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辰| 孟晚舟能躲過牢獄之災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孟凡辰】
加拿大時間6月6日上午9：30（北京時間6月7日凌晨00：30）加拿大法院就孟總案件中法律層面的技術問題進行了討論。華為媒體事務副總裁Benjamin Howes表示，加拿大的執法存在嚴重的程序濫用，美國對孟女士的指控在加拿大法律下並不構成犯罪，孟女士及其律師將以此提請法庭以程序濫用為由終止引渡程序。
那麼，孟晚舟能躲過牢獄之災嗎？
回答是有可能，但是得靠中美之間博弈的戰略重啓。
這一判斷需要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1. 法律自衞必要，但成功希望渺茫
美國司法部宣佈的對中國華為公司、有關子公司及其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指控，共計23項。在全部指控中，有13項由紐約東區的法院提出，另有10項是由華盛頓西區的法院提出。在這23項指控中，美國指責華為的罪行分為四類：違反制裁、金融詐騙、商業間諜、妨礙司法公正。
孟晚舟3月9日在温哥華法院提出對加拿大政府的訴訟。她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提起的民事訴訟中，聲稱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加拿大皇家騎警和加拿大政府在執行美國引渡請求的過程中違法。孟指出在去年12月1日過境温哥華機場時，加拿大警方沒有立即逮捕她，而是先以“非法強迫她提供證據和信息”的例行海關檢查名義將她拘留。
在加拿大司法部宣佈正式啓動孟晚舟引渡法律程序後，孟的律師大衞·馬丁發表聲明：“即使面對美國帶有政治性質的指控，並且美國總統多次聲明，如果他認為這將有助於美國與中國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他將干預孟女士的案件，我們很失望（加拿大）司法部長仍然決定授權進行引渡程序。另外令我們關切的是，被指控為美國境內犯罪的行為在加拿大並不構成犯罪，如果在這樣情況下，司法部仍然決定授權進行引渡法律程序，這公然冒犯了雙重犯罪的基本引渡原則，我們的委託人認為，她從未有任何不法行為，美國的起訴和引渡是對法律程序的濫用。”
基於孟晚舟律師的聲明，她的法律代表在法庭的兩個論點將是：引渡的政治動機，以及缺乏在美加都構成犯罪的行為。
加拿大《引渡法》裏的一大例外，就是排除由於政治考量而申請的引渡。儘管特朗普的貿易談判團隊和司法部門一再強調司法程序與貿易談判無關，孟晚舟的律師將會針對特朗普的“失言”大做文章。
另外一個要點是，美加引渡條約中規定的引渡必要前提條件之一是，所指控的行為如果在加拿大發生的話，必須也構成違法。美國政府在紐約布魯克林對華為、兩家附屬公司以及孟晚舟提出13項刑事指控，包括違反伊朗制裁、金融欺詐和共謀犯罪。
5月8日，孟晚舟出庭，公開亮相
孟晚舟律師聲明所提到的“缺乏雙重犯罪”應該指的是，加拿大對伊朗的禁令與美國的伊朗禁令並不完全重疊，因此會主張，所謂的違反美國伊朗禁令的指控，在加拿大並不構成犯罪。根據孟晚舟温哥華保釋聽證會上所引用的檢方文件，美國檢方應該會主張引渡的基礎是銀行欺詐罪。
美國聯邦法18章第1344條《銀行欺詐法》規定，任何“詐騙金融機構”的企圖，或通過虛假或欺詐性的藉口、陳述或承諾從“金融機構”獲取資金，都將受到刑事處分。加拿大《刑事法》第380章也有類似關於銀行欺詐的刑事責任條款。
而孟晚舟對加拿大政府在拘捕過程中的行為提起訴訟，關鍵詞是“法律程序”。美國和加拿大的司法體系，由於顧及執法程序的不公平可能造成實施正義的障礙，對於被告和被拘捕方的權利，還有取證的過程，都有明確的規定。
加拿大聯邦隱私專員辦公室在名為《機場和邊境的隱私》的公開文件中指出，在邊境管制處，加拿大邊境服務局（CBSA）的官員有廣泛的權力阻止和搜查人們，檢查他們的行李和其他財產，包括筆記本電腦和智能手機等設備。這些活動是在加拿大海關法的授權下進行的，不需要搜查令。
這個文件也指出，加拿大法院普遍認為，人們降低了對邊境點隱私的期望，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隱私權和其他特許權繼續適用，受到國家主權、移民控制、税收和公共安全等國家要務的限制。然而孟晚舟在過境温哥華機場時，並沒有入境的打算，加拿大政府是否有正當的“國家主權、移民控制、税收和公共安全”考慮而對她實行搜查？這應該會成為法庭上辯論的因素之一。
