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樹軍：亨廷頓的“復活”——美國政經劇變背後的深層線索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國當代最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為20世紀這個“美國世紀”的見證者，亨廷頓在美國政治學界縱橫馳騁了60年。在這60年中，他一貫秉持清醒的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思想立場，思考美國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國與世界”的關係 。從二戰後介入美國思想辯論以來，他總是不囿於狹隘的政治正確，不斷以美國社會矯飾的“自由主義”為理論標靶，探討支撐美國社會和政治體系運行的思想基礎；同時，在二戰後不斷變化的世界格局中，他同樣以其清醒的現實主義，判斷“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定位美國的國家戰略。
亨廷頓當之無愧是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們可以通過深入其思想演變軌跡，切實理解美國20世紀的國家性質與國家航向，以及更為廣泛的現代政治世界與現代政治困境。
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間，美國思想界普遍以洛克式（John Locke）的自由主義來描述美國的國家理念。在這種理念描述中，美國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平等主義等現代政治原則逐步得到貫徹的國家。這種自由主義國家理念被塑造成為美國國家的共識。但是，在1957年，剛過而立之年的亨廷頓對此主流觀念發起挑戰，他提醒美國人反思美國的建國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義，還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義。
亨廷頓認為，看上去美國社會的進步主義、多元主義和共識主義都是洛克式自由主義的變體，這種源自英國的美國自由主義“文化霸權”也確實導致美國保守主義沒有形成一以貫之的傳統。在1898年“美西戰爭”之前，美國曾經有過兩種保守主義：第一種是“北方聯邦主義”，它產生於希望推動美國從邦聯轉向聯邦的北方工業州，是美國歷史上最早的保守主義；第二種是卡爾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和阿爾傑（Horatio Alger）等人論述的以種族奴隸制為基礎的“南方保守主義”。這兩種保守主義確實都弱不禁風，稍縱即逝。
但是，在亨廷頓看來，這兩個保守主義傳統卻在兩個重要契機之下復活了。首先，隨着美國加速告別“孤立主義”走向世界，新漢密爾頓主義的聯邦保守主義復活了；其次，從“二戰”到“冷戰”初期， “南方保守主義”在法律和政治層面被弱化，但在冷戰後出於對外部的蘇聯共產主義和內部的大眾民主運動的恐懼，“南方保守主義”也復活了。在蘇聯這個全面戰略對手的巨大威脅面前，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與“古典保守主義”迅速在“冷戰自由主義”旗幟下一致對外。亨廷頓成為“冷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之一。
但也正是在亨廷頓身上，“冷戰自由主義”散發出濃郁的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氣息。1957年，作為一位30歲的年輕學者，亨廷頓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美國既然長期以自由主義社會自居，那麼，這樣的美國和美國人是怎樣接受自己反對了一百多年的常備軍的？一個自由主義社會為何需要一支有可能威脅自由、民主、繁榮與和平的強大軍隊？如果美國社會接受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就意味着接受了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政治倫理。
因此，在亨廷頓看來，雖然美國社會將“洛克式的自由主義”視為國家理念，但在現實運作中的卻是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結合體。“現實主義”意味着美國人在冷戰的國家間激烈競爭情勢下，必須接受一支強大、團結、高度職業化的軍隊。而 “保守主義”則意味着軍官必須接受文官在正當性、道德倫理、政治智慧和治國能力上都優於自己，必須接受人事任免、財政預算和軍紀國法審查等方面的文官控制。
亨廷頓這種對美國社會實際形態的觀察所得出的國家建構理念，來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戰略思想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與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既提供了軍官職業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當性，亨廷頓正是據此建構了自己軍政關係理論的內核，從而讓《軍人與國家》成為理解現代國家的軍政關係繞不開的經典之作。
小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緊密捕捉住1898年因美西戰爭中獲勝而在美國出現的帝國主義情緒，成為新漢密爾頓主義的吹鼓手。正是在小馬漢身上，亨廷頓所説的美國歷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聯邦主義和南方保守主義，在美國放棄孤立主義走向世界之後復活了。
而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冷靜的政治現實主義塑造了冷戰至今美國對外戰略的主線，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頓對美國對外戰略的現實主義批判與反思。
亨廷頓早期的思想重心，就是一個自由主義社會為什麼需要接受一支強大的保守主義軍隊。亨廷頓在這種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來，保守主義是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的，因為它並沒有自己的“烏托邦”。在這三位戰略思想家的啓發下，亨廷頓把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視為軍事倫理的兩大支柱。
亨廷頓認為，要理解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為什麼接受一支保守主義的軍隊，不僅需要考察軍官與文官集團之間的權力關係，也需要考察二者之間的思想關係。文官集團易受社會流行的意識形態影響，因而，軍政關係的穩定就有賴於政治思想與社會觀念普遍接受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
