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 | “發展中”身份，中國要過的一道坎兒？-徐秀軍、羌建新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句話無人不知曉。然而，隨着中國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隨着中國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國際上出現了對此“質疑”的聲音。特別是近一個時期隨着中美經貿關係緊張，這一質疑的聲浪愈發高漲。中國無法迴避這個問題，必須對其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説明、解釋和澄清。
——《世界知識》雜誌】
質疑中國“發展中”身份，西方國家自相矛盾
**徐秀軍（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員）：**當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非常關注。在對外經濟工作中，中國在這方面正承受來自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壓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上對什麼是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或發展中經濟體（developing economy）並沒有清晰的認識和界定。**很多國際機構在其文件或報告中都使用過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這些機構也都沒有對這個概念給出過清晰的定義。
在進行國家類別劃分時，有一些跟發展中國家地位相聯繫的指標還是比較明確的。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將相關國家和地區居民的預期壽命、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指標通過一定的方法計算出人類發展指數（HDI）。根據這一指數，UNDP劃分出人類發展程度低、人類發展程度中等、人類發展程度高和人類發展程度很高等四個類別的國家和地區，並且前三個類別的國家和地區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又比如説世界銀行將世界上的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根據其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水平劃分為四種類型：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與高收入。在世界銀行的劃分中，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地區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從學理的角度來説，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
第一，從字面含義來理解，發展中國家指的是“正處於發展進程中的國家”。既然處在發展進程當中，那麼這類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就仍有很大發展潛力，尤其是經濟增長能夠長期保持較高速度，而不是徘徊在零增長率左右。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無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還處在中高速發展階段，而且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還將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速度。
第二，從分類學的一般原則來看，人們通常將處在“發達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中間的國家歸入發展中國家類別。在這層意義上，實際上“發展中國家”變成了劃分國家身份地位的一個類別或者説檔次，脱離了原有“發展中”的含義。只要一個國家不是最不發達國家，也不是發達國家，那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第三，在國際法層面，尚沒有任何明確的國際法依據來判定一個國家是不是發展中國家。但發展中國家的判定無疑也有着大體上的客觀性依據。比如説一個很落後的國家突然自我宣佈説自己是發達國家就沒有什麼意義。同理類推，如特朗普説美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種宣稱也得不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羌建新（國際關係學院國際經濟系主任、教授）：**發展經濟學也是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的重要源頭，這個學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於西方，專門致力於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增長與發展問題。之所以要提出發展中國家這樣一個概念，正是基於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來世界各國大分化的客觀存在。在地理大發現之前，各個彼此相對隔絕的文明基本上都處於“馬爾薩斯陷阱”之中，發展呈現相對停滯和靜止的態勢。但是在地理大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發生之後，世界各國出現了人均收入水平、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大分化，逐漸形成了今天的發達世界和發展中世界。
第一次工業革命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早期描述發展中國家發展狀態較常使用的詞彙是“less developed”，即“欠發達”。因為這個詞彙有點“消極”，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其逐漸被換替成了“developing”，即“發展中”，暗示這些國家有通過發展成為發達國家的可能。但直到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體還處在“發展中”狀態，被廣泛接受的發達經濟體大概也只有40多個。