孟晚舟團隊一方面可能要在引渡聽證過程中採取拖延戰術，另一方面也會為長期抗戰佈局。温哥華的刑事律師凱拉·李在接受《温哥華星報》採訪時説，雖然孟晚舟起訴加拿大政府的訴訟本身有前例支持，但即使孟晚舟勝訴，最多也只能拿到幾千美元的補償。所以這起訴訟的可能動機不是經濟賠償，而是借憲法維權，對加拿大的引渡程序產生影響，包括加拿大司法部長是否最終批准引渡請求。即使孟最終被遣送到美國，面對美國法庭的陪審團，如果能顯示她在加拿大的權利遭到侵犯的裁決，對她的案件可能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根據2019年5月29日美國《華爾街日報》，今年3月7日，華為宣佈針對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第889條的合憲性向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定這一針對華為的銷售限制條款違憲，並判令永久禁止該限制條款的實施。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首席法務官宋柳平5月27日的相關聲明稱：華為已提起訴訟並將於週二提出簡易判決動議，要求法院宣佈該法案違憲。該禁令是典型的剝奪公權法案，違反了正當程序。該法案直接判定華為有罪，對華為施加了大量限制措施，其目的顯而易見，就是將華為趕出美國市場。這是“用立法代替審判”的暴政，是美國憲法明確禁止的。希望美國法院能和處理以前的剝奪公權條款和違反正當程序案件一樣，宣佈華為禁令違憲並禁止執行。
從理論來説，華為起訴美國政府《國防授權法》違憲，影射“政治迫害”，並不能直接為23項控訴脱罪。針對這些指控，政治因素不是很好的辯護理由，因為政治迫害與被告的核心並不直接相關。事實上，如果每個被告都用政治迫害作為擋箭牌，我們的街上會多出很多殺人犯、逃犯。針對刑事控訴案，華為反擊的動機應該是作為整體形象佈局的一部分，對美國政府片面的“華為威脅論”發起正面出擊。這在庭審階段，可能對陪審團的成見進行預防性改造，對案件的辯護起到間接作用。
針對華為的訴訟，美國CNBC相關評論是，純粹法律上看不論是否符合法理，過去類似俄國企業訴訟已被法院拒絕，所以華為機會不大。華為的案例似乎踏着俄羅斯網絡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實驗室的軌跡：美國認為卡巴斯基的軟件可能是俄國收集情報的工具，卡巴斯基否認這些指控，然而美國國土安全部於2017年9月指示聯邦機構在政府系統中剔除卡巴斯基的產品，隨後美國國會也立法禁用。卡巴斯基對美國政府提出了兩個訴訟，主張禁令違憲侵權，但初級法庭駁回了這些訴訟，裁定國會法案乃是出於保護政府計算機網絡免受俄羅斯入侵的正當考慮，隨後上訴法院維持了這項裁決，認可禁止卡巴斯基是一種“預防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措施。
2. 制裁華為的政治決策是美國色厲內荏
整體而言，孟晚舟和華為分別高調起訴加拿大和美國政府的最大法理依據，是他們受到“政治迫害”。引渡聽證裏，政治動機是法官依照加拿大《引渡法》必須考量的因素之一。儘管華為在美國面臨的兩個刑事案件指控的核心問題分別是伊朗禁運和金融欺詐，以及盜取商業機密，“政治迫害”應該可以成為脱罪的利器。
當然從孟晚舟被抓的第一天起，特魯多政府上上下下一直強調的就是“司法獨立”，政府不得干預。甚至是當特朗普親口對路透社表示“為了美國的利益和貿易談判可以干預司法”以後，加拿大依舊不鬆口，只是譴責特朗普的口無遮攔。
但是現在貌似加拿大有點也堅持不下去了。加拿大外交部長Chrystia Freeland最近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渥太華早間節目採訪時竟聲稱，此事件已被中國方面高度政治化，因此加拿大也不排除政治干預。原話大致是“加拿大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國家，但這並不排除會採取政治決定。在孟晚舟案件上，有關引渡的程序上將有那麼一個時刻，司法部長可能需要作出政治決定，要不要將她引渡給美國”。
5月30日週四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前往渥太華，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會面，商討華為問題引起美加與中國的外交糾紛。