因此，亨廷頓非常關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這兩大意識形態在美國不同時代的命運變遷。在亨廷頓看來，在冷戰情境下，美國必須扭轉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保守主義主導的意識形態。在亨廷頓的認識中，古典保守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保守版本”，其理論對手並不是古典自由主義，而是“大眾自由主義”和“民主自由主義”。1975年，美國政治已經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20年民主化運動高潮，進入保守主義長週期。亨廷頓進一步闡發了“民主危機論”，這被視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論”的迴歸。
1957年，亨廷頓本想用自己的《軍人與國家》申請終身教職，雖然這部著作後來被認為在軍政關係研究領域佔據了與《戰爭論》和《海權論》同等的學術地位，但在當時，亨廷頓卻被哈佛大學政治學系的自由主義者指控鼓吹軍國主義和權威主義，最終被迫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從哈佛大學出走哥倫比亞大學。
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
或許正是由於這一個人際遇，亨廷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四年，對萊因霍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尼布爾對冷戰一代美國思想家影響極大，深受其影響的，包括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等新教神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等自由主義者、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等社會主義者、漢斯·摩根索（Arthur M. Schlesinger Jr.) 等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家，以及美國冷戰遏制戰略創始人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和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節制主義大法官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等人。
尼布爾的思想光譜也頗為複雜，他既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也是新教現實主義者。他是美國歷史上首批使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抨擊美國社會自身問題的學者，這一點體現在他那出版於1932年的成名作《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它是“大蕭條”時期影響整整一代美國人的經典著作。美國國際關係與歷史學學者安德魯·巴切維奇(Andrew J. Bacevich)將尼布爾稱為冷戰自由主義的總設計師，美國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將尼布爾稱為美國冷戰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作為小施萊辛格口中“尼布爾的教子”，亨廷頓讀過尼布爾的大多數著作，由於受這位新教神學家思想的影響，亨廷頓逐漸強化了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思想立場，這使他不同於理想主義的保守主義，也不同於同時期現代派詩人托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會思想。1968年，亨廷頓集中闡述了他對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在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獨特問題的判斷。他認為，不同於傳統國家，隨着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不斷深入，每個國家要麼成為大規模現代社會，要麼就是處於轉型過程之中的“變化社會”或“轉型社會”。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轉型社會必將也必須以種種美好的政治價值目標為自身的發展目標，它們凝聚着現代人對美好政治信念的追求；只要樹立了這種目標，轉型社會就能從“經濟的現代化”直接走向“政治的現代化”，所有美好的事情可以一夜之間到來。而亨廷頓認為，自由主義者的現代化理論實則是將西歐、北歐和北美西方國家作為現代化的理想樣本，實際上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將起點等同於結果，事實上忽略了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遷對政治變遷的巨大影響，忽略了過程和道路的複雜曲折和替代選擇的可能。
這樣一個判斷，反映了亨廷頓的思想轉變。在50年代寫作《軍人與國家》之際，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在亨廷頓那裏是並列關係；而到了60年代，現實主義已經變成了保守主義的限定詞。從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參與冷戰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制定開始，不惑之年的亨廷頓就將矛頭對準了自由主義的政治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和對外戰略，提出了“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政治變遷理論”。
《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這本著作集中體現了亨廷頓“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政治態度，它整合並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對政治發展的討論，將比較政治的研究重心從政治發展轉移到政治變遷上。在這本書之前，也有學者討論過轉型社會的政治發展究竟包含哪些要素、條件與目標。
但這些討論均以“傳統與現代”的二元論為前提預設，都是靜態的直線演進，忽略了大規模轉型社會的動態特徵：當轉型社會的政治體系無法面對、回應、吸納來自大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平等訴求時，它便無法實現現代化。因此，亨廷頓將政治發展的內涵寄託於三個方面：社會制度對政治制度的影響、社會發展對政治發展的影響、社會結構對權力結構的影響。