從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數量對比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佔據了世界經濟版圖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分化也是非常大的。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在世界範圍內是不均衡的。事實也是如此，一些發展中國家實現了增長奇蹟，而另一些發展中國家則經歷了“增長災難”。這就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與另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發展態勢。這種分化也構成了發達國家對發展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地位質疑的基礎。
**雷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從發展中國家最原始概念的角度出發，除了經濟學上的源頭外，其還有一種身份認同的含義。
可以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在區域的國家，基本都屬於發展中國家羣體。“發展中”已經構成了一種身份認同，其反映的是廣大發展中“邊緣”國家被歐美國家為主的“中心”國家所排斥的事實。為當下國際經濟秩序奠基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談判就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這套經濟秩序以發達國家為核心，在建立之初基本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中心”國家最早關注發展中國家和發展問題是基於對蘇聯冷戰的目的，其認為“欠發達”會為“共產主義擴張”帶來機會，所以杜魯門時期西方國家才開始討論“世界發展”的問題。發展經濟學也應運而生，其核心觀點是經濟長期增長涉及的是制度問題，而發達國家的制度是“既定的、完善的、健全的”。因此美國描述自己的經濟發展叫“growth”，對於“邊緣”國家則是“developing”。因而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發展中”意味着體制機制的變革，不光是一個人均GDP增長的問題。在體制機制上需要進行大量改變的是發展中國家，這方面上改進餘地小的就是發達國家。當前一些西方國家既對中國的體制機制進行指責，又質疑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這無疑是與發展經濟學邏輯相矛盾的——既然一個國家的體制機制還有可改進的餘地，那麼其無疑就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羣體出現了巨大的分化，其內部的差異還在越拉越大，這也是一輪又一輪的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重新劃分的重要背景。比如説之前的“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表現優異的發展中國家”等，這也顯示出，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分化是不穩定的、始終保持動態的。
中國，一個特殊的發展中國家
**徐秀軍：**在發展中國家羣體中，中國的情況是比較特殊的。不管用什麼測算指標，幾乎都面臨一個同樣的問題：中國的總量比較大，但人均卻比較小。中國有接近14億人口，任何一個大的數字除以14億都會變得很小；但任何一個很小的數字乘以14億又會變得很大。
但在當前以及未來幾年內，無論從中國自身的發展狀況，還是與現有公認的發達國家相比而言，中國仍將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就算中國的人均GNI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或者人均GDP達到部分發達國家水平，在短期內也不會改變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事實。因為GDP只是一個“流量數據”，而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發達國家，最重要的還是看“存量數據”。就好比一個人雖然工資很高，但並不意味着積累的財富就多。在國民財富的積累方面，中國無論是人均還是總量，都還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
**中國的發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平衡、不充分。中國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説北上廣深，現代化程度不亞於甚至還會超過很多發達國家的主要城市，然而中國還存在很多非常落後的農村地區。中國現在還有500多個國家級貧困縣（包括縣級行政單位區、旗、縣級市等），東西部、城鄉發展也非常不均衡。**國際社會可能對中國的大城市，對中國先進、高端產業關注得比較多，但對一些落後的方面瞭解太少。
華為公司是中國高端產業的代表之一 圖片來源：IC photo
當前國外對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的質疑，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不瞭解情況或者是隻瞭解一些情況。近年來，中國勇於承擔國際責任，包括通過“一帶一路”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這也構成了國外對中國誤解加深的背景。很多人只是直觀地認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是不可能將這麼大規模的資金投向國外的，其數額之大甚至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但無疑，其中也有一些聲音是故意曲解，甚至是有意的攻擊，意在剝奪中國的發展中國家權益，因此千方百計地羅織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的“證據”。
西部地區亟待發展也是中國的現實問題 圖片來源：IC photo
**羌建新：**當前國際上有關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的質疑，有必要放到兩重背景下審視。
第一就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40年前中國還是一個貧窮的低收入國家，經過40年的快速增長正逐漸向高收入國家門檻邁進。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及在整個發展中國家中的地位都處於不斷上升的動態演進過程之中。
