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世明|匈奴和中原王朝，除了戰與和，還有離間與拉攏

【文/ 馮世明】

關於秦漢時期匈奴和中原政權的關係，以往的關注點大多集中在戰爭與和平交往（通關市或和親等）兩個方面，實際上通過《史記》的解讀可知，無論中原政權或是匈奴，還通過其它手段為自己爭取利益，從而使兩者關係呈現出錯綜複雜的面貌。

匈奴成為中原王朝利用和拉攏的對象

匈奴介入中原政權鬥爭，早在戰國就開始了。戰國七雄，齊楚燕趙韓魏秦時而合縱，時而連橫，這中間常常可以看到匈奴的身影。

“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

鞠武之所以不同意將樊於期留在燕國，是不想因此事而招來秦王的怨恨，因為燕國的實力遠不及秦國。當時匈奴的活動範圍很廣，東自燕代，西至河北，都有匈奴的蹤跡。七國中的燕趙秦三國和匈奴靠近，燕國想到藉助匈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七國之中秦國開始比較弱小，後來經過幾代統治者的努力，成為七國中實力最強大的政權，一度使其它國家聯合，並拉攏匈奴參與對秦的戰爭，“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

鞠武畫像  圖自網絡

秦始皇統一六國，使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匈奴，奪取“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南)，迫使匈奴向北退卻七百餘里。為了鞏固北方的邊防，又把原來燕趙秦三國在北方修築的長城連接起來，築成“萬里長城”。由於秦王朝壽命不長，史書所見的匈奴與秦的關係也較為簡單清晰。到了西漢，匈奴的實力空前強大，在冒頓單于的統治下，“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眾，除了對中原經常的侵擾和掠奪外，還在漢王朝內亂的時候，起着分裂國家的危害。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茶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它人，脱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而陰使範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

此事發生在漢高祖劉邦時期，陳豨求救匈奴，燕王綰也讓張勝去拉攏匈奴，最後張勝的一番話令燕王恍然大悟，並且反過來令匈奴幫助陳豨，原因在於劉邦正在一個一個地剷除異姓王，令其相互攻擊。看破了這一點，大家為了自保，不得不這樣做，而此時的匈奴則成為政治權謀的藉口和工具。

從漢高祖劉邦到文景的六七十年間，由於經濟殘破，國力空虛，勞動力不足，與匈奴的力量對比處於不平衡的狀態，漢朝不得不委曲求全，採取以和親為主的策略。而當漢朝發生內亂時，由於匈奴的強大勢力，往往成為反叛者積極爭取的對象。比如文帝和景帝時期發生的淮南王叛亂和七國之亂。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

正如文帝六年復單于書中所説，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贈給單于的物品甚為豐厚，可是背約離異兄弟之親的行為，常常出現於匈奴。

“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對於中原王朝來説，匈奴經常騷擾邊境，劫奪財產，殺掠吏民，抄略人口甚至威脅政權安危，所以在一般情況下是以戰爭或者防守（和親）為主，但是在政權間或者王朝內部發生矛盾的時候，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匈奴往往就成為了反叛者爭取的對象，以上的事實已經明確地説明了這個問題。

昭君出塞 圖自網絡

至於匈奴參與內亂的目的是什麼，史料中沒有明確説明。但是匈奴的遊牧性質決定了他的掠奪性，和親、通關市等雖然可以換來相對的和平，但不能一勞永逸。實際上匈奴可以利用中原內亂的機會將勢力深入內地，幸運的是幾次內亂都被中央王朝及時平叛，否則匈奴的勢力隨之進入，將會直接威脅中央政權。

漢族政權制造匈奴內亂

匈奴作為一種不安定因素，屢次成為漢族政權內亂時的外援，因此除了戰爭和和親等手段之外，漢族政權也試圖在匈奴內部製造矛盾，以達到削弱對方的目的。漢武帝時期，“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相對與其它單于而言，“兒單于”以年齡小而著稱，匈奴的單于位繼承製度通常是父子相繼，而雜有兄終弟及，而左右賢王則是匈奴政權中地位僅次於單于的官職，擁有自己的王庭，是諸王將中即位可能性最大的。兒單于年齡尚小，新立尚不能服眾，漢王朝派了兩個使者，一個出使單于，一個出使右賢王，把匈奴看成一個分裂為二的國家，不過“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雖然沒有成功，但這離間單于和右賢王的手段，是戰爭和和親之外對待匈奴的另一種方式。