晚近50多年來，“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逐漸成為美國多數中下層白人的主流觀念，“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對現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處理、文化對政治、政治思想對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塑造作用越來越受關注。比如，著名政治學者西達·斯考切波近十年來就致力研究美國保守主義在晚近50年來的復興如何推動美國政治的大轉型，如何左右美國決策，其語境下的美國保守主義主要就是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的保守主義。
“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新教根源
亨廷頓思想的繼續深化來自1960年代民主化運動在美國的此起彼伏，以及這場極具挑戰性的民主運動對美國自身構成的巨大挑戰。如何理解、回應這種挑戰？亨廷頓從政治轉向了文化。在他看來，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們質疑的並非美國體制的正當性，而是美國現任政府的統治能力，驅使這些學生的是美國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它在歷史上曾經多次矯正美國的航向。因此，他認為看似激進的民主運動，實質上卻是保守主義的。
亨廷頓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提出過類似問題：難道那些最激進的革命派，不恰好是最典型的保守派嗎？亨廷頓將美國政治的失衡歸因於美國社會的自由主義共識，後者成為亨廷頓反覆使用的理論靶標。亨廷頓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共識讓美國人接受自由主義的建國理念與政治思想，也讓人們相信美國體制代表的自由理念能夠且必將實現。但這種共識只是理論上預設的現實，實際上有很多內在危機。政治現實是，自由主義理念未能實現，並且總是不能實現。理論預設與政治現實的衝突，恰恰內在於自由主義的共識。因此，亨廷頓從根本上挑戰了自由主義者對美國政治的體制自信。
在用文化視角解釋政治問題上，亨廷頓受到了伯克的啓發。他認為美國從來沒有產生獨立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這使之在一戰、二戰和冷戰期間的內部敵人和外部敵人面前手足無措，保守主義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重新回到美國政治舞台。伯克在《論法國大革命》所表露的保守主義思想，尤其是在《與美洲殖民地和解書》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頓視為美國的國民特性、國家認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來，美洲殖民地的新教是“新教的新教”、“異見的異見”，是英國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產物。因此，北美殖民地人與母國人同文同種，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種。亨廷頓正是在伯克的基礎上將“同文”界定為“同一種宗教”。
亨廷頓指出，美國自由主義者將美國的政治理念概括為一套“美國信念”。所謂“美國信念”指的是美國人一直以自由主義社會自居，認為自己代表了人類社會一系列美好的政治價值。但亨廷頓認為，這種自由主義的美國信念沒有觸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於英國的新教革命時代，甚至每一種制度都源於新教。在此，亨廷頓回到“都鐸政體論”，美國政府的權力雖在結構上分立，但本質上處於“職能混同狀態”，美國政體源於亨利八世以來的英國都鐸體制。
需要注意的是，1968年的亨廷頓並未着重闡發美國政治的新教根源。這涉及亨廷頓思想的內在轉變：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亨廷頓集中關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軍事制度和作為政治制度集合體的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步入天命之年的亨廷頓的重心轉向對重大政治社會困境的道德關注，試圖找到制度背後的文化要素。此時的亨廷頓強調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國政治，就必須追溯美國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為美國核心文化和國家認同源泉的盎格魯-新教文化。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發現不惑之年的亨廷頓對自由主義者批評的深刻之處：自由主義者所相信的美國人反權力、反權威的政治倫理並不是天生的，正是因為英國人留下的政府權力太大、政府權威無處不在，才導致美國人看上去擅長限制而非建立政府權威，才激發了美國人的反權力、反權威的政治倫理觀念。
這種文化範式關注美國政治背後的文化因素，認為美國所有的現代政治制度幾乎都有宗教根源，解決現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於政治的“再宗教化”、國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國人的道德主義和理想主義，只有激起超越階級、地區、種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國政治才有希望，正如美國國會大廈穹頂上的壁畫把美國曆任總統描繪成先知和聖徒，而華盛頓被放在上帝的位置上。美國的政治和新教信念具備類似的形式和社會基礎，政治注重宗教，宗教則為政治添加了激情。簡言之，在亨廷頓看來，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國政治最獨特的特徵。就此而言，亨廷頓的現實主義保守主義所接續的，正是美國思想史上的“保守主義的美國例外論”。
新教現實主義與現代政治困境
1990年代初期，面對蘇東劇變後的國際局勢風雲變化，花甲之年的亨廷頓認為需要對新的國際格局做出準確的現實主義判斷。冷戰之後，自由國際主義言説甚囂塵上，而亨廷頓則秉承“思想教父”尼布爾的指導，非常清醒地將自由國際主義和新教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
尼布爾是“冷戰”時期的思想教父。冷戰一代的思想家共同的理論建構存在一個前提，即將蘇聯視為全面的戰略對手。只有在這個理想的敵人面前，美國和美國人才能恰當定位自己。在這個前提之下，尼布爾認為，美國人以上帝選民自居對其他民族頤指氣使是一個愚蠢的幻覺。尼布爾從新教現實主義出發，對這種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進行批判。他希望探尋的是基督教如何從道德上來理解、處理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困境。
尼布爾的新教現實主義深刻影響了亨廷頓對美國內政外交和“美國與世界”關係的思考，但是，亨廷頓在冷戰格局鬆動之際偏離了其學術立場，試圖探討非西方國家的民主行動指南，他的好友布熱津斯基因此將其稱為“民主的馬基雅維裏”。亨廷頓本人則認為，他大概有一半篇幅的確如此，但另一半仍然是客觀的，因為他仍然將秩序視為分析國家的核心維度。對他來説，民主是個好東西，秩序也是個好東西。
