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裏德·扎卡里亞：誰使美國全球霸權受到侵蝕？是中國嗎？
【文/法裏德·扎卡里亞】美利堅的全球霸權已經崩塌，具體時間就在過去兩年裏的某一刻。美利堅合眾國曾經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那是短暫的、令人陶醉的30年。
在這段歷史裏發生了兩個標誌性的事件，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崩塌：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美利堅超級大國時代便是從那一刻開始的；2003年伊拉克的分崩離析，美利堅超級大國時代從那一刻開始逐漸走向終結。
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失去自己的卓越地位是外部因素導致的嗎？還是説這一結果是華盛頓自己的不良心態和糟糕政策造成的呢？這是一個可供歷史學家們在未來詳細討論的話題。然而此時此刻，我想我們應該可以對這一現象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法裏德·扎卡里亞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2019年7-8月號刊發評論文章：《美利堅力量的自我毀滅》
正如許多事物的消亡一樣，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消亡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於一個已經累積瞭如此龐大實力的國家來説，在國際體系中一定存在着與其相對立的某種深刻的結構性力量。
很多人也許已經注意到，第一次坐上超級大國寶座的美國對於手中的霸權並沒有形成正確的認識，華盛頓濫用了自己的力量。在這一過程中，它不但失去了盟友，而且還鼓舞了敵人的士氣。
如今美國進入了特朗普時代，這個國家似乎已經對那些使自己在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裏令全世界景仰的理想和目標失去了興趣，或者也可以説，失去了信仰。
新星的誕生
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獲得了世界霸權，美國成為了自羅馬帝國時代以來人類從未經驗過的一支全球性力量。一些文章喜歡將“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的起始點設定在1945年，《時代》週刊共同創辦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1941年第一次使用了這一表述。
不過，二戰後時代與冷戰後時代，兩者之間還是存在着巨大差異的。1945年以後，在世界上的大片地區，英國和法國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帝國遺產，這兩個國家仍然在很多地區發揮着巨大的影響力。二戰後不久，蘇聯便以美國的超級對手的身份登上了歷史舞台，這個國家開始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與美國爭奪影響力。
還記得人們對“三個世界”的劃分嗎？美國和西歐是第一世界，共產主義國家是第二世界，其他國家則被劃入第三世界，那些國家都面臨着在美蘇之間站隊的選擇。從波蘭到中國，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當時並沒有感受到自己生活在“美國世紀”。
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然而美國的這種優勢地位在當時並未被人們清晰地感知到。2002年，我曾在《紐約客》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大多數國際體系的參與者並沒有及時注意到美國已經在冷戰後取得世界主導地位的現實。
1990年，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認為，世界正在分裂為被美元、日元和德國馬克統治的三個陣營；基辛格在其1994年出版的名著《大外交》（Diplomacy）一書中則預測多極化時代即將到來。
當然，在美國國內你也很難感受到很明顯的樂觀情緒。1992年，正在舉行總統大選的美國給人留下了一種虛弱和疲憊的印象。“冷戰結束了，日本和德國才是最終的勝利者”，當時民主黨頗有希望獲勝的候選人保羅·桑格斯（Paul Tsongas）曾到處宣揚這樣的觀點。而美國的亞太事務專家們早在那時便已經開始提出“太平洋世紀”（the Pacific century）的概念了。
不過，例外也是有的。頗具保守色彩的評論家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1990年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一篇很有前瞻性的文章《單極時刻》（The Unipolar Moment）。正如此文標題所揭示的，文章作者對情況的樂觀判斷還是被“時刻”這個概念侷限住了。“單極時刻將是短暫的”，查爾斯·克勞薩默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正在崛起的“地區性超級大國”將很快在美國設定的框架之外尋求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
一些決策者很願意送走“單極時刻”，他們相信那是很快就會發生的現實。1991年，巴爾幹半島陷入了戰火。時任歐盟理事會主席雅克·普斯（Jacques Poos）宣稱：“歐洲有所作為的時刻到了……如果歐洲人只能解決一個問題，那麼它一定是南斯拉夫問題。南斯拉夫是一個歐洲國家，那裏的問題不應該由美國人來插手”。然而事實證明，只有美國具備進行有效干預併成功處理危機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