漢族政權對匈奴降人的態度

《史記》中所見的匈奴降人的資料比較集中於《史記》的《表》中，表中所見的降人首領有匈奴的王、單于太子、都尉、相、大當户等，率眾來降後受到漢族政權的優待，基本都被封侯。

關於匈奴降者的史料記載景帝之前似乎很少見，可能與漢初休養生息，對於匈奴採取守勢有關，景帝時開始有降者的記載，對於降者封侯的措施則始於景帝，為此丞相周亞夫曾經提出過不同意見：

“其後匈奴王（唯）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唯）徐盧等為列侯。”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户。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盧元年。封地在容成（索隱縣名，屬涿郡）。”

周亞夫認為這些是匈奴的叛徒，不應該受到優待，但景帝最終沒有贊成，理由是“欲侯之以勸後”，即希望通過給予投降者較高待遇的方式，引至更多的後來者，同時也表現出漢王朝寬大為懷的態度。這種政策為漢武帝所繼承，武帝時期匈奴的降者規模明顯增加，這與武帝開始擺脱無為而治思想，積極出擊匈奴有關。這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元狩年間的渾邪王率眾來降，此時匈奴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矛盾，導致了一次大分裂。

“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户，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鷹庇為煇渠侯，禽梨為河綦侯，大當户銅離為常樂侯。”

對匈奴降者首領封侯就要給予食邑和封地，其它匈奴民眾也要讓他們安居內地，“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所以汲黯認為“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應該將這些胡人全部作為奴婢賜給從軍戰死者的家屬，以慰人心。但是汲黯的建議並沒有被武帝採納，“上默然，不許”。

漢武帝在位時對匈奴是採取強硬的態度，多次派大將軍衞青、霍去病與匈奴作戰，一改文景時以和親為主的戰略，那為什麼要優待降人呢？景帝時期匈奴來降的人數並不多，所以景帝“欲侯之以勸後”，到了武帝時期由於正面戰爭和匈奴內部矛盾的激化，投降漢王朝的情況屢見不鮮，優待匈奴降人，需要耗費相當的經濟力量，我想武帝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是權衡利弊後的決定。如果真的如汲黯所言去做，把這些匈奴當作奴婢來使喚，那等於加重了漢匈之間的仇恨，讓那些正面與漢王朝作戰的匈奴沒有任何退路，死戰到底。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反而弊大於利。對匈奴，武帝是既打又拉，既滅了匈奴的威風，又顯示出大漢朝的寬容大度。

《漢武大帝》劇照   圖自網絡

相對於匈奴投降，漢人投降匈奴的現象要少的多，因為在漢人看來匈奴是“蠻夷之人”，居於“苦寒之地”，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會投靠匈奴的。以現有的史料來看，匈奴對漢降人也是非常禮遇的，如高祖時的韓王信，燕王盧綰，文帝時的中行説，武帝時的趙信，李陵，衞律，李廣利等，入匈奴後受到單于寵信，享有高官厚祿。

最著名的一例是李陵。“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李廣抗擊匈奴，名聲極大，匈奴號曰“漢飛將軍”，李陵是李廣的孫子，投降匈奴必然帶來很大的震動，單于“以女妻之”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還被“立為右校王……皆貴用事。”蘇武入匈奴後，李陵曾經對他誇耀過自己在匈奴的生活。

眾所周知的中原王朝與匈奴的關係一為和親、二為戰爭。和親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采取的守勢，可以換來相對的和平時期。戰爭則是在國力增長的條件下采取的攻勢。不過沒有永遠的敵人和朋友,所有的外交關係都不能簡單地一分為二。匈奴作為一個強大的遊牧政權，確實給中原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脅，但是在王朝間戰爭尤其是王朝內亂時，匈奴的軍事力量使得它頻頻成為被拉攏和利用的對象，當然匈奴也樂意趁火打劫，以期能得到好處。另外，在對待降人的問題上，無論是中原王朝還是匈奴都給予對方降人以優待，這樣做從長遠來看，也是利大於弊的懷柔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