冷戰結束之後，面對一個“理想敵人”的消失，美國思想界也出現了巨大爭議。美國的保守主義者聚集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蘇聯消失之後，美國如何界定國家利益？冷戰結束後，美國人還是美國人嗎？如果沒有冷戰，身為美國人還有什麼意義？如果失去了蘇聯這樣理想的敵人，美國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尋找新的理想敵人。1996年，已近古稀之年的亨廷頓處理的問題變成了如何理解“後冷戰時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衝突根源。和諧世界主張是否符合現實？多元文明論能否解釋？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能否解釋？國家主義能否解釋？
“文明衝突論”誕生的契機是亨廷頓與他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對話，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是當時自由主義世界主義的典型代表。時至今日，人類社會的未來究竟是“歷史的終結”還是“文明的衝突”，仍是當代政治學與國際關係領域有關“後冷戰世界秩序”討論的一樁公案。亨廷頓嚴肅批評“歷史終結論”的理想主義，徹底回到尼布爾的新教現實主義，回到冷戰自由主義的現實主義維度，將馬基雅維裏時代的政教衝突帶回“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政治分析。
在亨廷頓看來，既然存在多極文明，就可能存在衝突；只有理解可能的衝突，才可能謀求和平。“文明衝突論”似乎同時激勵了西方霸權國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國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國內戰狀態”：一方面，西方國家會繼續堅持自身文明的獨特性，強調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國家受到激勵，希望成為帝國內部的“新君主”。亨廷頓因此再次為自己贏得“現代馬基雅維裏”的標籤。
美國思想界認為，冷戰之後的美國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文明的衝突這種外部危機，還有國家認同的解體這種內部危機。1992年，小施萊辛格出版了《美國的解構》。在他看來，失去敵人的美國在多元文化衝擊下，不再是一個團結的國家。與小施萊辛格等人長期相互啓發的亨廷頓，也將其人生的最後時光用來處理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他認為，以1965年的《移民法》為轉折點，多元主義在種族、語言和文化上挑戰了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動了“反美國化”進程。
但是，亨廷頓並不把希望寄託在如今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護主義上，儘管他的確再次因為批評自由主義的多元主義而被貼上了本土主義者的標籤。在他看來，美國的希望在於讓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這個母體，在於盎格魯-新教文化而非種族上的白人至上。如果能夠復興盎格魯-新教的核心文化，便能振興美國的國家認同；白人便能在國內、國際上繼續充當美國與世界的統治者、支配者、主導者。亨廷頓認為，21世紀的美國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義”——既不是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也不是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但每個人都應該珍視愛國主義這一政治美德。
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政治美德
亨廷頓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召喚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國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魯-新教文化為主體的“美國核心文化復興”，在冷戰結束後似乎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一位學者曾經這樣評價“文明衝突論”之下的亨廷頓：他並非當代霍布斯或現代馬基雅維裏，而是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筆下的弗蘭肯斯坦，很可能毀滅掉自己的母體。當然，這其中很可能存在很深的誤解，亨廷頓所反思的正是美國國家認同與美國世界地位所面臨的危機，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衝突的厄運。
在亨廷頓去世後，他的朋友和同事對他的評價側重不同、分歧也可能很大，但他們有一個共識：亨廷頓是一個典型的盎格魯-新教徒。亨廷頓與美國自由主義精英的疏遠，恰恰是因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戰後的美國普通選民的想法。[19]在個人品質上，亨廷頓堅持的是勤勞、誠實、公正、無畏、忠誠，以及最為重要的愛國主義。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話：這裏躺着的是一個滿懷信念的愛國主義者。
亨廷頓同時代的社會學家和政治家丹尼爾·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認為，美國自由主義的核心共識在於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夠改變文化並自我保存，美國保守主義的核心共識在於文化而非政治，文化決定社會成功與否。
有學者據此指出，亨廷頓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義的思想誤區為前提的，他對政治學的首要貢獻就在於維護保守主義的核心共識，強調自由主義在實現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所以必須現實主義地援引保守主義的思想資源。亨廷頓的第一個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個30年則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思想立場，對美國及其與世界的關係所面臨的重大政治和社會困境進行道德層面的思考。或許正是因此，亨廷頓才成為美國唯一同時吸引了現實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為二戰後美國政治學的重要代表，亨廷頓身上最值得記取的，正是這種“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愛國者的思想立場。也正是這一思想立場使他成為切實理解現代美國的思想、性質、航向及其社會政治困境的理想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