另一個類似的事件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當時經濟危機使東亞經濟完全失控，只有美國展現出了穩定全球金融體系的能力。美國為受到衝擊最嚴重的亞洲國家籌集了1200億美元國際緊急財政援助資金，並讓那些國家平安度過了危機。《時代》週刊把美國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財政部副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作為封面人物放在一起併為文章冠以《拯救世界三人組》的標題。
走上下坡路
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這一趨勢當時並沒有引發太多人的關注；90年代末，那些有潛力削弱美國地位的力量也逐漸崛起，而那時人們已經開始把美國視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和“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
在那些有潛力削弱美國地位的國家中，如今人們首先會想到的便是中國。在今天看來，我們很容易得出“北京是華盛頓唯一真正意義上的對手”的結論，然而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歷史的輪廓並沒有今天這樣清晰。中國的快速發展早在8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不過這個國家的起點非常低。人們當時認為一個貧窮國家的快速增長是很難持久的，而且人們從中國80年代的歷史中得出結論：將列寧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的社會是十分脆弱的。
然而中國的崛起勢頭一直持續到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有能力和意圖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國家。至於俄羅斯，這個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初還十分虛弱、沉寂，如今它已經變身為一股復仇的力量、一個頗具智慧和實力的攪局者。
在美國構建的國際體系之外已經出現了兩個強大的全球性玩家，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説，這個世界已經進入了後美國時代。今天的美國仍然是這個星球上最具實力的國家，然而這個星球上存在着很多全球性和地區性強國，他們有能力與美國對立而且也的確十分頻繁地表現出與美國對立的態度。
在美國霸權衰落的過程中，911事件以及伊斯蘭恐怖主義勢力的崛起不僅使美國本土受到了攻擊，它們實際上扮演了雙重角色。最初，911恐怖襲擊事件似乎使華盛頓深受震動並促使其動員起手中大批力量。2001年，GDP規模比排在後面5個國家之和還要大的美國決定增加500億美元國防開支，僅這個增加的數目就已經比英國全年的國防預算還要多了。當華盛頓決定對阿富汗進行干預的時候，甚至俄羅斯也表達了支持。而兩年之後，雖然面臨不少反對聲音，可美國仍然能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組織起一個強大的國際聯盟。
在本世紀最初的幾年裏，美國以自身意志行事的心態發展到了頂點——雖然其他國家並不願表達支持甚至有些國家十分反對，可美國還是執意要讓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個數千英里之外與己無關的國家改天換地。
對美國來説，伊拉克戰爭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雖然其他國家都對入侵伊拉克顧慮重重，但美國還是發動了這場並不十分必要的戰爭。美國曾試圖獲得聯合國的授權，然而當發現這幾乎沒有可能時，美國乾脆繞開了聯合國。
當時的美國領導人完全忽視了“鮑威爾原則”（1993年，時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在《外交》雜誌上發表《美國軍隊——今後的挑戰》一文，列舉了美國決策者在發動戰爭之前應該對自己提出的幾個問題：關鍵的國家安全利益是否已經受到威脅？美國是否具有明確而現實的戰爭目標？美國是否充分並坦率地分析了戰爭的風險和代價？是否其他所有非暴力手段都宣告無效？美國政府是否獲得了美國人民的支持？美國的戰爭行為是否能獲得廣泛的國際支持？上述內容後來被稱為“鮑威爾原則”——觀察者網注）的存在，他們並沒有在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問自己如果不發動這場戰爭美國的核心利益是否會受到損害，他們更不具備贏得戰爭的完全把握。
小布什政府認為，對伊拉克實施佔領並不需要太多軍隊，伊拉克並不是一塊太難啃的骨頭。而根據當時的説法，伊拉克自會承擔美軍行動的一切成本。當美軍進入巴格達後，華盛頓決定徹底摧毀伊拉克政府，伊拉克軍隊遭解散，政府官員遭清洗，伊拉克社會很快就陷入了混亂，武裝暴動的引信被點燃了。對美國來説，也許上述任何一個錯誤所帶來的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然而當所有這一切一起發生的時候，代價高昂的伊拉克戰爭便註定會以失敗收場。