第二就是中國的巨大體量及其所帶來的巨大溢出效應。大國和小國發展所帶來的國際影響力是非常不同的——即便其發展速度、發展水平大體相同。在世界經濟中，小國一般只能是外部環境影響的被動接受者，大國則對外部環境有着巨大的溢出效應。中國接近14億的人口，使得其在人均收入水平、發展水平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時候就釋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因而就帶來了國際上有關中國究竟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的爭論，其背後實質上是這種標籤所附帶的權利和義務之爭。
無論“發展中”還是“發達”都不過是發展狀態的一個標籤，標籤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後的權利和義務，這涉及國際經濟秩序和全球經濟治理的問題。全球經濟治理本質上就是對全球市場競爭的治理，市場競爭需要規則，而目前這些規則的制定和調整基本上還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發達國家無疑是當前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但也會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一些“救濟”，以幫助其部分對沖不利影響。隨着中國的不斷發展，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變化了的中國與變化了的世界必然會催生外界有關中國所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爭論，這也是有關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爭議的源頭之一。
如果將世界分為發達世界和發展中世界，那麼目前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無疑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在1990年發達世界佔到全球經濟總量的63.4%，而目前其只佔40.8%；與之相對應，在1990年發展中世界只佔到全球經濟總量的36.6%，而目前其已經佔到59.2%。中國是發展中世界裏地位上升得特別快的國家，這也使中國同時面臨了來自兩端的壓力——高端的發達國家和底端的發展中國家都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並對中國所享有的一些權利提出了質疑。
與此同時，中國還是一個大國，而大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目標和小國是有着重大差別的，中國還要爭取軟實力和感召力。因而當前中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權利義務已經到達了需要作出某種程度調整的關口，否則就可能會產生一些政策目標協調上的困難。**中國目前正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一個崇高的目標自然而然地意味着中國應該承擔更多的、與自身能力相適應的責任。**中國也不是説要“搞特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個提法應該會更好一些。承擔責任與國力相契合，量力而行、盡力而為。
**李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有關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的爭論，還涉及中國自身身份定位的問題。這種定位不僅僅是WTO改革中的一個技術性問題，而是牽涉到全套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比如説一個人自我定位為“窮人”，那他就不可能買豪車、住大房子過精緻的生活；而他如果自我定位為“中產階級”，就必然要有車、有學區房、經常參加朋友聚會、外出度假等等，這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
有關中國的身份定位，前幾年在學界有過很多爭論：中國到底是一個東亞大國還是一個世界性大國，亦或一個“超級大國”？無疑，中國已經有了很多世界性大國的特徵，比如，一段時期以來遭到美國打壓的華為公司及其掌握的5G技術已經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目前中美貿易戰已經影響到了全球供應鏈；中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國、能源進口第一大國，還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對全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等等。所有這些都指向了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大國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一舉一動已經能夠產生全球性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也應該加強對自身國際角色的再認識，而新的角色定位涉及到中國對外行為的一整套思維方式的改變。
“發展中”身份，在WTO中具有重要意義
徐秀軍：“發展中”身份在很多國際機制中事實上並沒有特殊的、實質性的意義，比如IMF也有“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這一分類，但是其沒有給這一類別賦予任何特別的權利和義務。因為在IMF中，成員的權利和義務來自其各自承擔的繳納份額及相應的投票權。在世界銀行中，會涉及一些貸款，但中國早就已經從很多優惠貸款項目中“畢業”了，因此也沒有很多利益牽扯。在這些組織中，所謂“發展中國家”只是一個統計類別，具體的國家被放到哪個類別中都沒有太大關係。但WTO會賦予發展中成員一些特殊和差別待遇，因而“發展中”這個身份在WTO中就具有了重要意義。
2019年3月1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首都華盛頓會見來訪的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在兩人當天發佈的聯合聲明中，博索納羅表示巴西將放棄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特殊和差別待遇 圖片來源：IC photo
