統戰爭來解決問題，更不用説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針對中國，美國更可能使用傳統冷戰所使用過的“意識形態”武器，包括民主、人權等。不過，所有和意識形態相關的因素可以為對方製造麻煩，但遠不足以使對方屈服。如果意識形態出了問題，基本上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只要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對本國社會具有吸引力，外在意識形態就很難起到顛覆性作用。

無論是貿易戰還是其他方面的衝突，這些其實僅僅是中美關係的表象。美國的真正的國家利益從來就不是這些所決定的。就其本質而言，美國外交政策最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維持其在全世界的主導地位，或者人們傳統上所説的“霸權”地位。為了維持“霸權”這個最高的國家利益，美國什麼樣的事情都可以做，無論在國家層面、企業組織層面還是個體層面。以“國家利益”的名義也使得美國的作為具有了自我賦予的“道德性”，容易達成內部共識、獲得內部支持。

美國的“國家利益”邏輯會使得人們對中美關係的未來異常悲觀。不管如何，迄今為止，沒有一種外在的力量可以使得美國改變這個邏輯。除非美國內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個邏輯會繼續橫行世界。不管喜歡與否，大多數國家都是試圖在美國的這個邏輯下“求生”的，不管這些國家是美國的敵人還是美國的盟友。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把這個邏輯看透了，人們對中美之間的關係不至於那麼悲觀。實際上，兩國也有可能避開零和遊戲，或者一場你死我活的爭霸戰爭，也即前面所説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

中美關係最壞情況會是怎樣

現實地看，人們並不難對中美關係做最壞的打算。問題在於，最壞的情況會是怎樣的？既然熱戰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中美之間有可能滑向新形式的冷戰。新冷戰意味着中美關係不會完全重複往日美蘇冷戰的情形。新冷戰會是怎麼樣的？這首先需要人們看看舊冷戰是怎樣的？有哪些新因素出現可以迴避舊式冷戰？或者中國可以做什麼來避免舊式冷戰、避免最壞的“顛覆性錯誤”的發生。當然，應當指出的是，這裏的“顛覆性錯誤”是針對中美兩國而言的。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中美兩國都會是他方行為或者自己行為的犧牲品。

舊式冷戰格局就是一個美蘇之間的“戰爭狀態”，兩國關係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和被視為是“敵國”或“敵國集團”進行衝突，同時和麪臨同樣“敵人”或者“敵國集團”的國家進行合作。這種“衝突”或者“合作”的結果就形成了兩大對立的集團。第二、在存在着兩大對立集團的情形下，所謂的“國際秩序”就意味着這兩大集團之間必須存在一種最低限度的秩序，即存在着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規則，來保障國際社會最低程度的安全和穩定。對任何一個大國來説，成功的外交就意味着有能力創制和維持這些規則，在實現自身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提供給另一方以生存的空間，因為一旦對方沒有了生存空間，“冷戰”就有可能演變成為“熱戰”。

在國際層面，兩大集團又是如何處理兩國之間的關係呢？經驗地看，兩大超級大國通過不同形式的“試錯外交”逐漸確立了一些遊戲規則，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冷戰秩序”。這些規則意在阻止兩國之間的關係演變成為世界大災難，即核大戰。有三條規則是比較明顯的。第一條不成文的規則就是不向對方或者對方的盟友使用核武器，儘管有些時候兩國也經常用核武器來威脅對方。第二條規則是兩大超級大國之間不進行直接的軍事對抗和衝突。第三條規則是兩大陣營之間進行有限的戰爭和衝突，即通過代理人所進行的戰爭，或者代理人戰爭。

不過，與其説是兩大集團之間的鬥爭，倒不如説是兩大集團內部集團秩序的建設。或者説，兩大集團之間的內部秩序建設遠較兩大集團之間的競爭更為重要，主要表現在蘇聯集團使用計劃經濟模式來整合內部秩序，而美國集團使用的則是市場經濟模式來整合集團。在很大程度上説，當時自稱為馬克思主義國家的蘇聯違背了馬克思“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的理論，而反共產主義的美國倒是遵循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

