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中國製造世界領先，為何製藥卻比不過印度？

【文/ 李玲】

最近的醫改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在提速。

2018年12月8日有一個叫“4+7”的帶量採購，就是四個直轄市加上七個副省會城市——中國最具購買力的11個城市——集中起來採購藥品。帶量採購的效果非常的好，因為這次採的二十多種藥，最高的降了95%，平均降幅超過60%，而且都是通過一次性檢驗的，也就是説是質量可靠的藥。

藥企特別特殊，全世界的藥企都是“巨無霸”的壟斷，因為藥企最大的成本是研發。目前研發一個新藥，國際上大概要二十億美元的研發成本，再加上十年的時間，所以這個企業要是沒有體量的話，是不可能經受得起這樣的一個研發成本和時間。如果老百姓對着這樣一個全球壟斷的藥企去買藥，你根本談不下藥價來。

所以這些年醫改，我們從過去單個醫院買藥，到國家省級層面招標採購，其實藥價都下不來。在這些年醫改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終於國家出手了，用國家的力量，用量來換價——就是你降了價以後，就進我的醫保了，而且我把三分之一的全國市場給你。這樣的話是雙贏，老百姓得實惠了，而生產藥品的企業也保持了合適的利潤。

我們還有一種選擇，就是所謂的仿製藥。

《我不是藥神》這個電影相信大家都看了，其實印度現在確確實實是全球生產仿製藥做得最好的，而且仿製藥不是假藥，仿製藥是真正通過評議的、一致性檢驗的，不僅僅是廉價，實際療效是一致的。

我想大家肯定有興趣知道，印度怎麼能生產出這麼多好的仿製藥？畢竟要説工業，印度跟我們比差遠了。其實我想大家不知道的是，印度是從咱中國學來的。七十年代，它來中國學習，一下就學到了真經——他發現中國人為什麼能看得起病，就是自己造藥。

當時我們就是造仿製藥的，過去傳統的那些所謂低價藥都是國家組織起來仿製的，如青黴素，我們就從“奢侈品藥”最後搞成了“白菜價”，一分錢也治。所以印度回去以後，它其實是以國家的力量在推動仿製藥的生產。

印度的法律不保護專利，但是它保護仿製專利，就是你把這個藥仿製出來了，工藝這套我保護你。因為我們都知道，知識產權是為了鼓勵創新，但是在藥這個行業，它有一個特殊性——一旦藥研發出來，如果它是能救命的，但因為經濟原因吃不起，這是不人道的，所以世界衞生組織是允許強制仿製的，簡稱“強仿”，但條件是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水平低。

印度是滿足這些條件的，所以跨國公司跟印度打官司打不贏，所以四十年以後，仿製藥造得最好的是印度。美國每年一半以上的藥都是從印度進口的——美國是最大的原研藥發明生產地，而它的老百姓也是吃不起原研藥的，因為原研藥太貴了，它也從印度進口藥。

讓我們感到很慚愧的是，中國製造打遍全天下（中國現在有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幾乎什麼都可以中國造），但就是製藥，以及跟看病連在一起的醫療、器械、耗材、設備，幾乎全是進口的——我們藥大概70%左右靠進口，器械設備90%多，所以它的價格一定是昂貴的。

所以，現在國家來組織，已經是一大進步，只有國家才有這個市場的力量。第一步就是以市場來壓價。我覺得這只是救急辦法，還是貴，格列衞降一半的話還得一萬多，是二百塊錢的五十多倍，然而我們目前還沒有生產能力。所以第二步，我覺得一定要國家牽頭，像牽頭談判降藥價一樣，下一步應該是國家牽頭生產，無論是原研藥還是仿製藥——可能第一步是仿製藥，快一些，然後生產原研藥。

這個問題也是很好玩的，實際上你看一看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五年規劃，生物製藥藥品一直是中國轉型升級的一個重中之重。但是為什麼不能落地？這可能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我們也做了一點點研究，發現其實它和我們國家整個經濟結構變化有關。過去是由中國的化工部管整個製藥的，有一個牽頭部門來落實這個規劃，但是現在我們只有一個部，叫工業與信息化產業部，所有的歸這一個部在管。我也去問過工業和信息化產業部，沒人管；也就是説，我們整個製藥工業基本上是靠行業在自我運轉，好像缺國家的一隻手能落下去。

我們的企業太散了，它們沒有能力做研究，包括仿製藥要造出好的來，也是要做研究的。所以我相信，隨着醫改的深入，我們國家未來會帶量採購，會提升醫藥工業的集中度。另外，我們的藥最多的成本是在流通，這其實是不創造效益的，所以要把流通的成本給擠壓掉，讓我們的製藥企業有更多的利潤，這樣它才能做研發。

仿製藥以及原研藥的研發，一定是我們未來經濟升級中的一個重頭，這樣的話才能在未來讓我們老百姓吃得上好藥，而且吃得起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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