**不過WTO從來沒有對“發展中成員”進行過嚴格的定義，其“發展中成員”的身份主要採取自我宣示的方式。按照WTO協議，一個成員只要宣稱自己是發展中成員，就可以享受發展中成員的相應權益。**因而在WTO中，很多通常人們所認為的發達國家實質上是發展中成員，比如説韓國、新加坡、以色列，它們在WTO中仍可以享受很多發展中成員的權益。從這裏可以看到，WTO框架內發展中成員的權益與國際社會上對“發展中身份”的評估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離的。最近，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宣稱巴西放棄了WTO發展中成員權益，但這並不意味着巴西就成為了一個發達國家。
**李巍：**正是因為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當前，中國對全球治理也負有特殊的責任，在涉及WTO改革的全球經貿治理領域也是如此。無論是出於全球持久繁榮與增長，還是出於中國自身最長遠的利益，確保WTO的繼續存在和有效運行都是當前中國經濟外交必須要優先考慮的議題之一。**必須要讓各個國家在WTO平台上找到都能接受的共同利益。如果WTO真的分裂了、崩潰了，無疑會對世界經濟的長久發展和中國本國的國家利益都產生不利影響。**現在美國搞單邊主義，並指責中國是WTO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巴不得讓WTO“黃了”。
我認為，涉及WTO有關發展中成員地位問題的爭論，不應該把關注點放在成員“身份”本身，而是應該放到WTO框架下的關税減讓以及與這個問題相關的特殊和差別待遇之上。因為就發展中成員身份本身進行討論容易意識形態化，而忽視了這個問題的專業背景，這個問題實質上應該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在WTO框架下，中國還要不要保留特殊和差別待遇，還應在多大程度上繼續維護對自身有利的特殊和差別待遇。這個問題一定要放在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大環境背景之下考慮。如果單從“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當然是中國享受的特殊待遇越多越好，但問題的關鍵是目前的國際經濟大環境還能不能接受中國的這種要求。
當前的一大問題是WTO框架下的國際經貿秩序可能走向崩潰。中國是WTO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美國則認為自己是WTO“最大的受損者”，覺得WTO“無法規鎖”中國，而美國在這個機制裏承擔的義務“過重”。因而如果WTO不進行改革的話，特朗普無疑會將這個機制搞垮，中國也將成為最大受損者之一。我認為，中國寧可承擔一定成本，也必須保住WTO機制。而如果中國還要求堅持保有原來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問題就更難解決了。如果WTO徹底崩潰，中國的資本和商品無異於在全球市場上“裸奔”，得不到任何法律保護，這不是中國的利益之所在。
當前中美貿易戰進行得如火如荼，美國對中國提出了很多要求。我認為，中國可以在WTO的多邊機制下做出一些妥協。在WTO內部妥協，有助於中國爭取歐盟和日本等其他成員。現在中國經濟外交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要謹防美歐日三家聯合。實質上，在中美貿易戰中，歐日這兩方對美國是有很多不滿的，但其對中國在WTO中現有的地位和待遇也是有意見的。如果中國不積極推動WTO有關改革，那麼就可能疏離與這兩方的關係。
**自2017年開始，美日歐三方每隔幾個月就要搞一次三邊經貿部長對話，而且每一次都會發表事實上針對中國的聯合聲明。中國必須警惕美日歐三家最終走到一塊來對付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對外開放最大的目標就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市場、資本是中國必須要爭取的。美日歐三家要是真的去搞“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的話，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將會急劇惡化。在美日歐都就中國在WTO框架內的特殊和差別待遇提出質疑和要求的時候，中國有必要做出部分妥協，尤其是要尋求與歐日達成一定程度上一致的立場。
2018年3月10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左），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中）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右）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談 圖片來源：IC photo
現在特朗普對其盟友都發動了貿易戰，這無疑是中國的一大機遇。因為如果按照美國建制派的規劃，美國主導建立了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統一戰線”，那對中國無疑是更加不利的。現在特朗普不但四面開戰，還使用了很多違背國際準則的手段，導致美國的道義力量受到了重大損失。因而我認為，現在中國應該把“主要火力”轉移到美國這邊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有關中國的策略，我提出幾條建議：
第一，我認為中國原來在WTO框架內享受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已經難以為繼了。有關中國內部發展還不平衡的説法是很難説服部分西方人的，因為他們會説本國也有很多貧困的地方和人口。但在具體操作方面，應該分行業、分領域區別對待。比如説一些傳統製造業——如中國的紡織工業，就不怎麼擔心外部競爭，現在只希望別的國家也能對中國降為零關税。因此，在製造業領域內，中國恐怕要在WTO框架內更多地進行關税減讓。但在農業上還是需要多保護一些，因為中國的農民收入還有很大提高空間，應該對農業部門進行保護，給予一些特殊待遇。金融行業也要予以保護，不能全部放開。
第二，我認為中國應該支持對國家進行重新分類，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劃出更多類別。我認為至少應該劃出四個類別：老牌發達國家、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類似南非、泰國、墨西哥、印尼這樣的國家可以劃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則應該劃到更接近發達國家的新興國家裏面去，承擔比普通發展中國家更多的義務。而對於最不發達國家，則不必要求其承擔很多的義務。