有分析指出，美國對華為的限制令使中美貿易爭端擴大到科技領域。美國國務院國際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顧問傑弗裏·肖特(Jeffery Shott)説：“顯然，我們現在距離達成協議比4月底的時候更遙遠了，在部分程度上是因為摩擦擴大到投資領域和高科技領域。”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中國經濟學者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表示，美方的一連串舉動讓北京相信，美中貿易爭端已不再是一紙貿易協議就能解決的。他説：“中國領導層已經做出決定，認定與美方達成一份輕鬆協議的結點已過，而且也不再認為（對中國採取的貿易行動）只是特朗普一個人，因為很明顯對中國在技術轉讓和投資領域的攻擊是兩黨一致的。
美國國務院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成員肖特認為，在談判後期提出新的要求和條件是各國談判時慣用的手法，這無可厚非，但應確保最終協議不會造成重大國內政治問題。他説：“2018年姆努欽和羅斯與中國敲定的那份協議沒有得到特朗普的批准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同樣，我認為雙方在北京擬定的協議草案包含很多明確要求中國修改法律的條款，或諸如此類。”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顧問班農2019年5月9日在挪威卑爾根出席媒體活動説，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會有一秒鐘的退縮，因為貿易爭端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班農在中亞地區哈薩克斯坦接受採訪時説，“特朗普必須全力以赴，這不是一場貿易戰，這是中共一直在對抗西方的經濟戰爭。”
美國副總統辦公室主任肖特5月29日表態，華為可以被包括在中美貿易談判範圍，前提是華為終止和伊朗的合作。這一表態，也完全符合特朗普總體在宣佈制裁華為後的相關表態，即華為可以是中美貿易談判的一部分。《紐約時報》5月29日報道，美國一系列針對華為的禁令可以稱為“新柏林圍牆”，特朗普及其幕僚還想迫使其他國家選邊站：一邊是根據“西方各種價值”建立的網絡，一邊是根據“共產政權原則”建立的網絡。本質上制裁華為，是特朗普對美國貿易談判要求的狂熱加碼。
3. 中國抗衡美國打壓的理想結果
鑑於美國和加拿大都已明確對華為制裁的政治考量，所以國內最近對美國長臂管轄導致法國阿爾斯通被美國通用電氣收購的相關討論，應該具有明顯現實意義。
我在2010年移居巴黎，一直呆到2018年底；事發前，阿爾斯通通過獵頭找過我，所以在這期間我和阿爾斯通包括全球董事長在內，有過密切溝通討論。美國通用電氣成功併購阿爾斯通發電業務，主要成因在於法國政治決策者，即時任經濟部長的馬克龍必須交投名狀，以獲取美國對他競選總統的支持。包括事後和前總統薩科齊的數次面對面小範圍交流溝通，也幫助我得出結論，即在法國政治經濟領袖個人利益重於泰山的大背景下，法國高科技實體經濟是華爾街大資本的囊中之物。
華為案的結局，首先也會取決於中美兩國政府的政治和貿易博弈的結果。對此我還可以分享一個國內媒體未曾太關注的事件，供借鑑對比類推。
2014年3月17日德國斯圖加特法庭判決保時捷/大眾勝訴，19個（美國）對沖基金對保時捷大眾併購案信息披露不及時/誤導，要求賠償11億7千6百萬歐元被駁回；隨後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和清潔交通國際研究所，共同宣佈大眾柴油車排放超標；2015年3月9日，大眾美國向美國環保署（EPA）承認柴油機排放作假，雙方約定爭取和解；2015年3月26日斯圖加特州上訴法庭，判決19個對沖基金上訴無效；其中兩個對沖基金決定最後上訴聯邦法庭；2015年9月19日美國環保署公開大眾柴油機排放造假；2015年10月1日，穆勒成為大眾集團全球新董事長，布魯默接任他成為保時捷董事長；2015年12月初，布魯默和夫人在保時捷博物館樓上牛排餐館，單獨請我和家人晚宴；2016年10月25日美國法官查爾斯-布萊耶批准大眾和美國客户賠償方案，大眾預計賠償美國客户高達165億美元；2016年12月23日，聯邦法院駁回對沖基金上訴，終審維持斯圖加特州法院判決。
