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反修例運動拖累香港法治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香港因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再次進入國際輿論焦點位置，也成為中美貿易戰“持久戰化”的一個新戰場，並對“一國兩制”的國際聲譽、對台影響力及支撐大灣區戰略深入實施構成嚴峻挑戰。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本是特區政府實施基本法、完善本港法治的正常施政行為，旨在彌補香港與未達成逃犯移交協議之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個案移交制度，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然而，正常的自治立法程序已被反對派及國際反華勢力污名化為破壞自由和法治，不僅有立法會內的惡意拉布，更有6月9日的大規模遊行及後續的暴力升級。反修例運動儼然成了“二次佔中”，已經超出合理的和平示威與立法公眾參與的軌道，成為反法治的鬧劇。反對派的極限對抗意圖阻止香港法治漏洞的正常修復，尋求延續“逃犯天堂”的非法自由。

反對派挑起全港性社會抗爭的動機和意圖是不正當的：其一，不以針對修例草案的具體法律問題討論為中心，無限上綱上線，政治化，國際化，甚至暴力化，破壞了香港法治的理性基礎和公共審議的民主品質；

其二，毫不掩飾地尋求國際勢力干預和支持，在中美貿易摩擦之際錯誤站隊，損害香港與國家的根本利益；

其三，無視特區政府在修例草案上的合理民主諮詢與真誠的妥協修正，反而變本加厲，從原則和政治上根本否定修例的合法性，破壞香港管治權威和法治進步的具體契機；

其四，通過毫無節制和缺乏理據的誤導扭曲宣傳，不僅撕裂香港社會，也進一步損害香港與國家之間的政治信任和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大好局面。

反對派此舉表面來看完成了佔中之後的再次超強政治動員和極限對抗，取得了一定的香港內外政治影響力，但卻根本阻斷了反對派轉型為“忠誠反對派”的政治通道，打破了“一國兩制”的內在政治平衡與利益共識，是亂港禍國行為。

結合此次遊行的組織力和影響力，可見香港內外反對勢力的聯合操作已遠遠超出常規社會抗爭強度，有政治上極限施壓及癱瘓香港管治權的更深企圖，更可遠程打擊中央管治權威，破壞後佔中時期尤其大灣區規劃以來兩地融合發展的大好形勢。最低限度，此次遊行抗爭已超高強度展開，可以有效配合後期選舉造勢和吸票，也是反對派謀劃之“選舉工程”的一個環節。

特區政府在本次修例爭議中顯示出對香港法治進步與民主價值的高度尊重與負責任的精神。修例動議起於台灣陳同佳案，特區政府出於善良動機儘快彌補逃犯移交的法律漏洞，推動實現個案正義，並一體解決今後類似的移交法制問題。

在修例草案社會討論與立法會一讀程序中，特區政府能夠認真聽取各界意見，合理回應社會關切，做出了重大而有意義的草案修正，關鍵點在於：其一，移交罪名範圍縮小至37種最為嚴重的刑事犯罪，符合國際慣例；其二，移交擬判起刑點提高至7年監禁，排除了諸多普通刑事犯罪；其三，確立了政治性罪行不移交的規則；其四，實行“雙重犯罪”規則，只有香港及移交目的地均認定犯罪的才移交；其五，嚴格的司法複核保障程序。這些法治的優化配置足以保障逃犯在香港法上的正當程序權利，不存在反對派擔憂或指責的法治缺陷。

反對派從一開始就缺乏認真且專業性討論修例法律細節的意願，而是抓住修例對香港人敏感安全心理的衝擊性，無限制地放大恐懼感，製造謠言，進行非法律和非理性的誤導與動員。當然，僅僅依靠反對派自身的蠱惑與動員是絕無可能造成今日之對抗態勢的，國際勢力在中美貿易摩擦尖鋭化的敏感時刻積極介入干預，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波助瀾因素。

在策劃遊行和極限抗爭的政治準備階段，反對派派出所謂代表性人物訪問美國求援，得到美國政治高層極高規格的接待和明確支持，歐美勢力乘機響應加持。這樣，反修例運動就成了香港反對派與國際勢力遏制中國、激活及升級“香港牌”效用的主要抓手。反對派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國際政治的反面棋子，自覺者可惡，不自覺者可悲。

中央政府在香港修例問題上高度尊重特區自治權和法治，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完善本港法治及建立更為完備的逃犯移交制度體系。逃犯條例修訂之後，香港將成為法治更加鞏固、社會更加安全、國際司法網絡更加信任及良性互動的法治高地。反對派對此議題的極限和非理性運用，必然隨着條例通過及其後的法治規範性實踐而遭到否定。香港民意事實上已經發生了不利於反對派的轉變，靠一時蠱惑及國際干預得來的暫時性“士氣”必然面臨“再而衰，三而竭”的政治困境。

從“一國兩制”長期發展演變趨勢來看，反修例運動展現出的激情、偏見與功利情緒的表象，難以阻止香港法治的具體進步，也難以削弱特區政府的依法管治及中央對香港法治的堅定支持。裹挾進遊行的諸多普通市民和學生只是被刻意渲染的恐懼感一時包圍，待廣場激情消退，理性反思與商談更深入開展，預期適當冷靜一段時間後堅決反對修例的就只是那些潛在的“逃犯”了。條例闖關之日，或為香港法治進步的一個歷史裏程碑，併為後續法治完善探索經驗和先例。

此次反修例運動再次暴露了央港關係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並未真正解決，香港在迴歸22年之際依然是嚴格的“制度離島”。更關鍵的是，此次極限對抗及無節制的尋求國際干預，充分而全面暴露了香港反對派不可合作、沒有底線、損害國家利益的政治本質，也暴露出美國對香港的超強影響力及“影子管治權”。這必然反向警醒中央嚴肅面對香港管治中的結構性政治挑戰，倒逼中央及特區政府更加積極檢討和完善香港的安全法制與教育法制，更加全面準確地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更加理性而嚴密地推動中央管治權與特區自治權的有機結合，也會更加合理高效地推動大灣區建設及香港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發展大局的政策科學設計與制度配合。

民族復興無坦途，這是世界歷史給出的基本教誨。“一國兩制”內藴堅韌的國家理性，即國家對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權與港澳對國家持續貢獻力的理性結合。中央治港的出發點始終在於確保香港高度自治和繁榮穩定的同時，推動香港對國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做出更大的貢獻，實現國家發展與香港發展的互利雙贏，並以此雙贏結果在政治上説服國內其他地區持續接受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憲制性地位。新時代的香港角色不再是單純依靠歐美體系服務國家初期現代化，而是深度參與和支持國家的“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支持國家正在主導及展開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構行為。

香港反對派一葉障目，自私偏狹，美國則基於全球戰略利益遏制中國，哪張牌好用哪張，香港只是被利用，甚至可能被犧牲。只有國家是香港利益和發展前途的最終責任人。“一國兩制”決定了國家不可能放棄香港，目前的大遊行及政治法律爭議不過是融合發展觸及到的陣痛而已，但陣痛之後是新生，香港各界應當有所警醒，增強信心、責任感和理性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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