第三，我認為WTO的決策機制也應該進行相應的改革，這個必須與有關差別和特殊待遇的改革相掛鈎。當前WTO的決策機制是一個成員一票，貌似公平，但實質上並非如此。一個只有幾百萬人口的成員和一個有上億人口的成員享有同等的投票權，這不能説是完全公平。那些在WTO內部承擔了更多義務的成員，有資格要求在決策方面享有更大的權利。現在WTO的決策機制導致其效率低下，致使多哈回合談判從2001年開始進行到現在也沒結果。應該在WTO內部創建某種類似聯合國安理會的機制，比如可以把G20機制與WTO機制相結合，讓G20發揮類似經濟理事會的作用。
**雷達：**涉及WTO等全球性經濟機制的改革，必須要認識到儘管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雖然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但現在在全球經濟機制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發達國家。隨着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其也很自然地參加進了全球經濟治理的進程之中，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要求，發達國家方面也有這種需求。例如G20，緣起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發達國家認為已經涉及發展中國家了，所以邀請發展中國家一起來反危機。但發達國家説發展中國家加入進來就要改變其身份，這是沒道理的，不能説發展中國家參與進全球治理就得把自己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改變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增長了，與全球價值鏈融合加深，那麼自然而然地就要在全球事務層面擁有相應的責任、權利和義務。
我想要強調的一點是，對於當下世界經濟格局的種種變化，我們沒有必要擔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經濟發展最大的成就就是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裏面來。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時候也是發展中國家發展速度最快的時候，發達國家的經濟也隨之增長。**美國一些政客試圖把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從世界經濟體系中“排除”出去，這是一種重大的倒退。而且如果發達國家不改變其“中心—邊緣”結構，只要其體制存在就總會存在“邊緣”國家，總會有矛盾出現，如果“排除”到最後只剩下美日歐三方，無疑將是難以為繼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從1945年到1960年間基本沒能起到促進世界貿易發展的作用，因為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在失去了殖民地後，又沒能將大量的發展中國家拉進其經濟體系內，只靠自己仍很難實現發展。
回到WTO改革，我與李巍老師看法有所不同。我認為，中國主動放棄一些權益和差別待遇並不一定能推進WTO改革，不一定就能爭取到歐盟和日本方面的善意回應。發達成員的很多説法是矛盾的，有雙重標準的嫌疑——他們一邊説中國應該是發達成員並要求中國放棄發展中成員的相關權益，同時又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當前國際經濟領域的很多勢頭，包括中美貿易戰，都是逆經濟邏輯的，是會給全球經濟發展造成很大損害的。當前的貿易戰如果全面推開，其造成的損害很可能會不亞於一場新的“世界大戰”。面對發達國家提出的一些要求，中國也不應該無限制地妥協退讓，應該做好抗住一定損傷的準備。
中國堅守的，是永遠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道義內涵
**徐秀軍：**發展中國家身份這個議題如今變得這麼“熱”，其背後反映的是各個國家對於權利與義務在全球治理、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等一系列領域當中重新分配的關注。對中國來説，這不光是一個壓力源，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而且這不僅僅是中國的機遇，也是全球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機遇。**發達國家目前針對的是中國，但其針對的也是整個發展中國家羣體，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義務。**這背後反映出來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比重上升的事實。權利與義務是相對的，承擔一定的義務就應該享有相應的權利，因而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義務的呼聲，也會是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權利的好機會。
如果中國在WTO或者其他的國際組織中能夠擁有更大的發言權，享有更大的權利，那多承擔一些義務也是合理的。在中國調整其在國際經濟機制中的權利與義務時候，必須要重視兩個方面的平衡：第**一就是和自身實力的平衡，有什麼樣的實力就盡什麼樣的義務；第二個就是與自身權利的平衡，享有多大的權利就盡多大的義務。**只要把握好這兩個平衡，那麼未來國際社會有關中國承擔更多國際義務的呼聲就應該是喜聞樂見的，因為這也表明中國實力的增強和所享受權利的擴大。
有關國家身份的問題，當然應該從動態發展的視角去審視。當前的國際力量格局正朝着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方向變化，既然發展中國家的實力增加了，那麼在承擔國家義務方面向發展中國家做出一定傾斜也是可以的，但必須賦予發展中國家相應的發言權。中國無疑不滿足於“發展中”這個詞彙所包含的客觀發展狀況，建設發達的現代化國家無疑是所有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中國堅守的不是發展中國家身份本身，而是永遠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道義內涵。中國未來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作為一個講道義、負責任的大國，中國都仍將是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維護者，這是一個必須堅守的道義高地。