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華盛頓深受一些重大決策的負面影響的困擾，那些決策都是陷入恐懼的華盛頓在非常倉促的情況下做出的。美國覺得自己到了生死關頭。入侵伊拉克、在國土安全領域投入數目無法公開的巨資、對犯人嚴刑拷打……美國政府認為，為了實現保障國家安全的目的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看來，美國所經歷的恐怖主義在很多國家那裏不過是持續多年的常態，而美國卻像一頭受傷的獅子，不斷破壞國際規則和自己的國際聯盟體系。在小布什政府的最初兩年裏，這位總統比此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破壞的國際協議都要多（小布什的這個記錄毫無疑問已經被今天的唐納德·特朗普打破了）。在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在國外的所作所為在道德層面和政治層面破壞了美國的公信力，諸如加拿大和法國這樣的長期盟友在一些基本原則、道德標準和對外政策方面都與美國發生了分歧。
美國的目標
使美國全球霸權受到侵蝕的到底是什麼？是新出現的挑戰者還是帝國力量的過度使用？就像任何宏大而複雜的歷史現象一樣，單一原因無法提供全面的解釋。
中國崛起是國際體系中的一種結構性變化，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無論其外交藝術多麼嫺熟完美）都無法做到自己手中的霸權能絲毫不受其侵蝕。
至於俄羅斯作為大國的再度歸來，那是一個更加複雜的故事。如今人們大多已經忘記了，在90年代初，當時莫斯科的領導人是很希望自己的國家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的，是很希望俄羅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國家的，甚至是很希望自己能成為西方某種意義上的盟友的。在前蘇聯存在的最後幾年裏，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這位外交部長還對美國在1990年發動的海灣戰爭表達了支持。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聯邦的首位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Andrei Kozyrev）甚至是一個更加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和西方人權理念的支持者。
誰應該為我們失去俄羅斯負責？就這個話題我完全可以單獨再寫一篇文章。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雖然華盛頓對莫斯科表達了一些尊重、給了它某種身份（比如將G7擴大為G8），但華盛頓從未認真看待俄羅斯的安全關切。美國瘋狂地推進北約東擴，把像波蘭這樣在歷史上深受俄羅斯威脅、嚴重缺乏安全感的國家納入北約的確有些道理，然而北約東擴的推進的確是欠缺考慮的，美國並沒有認真對待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如今甚至馬其頓也已經加入了北約。
今天，俄羅斯總統普京對西方的強勢態度似乎讓我們覺得針對俄羅斯採取任何措施都算不得太過分。不過，我們應該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力量促成了推行強勢對外政策的普京的崛起？毫無疑問，這股力量大多來自俄羅斯國內。不過當我們把美國對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納入考慮，這股力量顯然是帶有一定的復仇主義色彩的。
美國在“單極時刻”所犯下的最為嚴重的錯誤（無論在對俄政策方面還是在更加廣泛的對外事務上），就是美國突然對外面的世界不再感興趣了。蘇聯解體之後，很多美國人都覺得該收收心在家裏好好過日子了，而且他們真地這樣做了。
冷戰時期，美國曾對中美洲、東南亞、台灣海峽甚至安哥拉和納米比亞的事務十分關注。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美國已經對全世界失去了興趣。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國際新聞內容從1988年的1013分鐘下降到了1996年的327分鐘。
在小布什時期，無論在白宮還是國會，人們對與俄羅斯加強接觸或對其加以改造的話題都缺乏胃口，他們對推出新版“馬歇爾計劃”也毫無興趣。即便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國外發生經濟危機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也只能倉促應對，他們知道國會不會為了救援墨西哥、泰國或印尼批准任何撥款。不過他們還是對那些陷入危機的國家提供了建議，他們在那些建議裏絲毫沒有提到美國會如何撥款援助，他們只是從遠處向那些國家送上了祝福，其表現完全不像一個有擔當的超級大國的樣子。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重塑這個世界。到了上世紀90年代，美國距離這個目標的實現比此前任何時期都要接近。當時全球各國都在向美國模式靠攏。在世界秩序的演化歷史上，海灣戰爭的爆發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這場範圍有限的戰爭獲得了諸多大國的支持，在國際法層面也無可指摘，而且這場戰爭還為各國確立了一套行為規範。可是在所有這些積極因素匯聚在一起時，美國卻突然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在90年代的確還有意重塑這個世界，但他們希望能以較低的成本、簡化的手段進行操作。他們實際上已經沒有政治資本或政治資源對這個世界進行真正意義上的重塑了。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華盛頓在對其他國家提供建議時給出的總是萬年不變的同一套方案——休克療法和快速民主化。那些見效緩慢、過程複雜的方案對美國來説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西方自身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卻的確是緩慢而複雜的。