2015年9月大眾柴油機排氣門事件曝光後一天，我正好在費加羅報副總編輯陪同下，走訪該報總部各主要部門；在和該報負責汽車工業報道的兩位編輯溝通時，我開玩笑説，法國汽車巨頭雷諾等會得益於這一醜聞。他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些汽車製造商都是在造假，所以不會如此。
美國的政商司法執法協同作戰及其默契，是全世界除中國外，所有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優勢，德國商業巨頭西門子和大眾等都也無可奈何。所以華為這次最終抗訴，也將如同過去的成就，自己努力只是必要條件，最終能否扛得住美國製裁的充分條件，也要看中國的體制優勢。
中國商務部5月31日宣佈中國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對不遵守市場規則、背離契約精神、出於非商業目的對中國企業實施封鎖或斷供、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的外國企業、組織或個人，將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西方媒體因此一片譁然，華爾街三大股指應聲而跌。中國終於在中美“貿易上甘嶺”激戰之際，找到了自己“挖坑道”的有效應對。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中國這次對美國貿易和高科技領域遏制打壓的抗衡，希望獲取的最理想結果應該是什麼？
新中國當年的抗美援朝，贏得了全世界對中華民族的認可；更為重要的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主要）因此同意決定（有償）支持新中國營造全面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實體經濟。美國這次對中國包括華為的全面打壓，也事後證明西方世界確實不可能為中國做同樣的事。
但是隨着中國進口商品加税對美國經濟負面影響日益明顯，美國鷹派小知識分子們的狂妄主張也被證明是荒唐且違背常識的。這也正在迫使美國政治決策者尤其兩黨國會領袖背後的金主們，對遏制中國政治意圖的商業邏輯，進行反思並集體發聲。
5月23日據CNN報道，美國商業巨頭沃爾瑪和達吉等均表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進口加税，對企業利潤和客户價格會帶來的消極影響。沃爾瑪集團首席財務官比格斯在上一季度業績報告電話會議強調，“我們將盡一切可能保持低價，這是我們的日常工作。但是（對中國進口商品）加税，肯定會造成我們客户購價上漲。”這是美國第一大財富家族沃爾頓（控股企業）的代表，對白宮紈絝子弟背景的地產“混世魔王”最直接清晰的告誡。
這次特朗普未能和中國結束貿易戰，且變本加厲制裁華為，也已給美國高科技和農業帶來重創；特別檢查官穆勒突然在5月30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更是代表美國視俄國為眼中釘、肉中刺的情報、司法主流精英羣體，給出的一個明確警告，在政治上給特朗普造成難以管控的壓力和被彈劾的風險。
華爾街巨頭布隆伯格也在6月1日發文，呼籲國會採取行動限制總統制定貿易政策的權限。儘快使中國就範或達成和解，安撫華爾街維護其信任支持，已成為總統政治生存需要之一。哈佛大學贈予總統最不感冒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並請她為本年度畢業生及其家屬做針對總統的報告，也是代表美國主流知識精英對全球宣示，他們對白宮裏總統和其周圍麥卡錫式狂熱小知識分子們的“無知偏狹”和包括對進口税中國買單的無數“謊言”，無比蔑視。
最先提議制裁打壓華為5G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亞。美國需要回流的高附加值製造業工作崗位，其實是在日本和西歐，而不是中國。所以美國這次對中國的技術貿易的遏制開戰，其實質是政治歇斯底里且部分被蠱惑，已被公認損害巨大商業利益，開罪眾多既得利益者。中國這次與美國抗衡博弈的目的，也需要回顧藉鑑歷史，明確自衞應戰不是唯一目的，而是要發展民生、接軌世界一流。
中國應對貿易戰的理想結果，是儘可能繼續集合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做大全球實體經濟蛋糕，維護已有的且獲取更大的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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