回到當前，中國無疑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這並不妨礙、也不應該妨礙中國在全球治理、在國際經濟機制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當前的中國已經是全球治理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與者，尤其是在全球發展治理領域。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發展經驗，尤其是在減貧方面的貢獻得到世界廣泛認可，為全球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益借鑑。當前，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最大的特點就是發展導向，而不是説有什麼地緣政治或者戰略層次的考慮，主要就是致力於促進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發展領域也恰恰是中國的優勢所在。這裏就可以發現，中國發展中大國的身份，有利於中國參與全球發展治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無疑還可以在其他領域為全球治理做出突出貢獻，但這並不與其發展中國家身份相矛盾。不能説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就説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了，這個邏輯是説不通的。
2019年4月26日上午，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開幕式將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 圖片來源：IC photo
**雷達：****討論發展中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身份，有必要跟“是否接近世界舞台中央，是否參與全球治理，是否參與現行制度的改革”區分開來。不是説當初的“邊緣”國家就不能向世界舞台中央靠攏，不是説發展中國家就不能參加全球治理，這兩組概念必須嚴加區分。**中國現在無疑已經是一個有世界性影響力的大國了。中國是世界上擁有中產階級人數最多的國家，這就構成了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因為中產階級的規模有助於社會的穩定，中國龐大的中產階級規模增加了全球的穩定性，“中國穩、世界穩”。
一定要對美國人創造的一些詞彙有所甄別。比如説美國人曾經發明“金磚四國”這個概念，但除了當時這四個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經濟增長率都很快之外，其實質上共同特點很少。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這四個國家就迅速分化了。再比如説現在“新興經濟體”這個概念也不怎麼用了。現在美國人又在針對中國不斷地創造新詞彙，比如説一些諮詢報告中就不再説“南南合作”了，而是説“中南合作”，把中國單獨挑出來劃分一類。
**李巍：**中國始終要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但在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同時，中國也必須思考某些發展中國家要求的合理性問題。**中國的最佳角色應該是扮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粘合劑，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推進全球各國攜手共進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國如果過於強調自身的發展中國家立場，無形之中會把自己放到發達國家的對立面。事實上，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在很多方面擁有和部分發達國家相近的立場和利益。
在很多人均指標上，中國無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在國際經濟結構中，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實質上已經展現出了很多發達國家的特徵。比如現在中國正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沒有幾個經濟體有這樣的能力，實際上，很可能只有美國、歐盟、中國三方能建立獨立的支付與結算體系。中國在能源消費、資源消費方面也顯示出發達國家的特徵。在國際資本市場，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了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之一。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大目的之一就是促進貿易融通，促進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互進一步開放市場，當然中國也希望有關發展中國家能夠保護中國的投資利益。有關國家不能説政權變更之後以前與中國達成的協議就不算數了，也不能隨意地鼓吹民粹主義影響到中國投資的安全。中國需要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和技術，也需要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還需要有關發展中國家堅持法治來保護中國的投資安全和貿易利益。是發展中國家、但在一些方面又顯示出發達國家特徵的中國，也最應該去維持世界的統一，努力不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裂。
必須要認識到的是，很多時候發展中國家對於自己追求的目標也並不是非常清晰。例如過去十多年WTO多哈回合談判始終難以推進，就與廣大發展中成員難以達成共識有關係。WTO框架下全球經濟一體化難以推進的後果，就是各種巨型的自由貿易區的興起，比如説《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PTPP）和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議（EPA）。WTO談判談不攏，其實傷害到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在這個方面，中國有必要同時對發展中成員和發達成員做工作。在涉及經濟領域問題的時候，就要講經濟的邏輯——政治上是“數人頭”的，而經濟上則是“數塊頭”。比如G20國家的經濟總量高達全球經濟總量的85%，只要抓住了G20國家，就能為WTO改革提供巨大助力。
本文刊登於《世界知識》2019年第12期，觀察者網獲得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