在911事件發生前，每當遭遇挑戰時，美國大多數時候採取的都是經濟制裁或空中精確打擊等遠距離攻擊的戰術。政治學者埃略特·科恩（Eliot Cohen）認為上述兩種手段與現代人追逐愛情的方式之間有某種相似之處：在使自己獲得愉悦的同時，卻不願做出任何承諾。
美國在重塑世界時缺乏承擔壓力和付出代價的意願，但這並不影響美國政府對自身政策的官方表述。我曾在1998年的一期《紐約時報》雜誌中指出，美國的對外政策“在表述時決意重塑世界，但在實際行動上，卻是希望與現實和解”。結果，美國就變成了一個虛偽的霸權。美國對外政策的這種虛偽性一直延續至今。
最後一擊
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遭到進一步掏空。特朗普與美國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有些相似，傑克遜總統就對美國以外的世界缺乏興趣，而且他覺得似乎全世界都在算計美國。特朗普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貿易保護主義者，甚至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執意要一切“以美國為優先”。然而事實上，正是特朗普在放棄美國已經佔領的陣地。
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下，美國從TPP談判中抽身離去，美國不再認為與亞洲建立密切關係有什麼必要；對於已經有70年曆史的美歐關係，特朗普政府也不再重視；至於拉丁美洲，它在特朗普眼中要麼意味着非法移民問題，要麼意味着佛羅里達州的選票；在中東事務方面，特朗普已經把決策工作轉包給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甚至加拿大人也已經開始疏遠美國，一位美國總統能做到這一點也是很不容易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最大特點就是讓美國在一切領域缺席。當然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説自戀的特朗普就曾希望藉助實現美朝和解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當英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的確存在一些結構性因素導致其霸權遭到侵蝕，德國、美國和蘇聯都是在那時崛起的。然而大英帝國時代的落幕也與其傲慢自大的心態和國力的過度使用有關。1900年，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之下。當時一些主要的英殖民地僅提出了“自治領地位”或“地方自治權”的要求。如果英國當時能滿足各殖民地的要求給予它們相應的地位，也許英國的帝國時代還能再延續幾十年。然而英國並沒有那樣做，它過於看重自己狹隘、自私的利益，大英帝國在宏觀層面上更大的利益卻被忽視了。
美國的情況與英國有些相似。如果美國能在追求更高層面的利益和理想時保持政策的連續性，那麼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就還能維持數十年之久（也許影響力的表現形式會與過去有所不同）。一個自由主義霸權的生存法則是非常簡單的：多一些自由主義，少一些霸權主義。然而實際情況顯然並非如此，美國經常過於追求自身狹隘的利益，這使得盟友們開始疏遠美國，而且敵人們的情緒還受到了鼓舞。
與英國的情況不同，今天的美國還沒有破產，美國也不存在帝國過度擴張的問題。美國仍然是這個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美國所擁有的影響力仍然是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然而與過去30年相比，美國已經無法繼續按照自己的意願定義並主導國際體系。
不過美國還有自己的理念。一直以來，美國是一個很獨特的霸權，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提出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理想，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為此進行了具體的構思。美國通過構建全新的世界秩序拓展了自己的影響力。1945年，美國人心中的世界秩序（一些人稱之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建設工程已經完成過半，然而很快前蘇聯就開始構建自己的世界。自由世界最終還是捱過了冷戰，1991年之後，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接受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裏，該秩序背後所藴含的理念為人類創造了一個穩定而繁榮的世界。
如今的問題在於，隨着美國地位的衰落，它所構建的國際體系（包括相應的各種規則、規範和價值觀）是否還能繼續維持下去呢？美國會見證自己的理念與自己的霸權一同走向終結嗎？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9年7-8月號美國《外交事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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