兩種經濟模式不同，決定了兩大集團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決定了集團內部各國統治集團的合法性，更決定了兩大集團不同的整合方式（即計劃經濟的強制性和市場經濟的自願性）及其支撐兩大集團軍事發展水平的經濟能力。儘管柏林牆的倒塌有其外部因素，但主要是其內部已經腐朽不堪。

儘管中美關係是否會演變到往日美蘇關係還需要持續的觀察，中國也須要注意一些可能出現的情況（例如美國的“代理人戰爭），但更須要認識到今天的中美關係遠非當時的美蘇關係。在內部，中國已經確立了中國自己定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儘管西方把中國視為國家資本主義，但這並不反映出事實，因為事實上中國的非國有部門已經佔了國民經濟的60%以上。更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經濟是開放經濟，這和當時蘇聯的封閉性經濟有天壤之別。在政治上，儘管中國政治仍在演變過程中，但很難演變成為西方那樣的政體，並且在進行大規模建設、資源動員、應付包括戰爭在內的危機等方面，中國的政體表現出巨大的能力。

中美關係未來圖景

在國際上，中國並沒有像當時的蘇聯那樣形成自己的排他性的“集團”。舊冷戰結束以來，儘管美國開始通過把中國塑造成為其新的“敵人”來強化着其原有的同盟，或者構建新的同盟，但中國仍然沒有試圖建立自己的同盟。中國數十年來所強調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並非西方意識上的同盟，因為這種夥伴關係是針對有關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而同盟是專門針對第三國的。

也正因為如此，美國把中國塑造成其“敵人”的努力並不成功，即使美國的傳統盟友如歐盟諸國和亞洲的一些盟國也很難把中國視為“敵人”，因為中國沒有對它們構成威脅。不過，中國沒有組建同盟並不意味着中國容易被孤立；實際上，恰恰相反，中國經濟的開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和世界的關聯和關係。多年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這個事實意味着中國和世界的關聯度。

從這些基本面看，人們不難勾勒出中美關係的未來圖景。

如上所説，貿易戰對中美兩大國來説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而熱戰則非兩國的理性選擇，唯一可行的便是技術冷戰，或者美國一些人所説的“經濟戰”。但在兩個深度互相依賴的經濟體之間進行經濟戰，除了兩敗俱傷之外，並不能出現一個明確的贏家。一個孤立的美國打不了“經濟戰”，就是説，如果美國要和中國進行經濟戰，美國就同樣要結成國際聯盟來排斥中國。不過，現實的情況是，美國可以在本土市場以“國家安全”或者“國家利益”的名義來排斥中國，甚至美國的一些同盟因為受美國的壓力也可以排斥中國，但美國則沒有任何可能把中國擠出世界市場。

這裏的前提條件就是：中國本身需要繼續的開放，甚至更大的開放。而這也是這幾年來中國所做的努力。中國不僅承諾更大的開放政策，而且在政策實踐層面在加大、加深開放程度。在世界經濟層面，中國更是在實行大規模的“走出去”計劃，包括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倡議。這些都有助於中國和世界的深度融合，而非相反。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和中國的技術冷戰對中國來説，既是一個危機也是一個“機會”，即中國的技術創新的機會。正如李約瑟博士在其多卷本《中國科技史》所表明的，在很長曆史時間裏，中國的技術遠遠領先西方。西方只是在近幾百年裏大大超越了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國家。不過，今天的中國在改革開放數十年之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科技知識，中國不僅是最大的技術應用市場，更有成為最大的創新市場的潛力。

並且，只要繼續開放，西方政府也很難完全阻止科技知識的流傳。放棄巨大的中國市場更是意味着西方技術發明的成本會大大增加。儘管中國的中產階層在比例上小於美國，但中產階層的絕對規模已經趕上甚至超過美國。因為中國市場的巨大消費能力，沒有資本樂意放棄中國市場。

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國也很難再次走向“孤立”，因此，兩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迎面相撞實為必然。美國既沒有能力和辦法來改變中國，也沒有能力和辦法來圍堵中國，未來的中美關係可能呈現出“一個世界、兩種體系”的局面，即存在着兩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這兩個經濟體都具有開放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對其他國家而言則是選擇問題，一些國家和美國交往多一些，另一些國家和中國交往多一些，更多的國家則是兩邊都交往，以求得國家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